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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族-国家时代,“其内部的行政调节仰赖于那些能反思性地予以监控并具有国际特性的条件”,①民族国家建构后的社会成员所担任的角色集较之传统社会亦发生着变化。
作为某个民族的成员和某个国家的公民,是人们在群体里担任的角色集中较为重要的两种身份,由此引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亦成为学界热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民族与国家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紧密相关,可以说,作为自变量的认同是秩序存在和维持这个因变量的核心决定因素。
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同时也是行为层面的,加强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把两者的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使得社会和谐,这是有人文关怀之情的学者长期聚焦的重要问题。
人们说“少数群体爱找国家的事”,但是在每一个爱找事的少数群体背后,都更可能有一个在向少数群体施压的国家。
②这就强调了民族与国家之间需要协商调适才能和谐共生的重要性。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民族分离的权利,如果不学会调适民族文化差异,分离就会随时威胁国家。
一旦少数民族认为他们的利益无法在现存国家中得到安排,他们就会考虑分离。
③
一、采借初探:
多维视野下对民族认同研究的聚焦
“认同”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由英语名词“identity”及其蕴含动态含义的衍生词汇“identification”翻译而来,因此,同时具备“认同感”与“认同行为”之义。
“认同”问题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哲学与逻辑问题,由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移植到心理学领域,并把其表述为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
④“认同作用是精神分析理论认识到的一人与另一人有情感联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
⑤后来,埃里克森(E.H.Erikson)在弗洛伊德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
因此把“认同”放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来考察,指出“认同”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是自身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特征。
在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中,认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群体的、社会的。
认同就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是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
⑥随着认同研究的深入,“认同”概念开始走出单一的心理学研究视角,进入到广泛的人文和社科领域,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大流行词汇,并聚焦于民族(族群)、国家这类社会群体,国内外学者对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从民族认同的概念开始,学界就展开了丰富的讨论,由此衍生出对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层次、要素、对文化适应和社会稳定的影响等问题的系统研究。
卡拉(J.Carla)和雷格奈德(J.Reginald)把民族认同界定为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并认为群体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
⑦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族群与族群认同的研究论文很多。
国内学者在借用“族群”概念的同时,也试图对其重新定义和解释,以适应中国的国情。
王希恩把民族认同界定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
⑧庄锡昌进一步划分了民族认同的类型,认为广义的民族认同是指对某一主权民族国家的认同,即国家认同;
狭义的民族认同是指一国内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即族群认同。
⑨郑晓云认为,民族认同就是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一种归属意识,即对“我”自己属于哪个民族的看法。
⑩王亚鹏在卡拉所提民族认同定义和基本要素的基础上,认为群体态度是民族认同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而群体认同的态度表现在民族认同上有积极的民族认同和消极的民族认同之分。
前者是指成员以身为本民族的一员感到自豪,对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充满了优越感,行为上努力维护本民族的利益。
积极的民族认同不仅使民族成员具有强烈的内聚性,同时也会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一定的排斥性和抗拒性,这种认同模式在强势民族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相反,具有消极民族认同的成员以一种悲观甚至是自卑的心态看待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以自己隶属本民族的一员感到耻辱,因而产生了一种认同的污名感(stigma)。
这种消极的民族认同运作的结果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部分民族成员不愿意暴露其民族身份。
(11)
国外对族群认同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学者们多把目光集中在认同模式的划分及族群关系上。
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是针对美国有色人种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获得积极的民族认同,从而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而进行的。
最初,研究者往往只对少数族群,且多以美国黑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移民、难民、留学生和其他弱势群体的认同研究情有独钟,其研究领域主要包含对少数民族族群的自我认同及跨文化族群认同研究。
伴随着对弱势族群认同研究的热潮,西方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族群认同研究的模式来解释特定族群的认同发展状态。
菲尼(J.Phinnery)发展了埃里克森的认同发展理论,提出个体的族群认同主要经历了弥散性阶段、排斥性阶段、延迟阶段和整合阶段。
(12)70年代格罗斯(FeliksGross)提出了一个黑人族群认同发展的五阶段模型,即前遭遇阶段、遭遇阶段、浸入和浮现阶段、内化阶段、承诺与信仰阶段。
(13)这一模型勾画出了黑人青少年认同发展的方向——最初表现出对白人的过分认同,贬低自己的文化,而这种认同是极不健康的,直至发展到认同于自己的黑人群体,走向健康的认同。
1996年赫尔姆斯(J.E.Helms)提出了白人民族认同发展模型后,又于同年提出了更具有包容性的适合于所有有色人种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
(14)这一认同发展模式的发展过程由以下发展的因素组成,分别是一致性(Conformity)、不协调(Dissonance)、浸入-浮现(Immersion-Emersion)、内化(Internalization)及整合意识(IntegrativeAwareness)。
