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文学的生命情怀探析中央研究院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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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希望透過研究范仲淹,研究他的文學作品,一窺天下第一流人物的生命情懷與其氣節,並以之反觀現今社會上的諸多弊病,期許自己能學習范文正公的大無畏精神,為社會盡心盡力,並與諸多學子共勉之。
2、研究範圍及方法
范仲淹一生起起伏伏,從孩提時代喪父、隨母親入朱家並在異地苦讀成長,進入官場後的遭遇有受皇帝恩寵而意氣風發,也有遭讒言污陷而貶謫失意。
而不論在他人生的哪個時期,文學是記錄他當時心靈感受與抱負的工具,因此透過分析他的文學作品,我們可以一窺范文正公的生命情懷。
本文所取之作品以筆者認為能夠展現范仲淹之人生哲學與生命情懷者為主,包括政論、序文、記體散文、書、詩歌與賦等文體之作品,文學作品之內容主要參考沈松勤、王興華所編著之《范文正公選集》及《范仲淹研究資料彙編》。
本文欲探討其文學中所透露的生命情懷,因此必須先了解其生平,整理正史及後人所編之人物傳記所記載的范仲淹,並將其作品與人生經歷做比對及分析,藉此了解范仲淹文學中的生命情懷。
首先是對於其一生經歷的了解。
筆者將閱讀並參考有提及范仲淹之史料,如《宋史》及眾多文人記載范仲淹言行之文集,並參閱吳季桓所編著之《范仲淹》。
藉由史傳記載之范仲淹生命歷程及眾多文人以自己的角度記載范仲淹之行為言論,了解范仲淹的生命歷程。
再來是對於其作品的分類。
分類分成兩步驟:
首先,對於《范文正公集》裡的作品進行文體形式的分類;
再者,筆者閱讀其作品後,以筆者的角度對於范仲淹文學的題材與內容進行分類,再加以對比分析,在其中選出筆者認為蘊藏范仲淹生命情懷的文學作品進行深入分析,並以其人生經歷與後人評價輔助研究,以求研析范仲淹文學作品中的生命情懷。
本論文詳細介紹范仲淹的生平、分析其文學觀,並藉後世對范仲淹文學的評價,提出問題:
為何范仲淹的文學作品不為後人所重視?
並透過為范仲淹的文學作品做形式上的分類、分析鑑賞其文學作品中所蘊含之人生情懷,向讀者介紹、宣揚范仲淹之文學作品的重要性以及藏諸其中的生命情懷。
叄、研究限制
《范文正公集》所收錄之作品繁多,在廣泛閱讀、分類後的探析恐怕無法全面採用,僅取《范文正公選集》所收錄之四十篇文章及《范仲淹研究資料彙編‧范文正公集》之少數作品作深入研析;
雖筆者將參考其他文獻以保持客觀性,仍可能囿於個人觀點而不夠客觀;
再者,由於個人才識疏淺,尚無法以深厚的古典知識分析與研究,若未來精進自己的才力與經驗之後仍有機會接觸此研究,相信此研究將會更加周延而可信。
第一章范仲淹的生命歷程
第1節時代背景
1、政治背景
范仲淹生於北宋太宗端拱年間,一生經歷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此時宋朝雖時有外患寇疆,仍有明主在位,願意接納臣子諫言,故名臣眾多,不失為北宋之盛世。
宋太祖趙匡胤於建隆三年(其稱帝的第三年)曾「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碑中)誓詞三行,一云: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一云: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由此可見,北宋皇帝嚴格遵循祖訓,不殺大臣,造就了北宋大臣敢言極諫的盛況,最突出的例子當然就是范仲淹任職於朝廷時毫不間斷的諫舉。
范仲淹始任官於真宗時期。
宋真宗曾在簽訂「澶淵之盟」,每年花了大筆銀子予遼消災後,為了向遼宣示國威,自導自演了一齣「封禪事作,祥瑞遝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的天降神蹟,結果大費周章,對遼竟沒起一點威嚇作用,無怪乎《宋史》要稱其「一國君臣如病狂然」了。
