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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国生产这一新的背景下,借助于投入产出分析工具,对贸易增加值和增加值率等相关概念,及增加值率的变动原因给以理论的解析,以此作为对目前所流行的贸易增加值问题研究的一个理论补充,同时尝试对我国增加值率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提供某些解答。
二、从贸易量到收入量:
分析路径的变化
在一个封闭经济中,一国的最终产品的产出量一定等于其总收入量。
但是,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特别是在跨国生产下存在中间产品进出口的情况下,两者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了,一国最终产品的总供给量与因为这种供给使本国所获得的增加值或收入量两者间将不再相等。
一国最终产品的供给不仅拉动本国的收入,也拉动其他国家的收入。
相应地,一国的收入不仅依赖于对本国所生产产品的需求,也依赖于对其他国家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
贸易增加值的研究所关心的正是国际分工所带来的贸易量与收入量之间的关系。
如何探讨贸易量和收入量之间的关系呢?
目前的研究普遍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方法。
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及模型,而现今则更多采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及模型。
我们以投入产出教材中常见的简化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为例,来讨论不同测算方法背后研究路径的变化。
对贸易量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理论界最初的研究视角主要放在一国出口为该国所带来的增加值量上。
这一研究的意义对于中国而言,显得尤为突出。
例如LawrenceJ.Lau等(2007)就利用区别加工贸易的非竞争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来测算中美两国出口对各自国内增加值的拉动效应。
Pei,Jian-suo等(2012)的研究则可看作是这一研究的一个继续。
这些研究都试图要回答的是出口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国收入的增长。
在测算模型上,计算r国的全部出口通过本国的列昂惕夫逆阵转换为出口带来的产出增长,再通过增加值率转换为收入的增加:
上述一国经济系统模型显然并不能反映当今跨国生产联系的实际,它忽略了对中间产品进出口所带来的扩散效应(spillovereffect)和反馈效应(feedbackeffect)的测度(MillerandBlair,2009)。
简单地说,该国所进口的中间产品有可能本国也参与了生产,这样就会带来本国增加值的增加,而在上面的一国经济系统模型中,这部分则被全部作为对国外增加值的拉动来看待,从而忽略了中间产品进出口带来的收入的重新分摊。
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采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在这样的模型中,将相互联系的多国经济作为一个经济系统来看待。
对我们的例子而言,就是把两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建模,基本模型关系为:
因此,在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模型分析中,对于出口所拉动的国内增加值的计算,这里的出口只能是最终产品出口,而非中间产品出口。
但是,无论是理论文献,还是国际组织的测算中均出现了以包括中间产品出口在内的全部出口来计算它所拉动的增加值(Koop-manetal.,2010;
UNCTAD,2013),而且后来的文献进而把上述基于贸易量所包含的要素含量的增加值测算结果定义为增加值贸易(Trefler,2010)。
从模型的角度看,这样做显然是有问题的,然而在现实看来却又是没有办法的一种折中(OECD-WTO,2012)。
因为一方面海关出口数据并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中间使用出口与最终使用出口的区分,另一方面仅仅计算最终产品出口对增加值的拉动也不全面,因为中间产品的出口也会带来增加值,只不过这些中间产品出口被用于在别国进行最终产品的生产。
举例来说,就是不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拉动中国的增加值,而且美国对自己所生产产品的最终需求也会拉动中国的增加值。
这部分最终需求是美国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而非来自中国的出口品的需求。
至此,计算一国出口所拉动本国增加值的测算方法陷入了一种逻辑上的悖论。