赫尔姆斯认为,认同是一个包含着复杂的认知、情感因素的图式,从图式可以测定出认同的不同维度和发展水平。
除了对认同模式的划分进行研究外,国外部分学者倾向于从族群边界及边界维持的角度来解释族群现象。
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redrikBarth)首次提出从族群结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来解释族群现象。
他认为,族群主要是由其成员自我认定和建构的范畴,族群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之中,其形成和维持的主要因素是其社会边界,而社会边界通常都是情境性和建构性的。
(15)此后,吉登斯(AnthonyGiddens)、泰勒(CharlesTaylor)、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卡斯特(ManuelCastells)等人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全球化与现代性对个体或群体认同的意义,并指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产业化的迅猛发展致使人们身份日益模糊化。
(16)与此同时,国内关于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相关专著。
(17)张剑峰指出,族群认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经由心性结构和社会现实,即心理认同和文化实践认同决定的行为边界才是理解当前中国少数族群认同的有效途径。
(18)纳日碧力戈认为族群各有自己独特的行为结构和认知结构。
(19)周大鸣对族群、族群理论与族群关系进行了系统描述,并指出“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些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
(20)栗志刚则进一步强调文化在民族认同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石。
(21)
关于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和特点,研究者未取得一致的观点,但都认为青少年时期不仅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较为重要的阶段,也是民族认同发展的最重要阶段。
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认同的形成是青少年时期个体不断探索和承诺的结果。
国内一些学者对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民族认同现状进行了探索性量化研究,如万明钢、张庆林等。
(22)一些学者通过对藏族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汉族朋友的数量、父母民族身份、学习汉语的时间与其民族认同息息相关。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民族认同对文化适应、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23)高永久认为,积淀深厚的民族心理认同意识往往与国家认同结合在一起,能够对民族社会稳定、协调和有序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它表现出三方面的特征:
一是对本民族及祖国的强烈情感,二是对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公正的强烈需求,三是对本民族自身利益的关切。
(24)
关于民族认同,存在着原生论和工具论两种相对立的理论。
原生论强调认同中那种相对稳定、依靠传承而延续的维持认同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会随着社会境遇的变化而变化。
原生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先赋、原生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个体出生后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的,即族群文化儒化的结果。
(25)工具论则强调认同的场景性、不稳定性和成员的理性选择,在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利益是个人和群体选择认同的指南针。
事实上,认同意识的强弱,既源自原生性的因素,也受到现实条件和利益等因素的影响,是原生性因素与工具性因素的相互博弈。
在不同时期,人们认同意识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因此“原生论”和“工具论”的二元预设,使得任一理论都无力单独对族群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
正如王明珂先生指出:
“将族群视作由家庭、家族发展而来的亲属体系的延伸,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族群能凝聚人群的基本力量所在,这也是族群的‘根基性’由来。
在另一方面,以血缘或假血缘关系凝聚的基本人群,其维持、延续与发展都需借着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失忆,来重组过去以适应变迁,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族群的现实性或工具性。
族群认同便在这两种力量间形成与变迁。
”(26)
我国学者在对西方族群理论思考的同时,将族群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注重本土化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族群理论的发展。
祁进玉认为,王明珂在其研究中引进族群认同理论,分析特定情景中族群间的资源竞争与配置,“中心”和“边缘”的形成与变迁现象。
(27)另外,从一个全新的学术视角——历史记忆与族群边缘形成来解读“中国人”认同的本质,并且探讨了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
(28)同时,学者们在研究中不断扩大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研究少数民族取向到同时注重对汉族的重新思考。
黄淑娉重点探讨了汉族三民系(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的文化特点,(29)徐杰舜从历史人类学视角描述了华南族群汉民族的认同。
(30)
长期以来,尽管前辈学者在民族认同研究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辛勤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族群认同研究的面仍不够广,来自田野调查的个案研究还不够多,难以形成基于实证调查材料之上的理论体系。
我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为学界对民族认同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所以族群问题的研究亟待深入,族群理论本土化有待加强。
有关民族认同的界定存在两种指向,一是指人们以某一国族作为归属对象的认同;
二是指中国各民族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以及其他国家类似族体单位的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
近年来,国内学者将第二种含义上的“民族认同”研究冠以“族群认同”之名,欲与来自英语学界的概念“ethnicgroup”相对应,因此“民族认同”在许多研究中也以“族群认同”的面貌出现。
然而,当前不少学者在其研究中把许多社会群体都称之为“族群”,由此引发了族群主义的“认同喧嚣”。
(31)鉴于“族群”概念内涵外延的广泛性、不确定性与流动性,政府实务界仍使用“民族”称谓来制定政策和处理问题,但在英文翻译中又较为慎重,某种程度上反映和适应了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
(32)
二、哲思关怀:
国家认同与社会秩序的生成
“国家认同”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政治学是在所谓的行为科学革命时期,而且是与处理政治发展、整合以及与国际关系等议题有关。