即使如此,《宋史》贊宋真宗曰:
「真宗英悟之主。
」他仍是一位願意接受臣子諫言與建議的國君。
范仲淹的政治生涯巔峰始於仁宗主政時代,亦衰落於仁宗時期。
從丁母憂餘南京獲晏殊薦舉館職,到慶曆改革失勢後請辭參知政事改知邠州,主要使其留清名於歷史上的政治事蹟皆在仁宗時期。
《宋史‧仁宗本紀》曾引左傳之言:
「《傳》曰:
『為人君,止於仁。
』帝誠無愧焉。
」後人不論是對仁宗為政或為人,評價幾乎都是正面且讚賞的:
「(仁宗)恭儉仁恕」、「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
」……等。
而仁宗本身是樂於接納臣下之諫的。
范仲淹在中央任官時,往往不論自己的職位是否為有提出諫言之責,極力上諫,雖有時因反對勢力讒言誣陷而遭貶,或上書被攔截而無法確實讓皇帝過目,仲淹還是基於個人道德操守,不論是在朝即時上諫仁宗,或是繼續上書皇帝,如此生氣蓬勃的諫舉乃因仲淹生於一個鼓勵臣子議論國事的時代,屬於宋仁宗的時代。
2、外交局勢
在范仲淹十六歲時,宋真宗與遼簽訂宋遼「澶淵之盟」是宋朝開國以來,對外最屈辱的條約,這可能對當時正在苦讀經史的范仲淹是一大刺激,而為何范仲淹在日後為朝廷效命而為儒將抗擊外患時,對象不是遼國?
其實,宋遼簽訂「澶淵之盟」後,維持了百餘年的和平(直到宋徽宗宣和三年),而位於北宋西北的西夏,在范仲淹十八歲時歸順北宋以後不斷增強國家實力,至仲淹知命之年遂始大舉侵宋,爾後范仲淹奉命到西北抵禦外族,展現了他文武雙全的才華。
3、小結
《宋史》卷十二本紀第十二〈仁宗本紀〉有言:
「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
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
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
」范仲淹出生並任官於政治頗為清明之北宋盛世,加以他個人獨特的道德操守與憂國憂民的治世精神,創造出垂名汗青、歷久不衰的儒士典範,為後世無數世人所景仰、效法。
第2節范仲淹的生平事蹟
1、身世背景與求學歷程
范仲淹,字希文。
宋蘇州吳縣人,太宗端拱二年(西元九八九年)生於徐州,皇祐四年(西元一零五二年)卒於徐州。
生二歲而喪父,母謝氏基於貧苦無依之現狀,攜仲淹入朱文翰家,自此以朱為其姓,名說。
范仲淹出生於政治地位業已沒落的范家,根據比較保守可信的說法,其遠祖可上推至唐朝的范履冰──其曾為武則天王朝之宰相,後被武則天下獄處死;
曾祖父、祖父及父親皆任幕僚之職。
由此可見:
范氏家運已從唐朝權高位重的宰相落至由吳越小官投奔北宋而任節度掌書記,家道已然衰落,直至仲淹出任北宋宰相方再登高峰。
范仲淹其母謝太夫人在范墉去世後改嫁淄州長史朱文翰,相約不讓范仲淹知道其非朱家人,造成後來朱氏兄弟在與仲淹爭辯時不經意透露出范仲淹並非朱家人,范仲淹乃離家往應天府讀書。
朱文翰身為淄州長史,應為知書達禮之家,因此范仲淹成年後之成就之根基大多在此打下。
范仲淹於朱家時嘗於長白山醴泉寺讀書,史書記載其「斷虀畫粥」、「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
然而後來因范仲淹見其兄弟(朱氏子弟)奢靡無度,誡之卻被朱氏兄弟暗示其非朱家子弟,後來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後,范仲淹感憤離家,前往應天府苦讀。
其母追之,仲淹乃言以十年為期,登第後將迎母團圓,後來他只花了四年便登第,完成他的誓約。
范仲淹離家後來到應天府當地最具盛名的當時四大書院之一:
「應天書院」就讀,范仲淹選擇應天書院的主要原因應有三:
距離其家(朱家)最近、食宿全免與應天書院規模大、人才多。
應天書院的創辦元老之一戚同文的家世背景與范仲淹相似,因此仲淹可能想藉此以一些先賢楷模的道德事蹟勉勵自己。
戚同文曾言:
「人生以行義為貴,焉用此為(指聚財為己)?
