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人教版六年级下册课后作业 拓展阅读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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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一出,话惊四座。
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
“这并不奇怪。
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
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
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
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
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
“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
“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
我无功不受禄,就拒收。
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
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
”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
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
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
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
你说这样的问题事先怎么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么可能做到?
总理和理发员
苏叔阳
北京饭店有位理发员朱殿华老师傅,他给周总理理发二十多年了。
周总理常常亲自来饭店理发、刮脸。
北京饭店有两个理发室,一个为贵宾和国家领导人理发,一个是普通理发室。
周总理总是到普通理发室理发。
有时候人多,他就和大家一样,坐在椅子上看报,排队等候。
朱师傅和等候理发的同志都要让他先理,他总是笑笑说:
“这不是一样嘛,大家工作都很忙。
理发也是周总理了解情况的机会,他总是和同志们亲切地攀谈。
只是他太忙的时候,才请朱师傅到他家去理发、刮脸。
每次总理总是在门口迎接朱师傅,握着他的手说:
“老朱,又麻烦你走一趟了。
有一回,朱师傅给周总理刮脸。
总理突然咳嗽了一声,朱师傅没有提防,刀子把总理的下巴划破了一个口子。
朱师傅心里真难过,忙说:
“总理,真对不起你,我工作没做好……”
周总理哈哈笑起来:
“怎么能怪你呢,老朱,是我不好,咳嗽的时候,没有和你打招呼。
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要不,哈哈哈!
说得朱师傅也笑了起来。
周总理怕他心里老是过意不去,当天非留下朱师傅一起吃晚饭不可。
一九七四年,周总理病重住院了。
朱师傅常到医院给他理发、刮脸。
北京饭店的职工每次都托朱师傅向周总理问好。
每次周总理总是说:
“好,好,这不是很好嘛。
”他要朱师傅转告大家,不要为他担心,他很好。
可是对饭店的同志们却非常挂念,他问:
“做西餐的老陈师傅病好些了没有?
”“新来的小林情绪怎么样?
”“大家在学习什么,有什么困难?
”他在病重的时候,还想着一切普通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底,朱师傅有二十多天没有去给总理理发了。
他心里着急,急得发闷。
大家也都奇怪。
他天天等电话,睡觉的时候也梦见给总理理发。
新年到了,他实在忍不住了,给总理的秘书挂了电话:
“过年了,说什么也得给总理刮刮脸呐!
总理的秘书没有回答,老朱可更犯疑了。
一月八日,周总理突然与我们永别了!
老朱简直不敢相信,他呆住了。
接着放声大哭。
一月十日,朱师傅去给周总理遗体整容,他总觉得一进病房的门,就会听见周总理的招呼:
“老朱,又麻烦你了!
你看,我好了!
从医院大门到周总理病房,只有几百米,可是这几百米怎么今天变得这么长啊!
老朱一走进病房,就看见周总理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长长的头发,长长的胡子。
他扑过去,哭叫着:
“总理啊,我跟您二十七年呐,在您最后的时刻,却没有给您理理发,刮刮脸,太对不起您啦!
总理的秘书含着泪扶起他,颤着声音说:
“年前,你让我捎信给总理,我捎到了。
可是总理说:
‘老朱跟我二十多年,看我病成这样子会难过的。
就不必让他来了,谢谢他的一番好意吧!
’”
老朱师傅凝望着这位可亲可敬的总理的安详的遗容,一边轻轻地为他梳理头发,一边热泪横流,口里不住地叫着:
“总理,总理啊!
”好像要把亲爱的总理唤醒,把他再还给全体中国人民……
大有大无周恩来
——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
梁衡
今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年,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
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
陆放翁诗: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
”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
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
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
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
二十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
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
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被粉碎不久,“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
一九七六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
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
“江青脱掉帽子!
”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总理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消息,并且遵总理遗嘱不留骨灰。
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
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
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
灰入大地,可以肥田。
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
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
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可以寄托哀思,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
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
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
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又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
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的却还是第一人。
你看一座八宝山上,不就是存灰为记吗?
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
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
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
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
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
“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
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
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
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
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古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
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
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
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
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
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
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
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
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
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
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
一九九四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缅怀一篇关于周总理的文章(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04年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
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
回天无力,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
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
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臣武将,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纪念古人也有三:
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
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
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本人。
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
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
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
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
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
他常说:
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
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
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有二十一名牺牲在战争前线)。
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
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
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
一九七六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
“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
”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
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
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
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他的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
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
但总理没有。
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
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
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
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
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又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
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
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
在某些人看来,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
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
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
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
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
“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
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
”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
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
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
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
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
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
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女工。
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
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
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
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总理都不准维修。
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
一九六○年三月六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
工作人员只得从命。
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
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见没带钱,就摇摇头走了。
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
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
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
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
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
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
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名篇《高祖还乡》即挖苦此事。
你看那排场:
“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
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
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
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
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
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蹿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
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
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
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
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
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
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
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
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
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
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
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
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
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
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
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
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一九七四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
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
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
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
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
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
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
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
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
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
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
“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
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
周秉德是沈均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
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
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
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
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
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
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
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
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
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
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
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
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一九五七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
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
而在他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
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
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
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
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
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坐引路。
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只有服从。
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
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
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
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
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据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
“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
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
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
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不起作用。
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
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
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
“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
”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
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
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
“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
”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
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
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以周公为首。
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
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只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
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
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
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
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
“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
他人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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