(33)特别是随着苏联剧变、东欧解体,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国家认同与社会秩序的生成密切相连,国家认同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而公民的国家认同根植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诚如高丙中指出:
“个人、社会和国家是共生的,个人在社会中,在国家中;
社会在个人中,在国家中;
国家在个人中,在社会中。
”(34)
长期以来,学者们致力于国家认同的思考,深表对社会稳定的关切之情。
虽然西方学者对国家认同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研究多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出发,并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使国家认同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国内学者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以思辨和理论探讨为主,从国家认同的概念、内涵,直至国家认同感的培养等方面皆有涉及,并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
(35)国家认同是公民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宪政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效忠于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则担负着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的使命。
(36)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
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国族)利益的主体意识。
人们只有确认了自己的国民身份,了解自己与国家存在的密切联系,将自我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愿意挺身而出,在国家文化受到歧视时个人的感情会受到伤害,才会对国家的发展自愿地负起责任。
(37)
尽管学者从不同的研究取向来界定国家认同概念,但只有少数学者从心理学角度给予精确定义。
佐斌总结了国外关于国家认同感的心理学研究,认为国家认同感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知悉和接受,是一个包括许多成分的复杂心理结构系统,这些成分可以相对被区分为知识和观念亚系统、情感与评价亚系统。
作为认知成分的前者包括了人们对自己国家和人群的知识和相关看法;
后者作为情感成分,涉及人们对于自己国家和人群的情感、情绪和评价等方面。
(38)此外,陈晶等对我国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发展进行了探索和实证研究。
(39)
随着族群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学术意义的族群研究与政治意义的国家认同的结合点,转而对族群的国家认同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40)近年来对新疆地区的研究亦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维吾尔族学生群体。
(41)何峰通过问卷调查,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进行了分析,探索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丰富了国家认同研究的实证性。
(42)李崇林则从历史和现实原因入手,分析了在新疆影响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并为和谐新疆的构建献计献策。
(43)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引发了不少学者从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角度对跨境(国/界)民族的关注。
可以说,跨境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郝时远强调:
“中国陆路边疆与周边国家之间普遍存在跨国民族现象的现实,而当前打着‘同一民族’、‘同一宗教’旗号的‘三种势力’及其渗透性影响,在中国边疆地区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因此应加强跨界民族的研究。
”(44)
马曼丽等人完成的《西北跨国民族丛书》展开了对西北跨国民族的系统研究,其中《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侧重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对西北跨国民族的民族主义、跨国民族与国家关系、跨国民族的交互影响、跨国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交往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和理论解读,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和理论探索价值。
(45)周建新侧重研究多国别之间的跨国民族及其相关问题,讨论了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和族群结构特点,强调国家关系对跨国民族关系的影响。
(46)另有学者从历史、文化信仰、心理素质和语言等各方面揭示跨国民族认同的依据。
(47)其中,石茂明以苗族的一支Hmong人为例,研究其跨国状况和跨国带来的相关问题,并开展了跨国Hmong人专题研究,对其族名变异与认同变迁进行了专门探讨。
吴楚克指出,跨界民族在地缘安全领域中产生复杂作用的原因及其表现都与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直接相关。
除了关注西北民族的研究外,学者们对西南边疆跨境(国/界)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也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尤其是何博的硕士论文《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云南大学2007年)和谷禾的博士论文《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研究——以云南跨境民族为例》(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从较为宏观的视角探讨了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此外,龙耀等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了西南跨国民族子女的国家认同现状;
(48)和跃宁以云南省德宏州中缅边境跨境民族为例,探讨了中缅边境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49)丰富了跨境民族研究的实证材料。
综上,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国家认同的研究取得了进步,无论是从政治学视角、民族文化的视角,还是从心理层面对国家认同概念的界定,都体现了学界对国家认同研究的多向思考;
关于对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国家认同危机的表现及如何培育国家认同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更是彰显了学界对国家认同研究的关怀。
但后者研究的范围和深度还显不足,特别是针对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和心理机制的研究还比较少。
事实上,多民族国家除了把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政治共同体进行建构的同时,也在努力建构一种能够包含国内所有族类共同体的更高层次的国家民族,即国族。
