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与问题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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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演变当然是连续性的渐变,因此在连续性的制度变迁中存在“路径依赖”。
这应该就是诺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线索。
我们看到,作为分析连续性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特征是:
来源上的内生性、作用上的节约机制、作用方式上的“路径依赖”以及地位上的补充性。
因此,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偶尔也涉及“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政治思想,但是主要是指作为文化传统的软规则,因为诺斯当然知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正规制度的约束机制,而不是一种非正式的作为正式制度补充的软性约束,比如文化教育政策中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刚性约束。
无疑,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说明权威与义务的合法性而产生节约成本。
但是,在历史巨变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面目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在来源上具有外生性或内生性、在作用上改革着正规的旧制度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遗传的那种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
这种思想观念决不同于作为习俗和道德的文化传统,前者是在政策中居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后者是一种作为普通民众的普遍心理的政治文化。
具体地说,在中国前者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者是扎根于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
决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否则就不会在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流行之时,有“BringIdeasBackIn”(“将观念带回来”)的呼声和研究。
如前所述,无论是在连续性的英国式制度变迁中,还是在非连续性的制度变迁中,甚至是在国际机制的演变中,都存在因革命性观念而带来革命性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或者新观念与旧制度的巨大冲突。
在最有连续性因而也是最稳定的英国,1979年以后撒切尔政府的保守主义和私有化运动与工会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因政府的胜利而根本性地扭转了企业国有化和社会福利化而造成的“英国病”,使得英国的竞争力超越了德国和法国。
由英国开始的保守主义政策显然不是正式的制度延伸与补充,而是改变制度的一种观念。
在中国经济改革这场巨变中,在制度结构即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不变的条件下因观念的改变而带来制度上的创新。
我们知道,改革前的经济制度是计划经济,在改变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观念并不是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在新观念与旧体制之间有过多次的碰撞,最终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最终使得市场经济观念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中国的改革进程表明,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决不可能产生于诺斯说的所谓有效的文化传统,因为千年的小农经济所形成的小农心态并不会自然地形成市场经济的组织体系,而计划经济的遗产更直接与市场经济的观念相对立。
同样,前述的中国和印度的制度变迁也是对诺斯的所谓“制度在决定它们有多大的重要性时起主要作用”命题的挑战,因为两国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在制度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却同步性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其中改变传统制度的变革的观念起着决定性作用。
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国际制度的变迁中,在关键时刻观念同样起着决定性作用。
被认为第二次大战以后最天才的新国际机制是关于货币自由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为了把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而避免新的世界战争,在二战即将结束时,英国政府派凯恩斯率团与美国国务院讨论建立自由化贸易体系,但是无法与持传统观念的国务院官员达成共识,不得已,凯恩斯转而与美国财政部谈更大胆的货币自由化计划,二者一拍即合,因为财政部官员基本上都接受过凯恩斯经济学说的教育。
上述不同类型的关键时刻的制度变迁决不是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所能解释的。
那么观念作用的条件和作用方式是什么?
详细地论证此问题已经不是本文的任务。
简单地说,观念作用的途径是:
第一,起着路线图的指导作用;
第二,作为黏合剂以及协调作用而消除行为者之间的分歧;
第三,观念内化为制度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充其量,诺斯所说的作为非正式规则显然就是第三种意义上的观念或意识形态。
那么,这些构造着新制度、改变着正规的旧制度或非正式规则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
因为将意识形态当作文化遗传的一部分,所以无论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还是比较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都更多地强调观念的“内生性”。
对于具有更多的连续性制度变迁与早发达国家而言,观念似乎更多地具有“内生性”特征。
无论是革命性颠覆“君权神授”的指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是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的革命,都是一种“内生性”观念。
但是,即使是产生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历史之中“内生性”观念,一开始并非是“共享信仰”,甚至是一种被排斥和打击的观念。
无疑是对,只有当这种指导变迁的思想观念在革命或变革成功以后,才慢慢地成为一种“共享信仰”。
对于后发达国家而言,引导制度变迁的观念更多的具有“外生性”,虽然“外生性”观念需要本土化。
发展中国家引入“外来的”思想即外生性思想观念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与其现代化的进程有关。
一个基本常识是,不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什么样的,现代化的启动不是内部自发的追求,而是对外来冲击的反应。
在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学习、接受或实践外来思想就是必然的。
中国和印度都是如此。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学习技术、军事到学习思想的过程,是西方各种思想在中国自由传播和竞争的过程,最终胜利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某个时期的教条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过灾难。
