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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给他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给他换床位,轻轻的拍他睡,纠正他不好的睡姿,多和他交流,通过故事、游戏让他懂得浅显的遵守纪律的道理。
慢慢地,丁邵嘉改变了,只要老师轻轻一句话,微微的一个动作,小小的一个眼神,他就明白了。
当然,丁邵嘉也时有反复。
但是我再也不会恨铁不成钢了,因为张文质先生告诉我说:
“研究教育,最需要的是倾听、观察、记录和描述,研究教育就是回到教育,回到细致、持久的省悟之中”。
书中还有提到的“不要偷走孩子的梦想”,让我感触颇深,我一直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不会白来人世一场的,生命的过程就是一种意义。
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人时,从他身上其实可以看到一种来自命运的很震慑人的、也令人畏惧的力量,所以我们能做的首先只能是顺从自然,敬畏生命。
虽然从真正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脆弱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可是如果在你的生命里做到了“少年无愁,青年无恨,中年无悔,老年无憾”,那就是完美的一生,能够拥有这样的人生,就一定是能够坚持梦想不放松的人。
教育是慢的艺术。
在教学上,教师要慢慢地去感悟,就像为人父母,育人的经验也是慢慢感悟出来的。
一个好教师,要有独特的理解、独特的发现,然后顺着这种正道,终成大器。
教育需要潜移默化、潜滋暗长。
功利的教学都是短视的,不关注长远的,不关注正确的教育价值取向的。
我们的教学研究,也是慢的艺术,有所发现,有所用心,慢慢地去做。
这个慢,就是让学生感受、体验过程,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这个慢,就是不急于求成,要有足够的期待,足够的耐心,减少教育浮燥与功利。
上网淘宝时,无意间淘到了张文质先生的《慢教育》,当时感觉很奇怪,在当今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教育又应该做到怎样的慢呢?
带着疑问,饶有兴趣地买下了它,准备好好读读教育应该怎样“慢”下来。
薄薄的两辑书,我花了一个寒假也还没读完第一辑,正如书名说写,我看这本书的速度确实有些慢,并不是书不够精彩,缺少吸引我持续阅读的兴趣,恰恰相反,慢教育的每一个实例,每一篇文章,都在向我传递着一个看似平常却蕴含深遂的教育哲理,需要我用心慢慢地感悟,细细地咀嚼。
作为一个教育一线的教师,我非常喜欢“慢教育”这个词。
教育并不是立杆见影的工作。
急功近利,往往与教育背道而驰。
以“慢”的心态来对待教育,陪着孩子慢慢地走,慢慢地欣赏成长的快乐,慢慢地等待着孩子长大,何尝不是一种睿智,一种气度?
“教育是慢的艺术”是《慢教育》这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所透露出的理念。
“教育是一个‘慢活’、‘细活’,是生命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所谓‘润物细无声’,教育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细微的,它需要生命的沉潜,需要‘深耕细作式的关注与规范’。
”“教育是慢的艺术”是生命化教育课题的一个重要理念,这本书的主编张文质先生在谈到生命教育的“关键词”时,提及了“等待、耐心、从容、宽容、期待、悠闲、优雅、细节”,这些都是我们在从事教育的过程中所要培养的姿态和心态。
二年级的孩子虽然已经经历了一年级的学习,但各方面还是与一年级相差不多,不知道上课要专心听讲,常常活泼有余,自律不足。
新学期刚开始的几节课,总有几个喜欢在课堂上讲悄悄话,于是个别谈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加小贴纸和小奖品的攻势,慢慢地,大部分孩子学会了认真听讲,虽然还有个别孩子不能自觉做到,但我相信在耐心的教育下,每个孩子都会有所改变的。
慢教育并不仅仅局限在课堂短短的40分钟之内,而应包含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从这样一个意义来讲,老师真的需要处处留心教育资源,关注教育对象,以一个等待的姿态倾情投入教育,时刻关注生命的成长。
陈同学是我们班上一个很优秀的男孩子,心地善良但性格比较内向,虽然有时也会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但内向的性格总使他退缩不前,不敢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推选他当“小跳蚤市场”的收银员,他推说怕收错钱不干,我建议收错钱我来赔他仍然犹豫不决;
班级开班会,我让他当主持人,他扭捏害羞怕出丑;
上课的时候回答问题总是轻声细气,让人感觉底气不足,虽然都能回答对。
在与孩子和他父母的不断接触中,我发现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比较高,望子成龙的心态比较严重,这就导致了孩子的压力大、自信心不足。
找到了“病因”之后,我就开始不断地和陈同学的父母沟通,告诉他们孩子各方面优秀的表现,有时甚至夸大他的优点;
提醒他们要多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尽量每天都对孩子说一句:
“你是最自信的孩子,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
同时,我让他做组长收发作业,表扬他的工作能力;
上课时多向他提问,尽量提高他的胆量;
还让他做值日班长,周五管理整个教室。
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半年多,陈同学的也在缓慢地变化着。
上课时能自信地举手了;
做值日班长时能比较大声地管理班级了;
遇到班级问题时肯主动来询问我了。
他的爸爸有次告诉我:
“孩子整个地好像更自信了,不再像以前那样胆小内向了!
