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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学科对城市起源的讨论
现代社会科学家,包括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出了4种有关城市起源的理论。
环境基础论或水力论。
该论点以伍利(L·
Woolley)和威特福格尔(K·
A·
Wittfogel)为代表,认为:
只有在土地和气候有可能并且容易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创造出剩余农产品的地区,城市文明才能产生;
剩余农产品很大程度上是灌溉的结果;
灌溉导致特殊形式的劳动分工,它强化了耕作,促使人口集中用灌溉使大规模合作成为必要,它导致管理体系的形成。
这些因素使住宅建设集中化,出现城镇。
简言之,城市是随灌溉的发展而发展的。
经济论或市场起源论。
经济论由略有差异的三种观点组成。
有的学者认为城市是农业革命的产物,只有到了农业产品有了剩余,才有城市出现。
有了农产品剩余才能养活城市的官员、祭司、商人和手工业者。
但有了剩余产品为什么要用来建立城市呢?
再一个为什么会有剩余产品出现?
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只是为了糊口,人们可以少劳动,清闲一点也好,要知道人是有惰性的。
有的认为城市是长距离贸易的产物,有的认为城市起源于集中了内部交换过程的区域中心。
总之,由于市场贸易引起的高度集中才兴起城市。
他们的根据主要来自商业是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创造者这种传统观念。
城市的市场起源论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雅各布斯(JaneJacobs)与众不同地坚信“城市发展在先,乡村发展在后”,她把农业的发展看做是城市发展的后果。
她通过分析安那托利亚一个起源于公元前756年的具有矿物资源的城镇,认为这是由于邻近的狩猎群体习惯性地成为这里黑曜石的顾客。
贸易的建立,产生了专门化和所有与城市有关的其他变化,包括对农业的需求。
军事论或防御据点起源论。
人们注意到埃及象形文字中的“城市”是圆圈中划一个十字,圆圈代表防御墙。
相应地也就有人提出,城市是人们为寻求保护的需要而起源。
他们用最古老的著名城镇都存在坚固的防御工事这一事实来证明军事需要,促进了聚落集中和职业分工,是城市的起源因素。
宗教论或宗庙起源论。
社会学家瑞兹·
哈桑(RiazHassan)认为:
如果没有对权威的尊重、对某种场所的依附及对他人权力的服从,城市文化就不可能存在。
他用前伊斯兰阿拉伯社会的游牧文化向后伊斯兰阿拉伯社会的城市文化的转变为例说明,这种转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宗教。
宗教产生一种比家族更巩固的忠诚和社会团结的力量。
伊斯兰教就是城市发展最有效的工具。
这种观点实际上派生出氏族主义与现代城市化的联系和权力结构是城市的关键等论点。
上述四种学说都有事实依据并形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又因为缺乏普遍意义而遭到另一些人的质疑,最后陷入类似于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之中。
剩余农产品、灌溉、市场、防御墙、庙宇等都可能是某一些城市起源的关键因素,但是把它们当做城市起源的唯一直接原因,似乎又过分简单化。
城市是在长时期的社会、经济变动和文化适应等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过程中产生的。
城市发展的最初阶段,环境因素极其重要,但环境很快又被技术和社会的发明所改变。
农业和定居是城市发展的先导,人口则对城市产生的重要作用。
5.1.2聚落与城市
聚落具有“村落”和“人们聚居之处”两种含义。
在对城市起源问题中一般取其第二种含义,表示人类居住方式的一个大的范畴。
聚落,又包含有城市和村落两种大的居住形态。
其中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文明时代而产生的一种区别于乡村的高级聚落形态。
城,则是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防御性设施及拥有这种设施的聚落。
这种防御性设施一般为垣墙,但也包含其他构筑物如壕沟、栅栏等以及利用自然之险形成的防御系统。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防御性聚落的主流是环壕聚落,壕沟内外侧往往发现有堆垒而成的土垄,这种环壕聚落是后来围有城垣及壕的城的直接前身。
可以认为环壕聚落也是城的一种类型,一种较为原始的形态。
如果说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它的出现首先是原始人类同自然斗争的结果和农业产生后人类群团间掠夺、战争的产物。
它是伴随着农业和定居生活的出现而初现于世的,它的诞生与文明、国家的出现无涉。
从理论上讲,城作为带有防御性设施的聚落,其上限应与定居性聚落的出现相一致,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
西亚约旦境内的耶利哥遗址发现的公元前8000年前的石城址及望楼,属前陶新石器时代,即是最著名的例子。
在现代汉语中,“城”又常常用来借指城市,从语源上即可显见中国古代城市与防御设施(城垣)的密切联系。
但应指出的是,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防御设施(城垣);
同样,也并非所有的拥有防御设施的聚落(城)都是城市。
因此,这一含义的“城”不宜用于对城市起源问题的讨论中,在这个意义上,“城”与“城市”是应当作严格的区别的。
鉴于此,考古发现的城址就包含有城市遗址和非城市遗址(如军事城堡、设防村落等)两种。
而城市遗址,也分为拥有防御设施者(城)和无防御设施者两种。
判断城市与否的决定性标志是其内涵而非外在形式,中国早期城市的特质在于其都具有作为政治中心的“都邑”的内在属性。