」這句話可能深深影響了范仲淹,成為他為官時清廉有義作為的一種根據;
戚同文當年讀書時累年不解帶的精神,影響了范仲淹「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
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五年來未嘗解衣就枕」之舉;
最後是戚同文以教育後進為務,志於天下之統一(戚同文之年代為五代),而後影響了范仲淹之千古絕唱: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志。
2、政治羈旅的起落升降
范仲淹在含辛茹苦的少年讀書時期後,榮登進士並接任官職後的第一份工作:
廣德軍司理參事。
史書記載范仲淹方到職便展現他那極其認真的工作態度與為真理直言的人生哲學。
除了每天都捧著刑獄案卷與太守爭論是非對錯,他還請來了多位學者,興學教育平民。
從此便可看出未來范仲淹展現出從根本救世的精神與為人民而越職做事的風骨。
范仲淹於宋真宗天禧元年遷文林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後,將他多年來因怕刺激母親而一直藏於心底恢復范姓的心願,上表申請,引用春秋之范蠡改姓名為陶朱公、戰國范睢改姓名為張祿的典故用於自己身上,希望朝廷能同意其復范姓,而朝廷也同意了。
此後,未來數十年縱橫當時宋代朝廷的正義名士之名──范仲淹,便從此開始在官場上嶄露頭角。
范仲淹三十三歲時遷監泰州海陵西溪鎮鹽倉。
泰州海堰久廢不治,年年鬧水災,淹沒民田,因此范仲淹向當時的發運副史張綸建議應修復海堰,張綸便薦舉范仲淹知興化縣,大興築堰工程。
其過程雖有閒言閒語干擾與天災的阻斷,范仲淹仍堅持繼續施工。
無奈在議論未決時范仲淹之母親生病,次年去世。
范仲淹因而辭職丁母憂於南京(應天府),期間雖守制家居,仍不忘泰州海堰之工,常寫信給張綸強調海堰之修復必須持續。
經過一年多,在張綸的堅持與努力下,海堰完成,為當地居民免除年年遭受水災之患,百姓為感念張綸而為其築生祠。
當然范仲淹的功勞是我們可以肯定的,因為如果當時仲淹沒有向張綸建議修復海堰以利民生,也不會有當時使水災劇減的豐富成果。
范仲淹在應天府遇到其一輩子的貴人:
晏殊。
晏殊時主南京(應天府),或許是看到了范仲淹在地方興學頗力的事蹟,聘請仲淹在守制中出掌府學。
關於范仲淹在府學中的教學情形,極為後世所稱道:
他不但重言教,且以身教;
傳授學問,且訓導生活態度;
由此可見仲淹對於救世之根本「教育」的重視。
而范仲淹在丁母憂於南京時,依然沒有丟棄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救世氣節,上書執政,慨陳改革之政策。
而後晏殊又舉其為秘閣校理,晉身館職,而能夠進京獲得一個接近皇帝及提升地位的機會。
天聖七年(西元1029年),仁宗為「以孝勵天下」,不惜以帝王之尊,欲率百官向太后上壽。
詔令一出,群臣無人敢言,唯范仲淹上奏疏指出此事斷不可行,然而皇帝不批不答,毫無回音,反倒是薦舉范仲淹入館職的晏殊大為驚恐,訓范仲淹了一頓,責其只想以狂率沽名釣譽,連累薦舉仲淹的自己。
而范仲淹越想越不服,次年上書晏殊陳明心志,表示感念晏殊的提拔,又說皇帝為何一定要親自率百官向太后上壽?