这一悖论只因为是要盯住出口来计算增加值,既不能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模型方法,又无法回到一国经济系统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从模型方法的本质上来说,这种问题的产生源于在一个将出口内生化的多国经济系统模型中,却试图将进出口外生化的方式建模所导致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也在于在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模型方法中,放弃盯住出口的做法,而全面考察全部最终需求。
贸易增加值概念取代增加值贸易概念则正好体现了这样一种改变。
与增加值贸易的测算不同的是,贸易增加值概念在增加值进出口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定义,把增加值的出口定义为国外最终需求对本国增加值的拉动,而增加值的进口则定义为本国最终需求对国外增加值的拉动(JohnsonandNoguera,2012),进而把基于增加值进出口概念的增加值测算定义为贸易增加值。
上述定义的贸易增加值概念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对于一国而言,它的海关关境统计的总的贸易净额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贸易净额是相等的。
尽管对于不同国家而言,进出口差额的两种统计并不同相同。
实际上,对于一国的总贸易差额而言,贸易增加值统计或海关统计两种统计口径得到的贸易差额背后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度量的是一国的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差额(RobertStehrer,2012)。
因此从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两个概念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一方面,贸易增加值概念很好地避免了增加值贸易测算中局限于贸易量,而把考察的对象扩大到所有最终产品,不仅包括两国的进出口,也包括两国各自对本国产品的最终需求;
但是另一方面,在分析的路径上却表现出了研究路线的转向。
以我国的情况作为例子,对于增加值贸易而言,我们试图回答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出口量如此之大,而获得的收入也就是增加值却相对较低,而贸易增加值分析的重点则是对于一国而言,在总的贸易增加值背后,不同国家之间是如何分摊的。
正如WTO和IDE-JETRO的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2005年按贸易量计算的美中贸易逆差2180亿美元,如果按增加值计算将减少到1010亿美元,缩减了53%,而2008年则在2850亿美元逆差的基础上缩减了42%,而这些缩减了的收入本应该属于像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WTO&
IDE-JETRO,2011)。
尽管如此,贸易增加值概念仍存在某些不足。
在它们的分析框架下,增加值率作为增加值与总投入的比值,仍被作为外生变量而事先给定,而我们后面的分析将表明,这极大掩盖了增加值率概念背后丰富的技术与分配的内涵。
例如根据WIOD数据的测算,2009年美国的产出最高,为24.8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为15.1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相差不到2倍。
但是从收入即增加值上看,美国为14.1万亿美元,而中国只有4.98万亿美元,相差了近3倍。
同样,与第三位的日本比较,日本产出只有9.38万亿美元,远低于中国,而其收入则为4.91万亿美元,与中国非常接近。
对于为什么在我国巨大产量的背后,收入却如此之小,无论是增加值贸易还是贸易增加值都很难对此给出较为全面的分析。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经济系统中,不能局限于进出口概念,而需要把全部最终需求作为考察的范围,从而在研究方法的路径上扩大到更大范围的生产与收入分配框架下来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反映的不仅是贸易量与收入量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关注的是生产量与收入量之间的关系。
三、对增加值率的理论解析
在投入产出分析中,增加值率计算为增加值与总投入的比值,既可以针对某一部门计算,也可以针对一国经济整体进行计算。
在经济含义上,它表示在所有的产品价值中,新创造的价值比例有多大。
在投入产出的平衡关系中,由于总投入等于总产出,因此增加值率也是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率。
这时的经济含义表明在一国所做的所有产出贡献中,它自己所能获得的收入有多大。
实际上,后面的这一理解更好地表达了增加值率对于生产量与分配量之间关系的度量,而我们的问题就是要讨论究竟是哪些因素对这两个量的相对大小产生影响。
在通常的理解中,增加值率也被称为附加值率,与投入产出的直接消耗系数一样,被看作是技术水平高低的一种度量。
