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转轨与利益分配的制度分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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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温俊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比较政治经济学;
高子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6;
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5)04-0040-07
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轨对俄罗斯的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现象都与利益关系的调整息息相关。
经济转轨不仅使利益结构发生了质变,而且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这一切都与俄罗斯制度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财富分配机制有着内在的关联。
前波兰副总理科勒德克在反思东欧经济改革的历程时,曾深刻地指出:
“尽管追求增长与效率是经济转轨的根本目的,但转轨最富有挑战性的方面是与政治的联系更甚于与经济的联系,改进效率与提高竞争力的努力往往与争取收入与财富新的再分配方式相伴随。
”[1](p4)而过去的转轨经验也清楚地表明,转轨的实际发展绩效要受制于各种社会力量为利益分配而进行的博弈。
因此,本文试图对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关系的变迁特征及分配效应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廓清经济转轨与利益分配之间的内在逻辑线索。
一、经济转轨初期的利益分配及其特点
众所周知,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是制度的主要功能,制度的变迁通常意味着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因此,经济转轨过程的实质就是将改变人们之间的权力结构和权利关系,进而改变财产的分配关系。
在新制度的经济效率实现之前,经济转轨将首先表现出利益再分配的性质。
换言之,虽然经济转轨的目标是要实现经济效率的改进,但转轨在内容上的实质是制度变迁,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及其各自面对的经济机会的改变[2](p5)。
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丹尼尔·
布罗姆利曾把制度变迁区分为:
(1)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交易;
(2)重新分配收入的制度交易;
(3)重新分配经济机会的制度交易;
(4)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交易[3](p153)。
在他看来,制度变迁的实际影响将远远超出经济效率的范围,对不同的个人和集团往往意味着不同的获利机会和经济福利。
按照德国社会思想家马克斯·
韦伯的观点,利益范畴除了物质抑或财产利益之外,还应涵盖权力和威望。
但是,作为利益关系的基础,物质利益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主题。
尤其对处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而言,经济的危机和生活的困顿愈益使人们关注于财产的分配。
与此同时,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将权力和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本文所指涉的利益分配兼具财产分配和权利分配的双重内涵。
1992年以来,俄罗斯启动的以激进式改革为特征的经济转轨,不仅彻底打破了旧的经济秩序,而且导致了全体社会成员经济角色的重新定位和选择,引起了利益分配关系的重大调整。
但是,人们在讨论制度变迁或经济转轨的绩效时,往往着眼于制度转型和资源分配的关系,论证新制度比旧制度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却忽略了制度转型与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经济转轨时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主要是由于各种群体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不对称引起的。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成员之间只有劳动分工的不同,劳动收入的差别并不明显,也不存在拥有资本的阶级和阶层,与此相应,社会利益的分配主要是由国家决定的政策行为。
然而,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打破了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不仅收入分配制度出现重大调整,产权关系和经济权利关系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由此导致利益分配陷入紊乱无序的状态。
首先,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由于新旧体制之间的并存和摩擦,个人利益和社会(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分化日益凸显。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个人主要根据自身的生产效率和要素所有权获取收益和报酬,与此同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对劳动者的利益分配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
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在原苏联模式基础上突然进行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市场化、私有化的政治色彩十分浓厚。
生产关系的急剧转变决定了只能在短时期内对现有的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这就为少数执掌权力和接近权力中心的人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他们利用市场制度的真空,通过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攫取利益,聚敛财富。
个别行为主体的暴富同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形成鲜明的对照[4](pp383-400)。
尤其是那些拥有雄厚经济政治实力的利益集团,利用新旧体制转换的空档,大肆展开寻租活动,大量掠夺国家财富。
在俄罗斯经济转轨初期,由于市场机制不成熟,缺乏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的条件,政府官员仍从事大量的微观利益协调活动。
在管理混乱和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行政权力仍具有“设租”的条件。
于是,许多官僚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特殊地位进行“设租”活动,以实现权力的资本化。
这样,由设租到寻租,社会上出现了靠寻租活动暴富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
此外,通过私有化等途径,俄罗斯官僚资产阶级攫取了丰厚的垄断利益,为了追逐超额利润,他们不惜以牺牲整个社会利益为代价来换取更多的国民收入份额,从而成为俄罗斯社会财富的垄断者。
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经济地位不仅使俄罗斯经济转轨步履艰难,而且加深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矛盾和分化,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冲突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构成极大的挑战[5](pp957-988)。
