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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还写了《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展现了他的精神——身处逆境而
不馁,蒙受耻辱而发愤,无论在何种艰难困厄的环境里,都不轻易放弃自己生命的追求,都不动摇自己的
理想与信念,都要坚韧顽强地去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司马迁在对历史的写作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表达了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爱憎,生
动形象地再现了一系列历史人物,使之成为科学历史著作和优美传记文学的巧妙结合,因而近人梁启超称
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刘向誉之为“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文史价值】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
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
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
《史记》的出现,标志
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在史学方面,《史记》全面记述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族、外交方面的情况,取材广泛,
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深刻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四史”的开篇之作,古人皆称“迁有
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①
在文学方面,《史记》不仅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叙写了一系列
历史人物,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
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
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
此外,整部《史记》就是一部
形象与情感有机结合的长篇史诗。
记叙中有浓郁的感情,或愤激,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历来为
人钟爱。
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在美学方面,《史记》中描述的壮观历史场景等带给我们美的享受。
如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如果
说巨鹿之战通过衬托作用表现了项羽作为一员大将那果断勇敢一往无前的英雄胆略,体现了他性格的崇
高。
美的话,那么,巨鹿之战那千军万马排山倒海般的壮景,则是从场面上显示了力量和气势的美。
【后世影响】
《史记》在史学界开纪传体之先河,让人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和事件,还有司马迁在考证时
的严谨性和纂写时的公正性,都对后世史学者有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然而,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
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而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
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
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
《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
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史记》的史学精神对史学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
所谓史学精神,它包括三个方面,即:
实
录精神、批判精神、人文精神,其中实录精神是最具影响的。
所谓“实录”,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
司
马迁传赞》中说:
《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写
实、大胆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记载正史官书所不肯收录的下层人物都是实录精神的集中体现。
《史
记》的实录精神明辨是非善恶,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更深
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史记》的文学界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首先,《史记》的求实求真的创作精神和批判精神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
司马迁曾受到汉武帝的残
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
例如在《史记》中,
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
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
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
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
《史记》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秉笔直书的现
实主义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
其次,《史记》渗透有深厚的人文精神。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
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
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
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
《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
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再次,《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都
为后代散文家所效法、学习。
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
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
一、它具
有高超的语言艺术,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如《项羽本纪》中“彼可取
而代也”,率直大胆,刻画出了项羽的强悍卤直。
又如《高祖本纪》中“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
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诈。
二、善于引用民谣和谚语,如:
《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极富表
现力。
最后,《史记》对后世小说和戏曲产生了一定影响。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
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尤其是《史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通过典型化的细节、借助个
性化语言、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利用尖锐的矛盾冲突等基本手法的运用对小说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另外,《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也成为后