”
“耐心”是个多好的词啊!
作为一线教师,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心烦的事,总会感觉千头万绪,无所适从,但当我们想到孩子就是在耐心等待的过程中成长的,心态就会平和很多,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
我很欣赏书中的这段话:
“要把教育当作一件事来做;
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
一件事也不一定能做好;
重要的是尽力去做,而且从具体的小事做起,做一件就是一件。
教育是一项需要耐心、爱心的事业,慢就是体现耐心和爱心的一种尺子。
精英、尖子生毕竟是少数,那么对待大多数普通的学生,就需要慢慢来,需要更多的耐心、爱心。
老师们最好常常问问自己,今天我对学生耐心了吗?
是不是有些急躁?
心中要有一个原则——教育是慢的艺术!
——编者
育人考验教育者的耐心修养
——读张文质《教育是慢的艺术》有感
顾雪林
不要在教育中操之过急,不要在教育中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
教育是慢的艺术还是快的艺术,大概很少有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张文质在《教育是慢的艺术》一书中解释了自己慢的观点。
当然,他所说的慢不是慢慢爬行,不是无所作为。
他提倡的慢是在教育中要细致、有耐心和爱心,甚至可以慢到婆婆妈妈、絮絮叨叨;
与慢相对,就是快、急、躁,他反对在教育中动不动就训斥和惩罚,反对在教育中操之过急,反对在教育中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教育中要细致耐心,大概多数教师都不会反对。
问题的关键是要细致耐心到什么程度。
当一个小学生一年学业不突出,你还可能有耐心帮助他吗?
如果他小学6年学业都不突出,你还会有帮助他的耐心吗?
如果他小学、中学、大学都学业较差,你还会耐心地等待他在工作以后成为天才吗?
《教育是慢的艺术》一书中主张,教师应当有这样的耐心。
爱因斯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自己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勤奋努力
《教育是慢的艺术》举例介绍了爱因斯坦在10岁时还不能流利地讲话,以至于他的教导主任一度认为他是白痴,教导主任失去了对这样“白痴”类孩子教育、培养、帮助的耐心。
其实爱因斯坦的成长恰恰告诉我们,对这样的孩子,教师的耐心仅仅有一天是不够的,一年也是不够的,甚至几年也是不够的,需要抱有十几年的耐心。
谈到十几年的耐心,教师中赞成并能做到的人还有多少呢?
爱因斯坦两岁多了还不会讲话,他的父母渐渐丧失信心,一度以为他是哑巴。
他7岁时,还不能流利地讲话,在大声说出整句话之前,总要先低声默念一遍,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年,小学教师们的耐心丧失了,认为他患有某种形式的少年诵读困难症。
爱因斯坦在中学的成绩除数学优秀之外,其他学科均属低下,因而在1894年15岁时他遭到了学校的退学处分,中学教师们的耐心也最终丧失了。
爱因斯坦第一次考大学失败后,又在中学复读了一年,后来考进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物理学。
大学4年,学业成绩并不突出,以至于他在毕业后找不到一份教师的工作,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才在伯尔尼找到了联邦专利局审查员的工作。
从学业经历上看,爱因斯坦不是一个成功者,但就是这位不成功者,利用闲暇继续自修理论物理,在26岁时创立了狭义相对论,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爱因斯坦的成长史,我们又会有不同的发现,爱因斯坦快3岁时,他在观察刚刚出生的妹妹以后,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很长的话:
“她就是我的新玩具吗?
她的轮子在哪儿呢?
没轮子我怎么玩啊?
”这反映出他超常的观察能力。
3岁时,他陶醉于母亲的钢琴曲,表现出对音乐的早慧;
4岁时,他被袖珍罗盘迷住了;
5岁时,他喜欢在上学时独自思考;
6岁时,他要求拉小提琴;
10岁时,他已经是暴力专制制度的反对者;
12岁时,他独立证明了数学定理;
14岁时他能登台演奏小提琴。
当然,爱因斯坦的这些观察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潜能很难被当时学校的考试制度认可,如果他没有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这些经历也很难被以后的人们认可。
爱因斯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自己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勤奋努力。
育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教育者耐心的考验
爱因斯坦的学校经历尚且如此,那些在学校中占大多数的普普通通的学生,那些在应试教育中考试成绩不好的学生,有多少老师能给他们足够的耐心呢?