在一个代议制民主政治中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尼赫鲁模式同样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
但是,这些挫折和障碍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引进和学习“外生性”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学习和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明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
从地域上说,今日在中国居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外生性”思想观念。
在全球化时代,符号系统的竞争和相互影响更是紧密,“外生性”思想观念更是无处不在。
就印度的经验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经济政策虽然在南美一些国家遇到麻烦,但是在印度却进展顺利,印度并没有因此而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倾覆。
这似乎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外生性”资源的价值判断。
毕竟,人类是有某些普世价值的,自由和民主就是普世性价值观。
似乎可以说,根源于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而产生的所谓“内生性”之说,多少有些盲人摸象之嫌,仅仅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诺斯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哈耶克那样固执和偏执。
在制度变迁中,有自发形成的秩序,也有建构的秩序;
自发秩序中有错误,建构秩序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决不能非此即彼。
至此,我们可以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引入制度变迁理论。
建构主义针对的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假设。
它认为国家的目标和利益是不确定的,是在变换的环境中国家不断建构的结果,国家身份和行为受制于国际规范。
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观念,认为人的观念可以建构身份和社会。
上述问题并不影响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价值。
从学术流派上讲,诺斯的理论解释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很多不能解释的方面;
从思维方式上看,制度变迁理论改变了传统上人们关于构成一个国家主要变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因果关系的看法,并且大大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整合。
我一直相信,那些能带来思维方式革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一种最重要的贡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这种产生于本土化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解释异域制度变迁时遇到困难;
即使在解释本土化制度变迁中,由于只侧重于连续性变迁方式而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时刻,理论的适用性也遇到挑战。
由于这种缺失,必然忽视了非制度性观念与非正式规则的不同。
遗憾的是,直接来源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历史制度主义虽然注意到历史关键时刻并对之进行研究,但是基本上都是就制度而论制度,依然不能摆脱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的思维,因而不能解释新的制度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因此,要更好地解释制度变迁,诺斯的理论需要嵌入建构主义的基本假设。
这样,在连续性的制度变迁中,作为制度化的观念可能是正规制度的拓展与延伸;
而在非连续性的制度变迁中,甚至是在连续性制度变迁的大变革中,作为路线图的观念则不仅可能促进正式制度的创新,还可能改变着非正式制度。
一体化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所以对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均有巨大影响,就是因为诺斯的研究是社会科学化的,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学研究。
事实上,任何一种单一学科性质的研究都不会广泛地影响所有社会科学的发展。
我们知道,诺斯理论的三大支柱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属性或主题上分别属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畴。
诺斯研究的主题是制度变迁,尤其是国家兴衰这样的“重大问题”(Bigquestions),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关键疑难问题是,如何解释历史变迁路径差异甚大的原因,不同的社会是怎样分叉的?
怎样解释它们的绩效特征差异甚大的原因?
毕竟我们都是从原始采集和狩猎阶段发展过来的。
。
穷国与富国之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比过去曾经存在的差距更加拉大了。
怎样解释这一差距?
或者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导致差距更加拉大或趋同的条件是什么?
”为此,诺斯早期关注的是西方世界兴起中的国家兴衰,继而研究经济实力并不如法国的英国何以在争霸战争中打败法国,最近又特别关注苏联的兴衰。
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单独的一个学科所能解释的,更不要说经济学的一个流派了。
对于新古典主义的解释力,诺斯这样说,“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
因此,它并没有、也不可能说明变动的动态过程。
”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主题决定了研究路径上的整合性社会科学方法,这些问题不是任何单一的学科所能回答的。
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诺斯“将个人选择与制度对选择集合的制约结合起来,是使社会科学研究统一起来的重要一步。
”诺斯并没有专门论述他对社会科学研究是如何整合的,但是其作品的这种同一性特点是很明显的。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中,诺斯特别强调之于有效产出的影响,并引进意识形态对塑造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没有的。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中,诺斯又将意识形态和认知限制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相对价格(包括要素价格变化、信息成本、技术进步等)和自利等基本假设也得到强调。
诺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
毫无疑问,学者的转型首先是自己学习与认识的产物,但是更重要的是与智性发展(intelligentdevelopment)有关。
20世纪初,一体化的社会科学开始了劳动分工,正式形成今天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
政治学主要研究和描述正式制度与法律,经济学变成了范围很狭隘的理性选择,而社会学成为研究人的行为环境的学科。
但是到20世纪60年到,这种分工的界限开始松动,到70年代开始出现学科融合的趋势。
