“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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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今天演讲的目的——并非讲述完整的故事、介绍无懈可击的思想体系,而是谈论我自己感兴趣的若干课题,希望有人接着做。
先说两句闲话,权当开场白。
阅读、理解、阐释“现代中国”,不要说文化传统迥异的他者,即便生于斯长于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典籍丰富,内部结构复杂,使得你很难“一言以蔽之”。
原北大副校长、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半开玩笑说:
如果在国外有人问你,你们中国有没有这种语言现象,你尽管说“有”;
回来仔细找,肯定找得到。
相反,回答“无”则是很危险的,因为哪个犄角旮旯都可能冒出一些你预想不到的东西来。
一句话,中国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你我的想象,作为研究者,必须随时准备接受新的挑战。
面对如此纷纭复杂的“现代中国”,该如何解读?
传统的人文学者,偏重于文字及书籍。
而实际上,“声音”和“图像”在传播知识、表达情感、影响人们的思维及审美方面,起很大作用。
当下的中国人,每天接受的信息——我说的是信息,不是知识——百分之七十来自图像及声音。
在学校里,“阅读”依旧是主课;
可走出校门,书本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对于擅长与《诗经》、《楚辞》、《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对话的中文系师生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当然,这里有时代的差异,但眼光及趣味是相通的——即便讨论“古典中国”,我们也无法完全回避图像与声音。
至于“都市”与“大学”,二者更是密不可分。
念中文系的人都知道,都市生活和文学生产、文学潮流、文学教育等息息相关。
倘若将“大学”、“都市”、“图像”、“声音”视为四个关键词,交叉配对,必定产生很多有趣的话题,比如:
不同媒介如何表现都市生活、大学课堂怎样被学生追怀、晚清画报中的北京与上海、文学史上的都市记忆等。
以下就借助这四个关键词——也可以说是研究思路,依次展开有关“现代中国”的想象。
第一个关键词:
“大学”。
前年春天,北大出版社刊行“陈平原大学三书”。
无论是《老北大的故事》(增订本)、《大学何为》,还是《大学有精神》,都不是空论“大学精神”或“大学理念”,而是追踪晚清以降的“大学史”。
这三本书,收录了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所撰有关大学的文章。
在我看来,“大学”乃20世纪中国知识生产及传播的关键一环,值得认真辨析。
最近这些年,中国政府让重点大学的校长们轮流到耶鲁大学接受培训,听美国人讲大学理念及管理经验。
让校长们开阔眼界,这很好。
可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让校长们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从古代中国的书院,到晚清以降的大学,都有值得你我认真品鉴的功过得失。
我之所以从“文学史”跳到“大学史”,除了求知的愿望,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
那就是让中国的大学生、教授、校长乃至官员,理解中国的大学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让21世纪的中国不再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在座的大都是大学生或研究生,谈这些,可能觉得有些遥远。
其实不然。
大学由三种人组成——学生、教授及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三者的学识、阅历及立场有很大差异,但共同构成了大学的整体形象。
其中最愿意倾听历史的足音、体认大学的传统的,是大学生。
因此,所谓“读大学”,除了接受专业训练,更重要的是在校园里得到精神的熏陶。
最近几年,我在好几所大学讲《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效果极佳。
其中提到:
“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联大有精神:
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
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明天下午,我将在“开封: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提及河南大学抗战期间的几次迁徙。
从嵩县潭头到淅川荆紫关,再到宝鸡石羊庙,最后胜利回归开封古城。
河大的这段经历,当事人刻骨铭心,后来者也必须认真体会。
我谈“大学史”,不同于为本校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主要目标是叩问何为大学、大学的功能及定位、今日中国的“大学之道”是否平坦、有无进一步提升的可能等等。
当然,思考大学的命运,也与我从事现代中国文学史及学术史研究密切相关。
我最早关注大学史,是在1994年初春,那时,我在东京大学访学。
学现代文学的大都受鲁迅影响,习惯用一种冷静、审视的甚至有点挑剔的目光来面对这个世界。
刚好买到一本《东京大学百年》图册,马上想起一个严峻的话题——太平洋战争期间,东京大学把很多学生送上了前线,这段历史该如何书写?
这么追问,不是故意揭人家的伤疤,而是为了反省北大百年的光荣与梦想、失落与彷徨。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同是校庆纪念刊,凡在校生编的,都以批判为主;
凡校友编的,全是怀念文字。
这点,国内外大学都一样——听校友说,都是一枝花;
听在校生说,则一塌糊涂。
二者都有其合理性,作为研究者,你需要“兼听则明”;
而且,还得有超越校史的大视野。
十几年前,我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写《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深知北大校园里广泛流传的那些动人故事,大都是半真半假。
一代代北大学生,凭借讲述、增删、修订“北大故事”,来凸现自己认可的“北大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校长会换人,教授将退休,唯有“故事”,生命力最为强盛,还会一代一代往下传,且不断地生根、开花、结果。
大学里,流传广泛的故事大都属于文科教授,为什么?