育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教育者在耐心上的考验。
我们很难要求每一个学生都有爱因斯坦那样的毅力,但我们可以期望每一个教师都给学生足够的耐心,做学生信心的支持者。
教师给学生足够的耐心,前提并不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成功者。
耐心是每一个教师的修养,耐心是每一个教师的素质,耐心是每一个教师的责任,耐心是每一个教师的道德伦理水平。
耐心能让你对学生的爱更持久,耐心能让你对学生的微笑更持久,耐心能让你对学生的表扬和鼓励更持久。
耐心是你对学生人格的尊重,耐心是你对教育平等的尊重,耐心是你对学生有一个美好前程的长期有效的祝福。
耐心并不一定能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爱因斯坦,但可以让学生走向成功。
成功的孩子背后,需要教师们持久的耐心。
张文质在书中谈到了有些学生的智力有局限,他说:
“这些局限有时是我们教师工作不能超越的障碍,我们有了这种谨慎的意识就不会操之过急,我们就能更从容一点。
很多教师愿意引用唐朝诗人杜甫“润物细无声”的诗句来形容育人,推崇的也是潜移默化,慢工出细活。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管子·
权修》一篇中说: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后来这句话发展成为成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可见古人就认为,培养人是一辈子的事,要作长远打算,教育是一项细活,是一项不能立竿见影的工程。
张文质是一位活跃在一线的教育研究者,他每年要旁听150多节课,对教育现状有深刻的体会,了解教育工作者的许多无奈,他也知道要彻底摆脱应试教育需要时间。
我以为,《教育是慢的艺术》一书的意义就在于,当大家都浮躁于教育立竿见影、急功近利时,有人大胆地和你谈“慢”,颇有些振聋发聩的味道。
我每次讲课之前都有些紧张,等待着讲课的开始,法国一个作家杜拉斯说:
写作者开始动笔的时候,面对一张白纸,就是上帝也救不了他。
老师也是这样,讲课的时候,上帝也救不了他。
不管怎么样,孩子们就交给你了。
有时候更重要的不是你讲什么,而是怎么讲,怎么面对具体而不相同的对象。
台湾李敖说他怕三种人,第一种是打定主意不鼓掌的人。
有时候可能讲课的状态不好,有的老师是以不变应万变,即使你听不懂他的口音他也照样讲下去,我的童年很不好,所以特别需要大家的鼓励。
上次李敖到北大演讲的时候,他的特点是不看讲稿。
他觉得不鼓掌不仅是教养,有时候是文化姿态。
他到北大发现就是党委书记什么的不鼓掌,因为他们鼓掌是要上级批准的。
李敖还说,他很怕没一会就出去小便的人,稀稀拉拉的。
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对会场的要求,李敖怕小便的,他说第三种最可怕,就是出去小便再也不回来的人,其实任何一个上课的人都怕。
香港学者陈志芳说,剑桥的规定,老师不能对学生提要求的,但是一节课如果听到后面没人听了,自己就该卷起铺盖走人。
学生有不参与的权力。
钱理群老师说,教师就是要讲课的时候全情投入,忘乎所以。
这种方式有时候会造成现场瞬间的灵魂的震撼。
今天在中国,一个人如果说对改革充满了信心,这个人不是傻瓜就是骗子,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改革,这个只是一个政治化的词语,阀门不掌握在我们手里。
我们只有以各自生命在场的方式去把握。
这里我讲到一个生命在场,一个老师完全投入,目中有人,目中有我,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生命在场的。
不是照本宣科,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处在生命的互动和激荡之中上课,这样的课堂可以称之为生命在场的课堂。
我们讲课,都希望是一种生命在场的状态,能够给大家一种灵魂顿悟的个我的一个发现,能够有这样的发现,教育就很美妙了。
加拿大一个学者说,教育是实践的艺术,是实践的智慧,总是临场的,不论事先怎么准备,但是临场的时候总是有不可预设的,不可预见的,需要你更多临场智慧的事情。
教师的紧张感就是一种生命感。
从不紧张的老师是很少的,这种适度紧张有助于人的智慧的激发,也可以让人在临场的状态和撞击中产生未知的一种智慧。
老师带着这样的态度进入课堂,课堂就可以称为生命之旅,变成生命展现的过程。
像长跑者跑完之后会分泌一种愉悦的东西。
好的老师上课前是严肃的,下课之后是劳累但是愉悦的,能够分泌内在的自我肯定自我犒赏的力量。
如果每次课之后你都能有这样的感觉的话,你就是一个不错的教师,一个能够带给学生幸福感的教师。
叶澜说让课堂焕发活力是他的,而教育是慢的艺术是我的。
看上去是一个句子,句子背后是思想,思想背后是理的表达方式。
与其说思想是人精神的写照,不如说如何表达思想更是生命风格的写照。
这个话题可以看做是伴随课程改革十年时间在基础教育田野进行细致观察之后得出的自己的感想。
现在课程改革,早的时候我说这个词很快会变成一个旧词或者贬义词,或者是消极的评价。
就教师而言,他思考的核心并不是在思想上的建树,而是人类某些共同的价值,人类的智慧结晶有没有可能在自己的课堂上生根发芽。
即使是微小的,都是价值巨大的。