我认为,这种趋势的标志性成果是罗尔斯的《正义论》,罗尔斯关于正义的制度性主题的研究为其他社会科学奠定了共同的对话平台,那就是以“制度”为纽带的“社会科学脉络”(contextofsocialscience)现象。
罗尔斯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学领域。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史学派的诺斯率先引进了政治学中的国家理论和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
诺斯认为作为权力主体的国家(政治学)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变量,而“文化迟滞”(culturallag)(社会学)也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理性选择行为。
诺斯的研究将旧制度主义带向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将个人的理性选择引进公共政策分析后,更是全力以赴地建构罗尔斯式的“宪法经济学”,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选择制度、如何实施制度以及制度实施中的文化限制。
由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影响,制度主义已经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是国际关系学的共同话语和研究范式。
诺斯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整合,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形成了能够解释社会变迁的一般性均衡理论,诺斯似乎在为此而继续努力。
在新作《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2005)中,诺斯进一步探讨了人类学习与认知能力在经济变迁中的作用,而学习和心智模式的建构无疑是基于个人和社会所积累下来文化遗产,包括语言、记忆和由信仰、神话和行为方式所构成的象征储存系统。
这样,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已经不再是新古典主义的了,而是完全的经济社会学了。
诺斯的这种转变基于其对制度变迁的理解。
在他看来,要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就需要根本性地重新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能只顾其一而不及其余,不能停留在经济层面而理解经济变迁;
虽然很难形成一个一般性均衡理论而解释所有的制度变迁,但是如果我们对变迁过程的潜在性因素有所理解,就可能演绎出在整体性推进社会科学价值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关于变迁的有限性理论。
这样,诺斯从以研究经济因素为主而彻底转向研究制度变迁中的所有因素了,诺斯从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转变为一个社会科学家了。
诺斯思维方式的变化使我们对制度变迁产生了新的理解。
但是,他基于“本土化”历史和观念而建构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解释异域制度变迁时存在阻碍。
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关键时刻
谁都不会否认社会进化论关于物资积累与技术进步之于国家发展的关系,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具有连续性吗?
如果不是,那么一个国家的衰落甚至崩溃是因为其技术与经济停滞呢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历史以来的人类政治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线索:
1)自由主义的英国和法国模式。
资本主义所以最先在英国和荷兰产生,是因为那里首先有了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
基本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是英国制度和文化的延伸。
2)集权主义的德国模式。
与英国相比较,德国、日本、俄国在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基本上实行了集权主义。
在一定时期内,集权主义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集权主义使得政治经济关系变的扭曲,要么容易发生革命,要么走向战争而导致现代化的中断。
无论是革命还是战争,最终都使这些国家走向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模式。
3)威权主义的韩国模式。
由于处于更加不利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与集权主义的德国模式比较,威权主义以政治上的严格控制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威权主义的韩国等国家适时地实行政治转型,保证了经济发展的连续性。
4)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实行政治权力和经济关系双集中的制度,经济为政治服务,结果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纷纷解体,中国因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成功的经济改革而保证了政治的稳定性。
在上述现代化模式中,除了英国模式具有连续性以外,实行其他模式的国家都经历了曲折、起伏甚至失败,也就是非连续性的剧烈变迁。
而诺斯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连续性的渐进的制度变迁,因为在他看来绝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性的,而非连续性的制度变迁主要是革命和武力征服引起的,因此制度变迁理论无法过多地关注。
同时,诺斯认为,即使是革命或武力征服所带来的制度变迁,依然具有连续性。
从文化的传承性看,诺斯是正确的。
但是,就制度变迁理论而言,制度变迁中虽然有文化的因素,但是二者毕竟不是一个范畴上的概念,如果因为文化的传承性而一概地将制度变迁当作连续性的,制度变迁理论也就失去意义,因为毕竟有那么多国家的制度变迁如此跌宕起伏。
因此,对于专注于连续性制度变迁的诺斯教授的而言,国家是如何来的并不重要,因为它已经发生了。
我认为,诺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诠释英国式的制度变迁。
但是,即使在英国式的连续性制度变迁中,也会有林肯废奴、罗斯福新政这样的改变国家旧制度的剧烈变革。
而对于实行其他现代化模式的国家来说,虽然国家依然是那个国家,但是政治制度却可能因为非连续性的巨变而完全不同。
因此不研究新的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就不能理解很多国家的制度变迁。
另外,我们也不同意诺斯关于非连续性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因为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很多非连续性变迁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引发的,比如苏联的解体,一些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中断,甚至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失败。
这样,我们在此提出制度变迁中的常规时期和关键时刻,很多国家的常规的制度变迁样式都是由关键时刻所确立的制度而决定的。
在常规时期,确实如诺斯说政治制度决定一系列制度安排上的变革,“政治制度(无论是正规的或是非正规)可以为演进性变迁提供一个周密的框架。
如果这一制度框架的没有演进,参与交易的双方就没有一个解决争端的框架,从交易中获取潜在收益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但是当国家失败即旧制度无法正常运转而需要政治转型以建立新制度时,或者当制度结构中的一部分如经济制度失效而政治制度依然正常运转时,新制度是怎么形成的?