早期的城垣尚不具有多少权力(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大多是出于守卫上的需要而构筑的防御性设施,而它的有无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态、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城址林立的时代一般也是群雄竞起、战乱频仍的时代,如龙山时代和春秋战国时期。
但即使在这两个时代也还都见有未筑城垣的城市遗址。
而大凡存在有国势较强的广域王权国家或帝国、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设防都城的比例也相对减少,如夏、商、西周三代和秦汉时代。
可知防御设施的有无,与聚落的性质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
仅从“城市”一词的字面含义展开讨论,使学界对城市概念的界定一直存疑颇多。
城市不是城与市的简单组合,在春秋以前的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是一种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的、作为邦国权力中心的聚落形态。
中国的初期城市既可以无城,也不必一定有市,直到秦汉乃至更后的中国古代城市,都首先是作为政治中心存在的。
这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
过分强调城市的商贸职能,是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城市从其肇始期开始就已存在由于产业分工而导致的非农业生产活动,大规模商业活动及正规商市的存在与否并不是城市产生的必要条件,应将初期城市置于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古代社会这一大的历史舞台中去考察。
整体上看,城市是作为乡村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与原始村落相比,城市发展初期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城市作为邦国的特殊权力中心而出现,在一定地域内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职能表现突出;
王者作为权力的象征产生于其中,表现为大型夯土建筑工程遗迹(包括宫庙基址、祭坛等礼仪性建筑和城垣、壕)的存在。
在社会阶层分化和产业分工过程中形成的居民构成成分很复杂,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展开使城市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自给自足的社会;
政治性城市的特点和商业贸易欠发达,又使城市作为权力中心而派生出经济中心的职能,主要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聚敛中心和消费中心。
人口相对集中,与现代城市的人口集中在数量上和密度上差异很大,处于城乡分化不甚鲜明的初始阶段的城市,其人口的密集程度不构成判别城市与否的绝对指标。
5.1.3城市产生的条件
站在对立的角度看,“城市”是与“乡村”在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呈重大差异而相区别的一种人类聚居生活的社区。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不同时期的城市又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一座座里程碑。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演进,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分化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地位的阶级、阶层,出现了国家这样一种在一个相对独立、广阔地域上的最高社会组织。
于是适应奴隶社会和后来封建社会统治集团的统治需要,出现了作为统治集团聚居、国家机构存在及其军队驻防的载体的社区。
因它以“城墙”作为主要的防御体系,并有别于被统治的阶级、阶层较为分散的居住社区(乡、村),就被称作“城”、“都”、“邑”,其主要功能是作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政治中心。
人类最早的城市,在西方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古巴比伦人的筑城历史,在中国,至迟也可以上溯到夏王朝的筑城作邑。
早期城市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和防御体系的功能,尤其在中国古代城市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我国在西周以前,城镇体系尚未形成,众多的奴隶主建设各自的政治经济中心城邑。
春秋战国时代奴隶主的互相兼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战国七雄的首府已是较大的城市,其城市职能主要是政治中心兼经济中心。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开始有了全国性的城镇体系。
封建王朝的首都,成为全国的城镇体系中心。
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均位于现在的西安附近,西汉末年,长安人口已达40万。
到了唐代全盛时,人口已达百万。
而且有国外的使臣和商人云集于此,长安已是闻名于世的国际性大都市了。
这种以行政职能为主的封建性特大城市和由诸侯割据的中心城市组成的城镇体系模式,在中国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
