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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效益。
在我国,城乡一体化是针对我国城乡之间的户籍、劳动用工、社会福利、
住房政策、教育政策以及土地使用制度等不同政策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
分割格局而提出来的,其原意旨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之间政治、
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隔离,创建城乡之间政治、经济、社会运行的融合机
制。
我国城乡一体化概念主要是从制度、体制范畴的角度考虑,而不是从地
理空间范畴上的城乡产业布局的一体化。
1.2城乡一体化的阶段性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经济发展、城乡关系逐渐演变的过程,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客观存在着不同的阶段。
如图1所示,美国直到1830年代以前,城市人口增长幅度不大。
但从那以后,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了。
从1840~1850年,城市人口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1850~1860年又几乎翻了一番。
到1920年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际
的证明,都说明城乡一体化存在阶段性特征。
2城乡一体化的阶段划分
2.1阶段划分标准
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划分时,选择主导部门为其划分标准。
他认为:
“为了某种目的,根据主导部门来描述一国经济的特征是有用的。
增长阶段的技术基础部分原因就在于主导部门次序的变化”。
①根据罗斯托的论述,之所以选择主导部门作为经济增长阶段的判定依据,是因为主导部门的扩张推动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通过主导部门次序的变化体现出来。
城乡一体化阶段划分的标准同样也应符合这一条件,该标准既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又为其所反映。
城乡一体化是从城乡关系的视角看待经济发展,它根源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在拉尼斯
和费景汉看来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关键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
②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
因此,笔者选择劳动力转移作为城乡一体化阶段划分的标准。
2.2城乡一体化阶段
城乡关系经历了三个辩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诞生于乡村,城乡依存;
第二阶段,工业革命加速了城市化,城乡出现分离、对立,城市统治乡村;
第三阶段,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逐步融合,走入城乡一体化(杨荣南,1997)。
无论是从城乡一体化内涵还是提出的背景来看,作为城乡关系转变的个过程,它指的应是城乡对立到城乡融合的过程。
因此,城乡一体化的起点是城乡对立,终点是城乡融合。
拉尼斯—费模式(Ranis-Feimodel)③描述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过程。
该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是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劳动力转移,第三阶段是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劳动力转移。
第一、二阶段的劳动力为伪装失业者,在伪装失业全部被吸收到工业部门就业以后,劳动力转移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伪装失业的消失标志着不发达经济已经进入了商业化阶段,表明农业已开始资本主义化了。
按此程,将城乡一体化过程
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阶段一:
二元经济结构松动阶段④
在此阶段之前,二元经济结构已形成。
该结构不仅造成城乡差距的扩大,同时使城、乡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观念,城乡分离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也因此形成,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
迫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制度层面的改革。
⑤制度改革释放了长期遭到束缚的生产力,工业部门得以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我国1978~1992年处于这一阶段。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变革。
1984年以来的城乡户籍制度管理政策的放宽和商品粮等供给制的取消,使得自发性人口迁移规模大量增加。
1982年全国迁移人口规模约为3000万人,1985年升至5000人,1988年增至7000万人。
这巨大的人口迁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随着改革的深入,二元经济结构在“政策制度转变”和”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双重冲击下松动了。
该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人口转移规模小,且由于交通设施的落后,工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仅限于城市周边的农村。
在随后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工农业生产效率的差异,就增长速度而言,前者高于后者,城乡差距逐渐拉大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是共同进步中的扩大,即工农业同时得到发展,而效率的不同造成发展速度及从业者收入的不同。
此时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经济快速发展迫切要求,实行倾向城市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工农业及城乡在不平等的状态下扩大差距。
阶段二:
二元经济结构瓦解阶段