在基础教育领域,要做的工作是还本开心,还本就是回到人类的普遍性,回到教育的常识,一代代人不断实践回答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回到人的本源,回到人性的本源。
同时教育又需要开新,就是开出新的领域形态和生存方式,也许教育的矛盾焦灼点就在于还本与开新之间的张力,往往是学校寻找教育的方法背后矛盾的胶着点,在这个时代怎么坚持人类普遍的价值观,怎么寻找人类普遍的生机所在。
我们面对的是生命。
不可重现,很多错误不可修复,尤其源头的错误,后面很难修正,即使修正,代价也很惨重。
而教育就是从人的源头处开始,起始处下功夫,生命也无法退货。
教育正是由于这些元素,正是我们面对这样的生命,教育的麻烦也就在这里。
从文化的意义说,教育总是天然带有某种保守性质,教育很难是时代新思想的实验品,一方面表现在形态上总是有某种相对的滞后性,更看重的是已经有的东西而不是将来有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因为他关心的是人的生命。
教育的生命形态使得它有一定的保守,教师从本质上说,教育确实是思想维新,道德唯旧的领域。
曾有一本书,美国八位名师的事迹,有人说这跟我们优秀教师很吻合,我说这是教师共同的要素,教师要温柔敦厚善良,善于鼓励同情期待人,这是普遍的人类的价值观。
教育应该是母性的,是慈祥柔软诚恳耐心的,尤其是源头的教育。
教育需要一种普遍的诚恳对待所有的人。
按照描述,苏霍姆林斯基就是一个完美的父性跟母性融合的教师。
我的所谓的好教师的标准很简单:
第一:
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得更成功,比自己更快乐更有美好的未来。
教师应该把自己的孩子当做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孩子加以教育。
可以忽视很多工作,但是不要忽视对自己的孩子的教育。
第二:
好教师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五岁。
第三:
好教师应该看上去就像个好教师。
一个人长得不像教师是最大的不幸。
教师对自己的内在相貌精神素质要有一种警惕,在生命中不断改变自己,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好人。
有些家长感慨,觉得自己的孩子太老实了,这恰恰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麻烦所在。
我想说的,教育可以看做意识形态,是一种体制性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对职业最基本的态度,无论是怎样的态度,就会折射出怎样的成果。
课程改革如果看做体制行为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没有减轻学生教师的负担,没有给学校带来更有民主生机活力的文化形态,十年之后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课程改革,还要重新寻找道路。
课改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文化变革继续在发展,比如阅读我们有了很大不一样,在此之前接触到的教育学者思想概念等等这十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很多新的教育思想是在这十年里面创生出来的,比如教师成为研究者,校本课程的研究,这些都跟课改的精神洗礼有关系。
从这个层面上,学校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
鲁迅先生对改革的三种方式描述说,第一种是改革初期表示反对。
第二种是改革成为趋势的时候就轰轰烈烈地走过场。
这不可能解决真正的问题,问题滋生更多,第三种就是反攻倒算,彻底否定改革,以前遭到摒弃的价值观回来了。
比如只注重结果,这是很可怕的。
教育更多的是现实的关怀,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仍然需要一种历史情怀,教育更需要历史的评价。
这种历史的评价对任何一个校长,由于历史的评价具有一种滞后性,因此小学初中的教育可能只能问付出不问收获,因为收获期太晚。
而教育很多时候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评价是最可能违背教育规律的。
在这里,情况越来越糟糕。
名校不在于大楼,甚至不在于名师,而是在于深厚的文化积淀。
我认为,学校的文化是不可重复的,它可能跟学校最个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跟生命性的独特的文化形态联系在一起,能够移植的只是简单归纳之后的东西,但是生命性失去了,那些文化的血脉流失了,如果当我们把目光只注重最后结果的时候,个人的文化跟风物的独特就不重要了,只有操作的技巧和提高分数的秘诀。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学校,是不可能有相互欣赏扶持和激励的,只有尔虞我诈,各自为战,他人就是地狱。
学校的评价可以推出一系列的评价。
很多时候当下的评价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有一种历史的眼光。