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
像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
总之,
《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版本演变】《史记》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一系为宋刻十行本。
第二系约有4种,分别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十四行刊本;
南宋孝宗年间建阳刊本;
南宋
绍兴十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
南宋绍兴年间淮南东路转运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现存2种,一种是南宋淳熙二年张杅刻本,一种则是南宋
淳熙八年耿秉重刻张杅本。
第四系现存最早的是南宋干道七年蔡梦弼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为2支。
第一支较为简单:
南宋庆元二年建阳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间崇文书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
第二支较为复杂,这一支的起头是蒙古中统二年刻本,由中统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阳慎独斋刻本、明建宁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间刻本。
而从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国子监刻本和北京国子监刻本。
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则从北监本出。
此外还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此本为单集解本,据说源自宋刻,但具体底本不详,据此本重刻的则有清同治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书局刻)。
【我最喜欢的历史故事】看完了《史记》,我最喜欢的是《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廉颇和蔺相如两人的故事。
全篇由“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故事构成,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高妙。
往往某种
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容斋随笔·
史记简妙处》)。
今天我精读的部分《廉颇蔺相如列传》就已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
这篇文章系统地展现了司马迁对于《史记》写作的特点,就其人物形象及思想内容来看,《廉颇蔺相如列传》热情赞颂了廉颇、蔺相如两人的品德与才干,突出了他们身系赵国安危的历史作用,颂扬了爱国主义精神。
传文着重刻画了蔺相如大智大勇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
此外,它的艺术特色鲜明:
选材典型,选取了三件典型的势力突出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完璧归赵”写其勇,“渑池之会”写其智,“将相和”写其德;
运用反衬手法,使主要人物相得益彰,形象显得更加鲜明突出——以廉颇的居功自傲、心胸褊狭,反衬出蔺相如的豁达大度,顾全大局,以廉颇重视军事斗争、轻视外交斗争,反衬出蔺相如的见识独胜廉颇一筹;
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矛盾的引起,在于廉颇的争名位,矛盾的展开,是由于廉颇见相如“必辱之”,矛盾的激化,是相如的舍人皆请辞去,矛盾的解决,首先是蔺相如退让避辱,委曲求全,继而是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表白;
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廉颇的“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
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表现他的自大与鲁莽狭隘,相如的“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
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
顾吾念之,强秦之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二人在也。
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
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表现他的不畏强权、机智勇敢及爱国热忱。
司马迁为我们还原了历史面貌,展现了生动的历史人物。
看完这个故事,我不仅欣赏蔺相如的机智勇敢,更佩服廉颇的知错能改,同时,我还看到他们都具有的强烈的爱国热情。
通篇都是刻画贤者的美好品德,缪贤的选贤举能、蔺相如的宽宏大量和深谋远虑、廉颇的知错就改等等都让我为之震撼动容,它使我深深感受到人格的魅力,也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做一个大写的人的不易和必要。
【参考书目】
王伯祥《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04年出版
来新夏,王连升《史记选注》济南:
齐鲁书社,1998年出版
张友鸾《史记故事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篇二:
史记读书报告
帝王业,风沉寂
——读《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本纪》有感
司马迁的史记中对刘邦的身世是这样介绍的“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坡,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晖鸣,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
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
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
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司马迁这般描写刘邦的出身,想来大家都懂,这是为了统治者正名,因为似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史官都注重统治者是否授予天命,其次才注重统治者的德行。
刘邦之母因为蛟龙覆身之后产下天子以及后来酒保因为总能看到刘邦头上时隐时现的盘旋的龙而清了刘邦赊下的所有酒帐,这也为后来刘邦称帝登上天子宝座增加了几分“天命所归”的说法。
如此看来,我们并不能说司马迁大肆吹嘘封建迷信或者向统治者献媚,而是因为司马迁生活在汉朝,他不仅要著书记史也要为自己生活的朝代的统治者正身,这样自己才有继续写下去的可能,不被统治者所扼杀。
其次也体现了司马迁认为统治者要被授予天命正统的思想。
在《史记》中,司马迁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来更充分、集中地刻画历史人物形象,较完整地写出人物一生的命运,赋予了历史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
在太史公的笔下,沛公刘邦,机智果断,能屈能伸,贪财好色,狠毒阴险,最后威加海内,成就一代宏业。
下面我们就从《高祖本纪》原文来看看刘邦的人物个性。
沛公曰:
“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
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馀悉除去秦法。
诸吏人
皆案堵如故。
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
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
曰:
“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
”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多么聪明的刘邦啊!
既让别人看到了自己的宅心仁厚又收买了老百姓的心。
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
汉王伤匈,乃扪足曰:
“虏中吾指!