但是,本文想要表明的是,增加值率尽管受技术的制约,但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分配的结果。
当我们把增加值仅仅看作是技术进步的一种度量指标,就忽视了这一概念背后的分配含义。
为此,我们将在投入产出框架的基础上对这一概念的含义进行澄清,其理论思想甚至需要追溯到古典(Classical)与前古典(Pre-classical)经济理论。
为分析增加值率的含义及其决定,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两部门实物型投入产出表开始。
选择实物型投入产出表的好处在于能够把技术变化与价格变化的影响在理论上很好地区别开来。
另外,在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框架中,这种国际间的生产与分配关系与一国经济系统中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方法性质上的一致性。
因此,为分析上的便利,我们主要针对一国经济系统的不同部门之间的生产与分配关系进行分析,而分析的结论将很容易扩展到多国框架中不同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各种情形的讨论。
通常我们总是将技术进步与收益的增加联系在一起。
然而,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单个部门,还是全社会而言,技术进步本身与增加值的多少并无直接的联系。
实际上,收益的计算是以价格的引入为前提的。
对于某项技术,其收益的实现一定是以某种价格机制为基础,无论这种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价格还是计划决定的价格,以及建立在这一价格机制上的`分配制度为保障。
例如,对于第1部门而言,如果技术进步了,也就是以一定的投入获得更多的净产出,但是分配制度的变化却可能使该部门的增加值从原来的比如说50个单位下降为20个单位,这种情形完全是有可能出现的。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只是决定了给定投入下其实物净产出的总量。
在我们的例子中,也就是说在技术既定的条件下,全社会实际的净产出总量,即实物的最终产品向量是固定的。
但是,由谁来获得这些产品则取决于收入的分配。
在净产出总量固定的前提下,可供分配的量也由此确定,同时通过价格的引入,全社会最终产品的总价值量与分配的量即增加值之间形成一种对应关系。
对于上述两部门经济系统而言,最终产品价值总量与增加值总量之间一定是相等的,但是这种相等关系对于该系统的任何一个单个部门而言却并不存在。
这意味着,上述系统如果指代一个国家,那么该国本身将构成一个完整而独立的经济系统,从而在最终产品和增加值的价值总量之间存在一个既定的平衡关系,在核算上也表现为支出法GDP与收入法GDP两者的一致性;
如果上述系统中的两个部门指代的是两个国家,该经济系统就是一个由两个国家构成的多国投入产出系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中,两国之间进出口关系中包含了中间产品的供求联系,对任何一国而言,其最终产品价值与增加值之间将不再保持原先既定的平衡关系,尽管在包含两国的总体经济层次上这一关系依然成立。
例如对于我们上表中的例子,这时产品1和产品2将由一国系统中的产业部门转而指代国家1和国家2的两个国家,那么对于国家1来说,其最终产品所对应的价值量与该国的增加值之间将不存在相等的关系,也就是说,其为整个经济系统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价值与其所获得的增加值之间并不相等,而作为两国的整体,所对应的全部最终产品价值量与全部增加值量是相等的。
无论是实际的相等还是核算意义上的相等,在产出与收入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是价格体系。
由此,技术、价格与收入三者间建立起相互联系的平衡关系。
这种平衡关系具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表现形式基于市场供求价格。
其基本思路是在技术给定的条件下,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增加值和收入分配关系随之确定。
对于上述两部门经济系统,根据列向平衡关系:
表明给定价格下,增加值等于产出价值扣除中间投入价值后的剩余量。
另一种表现形式的思路则相反,各部门增加值或收入由外在的机制事先确定,在技术给定的情况下,由这样一组给定的分配结果出发,进一步决定一组均衡的价格,而这种价格是成本价格,而非供求价格。
对于上述两部门经济系统,这意味着给定增加值,进而计算出该系统的均衡价格。
从上述第(3)式的列向平衡关系出发,有:
设为部门增加值与部门实物产出比率的行向量,这相当于实物型的增加值率。
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增加值率概念。
两者的区别不仅在于是实物量还是价值量,更重要的是在于通常意义的增加值率概念包括了更多分配的内涵。
进一步有:
上述模型表明当技术既定,而增加值给定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实物型的直接消耗系数A和实物型的增加值率确定以后,相对价格也相应确定。