促使城市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大分工的发生、发展和商品交换的产生,继而小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
人们相互交换劳动的活动,以商品交换的方式实现,需要有交换的时间和场所即市场,于是“日中为市,贸通有无,日落而散”。
某些处于交通枢纽,或人口相对集中、交换较为方便频繁的村落,便成为周围小生产者约定俗成的交易市场,年深日久,这些村落便发展成为“集镇”——城镇——城市。
城市和城镇成为某一地区商品交换的聚散地和需求信息的发布地,它逐渐吸纳着外来的小商品生产者定居,扩大自己的规模,与周围农村形成明显不同的产业特色和环境特色,成为区域性的某类商品的专业市场或多类商品的综合市场,同时又通过商品聚散与周围农村经济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逐渐成为某一地区的经济中心。
伴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小商品经济在封建经济夹缝中的扭曲成长,中西方早期城市的两大功能互相渗透,中国城市沿着先有城、后设市的道路发展,西方城市沿着先有市、后设城的方向发展,终于城市应具有的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的综合功能于封建社会中期在东西方的城市都具备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化互为因果,甚至可以说城市是孕育资本主义萌芽、催化一种高于封建经济形态的新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产生的母体。
而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城市更成为工业文明加速发展的“能源中心”,反过来,二、三产业的兴起和膨化,又使城市向大型、特大型发展。
城市成为聚集经济和信息能量、聚居人力资本的聚合中心,同时又是不断扩散能量与信息,带动周围广大腹地发展的裂变中心。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城市建设与城市体系的形成,即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便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5.1.4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的发展
(1)古代城市的发展
按照不同年代考察城市发展过程时,通常把城市发展分为4个阶段:
一是,公元5世纪之前的古代阶段;
二是,5~17世纪的中世纪阶段;
三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的近代阶段;
四是,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阶段。
公元前5世纪开始,各个人类文明中心都步入了城市时代,在奴隶制大国里出现了很多以都城形式展现的古代城市。
如古罗马帝国的罗马城,不同内容的城市建设大量进行,城市建筑工程量相当巨大,城市人口激增。
同期亚洲内陆的波斯帝国也进入繁盛时期,出现了苏萨城等一批重要城市。
图5.3古罗马城平面图
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政治、军事中心。
西周统治者率族众聚居城内称国人,城外为郊,郊外为鄙或野。
据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
观世》),每国均有城市。
不过西周的城市还很小,据称周制王城方九里,公国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左传·
隐公元年》孔颖达疏)。
东周以后,列国兼并,大国的都城发展为较大的城市,据近代考古发掘,春秋时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为两个互相衔接的城,总面积达60平方千米,有11座城门,有比较规整的交通干线和排水系统,还有冶铁、炼铜、铸钱和骨器作坊,说明该城工商业已颇为发达。
战国时,该城居民达七万户,苏秦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战国策·
齐策》)。
东周时,私人工商业者初步有所发展,城市也开始兼有工商中心的性质。
秦汉领土扩展,人口迅增,城市也增多和扩大。
汉建置103郡,1578个县,都有城市。
长安(今陕西西安)、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等城市人口都在20万左右。
工商业称盛者有洛阳、临淄、邯郸、宛(今河南南阳)、成都五大都市。
长安为最大的消费城市,城内设有九个市,商人有市籍,只准在市内按业设肆交易,所谓“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班固:
《西京赋》)。
东汉末年,江南也得到开发,人口增多,经济日益发展。
自三国时期的吴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到梁武帝时已有28万户,全城人口估计超过百万,成为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唐代经济续有发展,城市日益增多。
当时,除长安外,以扬州、益州为最大城市,人称“扬一,益二”。
小城市也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
大运河的开通,也发展了一批城市。
如徐州的府离县,元和四年(809)以其“为舳舻之会……防虞是资”,乃置宿州(《元和郡县图志·
宿州》)。
又唐中叶后经济重心南移,江南41州的州治不少成为经济中心,逐渐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
这时工商业城市大体还是在政治、军事城市的基础上发展的。
图5.4西周曲阜城市平面图图5.5汉长安城市平面图
(2)中世纪城市的发展