我们可以培养一流的考生,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
法国哲学家莫兰说,一个人受教育的标志在于,你能够容纳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而不是偏执于一隅。
现实关怀与历史情怀,哪怕是应试教育,跟人文情怀都可以兼收并蓄。
佐藤学强调:
能不能在受动状态下也能有主动性。
罗杰斯的观点,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作一个积极的建设者。
今天要否定应试教育是不可能的。
今天怎么来言说教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想要有自己的言说空间都是很困难的。
与其把对教育的关注点落在对体制现实的批判上,不如转化为在现在的背景下怎么去作教师和校长,把向外的思考转化为内在的一种超越。
人的成长既有外向度的目标,更多的还是内向度,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让自己成长得更快乐一些美好一些,从容一些。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融入国际化的态势,不能简单地说我们还停留在毛时代,我们同时需要一种比较从容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意识形态的变革也是慢的艺术。
等到我们凡是会唱东方红的人都死光了可能就会更好了,受原来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的人也需要时间的淘洗,需要时间自然的淘汰。
佐藤学说,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发展越缓慢,越能积累下有价值的东西。
一个人耐心做一件事情,坚持就是一种境界。
萨特说,拿破仑这样的人千古一人,邓小平这样的人也是很少的,对很多人而言就是一个小人物,能不能从这小里面做出大的格局来,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了。
因此,外向度的思考更多转化为内向度的自我提升。
当然这些道理,没有生命的建立过程和体验,这些道理都是知识,真正经过生命建立之后成为了道理,这就是我们的准则,我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很多的道理是需要生命来践履的。
人从生命践履中悟到道理,非常难,凡是道理说出来都很平凡,没有说出来之前是混沌一片。
教育的很多道理需要反躬自问:
你自己说道理能不能做到?
教育更重要的不是看怎么说,而是这些东西到底是外在的知识还在内在的准则,把握的准则在自己身上,一种自律性,内在的向度和准绳,是自己自己的方式。
教育中的矛盾不仅是时代的问题,更多的是教师童年存在的。
对任何一个人,职业的认同感觉醒越早,就越容易出成绩。
好教师其实并不是最聪明的人,也不一定是最有天分的人,往往是最容易投入的人,有强烈职业认同感的人,这样就容易使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得到最佳的表现。
对教育而言,其复杂性还在于教育天然具有一种保守气质。
教育要独立进行变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教育受动的状态也使他有了某种滞后性。
教育不可能成为思想解放的先行领域。
教育还具有多维性。
改变一所学校,也是多种文化形态合力的结果,影响一个人也是多维文化形态合力的结果。
职业认同感背后,有一种文化的辨认。
并不是只要有了职业认同就可以成功。
今天,读张文质的教育随笔。
美国的教育家博耶说,学校还是小的好。
那么,“小”到什么程度为好呢?
“小到学校所有上午师生都能彼此叫出对方的名字,即人数控制在二三百人内为最佳。
博耶又说:
“当班上的学生数超过30时,教师的注意中心就从对个体的关注转为对班级的控制。
这是对教育现象的最犀利、最直白的见解。
看看我们的教室:
在身边所有的公立制的学校,哪一个教室不是挨挨挤挤,6字开头,尤其是一些“地方名校”,甚至讲台边还靠着坐上一两个。
坐进了教室,就意味着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在校外的很多教学的培训中心,“小班化教学”就是一种实力的展示,就是一种与众不同,就是一种吸引人的招牌,因为,它能够告诉给学习者和家长:
我们能够关注到每一个独立的学生个体。
当一个教师面临众多的学生开始教学,首先要做的就是组织教学,所谓的安顿好学习的外部环境,这样才可以顺利开展。
无庸质疑,大多数的教师门都在进行了这样的工作。
班级的人数不是教师所能够决定的,因为没得选择。
学生的人数有时也不是学校所能够决定的。
这,大概就是发展中的中国国情。
常常听“名师”上课,不熟悉的学生,千万名的听课教师,礼堂当教室,把一节40分钟的课随意的延变成“大课”,也一样将自己的课“做得神采飞扬”,这多少是由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相比之下,我更欣赏博耶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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