该阶段又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前期是“短缺点”⑥到“库兹涅茨转折点”。
⑦后期是“库兹涅茨转折点”到“商业化点”。
⑧蔡昉在《刘易斯转折——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一书中提到“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推论,还是从经济发展经验来判断,库兹涅茨转折点与刘易斯转折点⑨之间,应该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即当后者出现时,只要具备一些条件,前者也可能出现”。
⑩在该书第十四章“十字路口的中国农业”的分析中,他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库兹涅茨转折点、商业化点是二元经济发展过程通常经过的转折点,并提出转折点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为何库兹涅茨转折点会居于短缺点和商业化点之间,蔡昉先生并未给出详细解释。
笔者认为:
“短缺点”是拉尼斯-费模式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的交点,而在第二阶段中,城乡收入差距是不断扩大的。
因为在这个阶段中,农村劳动力的工资为“不变的制度工资”,也就是说,在工业部门不断扩大,利润不断增长的同时,转移到工业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却保持不变,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了。
而库兹涅茨转折点是收入分配不均的最坏程度,因此“库兹涅茨转折点”会出现在“短缺点”之后。
当劳动力转移达到商业化点,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此时劳动力收入将受惠于工业部门的扩张,收入差距开始下降。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对经济发展的有害影响逐渐扩
大,出于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的考虑,政府不会坐等收入差距自动消失,而是采取各种措施缩小收入差距,“公平”这一原则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题。
因此,库兹涅茨转折点不会出现在商业化点之后。
就我国而言,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达到历史最高的3.33,社会上呼吁公平的声音越来越大。
而此时我国的劳动力转移刚刚进入刘易斯拐点,距商业化点还有一段距离。
综上所述,库兹涅茨转折点会居于短缺点和商业化点之间。
无论是前期阶段还是后期阶段,该阶段都呈现如下特征:
首先,资本积累增加,工业部门扩张迅
速;
技术进步,催生新兴部门或新兴产业,分工更加细化;
工业生产不仅仅限于几类产业,而是逐步扩散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快速增加。
由于此阶段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制度工资),劳动力转移势必造成农业总产出的下降,当平均农业剩余下降到制度工资以下时是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短缺的开始。
因此,无论是为保证农业对工业发展的支持,还是出于增加农民收入的考虑,此阶段提高农业生产率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其次,交通设施的改善,使大规模大范围的劳动力转移成为可能。
工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不再仅限于城市周边的农村。
劳动力转移呈现区际转移的特点。
前期阶段与后期阶段的不同在于:
前期阶段城乡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不断扩大。
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诸多不利影
响,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多挑战。
因此政府必须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以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
由于政策制度的实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定的时间,对经济的作用效果也有大有小。
政策制度的作用越小,其改变分配现状所需时间越长,库兹涅茨转折点也就越靠近商业化点。
反之,越靠近短缺点。
我国1992年至今处于前期阶段。
198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1994年这一比值上升到2.86,之后几年有所下降,但从1998年开始这一比值一直呈上升态势,2007年达到最高值3.33。
这一时期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推动下,迁移人口有了较快的增长,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攀升。
多数学者认为,1995年全国累积迁移人口在8000万至1亿人之间,2001年增至1.8亿,有学者预计今年(2010年)将达到1.9亿。
除去约40%左右的城镇到城镇的迁移人口,则乡村到城市的年均迁移人口大体400万。
除此之外,我国农业在这一时期出现若干重要转折点。
1993年我国国际贫困人口数低于印度,退居世界第二;
1995年农业总人口开始下降;
1997年农村劳动力达到最高峰并开始下降;
农业剩余劳动力也随之开始下降,城镇总人口迅速增长;
国家出台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政府逐步放弃限制农民工进城的制度,转向“绿灯”,善待农民工、关怀农民,服务农民。
人口迁移规模的增加,尤其是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加速了城市与农村的经济文化交流,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逐步瓦解。
阶段三:
城乡一体化实现阶段
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劳动力转移一旦进入第三个阶段,农业部门就完全商业化了,工资水平由市场力量决定而不是由制度决定。
工业部门要吸收更多的农民参加工业生产,就必须把工资提高到至少等于农业的边际生产效率。
③这一阶段伪装失业消失,农村劳动力按照市场需求自由流动。
经过前两个阶段发展,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中,以及工业发展带来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人均收入大幅度上升。
同时转移到工业部门中的农村劳动力,享受到高于农业的收入水平。
由此城乡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