对于上述两种思路,无论是外生给定的供求价格还是事后确定的成本价格,增加值与最终产品价值量之间的平衡关系始终成立,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结论:
技术、价格与收入三者间处于均衡状态,其中任何一项的改变都会对其他两者产生影响。
在技术给定的条件下,无论是先确定价格继而确定收入或增加值,还是先确定收入或增加值再确定价格,价格的改变也好,收入分配量的改变也好,一国总的生产成果在实物量上是不改变的,而改变的只是其价值量,这一实物量生产成果,也就是f,只是唯一地决定于技术。
但是,在总量既定的背后,价格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对各个具体的部门产生不同的影响。
把这一结论推广到国际范围,对于国际投入产出表而言,这也意味着尽管全球最终产品的实物量,进而其实际价值量没有改变,但是各国的增加值或收入所得却存在着相对份额的改变。
从上述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增加值率的计算一方面离不开技术,而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价格,而价格的决定无论是决定于分配还是决定于市场供求关系,都必然与分配制度相关。
因此,增加值率不仅反映技术,同时也包含价值分配的内涵。
增加值率正是连接生产与分配关系的关键变量,因而无论是对于一国内不同部门之间,还是国际间不同国家间生产与分配之间的联系,增加值率都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对于价格决定上的两种思路,其背后体现的则是经济理论史上古典(Classical)与新古典(Neo-classical)理论之间的重要分歧。
在古典理论看来,工资是由生存工资(SubsistenceWage)外生地确定(布劳格,2009)④。
从重农学派开始到整个古典理论时代,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剩余产品的生产与经济剩余价值的分配,并把分配问题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主题。
价格在技术与分配的基础上衍生出来。
但是在新古典理论看来,价格更主要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而供求价格的理论基础则是效用。
这就意味着对于上述投入产出的模型体系,外生地引入一个价格决定机制。
如果价格不是由成本决定的,而是由外在的供求关系决定的,那么分配将不再是一个先决的因素,增加值成为外生给定价格之下,收入与物耗投入两者价值的差额,进而成为市场供求机制下的一个结果。
新古典理论还进一步将分配归结为要素边际生产力贡献的回报。
此外,对于技术的变化,两者间并没有太多实质上的差异。
古典理论强调了成本最小化的技术选择,而新古典理论则包含了要素替代,以及进一步的诱致性的技术变迁。
在投入产出的多部门分析框架下,要素价格对技术选择的影响在特定假定下则表现出“无替代定理”所表明的有关技术效率的比较静态性质(Koopmans,1951;
Dorfmanetal.,1958)。
只是针对本文所研究的主题,我们更多关注于包括技术在内诸多因素对分配结果的影响,而非分配对技术选择的影响,因而在这一方向上不做更多的讨论。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在古典理论看来,在成本价格的基础上,增加值率不仅取决于技术,也取决于收入分配,而在新古典理论看来,增加值率更多取决于技术,并受到市场紧缺程度所带来的价格变化的影响。
在理论上,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投入产出方法的技术手段本身是中性的,其理论属性只是来自于模型设定中所秉持的理论及其假定。
在观点对立的背后,投入产出方法很好地展示了自魁奈以来到瓦尔拉斯的结构分析传统,其行模型与列模型在数学上正好成为剩余产品生产与分配的一个对偶体系(Pasinetti,1977)。
在现实中,从今天实际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来看,也很难将这两种认识截然分开。
一方面,我们看到基于成本的价格如何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这将使得脱离供求关系将很难对增加值率的变化给以全面的说明;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企业不仅努力提高技术,也常常通过控制市场占有率等手段,寻求对于价格的控制力,从而提高分配的份额,甚至对技术的垄断也成为控制定价权的一种手段,以及其他种种对于分配活动的干预行为。
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其回报率直接取决于技术进步与市场供求所决定的价格。
但是,从社会整体来看,一个企业又很难超越于特定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所限定的一个社会的基本分配格局。
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一定技术水平下增加值的实际量的大小是确定的,而分配的制度格局则决定了不同经济主体对于全社会剩余总量的占有份额。
因此,在增加值率的决定机制中,技术、分配与相对价格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增加值率的大小及其变动。