国族的发展过程是不断与其他文化互动、涵化的过程。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有过多次的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中华民族陷入长久的分裂,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反对分裂、主张和维护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感情和传统,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根基之所在。
在这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上,演化出多元的民族,而当汉族形成民族实体以后,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
这一自在的国族实体,在近百年来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国族实体。
(50)因此,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又概括了中国各民族的整体认同。
虽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政体概念上的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已经完成了民族融合过程的民族,但是中华民族与中国是同一个观念,中国是不可分割的实体。
故国家认同包含了对中国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两层含义。
在如何增强中国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问题上,马戎认为,中国社会在许多领域中存在着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
21世纪的中国不仅应当从本国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民族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把建国以来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民族意识。
(51)
为此,学界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郝时远认为,民族(族群)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其表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难以对其做出抽象的“政治化”或“文化化”认定,用“文化化”来形容美国的族群政策和评价其消融族群意识、民族主义的成功作用是片面和不准确的。
(52)王希恩在赞赏马戎的批判精神和创新勇气的同时,指出“文化化”和“政治化”并非一对准确的民族政策导向分类,当前仍需坚持、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
(53)陈建樾则驳斥了马戎以文化上的多元一体取代民族身份上的多元一体,以公民身份淡化民族身份,通过“文化化”来淡化民族问题的观点,强调一种包容多元、融会一体的族际关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得以顺利构建的基本前提。
他认为,族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来自于制度安排是否适合国情,其次来自于针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和特别优惠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
(54)李红杰也强调,面对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多民族国家必须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多样性,承认和尊重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
(55)朱伦虽然无意驳斥马戎的观点,却指出承认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必须包括自治权和共治权两个方面。
他认为,民族自治具有固化民族界限、强化民族意识的作用,而共治是对自治客观造成的民族界限的一种弥合,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强共同的国民意识,促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
(56)王建娥强调,不能因为当前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变迁而否定自治价值、取消自治制度,不能将“共治”价值绝对化、用共治取代自治,或用多元文化主义取代民族自治制度,更不能将民族关系“去政治化”。
相反,多民族国家要设计出包容族裔文化多样性差异,协调其分歧的灵活机制,尊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保护多元社会民族和文化多样,不断发展和完善自治-共治机制,实现族际政治民主化,增强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从而巩固国家统一,创造社会的和谐。
(57)
笔者认为,学术专家们在族际关系、民族问题的研究上积极辩争,其目的都是为强构国家认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贡献力量,体现了学术服务现实社会的应用特点。
然而已有的成果尚有不足之处:
多是从“应然”维度进行的规范性研究,经验性研究不足;
理论层面阐释多,关注现实的实证性分析不够;
泛论性阐释多,关注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国家认同较为缺乏。
(58)
三、拓展争鸣: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学界在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进行初探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两者关系的研究。
学者们首先对民族、国家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
其次在理论分析上提出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三种模式,即矛盾冲突关系、调适共生关系、权力运用关系。
民族与国家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
“民族”指一国内部处于次国家层次的各种具有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差异性的族类共同体;
“国家”就是在一定地理边界内具有对外主权独立性和对内统治至高性的政治共同体。
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超越以文化、民族、宗教等原生性纽带联结局限性基础之上,通过地域领土、中央权威和政治法律规范的统一等次生性政治联系纽带,实现了包容众多族类共同体的历史建构。
(59)钱雪梅也指出:
“国家是一种政治实体,有特定的疆域及主权,一般由两个以上的族群组成,有统一的法律制度、公共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
”(60)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两者都是其成员对所属群体的认可,都能增强本群体凝聚力,而且都受情境影响。
学界更多的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两者进行辩争。
郑晓云认为民族是一个人类共同体,对这一共同体中人们相互关系的认同,是民族认同中的核心问题。
也正是这种认同,使我们就能够区分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界限。
从认同对象上看,民族认同的对象是其所属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其认同必然是多元的,而国家认同的对象是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政治共同体。
(61)就认同与个人行为规范的关系而言,国家的规则和惯例具有强制性,而族群习俗相对则宽松很多。
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拥有主权,族群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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