有很多重要国家经历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比如在面临外来冲击和压力时,日本实行了成功的“明治维新”而中国实行了失败的“洋务运动”,这是为什么?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和印度为什么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实行相同的计划经济?
又为什么都在政治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经济体制上的革命性变革而成为市场经济?
我认为,理解非连续性的制度变迁必须引入非制度性的观念变量,它完全不同于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所说的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观念。
对此我将在下一个部分论述。
“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洋务运动”的失败的原因已经不需要过多论述,众所周知,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日本在新观念的引导下建立了德国式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而晚清却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以不变应万变。
我们更有兴趣的是当下正在处于历史巨变中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与印度。
众所周知,在中国和印度,宪法意义上的基本制度结构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既定结构下相似性的制度安排的变化却带来经济绩效的巨大变化,而两国的制度结构又是如此不同。
中印两国确实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在中国,这种变化是在基本政治制度即民主集中制不变的前提下由共产党完成的;
在印度,这种变化是在基本政治制度即代议制民主不变的前提下由国大党(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期)领导下完成的,最具标志性的改革政策即1991年7月“新工业政策”(NewIndustryPolicy)是国大党政府的杰作。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既定结构下的制度安排的变革?
思想观念与两国的制度形成。
要理解思想观念之于两国的政治发展的作用,有必要简单地回顾思想观念对于两国基本体制形成的影响。
一个常识是,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在共产党革命胜利以后建立起来的,而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公有制的理论。
基于这种理论而进行的建设在中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几千年来作为指导思想的政治哲学是儒家的具有调和色彩的中庸之道,而经济制度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土地私有制。
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共产党通过学习、实践和创造性地发展,最终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改造了中国。
这是思想观念塑造新中国的一般过程。
不但在中国,二战以后发生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新兴的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建国的指导思想多少都有发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模式的影子,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尤为明显。
在独立以后的30年时间里,印度的经济政策一直被称为尼赫鲁模式。
尼赫鲁模式的基本原则,第一是社会公平,印度不能等待工业化以后再实现社会公平,而是把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
为此,借鉴苏联模式而实行计划经济式的统制经济,因此,在所有制上虽然是公私并存的混合制经济,但是保护公营部门而抑制私有经济是印度政府几十年的基本政策。
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中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经济体制,足见理论力量的强大和理论之于制度变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新制度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为了使新制度得到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期间经历过多次思想改造运动和政治教育。
在印度,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建设也是尼赫鲁运用其影响力而不顾右翼政党和国大党内右翼势力强烈反对的结果。
运用理论来指导政治发展的过程说明,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和思想观念,并不是制度变迁理论所说的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也不是政治学上所说的一般的普通民众的政治心理过程,而是列宁所说的意识形态灌输过程。
思想观念与两国的制度变迁。
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如果说思想观念塑造了政治制度,那么其制度安排的变迁同样离不开思想观念的引导。
同样,这种导致制度安排变迁的思想观念不同于制度变迁理论所说的内生性“共享信仰”(sharedbeliefs),因为这些导致变迁的新型思想观念经历了被学习、认识、争论、接受或创造性发展的过程,它们最终融入制度的复杂性远不是外人所能想象的。
最终融入制度的市场经济观念在中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将引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时代。
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充斥整个过程,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上述过程说明,是思想观念直接引导着中国的制度安排的变迁。
印度也一样。
在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中,印度领导人和学者谈论最多的大概是“态度”二字。
无疑,要改变开国之父和建党元老确立的尼赫鲁模式,国大党首先需要观念上的调整。
为什么一次小小的外汇储备危机会演变成1991年7月具有分水岭性质的新自由主义的工业政策?
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印度面临那么多的重大问题却不能摆脱尼赫鲁模式?
关键是印度上层态度的变化。
关于“态度转变”与印度经济增长的关系,印度裔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罗德里克教授认为,关键在于政府的政治态度的转变。
“我们认为,在1980年代早期,国大党领导下的印度中央政府对于私有部门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
国大党以前对私有企业持敌视态度,但现在转变为温和支持,最终是强力支持”。
罗德里克教授甚至认为,1980年代是“态度转变”而非实际政策改革,“态度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实际政策,实际政策框架直到1991年才发生重大转变,他还进一步量化分析了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因政治态度转变而结盟的状况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经济历史学家德龙也坚持认为尼赫鲁家族最后一任政府的态度变化对印度经济加速度增长具有启动性作用
总之,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由于其经济的落后性而没有相应庞大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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