”汉王病创卧,张良彊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於汉。
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
机智果断如刘邦,在被射伤之后作为将领的他为了稳住军心谎称只是被射伤了脚趾。
这真是一个用心颇深由机智果断的领导者啊。
“未央宫成。
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
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
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高祖还归,过沛,留。
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
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儿皆和习之。
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谓沛父兄曰:
“游子悲故乡。
吾虽都关中,万岁後吾魂魄犹乐思沛。
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
”.”从这我们看到了作为市井小混得志的样子,昔日的贪财好色之徒如今成了金字塔尖上的人物,高祖还乡,看似热闹实则似小丑般舞闹,但是跳梁归跳梁,里面也确实折射出了刘邦的性格特点来,他作为市井小民出身,更能深知老百姓的水深火热,走在哪里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总会为老百姓谋利,深得民心,刘邦的出身更能了解人民心理,这也是打败贵族之后——项羽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名门望族之后的身份使项羽多了几分自命不凡和刚愎自用,不相信身边的谋士轻易怀疑他人正和刘邦的虚心听取能人贤士的意见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乌江边上的壮言更是可笑,说什么不是自己领导不力是怨天不顺己,但是誓死拼杀捍卫自己的最后一点尊严又体现了这位力能扛鼎的英雄的勇武过人,在他的内心深处,英雄形象不可受损。
一别虞姬,无限的侠骨柔情留给后人......洋洋洒洒的文字记录了这段历史,也留给了我们后人无数话题和遐想。
高祖刘邦也好,柔情项羽也好,都已随风而逝,代之的是历史的积淀和从历史里迎面扑来撞入子子孙孙的心里的领悟。
篇三:
史记读书报告.doc
有关《史记》的读书报告
首先,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读《史记》一开始就架到语法学习的路上去的,所以一开始仍把读书的重点锁定到了《史记》的原文。
但是直到现在,对《史记》语法做了一些了解之后,了解了其语法的本源,它的表达方式的发展,其语序的流变等等,眼前才豁然一亮:
原来读古书,最基础的工作不是一点点的识文断义,
法——以有限的、简易的理论作为观照,重新审视《史记》
平台上阅读的。
《史记》的语法发展是作为汉语语法发展史的一个关键环节存在的,
文风向两汉铺张文体过渡的痕迹。
作为史书,与先秦比较,便具有鲜明的特点。
总体而言,是《史记》文体句子表意功能的强化,句式逐步规范使得文笔趋向简洁。
在主语、宾语等语位上,名词及其短语取代了先秦文章中诸多随心使用的代词,
以起到文笔简洁的作用,但代词的无限度大量运用便将文章抽干了,如果仅仅为自身记录,无论记录多么简单,自己总会感到清晰明确,
目,目的无非是得些条理),其形象性自然要弱,而语句之间包含的逻辑量要充足得多,是思考得多而记录得少,与现代人相反。
因为记录者在记录时的目的更多是自家存目,并没有认真考虑后来者怎么读,又怎么懂的。
先秦诸子常常要招收一大堆徒弟,往往日日相随,
解得比著作中记录得还要多得多的时候,
必只从书上得来吧,因为还有教诲。
《史记》则不然司马迁称其要“通邑大都”时候更多考虑了交流的需要了。
所以近距离之中意义不明确的代词,
盟(),晋人弗许。
(僖28);
“卫侯请盟晋,晋人不许。
《左传》“公问之,子家以告。
”(宣4)
世家》),这一句与上句比,内容含量便大为丰富,不但将“公”具体明确,也用名词代替了代词“之”,句子表意清晰明了,并且句式已略具发展,规范多了。
总之,近乎于给先秦史籍作注。
由于单纯名词的表意功能有限,名词性短语和修饰名词的定语应运发展起来。
正结构名词短语明显增加,“者”字短语与“所”字短语大量增加并趋于复杂,定语修饰功能加强。
虽然“者”字在《史记》中仍有部分用作语气词,
与“所”字相类,它们几乎与形容词、动词、短语甚至句子都可以构成名词性的短语,这些短语可以替代原有的专有名词或干枯抽象词汇,又可以直接插入句中充当原有名词同位语,加上定语,这样便可以生动地表示出被描述对象的身份、性质、特点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使得干枯的对象变得朗润起来。
另外,《史记》中[主语·
之·
谓语
时,加强语句简洁的努力,同时显示着语言规范化的痕迹。
定语带“之”的结构有所保留,数量仍有繁茂的痕迹,再加上名词或类似短语后出现定语,