難道不能由宰相率百官,皇帝於內宮率皇族向太后上壽,如此一來既不失太后之威,保持皇帝的高貴龍體,亦可以孝勵天下,為何非要破壞禮制不可?
而范仲淹也指出如果此種越禮之事一出,後世必以其為「榜樣」,必會造成天下大亂,因此身為有義務上諫之人,何能不諫止此事!
史載晏殊見此書後大為慚愧,可惜已經來不及了。
那不成體統的典禮已照原訂計畫進行了。
然而范仲淹卻在此時鼓起更大的勇氣上書太后,奏請其還政,然而依舊沒消息回來。
仲淹見兩次上奏皆無回聞,自請外調,任河中府同判。
外調為河中府同判後,仲淹仍對於朝廷之事時時上書,表達意見。
而范仲淹又針對新恢復的科舉中的「制舉」,上書宰相論制舉的考試方式及內容,指出當時為學者皆不以經本為書,天下瀰漫著只重表面的浮薄風氣,因此他認為制舉考試應以六經為先,正史次之,在論述時務,及提出實際的對策方略。
如此一來,可以舉出被埋沒的人才,從而詢訪施政得失,並鼓勵天下人向學,正天下之風。
但是可能是人微言輕,朝廷對此奏疏似乎沒什麼反應。
然而此思想在范仲淹日後躋身三府後又重新被提出來,成為慶曆改革施政的重點之一。
宋仁宗明道二年,實際掌握政權長達十一年之久的章獻太后崩逝。
章獻太后過世後,宋仁宗親政,章獻太后時期阿諛奉承而得進用的僥倖之士被外放,被太后罷斥於外的忠貞人士得以進京受詔用,范仲淹被任命為右司諫。
此時宮中的政治氛圍相對於太后主政時期大相逕庭,善於逢迎仁宗之士乃趁機數落太后主政時期的種種不是,惟范仲淹為太后說話。
范仲淹在太后時期受盡冷落,但仁宗親政後范仲淹仍力為太后說話,為何?
應該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范仲淹的寬大心胸,在他看來,這些指責太后的言語,不過是個人恩怨之事。
看在章獻太后曾護佑仁宗的份上,「恩勤至矣」一句終於傳到仁宗的耳裡,仁宗頓時大悟,乃下詔天下人不准再談太后時代的政令是非。
後來仁宗任命范仲淹與范諷等人同判刑院大理寺,隔月帝國東部發生蝗旱災,范仲淹奏請疏災,皇帝竟毫無反應,仲淹便避眾人,私下找了皇帝說:
「宮中如果半天沒飯吃,該怎麼辦?
現在天下有數路嚴重缺糧,怎可不趕快設法救濟?
」皇帝乃命令仲淹安撫災地百姓,賑濟災民。
由此可看出仲淹雖不在其職,卻懂得為了天下百姓之福而「越職言事」,這當然也是他在政治路途上不斷受到反對他的大臣所常常提出來批評的。
而在此次的災荒後,范仲淹乃意識到雖然現在表面上天下太平,實際上卻是危機四伏,乃擬奏疏上嚴匡正時弊的方法,內容重點是在節省民力,減少不必要的支出,仁宗覺得有理,便採納之。
明道二年,發生廢后風波。
郭后是在章獻太后的遺詔中囑咐要冊立為皇太后的,然而仁宗在情感上與她頗為疏遠,因此在章獻太后過世後,郭后失去了靠山,又發生了不小心掌摑皇帝龍頸之事,氣得仁宗要把這位本來就不中意的郭后換掉。
呂夷簡當時因郭后在仁宗耳裡閒言閒語而在章獻太后過世後的朝廷人事大變動中被調出京城,從此積了怨恨,適逢仁宗欲廢后,呂夷簡自然欣喜,便趁此機會,加上范諷的「情意相挺」之言:
「當今皇后,冊立以來已九年矣,一直沒生子,義當廢!