中世纪是欧洲各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其时间跨度从罗马帝国消亡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绵延1000年左右的时间。
11~15世纪西欧诸国新兴的城市是典型的中世纪城市。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法兰克王国仍保存了罗马时代的一些城市,只是经济活动有不同程度的衰落。
查理帝国分裂后,西欧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在10世纪后期,特别是11世纪,西欧各国开始出现旧城复苏和新城产生的历史过程,统称之为城市的兴起。
新兴的城市规模都不太大,一般只有1000~2000居民。
西欧中世纪城市,有因手工业发达应运而生,有因国内外贸易而兴盛,有因政治、军事、宗教地位重要而形成,原因很多。
据统计,英国在12~13世纪产生了140个新城市。
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最早的地区有两个:
一是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一是北海沿岸的佛兰德尔。
在这里兴起了米兰、威尼斯、布鲁日、根特等城。
在城市兴起之前,西欧的土地已为教俗封建主所瓜分。
城市多兴起在封建主的领地上,因而受到领主的盘剥。
城市必须向领主交纳实物和货币,服劳役或军役,还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
因此城市在兴起以后采取各种形式、各种手段与领主进行斗争。
一些城市的反领主斗争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王权的支持。
城市争取自由和自治的斗争,在法国称为“城市公社运动”。
其结果有的城市取得某种程度的自由与特权,成为“自由城市”。
一部分自由城市又取得选举市政官员、市长和设立城市法庭的权利,因而成为“自治城市”。
城市的自由和自治的取得,一般都以从领主和国王处取得特权证书作保证。
这样,西欧中世纪城市形成了一种习惯:
农奴逃进城,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取得自由人的身份,原来的领主也不能迫使他回到农奴的地位。
西欧的这种自由和自治城市在各国呈不同形态,在英国和法国为自由市、自治市或公社城市,在意大利为城市共和国,在德国为直属皇帝的帝国城市。
摆脱了领主统治的城市政权一般掌握在城市贵族手里。
在法国和英国,随着王权的加强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城市的自由和自治也逐渐消失。
图5.6中世纪的城市国家佛罗伦萨
城市的兴起在中世纪的西欧有重要的影响。
与乡村不同,“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和集中”,形成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使封建社会发展到顶点。
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冲击着农村的自然经济。
同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国力强盛的唐宋时期,城市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扩大,唐代形成了都、道、府、县的四级城市体系,同期城市结构礼制也出现了对称为主要特征的由中轴线统摄的“棋盘城市”。
伴随着北宋商业繁荣,店铺、商业街道瓦解了原有的里坊制度,出现很多城市内人口、建筑密度都很大的商业中心。
元、明、清时期我国城市发展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发达地区大量涌现的工商业市镇,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建设。
如北京城被建为一座集中国古代传统为一身的城市。
5.1.5近、现代城市的发展
(1)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化
通常认为城市出现大概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而快速、明显的城市化现象则是近两三百年的事。
在我国夏代即有“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日中为市,各易而退,各得其所”的传说。
1800~1900年的百年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了10%;
而1900~1950年的50年中则增长了14%;
1980年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达42%,而全世界城市面积却不到陆地总面积的0.3%。
有观点认为城市化是产业革命的产物,它最早起始于英国,180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6%,而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25年才达到21%。
我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49年为10.6%,1992年为27.6%,2011年约为40%。
城市化与生产的工业化、现代化密切相关。
城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
农业人口先向第二产业,接着向第三产业转移;
人类的生产、生活由分散的乡村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数量不断增加;
城市设施不断完善以及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活动方式不断变化和现代化过程。
