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研究简答题自考复习吴文化视野中的浙西现代作家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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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对此注说“南方以舒缓为强”“北方以刚猛为强”。
早在《左传》襄公十八年的记载中,已经出现了“北风”和“南风”之语。
5、刘勰《文心雕龙》在《物色》篇中初步论及了自然环境对于形成不同文学风格的作用和影响。
6、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基本上是以阴阳来剖析中国最大的区域文化场。
他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南北形态的差异,全面而深刻地梳理了南北两大地域文化与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关联。
7、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也说“物质上生活还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
”
8、当代学者在研究我国南北文化的不同特质时也认为:
“中国文化向来有南北之分,即北方是实用的、政治的、道德的,而南方则是飘逸的、艺术的、审美的。
9、浙东作家大多刚韧、劲直,文风多带“土性”,于是浙东就会出现两个特色鲜明的文学群体:
乡土作家群和左翼作家;
反观浙西,如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等作家,大抵多情、浪漫,文风偏于温婉、飘逸,于是浙西就会有浪漫文学创作群体的形成。
10、吴文化地域的论定,一般是指长江下游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即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包括上海、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以及杭州、嘉兴、湖州以及长江以北的南通、扬州等地区的一个地域整体。
11、所谓“浙西”是历史上钱塘江为界,江之东称为浙东,江之西为浙西,史称两浙。
12、以会稽(绍兴)为中心的“浙东”为越文化范畴,而处于浙西的杭嘉湖则属于吴文化圈。
本书涉及的“吴文化”的概念,是指以太湖流域包括苏南、浙西在内的这个区域偏重于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它泛指该区域人民自古以来的社会生活方式、精神风貌、行为特色等方面的内容。
13、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可分两种情况:
一是研究文学地域风格,研究某一地区作家在创作上所形成的地方特色,即某一地区生活环境、方土人情、地域文化心理所形成的独特风貌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
另一种是某个历史时期的特定地域的创作,虽未形成完整的风格或流派特征,但却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共趋性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趣,在创作上出现了相似的共同特征。
这两种情况均可挖掘其地域性的内在的心理特征。
14、从地域的视角研究浙西现代作家,具有多方面意义:
其一、从纵向的角度审视,浙西现代作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集聚了丰厚的文学库藏。
他们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他们的特色也是鲜明的,他们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开拓和建设,具有择定方向和路标的意义。
其二,从文学研究的类型来看,文学活动作为一种社交活动,仿佛是个名符其实的“场”,地域概括了这个“活动场”。
因此,对文学的研究不能光从“点型”和“线型”的语码去研究,还应结合地域人文空间“面型语码”的大背景去研究。
从吴文化的视角,将浙西现代作家作为“群体性”文学现象来研究,可以展示在特定的区域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文学现象的独特意义,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
其三,从地域文化角度考察,中国现代作家在江南之地涌现绝非偶然,虽然其中因素很多,但地域文化传统的承传和厚积薄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选择地域文化这一研究视角,重视和研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地方色彩,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学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对于发展中国文学和丰富世界文学都是有意义的。
15、浙西现代作家与吴文化的联系:
吴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变迁和丰富驳杂的内涵,它的多重建构呈现出多元而非单一的状态:
既古老又新鲜,既超拔又平俗,因此它给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而作家本人,作为接受主体,由于不同的心理气质和思想观念,在选择性上有很大的差异,往往是从个体需求出发来接受文化影响的。
16、鲁迅说过:
“现在的文学创作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17、鲁迅——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开山祖;
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
矛盾——文学研究会的主角,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领袖和开拓者;
郁达夫——创造社的健将,自叙传小说的创立者;
徐志摩——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的倡导者;
丰子恺——散文的代表。
第一章文化之根
1、《淮南子。
地形训》曰“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
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秏土人丑。
2、《汉书。
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
3、要研究文化艺术的发展渊源传统影响,首先要了解这个地域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还要知道在这片土壤上升息的民族的性格特征。
4、唐代始置浙江西道和东道;
宋代改成浙江西路和东路;
元代浙江行中书省,领两浙9府;
明代改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领两浙11府。
5、唐释出默诗:
“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
宋陈师道说“吴越到江分”。
明许应元原为“燕人,家于钱塘,又为吴人”说明了当时人们以浙西为吴的地域视野。
明代海盐人董榖干脆把浙西归入“三吴”中的“吴下”。
6、明代王世性曾对浙东浙西做过比较:
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多至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
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
7、明末清初的“惊隐诗社”的浙江文人几乎都来自浙西。
以江苏文人为主心骨的“鸳鸯蝴蝶派”只有来自浙西的严独鹤和赵茗狂参与其中。
8、一般而言,以会稽为中心的“浙东”为“越文化”范畴,而太湖流域的苏南和处于“浙西的”杭嘉湖则属于“吴文化”圈。
谭其镶指出,吴越虽同源于古越族,但因地理位置不同和自然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两种文化的差异。
前者以阴性柔美取胜,后者却更多刚硬坚毅之气。
9、晚清龚自珍曾用“亦剑亦萧”的说法,形象地概括了吴越文化的“亦刚亦柔”的品性,从而也说明了吴越文化不同的特性。
10、南下的夏文化与会稽的鸟图腾部族文化相结合,孕育成越文化;
东下的周文化与太湖流域的无锡、姑苏地区的鱼图腾部族文化相结合,交融成为吴文化。
11、广义的吴地不同的内涵:
古吴疆域:
是指泰伯于周初奔吴地,建勾吴国。
(春秋末期)
吴郡疆域:
汉时置吴郡,南朝时与吴兴丹阳合称三吴。
孙吴疆域:
三国时孙权建吴国,史称东吴,以秣陵(南京)为都。
12、吴文化地区一般是指以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即以太湖为腹心,上海、南京做首尾,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以及杭嘉湖为节肢,旁及长江以北的南通、扬州等地区的一个地域整体。
13、越王勾践所辖的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今绍兴、宁波、金华、衢州等区域。
14、吴越文化的不同:
两者存在文野之别:
吴文化受中原礼仪影响很大,吸收了深受周文化传承的精髓——中和之美、中庸之道,强调“温柔敦厚“等等。
越民族的活动是以绍兴为中心,越文化保留了更多的原始野性,对商代、周代的礼制不感兴趣,其土著色彩更为浓厚。
吴越两地的服饰也不同:
吴人以鲇鱼皮为冠,越人不带冠;
15、处于太湖流域的吴地处于两大文化圈的交汇处,即中原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结合部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前哨。
16、吴文化也称江南文化,其源头可追溯到太湖三山文化,而后历经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华、良渚文化的演变。
17、吴文化的发展经历了那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
即从太湖三山古文化起的先吴文化,也有学者称之为“江南土著文化”。
马家浜文化(约为公元前4700——前4000年),崧泽文华(约为公元前4000——前3300)和良渚文化(约为公元前3300——前230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时代。
马桥文化是良渚文化的继续。
古代以水稻文化为主体,以渔文化、舟楫文化、蚕丝文化、玉石文化、黑陶文化,以及后来的青铜文化,构成了灿烂的古吴文化。
第二阶段:
3100年前,由泰伯奔吴到无锡梅里建立勾吴国,以后王都迁至姑苏至夫差亡国,绵延700余年的吴国文化,也称勾吴文化。
泰伯对吴文化的重大贡献是将当时高度文明的周礼有机地融入吴文化之中,“以治周礼”的措施,使“荆蛮归之,号曰勾吴”。
泰伯几次将王位禅让给季历,司马迁在《史记》中,赞扬其精神“谦让开拓”,这四个字成为吴文化的基础。
泰伯、仲雍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与吴地土著荆蛮文化的融合,逐渐构成了既具有中原文化色彩、又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吴文化,成为吴文化发展历史中一个极重要的历史阶段。
第三阶段:
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今,称吴地文化,或后吴文化。
伴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大量的外来人才给吴地不断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人文素质。
大批文人学士举族南迁,逐渐形成了富庶的士族阶层,不仅形成了文人云集、文教日盛的景象,也大大活跃了吴地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吴文化的发展和成熟。
吴文化由“尚武”到趋于“崇文”的嬗变。
吴文化逐步融合了中原华夏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又与近现代西方文化不断渗透交融,形成了开放性、兼容性等特质。
17、吴文化形态泛指吴地区域人群自古以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物质的、精神的成果表现,包括该区域人民自古以来的社会方式、精神风貌、行为特色等方面的内容。
吴文化是一种具有鱼米水乡特色的“才智艺术型”地方文化,它孕育于“讲究和谐、崇尚中庸之道”的中华文化母胎之中。
18、吴文化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具有以下多种形态:
一、物质形态:
1、船桥相望的水文化。
2、考究精致建筑文化。
二、农耕蚕桑文化。
三、精神文化形态:
1、吴歌昆曲和吴语文化。
2、教育与藏书文化。
19、六朝三大家:
东晋顾恺之、南朝陆探微和张僧繇。
20、吴门四家:
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
21、吴地较有影响力的书院:
句容的茅山书院、无锡的东林书院、南京的明道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等。
22、“开浙江收聚之声”的是沈约,“堪称私家藏书之最”的是刘承干嘉业堂。
第二章、精神取向
1、浙西现代作家的开放求新和坚韧执着、敢于进取的精神,带有地域文化的印记;
他们的“平和冲淡”与”率性自由”的气度,与地域人文精神诗意地契合。
2、开放创新与坚韧执着的精神形成的原因:
其一、江南的自然环境以及这种环境条件对吴地先民气质秉性的潜在影响。
(东渡日本的浙西知名人士:
王国维、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郁达夫、郁曼陀、丰子恺等。
杰出人物:
数学家华蘅芳、华世芳两兄弟,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
)
其二、吴文化发生的多元性及其建构过程对形成自身特性的内在影响,一方面,它当时与中原文化的代表周王室有着血缘关系;
另一方面又与长江文化有着地缘的联结。
其三、吴文化区域位置使它汇流了偏离中原正统思想的对抗性因素,逐步形成了不受羁束、开创求新的精神。
如明朝的东林党学派、明末清初的顾亭林及常州学派,苏州的冯桂芬、无锡的薛福成,构成了接受西方文化,以西方科技来改造中国的“人才链条”。
3、晚清龚自珍(浙江杭州人,1792——1841)提出“尊情”说,注重人性的自由发展,与“存天理,去人欲”的儒家思想传统抗衡,并以《病梅馆记》表达自己对压抑人性的强烈不满。
作为近代“人”的意识的觉醒与精神解放的启蒙思想的先驱。
在文学思想上,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冲决正统文学原则的樊篱,使文学不受束缚地、自由地表达真情实感和反映真实历史。
4、夏曾佑(浙江杭州人,1863——1924)被梁启超称为“近代诗界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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