」呂夷簡自然是與他一拍即合,合謀帶領群臣廢后。
然而范仲淹此時已回京師,聞得此事,便以諫官的身分,極陳不可廢后。
然而仁宗已召二府大臣論廢后案,後傳出已議決廢后,京師譁然。
范仲淹與孔道甫等人乃激動地拜伏在皇帝殿前請賜發言權,不久卻傳出詔令,要他們有話到中書省去說,一群人乃激動地來到中書省,指責呂夷簡的不是,呂夷簡竟裝作若無其事,仲淹乃言「為人臣者,應當引導國君成為堯舜才對,豈可援引漢、唐時代的失德之舉,讓國君效法?
」呂夷簡乃無法答辯。
後來呂夷簡在仁宗面前指責范仲淹等人「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提議將仲淹等人逐出京師。
隔日仲淹被調知睦州,其餘人各調至他處及罰銅二十斤。
范仲淹到達睦州並上任後,循例呈謝上表,於文中仍為反對廢后之事極力辯護,可見仲淹之極諫上位者,並不會因為他被貶謫而有所減損。
范仲淹在睦州不到半年便被調去他的故鄉蘇州。
蘇州常有水患,仲淹乃仿其在泰州監製的水利設施,大興工程,雖然遭受多方的惡意批評與阻撓,最後水利工程依舊完工,大為奏效。
另外,范仲淹亦於蘇州興學,邀請胡瑗、孫復前來講學,大興當地學子向學之志。
范仲淹於景祐二年被調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奉詔回朝。
此時仁宗受到尚、楊二美人誘惑,身體為之衰頹。
以閻文應為首的群臣力諫仁宗,仁宗後因輿論壓迫不便在女色上堅持便同意遠離美色。
而離開二美人後,仁宗乃想起當年范仲淹所說「皇后無大過,不當廢」的郭后,屢次遣人慰問於瑤華宮,閻文應看在眼裡,心恐若皇帝與郭后重修舊好,他難逃一死,因此趁郭后染小疾時,領太醫前往探視。
不久便聞郭后不幸暴斃。
天下人懷疑是閻文應下的毒,卻又苦於無跡可查,然而諫官數人提出彈劾,說「中外莫不疑文應置毒者」,閻文應乃被貶謫出京。
范仲淹此時以天章閣待制的身分,對閻文應進行砲轟,列舉其罪狀,擬就奏疏,後仁宗決定放逐閻文應至嶺南,不料其死於途中。
范仲淹回京後,不改其處世原則,對僥倖弄權、不守法紀者進行砲轟,使呂夷簡黨人甚為頭痛。
呂夷簡為了對付范仲淹,任命范仲淹權知開封府,想以開封府繁雜的政務讓范仲淹無暇開砲,並期待有天范仲淹會出包,便可罷斥他出京。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天佑善人義士!