我猜想,第一,中文系的学生会写文章;
第二,文科教授的学问比较容易被大众了解;
第三,一旦选择“故事”而不是“数字”,特立独行者的人格魅力会成为关注重心。
“故事多”与“贡献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过,对于老大学来说,盛产“有精神的故事”,这也是一种光荣。
基于文学教授的敏感,抓住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做文章,此乃我从事大学研究的最大特点。
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群组成的知识共同体。
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
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同时,回避了官修正史需要平衡各方利益的缺憾。
这么谈大学,与“教育学”的主流不合,只能说是“别有幽怀”。
好处是打散了原本僵硬的结构,但怎样合理重组,需要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细致的史事考辨。
这方面,我做得不够。
我之谈论“中国大学”,兼及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不全是书斋里的功夫。
香港三联书店刊行我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2009),总编辑一边看稿,一边感叹。
书出版后,干脆送给香港各大学校长每人一册。
因为两岸四地的中国大学,目前的境遇很相似,面临大致相同的机遇与陷阱。
我书中的现实感怀,容易引起教授及校长们的关切。
两次应邀到中央党校给大学校长班讲课,听众大都欣赏我的立场及思路;
在大学里演讲,更是很容易收获掌声。
关注当下的中国教育,使得我的文章颇获好评;
但另一方面,此举也影响了我著述的深度与广度。
历史与现实、论文与评述、批判与建设,到底该如何协调,对我来说,还是个未决的难题。
单篇文章感觉不到,一旦结集出版,这毛病就暴露无遗。
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及文化传播的重镇,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
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挂帅的时代,这个问题很严重。
比如,谈论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大学,不能局限在教育领域,非在政治史的大背景下剖析不可。
正是在这一点上,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都不尽如人意。
各大学人事档案不公开,导致学者们讨论1950-1970年代这二十年间教育界的是非曲直时,深受限制。
说好话容易,深入探究,尤其是触及伤疤则很难。
当下中国的“大学史”,大都停留在为本校、本院系争荣誉的阶段,缺乏真正的史学价值。
依我浅见,21世纪人文学各学科,将从“教育的突破”那里获得很大收益。
除了“教育学”兼及理论与实践,涉及面甚广,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因其目前水平不高,容易取得突破。
在与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以及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对接中,教育学有可能突飞猛进,成为下一个“显学”。
而对文学史家来说,这也是个很好的机遇。
诸位若有兴趣翻阅《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或看看我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长文《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2009年第6期、2010年第1期),当能明白这一点。
既然在中文系念书或教书,你就有必要了解古往今来的“文学教育”,理解“文学史”这门课程是怎样建立、老师们讲述的各种知识体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其中的利弊得失,论文发表值得你我深思。
第二个关键词:
“都市”。
我之关注都市文化研究,目前处在“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阶段。
虽在北大出版社主编“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但自家著作只有三联书店刊行的论文及随笔合集《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2008),远未达到原先设定的工作目标。
不过,对此课题,我有兴趣,也有信心。
我曾经说过,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
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
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
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
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
我关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城市,但主要兴趣及着力点明显倾向于最后一种。
有城而无人,那是不可想象的;
有了城与人,就会有说不完的故事。
人文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去讲述、辨析、阐释。
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谈论“文学的都市”,乃是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口头传说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三百年、八百年乃至千年古都风韵的设想。
不仅如此,关注无数文人雅士用文字垒起来的都市风情,在我,还想借此重构中国文学史的图景。
当我们的着眼点从幽雅的“溪山行旅”逐渐转向世俗的“都市印象”,对历代主要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了如指掌,了解这些日常生活以及世态人情如何折射到文学艺术中来,回过头来再谈“中国文学”,会是另一番面貌:
不再只是传统的朝野对立,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官府/民间、上世纪50年代的压迫/反压迫、上世纪90年代的人性/反人性。
作为专业的城市研究,必须走出单纯的风物记载或掌故之学;
对城市的生活形态、历史文化、精神境界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和坚实的学术训练。
从2003年起,我和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合作,联合国内外学者,分别在北京、西安、香港、开封召开以“都市”为对象的国际会议。
这个仍在继续的工作计划,采用跨学科的思路,兼及文学、史学、考古、地理、建筑、绘画、电影、音乐等,目的是尽可能拓展都市阐释的空间与力度。
与此相适应,从2001年秋起,我先后四次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都市文化研究”专题课。
推荐给学生们阅读的书籍包括:
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北京:
三联书店,1989)以及《巴黎:
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卡尔·
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黄煜文译,台北:
麦田出版,2002)、理查德·
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
知识与文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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