其次,俄罗斯市场化伊始,社会利益的分配机制不仅有质的突变,而且有量的扩充,即呈现出获益方式多渠道和多元化的特征。
其中,传统计划体制下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方式成为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国家行为,收入方式和手段的选择则成为社会利益分配中的个人行为。
与此同时,经济转轨的复杂性又进一步使利益分配方式多元化,除基本的工资收入外,补充收入、“影子收入”、权力的交易收入等收入形式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
以“影子收入”为例,在转轨前夕,“影子经济”的资本周转额占社会总产值的10%左右(80年代末),启动转轨之后,“影子经济”愈加膨胀,并且逐渐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渗透于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根据调查,转轨之后这种不计入国家统计表册的“影子收入”在居民收入中已高达25%-30%[6]。
最后,俄罗斯激进式的经济转轨使市场力量迅速地注入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与国家、个人的主观经济诉求互相作用和影响,从而呈现出非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转轨初期,由于财富的分配效应大于财富的增长效应,加之从计划向市场转变过程中获利机会的不平等和个人竞争能力的差异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成为制度变迁的必然产物。
但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转轨初始条件给其利益分配格局带来一些独特的变化。
其一是“社会的极化”现象。
与我们通常所指的两极分化有所不同,俄罗斯的极化概念除了表明收入差距外,还有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的涵义。
这种划分的根据,不仅是收入的多寡,而且还包括财产权利关系,因而兼具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内涵。
俄罗斯学者通常用占人口10%的富裕阶层与占人口10%的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来说明社会“极化”的程度。
根据资料显示,俄罗斯的收入差距倍数1991年为4·
5倍,1994年达到15·
1倍,2002年为14倍。
由此可见,在转型之初,俄罗斯的社会极化就已达到非常危险的程度,一端是利用转型暴富起来的新富阶层,另一端则是穷困潦倒的新贫民。
其二,转轨时期的分配失衡不仅反映在居民收入和财产权利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各个行业、不同经济部门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利益分配差距也在日益加深[7]。
而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与部门差距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收入较高的地区通常拥有较强的经济部门的支撑,如,在东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和北部的部分地区,石油等能源燃料部门和黑色、有色金属部门的职工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部门职工的收入。
其三,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动,俄罗斯社会出现了大面积失业的现象。
失业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收入,而且牵涉到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关系和矛盾,尤其在社会保障体系软弱无力的条件下,失业群体实际上丧失了参与利益分配的资格,从而在利益分配格局中濒临“边缘化”的危险。
二、制度主义的视角: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利益分配效应
如前所言,经济转轨的实质是制度变迁。
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制度是利益博弈的产物,制度变迁具有利益诱导性。
当新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人们或组织会自觉地改变现有的制度,推动制度的变迁[8](p274)。
制度变迁的利益分配效应是指通过制度的重新安排,因应或改变人们的利益偏好和利益关系。
一般而言,制度变迁的周期主要由僵滞阶段、变迁阶段和均衡阶段组成。
我们一般设定制度变迁的起始阶段为制度停滞阶段。
在制度停滞阶段,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一些势力强大的社会集团,在制度决策过程中处于支配性地位,并在利益分配中占优势,独占了大部分社会利益,从而形成不对称的利益分配结构,导致消极的利益分配效应。
强势集团人数虽少,但一般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影响比较强大,有充分的资金和手段构筑组织以牟取利益,具有较强的获利能力。
而其他社会集团由于经济地位的式微日益被边缘化,相对福利水平和利益份额呈不断下降趋势。
在制度变迁初期,利益分配关系发生强烈变化,各个社会集团都积极介入利益再分配的调整和选择。
在此情况下,强势利益集团利用自身的垄断优势,不断放大制度对初始条件的依赖性和正反馈机制,在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独占制度停滞条件下的社会总收益,从而使利益分化加剧,利益分配处于严重非对称状态。
俄罗斯垄断性利益集团脱胎于原苏联体制下的官僚阶层,尽管人数较少,却掌握着丰富的交易资源,是掌权者或掌权者的结盟者[9]。
在合法暴力(国家)的庇护下,他们可以非常便利地采取一致性的集体行动来长期维持现有的制度和既得利益,干预政府决策及制度安排,阻碍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制度创新,实行权力的垄断和利益的独占,从而使制度陷于长期僵滞状态并引发一系列危机。
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由于权贵阶层的不断阻挠,社会主义改革屡遭失败,前苏联的经济制度结构逐步陷于停滞阶段,具体表现为经济效率低下,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预算软约束、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的一系列发展战略,不但没有使国家摆脱制度的僵滞状态,反而加深了原有的矛盾和僵滞的程度,并最终导致苏联整个社会经济陷于深重的危机状态。
制度僵化到极点必然引致制度变迁的需要。
所谓制度变迁指的是制度安排的重新组合。
制度僵化程度越深,制度的危机就越严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就越大[10](pp184-186)。
在僵化的制度结构下,制度为社会带来的收益日益减少,当现存制度结构提供的利益为负值时,任何集团都无法从中获利。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强势集团,还是其他社会集团,均要求进行制度变迁,引进新的产权关系和制度创新,以谋求更大利益。
从实质上讲,经济转轨即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
由于经济转轨具有浓厚的人为设计色彩,尤其是新旧体制的重叠、矛盾使市场经济环境充满特殊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利益关系的协调更趋复杂。
俄罗斯休克式的经济改革迅速摧毁了旧制度,而新制度却未能及时建立起来。
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政府仓促推出许多过渡性经济措施,在利益机制已经开闸,制约机制却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为寻租活动提供了便捷之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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