这一过程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大城市的空间集聚现象。
图5.7明清时期北京平面图
(2)工业化加剧了城市的快速发展
现代城市的发展表现为社会经济的各种功能进一步向大城市和城市中心区集中,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正在进行新的调整,城市中第三产业的比重正在超过第一、第二产业,城市的生产、生活进一步向社会化、信息化发展。
产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化过程是与生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分不开的。
工业化促进了城市中第二产业的巨大发展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大和规模经济、集约经济作用的强化。
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交通、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产业活动的进一步分散提供了支持,同时也扩大了城市中心区的辐射作用和控制功能,大城市周围地区和中心区间相互依存日趋密切,加之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依存的增长,以一些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体开始形成,城市化进入了信息化、区域一体化与国际化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更为突出,城市中心区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但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却在下降。
图5.8世界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分布
(3)城市空间布局由中心集聚向多极分散型的地域结构发展
城市以聚集人口、集约经济、科学、文化为特征,对自然环境和空间地域进行有效的利用。
但是,当城市人口和产业集中超越了一定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自然和社会承载能力时,城市的空间地域结构就必须做相应的变化。
众所周知,现代城市在其工业化阶段,由于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产生的一系列城市发展问题,正迫使城市在更大的空间地域谋求新的集聚。
最初以疏散城市中心人口为目标的“卧城”向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卫星城发展。
早在1898年英国的埃比尼泽·
霍华德即鉴于大城市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花园城市”的设想,提倡在大城市郊区建立以绿色农业地带隔离的小城镇,以美化城市生活环境,扩大城市活动空间和抑制城市中心的发展。
1915年美国的泰勒提出把工厂从市区迁入郊区以分散特大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在大城市郊区建立“卫星城市”的概念。
192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城市会议上通过了防止超级城市的发展应当建立卫星城市的决议。
卫星城的最初形式是属于大城市郊区的独立居住区,即所谓“卧城”;
这种卫星城虽缓和了城市中心区人口居住的集中和用地紧张的问题,但由于居民就业和文化生活仍靠母城,不仅增加了职工上下班的运输,而且也未能缓解城市中心区产业活动的过分集中。
为此,各国曾发展了具有多种工业功能,同时文化设施齐备的卫星城。
多极分散型大城市圈的发展
城市功能和人口的聚集中心,由单极向多极分散型发展是近30年来大城市向外扩展的主要倾向。
如日本东京就是一个一级依存型的特大城市,人口、产业和城市各种功能高度集中于东京都23个特别区;
为了解决东京一级依存型的地域结构所造成的各种城市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京的城市地域结构开始向多核多圈域的多级分散型发展;
每个核城市都分担都心的部分功能,集工作、学习、生活、娱乐于一体,是一个自然环境、生活服务、文化娱乐的较好的相对独立的综合业务城市。
区域性城市体系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特别是交通、通信的飞跃发展的今天,由于人类产业活动,社会活动的时空域空前扩大,使城市区域中心的辐射半径在扩大;
现代社会生产与科学技术为区域性城市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而现代大城市的发展则为区域性城市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必然性。
目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沿着主要交通干线已自发地形成了一些由若干大城市构成的多中心的城市体系,其人口均在2500万以上。
这种城市体系不仅在区域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且有全国性、国际性意义。
美国最大的一个城市带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长920千米,宽50~160千米,总面积13.9万平方千米,1978年人口近4200万,相当于美国人口的19.2%。
(4)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浓缩和展演
城市的兴衰存亡,无不与城市的科学文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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