3城乡一体化阶段的国际比较及娄底城乡一体化阶段判定
基于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以农业与非农业就业人数比值作为劳动力转移的指标,可以通过分析主要国家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及比较,进一步判定娄底城乡一体化所处的阶段。
3.1主要国家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及比较分析中,农业就业人数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表示,非农业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和表示。
历史上美国的工业化开始于
1830年代,1930年代结束,城乡收入差距在1970年代稳定下来,保持在1.28至1.33之间波动。
同样,日本工业化开始于1870年代,1970年代结束,1972
年日本基本实现城乡收入无差距。
美国和日本在1970年代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
因此选择日本1878~1970年数据、美国1820~1970年数据及中国1978~2008年数据,判断各国城乡一体化的阶段,并找出各阶段的分割线。
将美国和日本的城乡一体化进程都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820~1880、1881~1910、1911~1970和1878~1940、1941~1962、1962~1970。
将中国分成两个阶段1978~1993、1994至今。
经济理论表明,尽管各国工业化时间不同,但工业化过程都存在着一定规律。
如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及城乡收入差距都将不断发生变化。
表1我国与美国日本城乡一体化阶段及就业人数比值
表1显示,美国和日本分割年份对应的农业与非农业就业比值十分相近。
因此,认为可以根据美国、日本及我国分割年份的农业与非农业就业人口比值判断城乡一体化的各个阶段。
选择将美国与日本的阶段划分点的比值的算数平均值作为我国城乡一体化阶段判定的标准。
得出为1.14与2.41。
3.2娄底城乡一体化所处的阶段
在分析娄底城乡一体化所处的阶段时,选择农业和非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进行分析。
1978~1991年间娄底农业与非农业就业比增长较为缓慢,此后增长速度有所增加,但直到2008年才超过1.14,而全国在2003年就已经超过1.14达到1.34。
虽然娄底城乡一体化进程整体上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但更多数据显示娄底的城乡一体化程度要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们从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城乡收入比和城市化率表示)、经济发展潜力(用生产总值增长率、三次产业结构表示)和基础设施建设(公路网密度、电话普及率表示)三个方面同全国对比,来衡量娄底的城乡一体化水平。
从表2
可以看出,娄底的人均GDP、城市化率、电话普及率和三次产业结构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均GDP相当于全国2008年水平,城市化率相当于全国2003年水平,三次产业结构相当于全国2001年水平。
娄底城乡收入比更是超过全国历史最高水平。
可见,娄底城乡一体化水平总体上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相差并不悬殊。
可以认为娄底也处于二元结构瓦解阶段的前期,但同全国相比,娄底距二元结构瓦解的后期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指标
全国
娄底
人均gdp
29534
17982
城乡收入比
3.45:
1
3.83:
城市化率
47.5
37.8
生产总值增速
17.8%
11.3%
三次产业结构比
10.2:
46.9:
43.0
14.7:
54.0:
31.3
公路网密度(km/百平方公里)
41.75
137.2
表2娄底与全国城市化阶段指标对比(2010)
4政策建议
娄底农业与非农业就业比仅相当于全国2003年水平,这表明尚有较多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过多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收入水平低,从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拉低人均GDP。
因此,为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进一步加快工业化进程,吸收农业人口的转移。
(2)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和培养力度,适应工业化的要求。
(3)加快小城镇建设。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可能完全依赖大城市。
首先,大中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其次,大中城市产业技术水平较高,农村劳动力无法胜任。
娄底有个2个市,2个县城,一个中心区,是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是长株潭城市圈连接湘南的桥梁与纽带,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此有必要加快小城镇建设。
(4)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县级政府发展本地经济不能一味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科技含量高的企业虽然能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但同时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
这类企业并不能有效吸收当地剩余劳动力。
相反,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文化素质要求较低,且对劳动力需求多。
(5)重视对农村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快村基础设施建设。
娄底城乡收入差距过大,2010年娄底城乡收入比为3.83,比全国历史最高水平还高出0.5个百分点。
收入差距的形成同工农业生产效率、城乡二元结构密切相关,这些是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的。
可以从社会保障、农村基本设施的建设等方面给予农村较多投入,以缩小城乡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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