表意追求之外,音韵需要暗示了汉语自身的特色,与西方语言相比保留有发展的空间。
至于补语,由于情况复杂且自为体系,留以下面论及。
那虽然终究会有所成效,但还有更好的办,竟发觉自己是站在更高的一个它昭示着先秦质朴代词可一目了然(现在的人们还少不了做些事情的纲其弊端却要显现出来。
口传心教,他们往往是先将著作的意义了才来认真研读先师遗书,大概以为后来者也大可不,他在写作的《史记》中多还原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如“卫侯请《晋世家》”。
这是补充了宾语,又如《史记》中“灵公问其笑故,具告灵公。
”(《郑表现为偏多表语音停顿,但更多用为结构助词,]的结构减少,显现出《史记》在丰富生动语句的同显示出原始汉语的生命力,除却
壹但当文字日益用作交流工具时,变为了
动词谓语的发展在总体上有与名词性语位发展类似的地方,即为求语意表达的具体、明确。
单音节谓语大量减少,代之以丰富多样的复杂谓语,包括并列的动词谓语、连动式、“动宾·
宾”、兼语句、“介宾·
动”、“动·
介宾”,另外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处所、涉及的人物,动作的方法、工具、依据等等有关因素表示出来的状语,与定语类似,也极为迅猛的发展起来。
但总体而言,动词谓语比名词性语位发展更为复杂,其包含的内容除了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之外,另包含有大量的变式,蔚为大观。
先谈与名词语位稍近的一处变化,即《史记》语法较之先秦兼语句的明显增加。
先秦语法中[动·
介·
宾]、[主·
谓]、复句等结构句式有变为兼语式的,相较于名词性语位大量缩减“之”以求简化,其途径有所扩大;
更奇妙的是,这种简化完成之后,句子含义和人物关系都显示得更为清楚无误,语法结构复杂反而精悍、灵活,拥有很强生命力。
仅《左传》《史记》兼语式中使令、劝诫、封职、褒贬的类型作比较,《左传》
记》有43个,其发展演化之快便可见一斑。
同时兼语式发展有自身规律,由此成为动词谓语的一大重要句型,与名词性语位有质的区别。
与兼语式相似,被动句也由先秦语法中酝孕而来,只是其作为独立句型发展与语句的省略关系不大。
古老的被动句是“于”字句,由于介词的逐步分化,“为”字句在战国末出现,至《史记》已位列被动句之首,远超过“于”字被动句,但“为”字仍有词性、语音纠葛,在《史记》中,“被”字句发展也呈灼旺势头。
除了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
标志的被动句竟占到40%左右,这一现象与让人较难理解的定语中越发兴旺的“之”字结构和定语在名词之后的现象一同耐人寻味,本文作有一定猜测,待材料补完,附于文后。
另外,《史记》中否定句和疑问句的代词宾语往往不再如先秦那般一定置于动词之前,《史记》否定词不前置较《左传》而言有进步的趋势,在疑问句中,这种趋势则大为强化。
如“秦伯曰:
‘国谓君何?
’对曰:
‘小人慼,谓之不免;
君子怒,以为必归。
《史记》“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
”这表明了语序发展的趋势。
此外,《史记》中“是”的系动词用法已清晰明确,表明“是”字判断句出现。
如“西门豹曰:
‘巫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
’”(《滑稽列传》
状语修饰动作上,除积蓄发展出一系列的介词并完善其用法外,并没有其他更多引人以为注目的地方,与定语发展类似,状语更趋完善、丰富,副词、名词、
动词、主谓短语、形容词、代词、重叠词、多层状语,尤其为介宾短语大大完善了状语应有的功能;
在语句位置上,状语既可在动词前,又可在动词后(尤其介宾状语)
与定语类似,动词后的状语不断缩减,但动词谓语也后移了,状语缩减的程度难以露底。
再说补语。
相较于先秦典籍来说,《史记》补语的变化有所损益。
补语对各种词性,如名词,形容词,动词各有修饰作用;
但其中凸显了对动词的增饰作用,
的记叙文特点而定的。
结果状语,趋向补语、程度补语、大为发展,无论充当补语成分或是带补语的动词(形容词)都较先秦扩大了范围。
如《左传》:
及战,射共王,中目。
《史记》:
癸巳,射中共王目。
(《晋世家》)。
《左传》中的“射共王”
的动补式“射中共王目”。
似是句式简洁化的一条途径。
由于介词用法在《史记》中已有一定变化,一些介词用法大为缩减,无介词补语因而增加,由于语音符因素在句中干扰作用的消减,介宾短语使用更多考虑到灵活层面,在动词后的介宾短语补语反而减少。
的基本因素保存至今。
以上遗留有一个问题,《史记》中颇存有表面看来与语言实际功用并不甚相符的发展变化。
如无形式标志的被动句大量存在,定语、状语、多有附于被修饰语之后的,定语中“之”字结构并不见大量削减,无形式标志的句子结构在《史记》中并不见削减,反而更有增长的趋势,如无介词补语。
《史记》中仍保留和发展了一些看似自找麻烦的词汇,如偏意复指的名词,还有一些两可的副词,如“颇”,既可以表示程度较深,又可以表示程度较浅。
贰、10个,《史(僖5)至数词、《史记》(成16)但作为语用“孝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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