只是,在新古典看来,在供求关系与相对价格外在确定的基础上,增加值是单个部门技术进步的结果,而在古典理论看来,主要的影响因素不在于外在的供求关系,而在于内在的收入分配关系,在技术给定的前提下,分配的变化对相对价格产生影响,进而反过来影响增加值率。
综合以上可以认为,从实物的角度看,剩余产品的多少只取决于技术,这一剩余产品的量是固定的,但是剩余产品所对应的价值的分配却包含了分配的制度框架、企业的垄断行为,以及市场供求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把所有这些技术之外的影响因素统称为分配因素。
四、增加值率的变动:
若干性质的讨论
在对增加值率的决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对若干增加值率变动的比较静态结果的数理证明,对增加值率的变化规律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我们对技术变化带来的产出增长与无技术进步条件下某个部门增加值量的上升这两种情形下各部门及整个社会的增加值率变动情形进行对比分析。
我们的结论是技术变化带来产出增长不仅有助于本部门增加值率的提升,也有助于其他部门及经济整体增加值率的提升;
相反,在缺乏技术进步的前提下,某个部门增加值绝对量的增加,在提高该部门增加值率的同时,其他部门的增加值率是下降的,而整体经济的增加值率是上升还是下降则取决于该部门与其他部门比较推动能力的相对大小。
我们称前者为增加值率变动的技术进步效应,后者为收入分配效应。
此外,我们还将讨论价格变化与增加值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并证明价格提高与增加值量提高两者间的等价效应。
以下我们将基于一个具有n个部门的实物型投入产出系统,对上述性质给以证明。
显然,这些基于部门的分析结论将容易推广到一个多国模型系统。
性质1:
(技术进步效应)
对于一个具有n个部门的封闭经济系统,在不考虑供求关系的情况下,某一部门由于技术提升而产出增加,将导致该部门增加值率的上升,同时所有其他部门和整体经济的增加值率也提高。
对于一个n部门的实物投入产出系统,利用价格模型,可以得到一个与各部门实物产出所对应的价值型总产出或总投入行向量:
这里公式中采用符号的含义与上一节相同,只是这里向量的维数为n,而A为n×
n方阵。
进一步用u表示各部门增加值率行向量,可计算为:
其中diag(pq)表示对总产出向量pq对角化成为对角矩阵。
根据直接消耗系数与分配系数之间的关系:
其中R表示分配系数。
增加值率公式可进一步表示为:
该式为用分配系数表示的各部门增加值率。
现在假设第一个部门由于技术提升,使其以同样的投入获得产出的增加α,其他部门产出不变。
这时,技术系数的改变会导致价格体系的改变,增加值率也发生变化。
对于上式,这时各部门增加值v不变,而分配系数R的第一行由于产出的增加而下降,用表示产出增加后的分配系数,即:
且中第一行的元素随α的增加而单调递减,而其他元素不变。
由于v≥0,如此有:
这意味着随着α的增加而单调递增。
因此有:
(dū/dα)≥0。
此外,一国总的增加值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i为全为1的列向量。
根据同样的推论可知:
证毕。
性质2:
(收入分配效应)
对于一个具有n个部门的封闭经济系统,在不考虑供求关系的情况下,同时在实物的投入与产出关系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某一部门增加值的增加,该部门的增加值率将上升,而其他部门的增加值率却将下降,整体经济的增加值率的变化则取决于不同部门推动能力的相对大小,当增加值提高部门的推动力系数大于以增加值份额加权的所有部门推动力系数平均水平的情况下,整体经济的增加值率是下降的。
不失一般性,假设第一个部门的增加值增加β,其他部门增加值不变,那么对于一个n部门的经济系统,利用上一性质证明中以分配系数表示的各部门增加值率公式(9),其矩阵展开形式为:
因此,有:
由上述结果可以判断:
即第1部门增加值率上升,而第2至第n部门增加值率是下降的。
所以,当增加值提高部门的推动力系数大于以增加值份额加权的所有部门推动力系数的平均水平,即:
就有(dū/dβ)<0,证毕。
我们看到提高一个部门的增加值会带来本部门增加值率的上升与其他部门增加值率的下降,而通过提高该部门的价格,同样可以提高该部门的增加值。
那么提高价格与直接提高增加值这两种方式对于增加值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内在一致性呢?
我们将证明两者效应上的等价性。
也就是说,通过提高价格,或者是直接提高该部门增加值,可以得到相同的本部门与其他部门增加值率的变化结果。
性质3:
(等价效应)
对于一个给定的实物投入产出体系,提高价格与提高增加值实现相同增加值率变动结果的等价条件是:
将所有部门分为两大类,1和2,第一类部门为价格或增加值将要提高的部门。
根据价格模型:
得到1和2的价格关系有:
另外从价格模型同时有:
可以得到:
由于第二类部门的增加值不变,若第一类部门价格提高导致的第二类部门的价格变化与提高第一类部门的增加值导致的第二类部门的价格变化相等时,这两种变化带来的第二类部门的增加值率的变化相同,因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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