范仲淹不僅把開封府的政務治理得當,化繁為簡,更有閒暇時間向呂夷簡之黨進行轟炸,並常為皇帝開說古今治亂安危之道,對朝廷政務的得失提出批評。
有一次范仲淹對仁宗說:
「天子要日理萬機,對於用人,當然不宜一手掌握,可是也不可不察。
」乃繪製「百官圖」,排出合理及不合理的升遷順序,又加註:
「如此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
」范仲淹所指出的不當之處,等於是直接抨擊宰相呂夷簡用人不當而有私心。
呂夷簡當然不悅,乃說仲淹「迂闊之極」,范仲淹便回擊以四論:
帝王好尚論、選賢任能論、近名論、推委臣下論,內容大多譏指時政,比擬呂夷簡為「佞臣」王禹,呂夷簡大怒,指稱范仲淹薦引朋黨,離間君臣。
范仲淹與呂夷簡之黨相互指責,最後范仲淹還是鬥不過呂夷簡的「當權集團」,被貶黜,出知饒州,而呂夷簡之黨為擴大打擊範圍,乃奏請將范仲淹朋黨之名單公佈於朝堂。
然而雖然在范仲淹出京時大部分人畏懼呂夷簡當權,仍有幾個人敢去送行,甚至有挺身為范仲淹說話,雖然其後皆被貶黜。
調知饒州後,范仲淹在此地做了他在各地都會做的事:
「興學」。
在他的治理之下,原本好鬥的饒州百姓乃漸漸歸順了。
次年的十二月,國內三州發生大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乃上疏:
「一歲之中災常見,必有下失民望,上為天意,自范仲淹、余靖等人以言事被黜以來,天下之人多不敢議論朝政,行將兩年,願陛下深自咎責。
」仁宗乃下詔范仲淹徙知潤州,雖尚未回京,也是遷到比較靠近京師的州了。
在潤州,范仲淹依舊是興學治理,把這個地方治理得不錯。
在此期間,有兩位同年老友來訪,分別是後來請范仲淹寫下千古絕唱岳陽樓記的滕宗諒和魏介之。
范仲淹有詩記載這次會面,他寫到:
「沒者草自綠,存者顏無朱。
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區區。
」可見范仲淹的政治旅途之目標並非在求取功名利祿,而在他知潤州的這段時間,雖偶有如此在閒暇之時的餘興,范仲淹仍是不忘位當地百姓盡心盡力的。
後來他又被調知越州,更接近了京師,在政務上同樣也是興學教化,公暇之餘飲酒詠詩。
其有詩云:
「林下提壺招客醉,溪邊杜宇勸人歸」、「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可見范仲淹雖在身不在京師,卻是滿心滿腹為朝廷憂愁,深深期盼有一天能回到朝廷為國家效勞。
宋仁宗寶元元年,趙元昊在夏州正式宣佈獨立,僭號「大夏始文英武興法體仁孝皇帝」,定都於興慶府。
他模仿宋朝官制,改革政府組織,創夏國文字,後來竟不知羞恥地上表仁宗:
「軍民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即皇帝位。
」又說:
「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
」趙元昊以臣下之「禮」,「伏望」北宋皇帝,又稱兄道弟般地要與仁宗「常敦歡好」,好一個充滿矛盾之言的「上表」!
然而朝廷雖憤怒,卻因宋朝已許久未經戰事,兵弛將衰,保守勢力又一再干預改革,使宋朝無力制裁剛竄起的西夏國,最後在邊關延洲吃了個范雍領導的大敗仗。
此時新任陜西安撫史的韓琦建議朝廷召知越州的范仲淹取代范雍,雖然用兵並不是范仲淹的特長,但在所謂「四顧無人而不能不以身任」的情況下,范仲淹願意學習,並籌劃經過深思熟慮後所提出的分析與對策,如他剛至陝西到任韓琦推薦的陜西轉運使後,對陜西之形勢所做的分析及對策:
加強邊城守禦,使持久可守;
藉由打好防守底子,穩定軍心,並由實際戰鬥經驗以戰養戰,壯大部隊之後再作準備;
經過多年的防守使敵方折兵損將、牛羊之貨無所售,國力大為減弱後,再藉機討伐,如此一來便可穩操勝算。
以上幾點成為日後范仲淹經略陝西的主要戰略指導原則。
然而在范仲淹按照自己的戰略思想,在前線進行防禦工程時,朝廷正在爭論要執行由韓琦所提出的進攻夏賊之計或是范仲淹所主張的防敵禦寇之計。
後來朝廷決定行韓琦的進攻之計,乃集結軍隊,以二路之軍進攻夏賊。
然而范仲淹卻持著不同想法,他認為如今邊關之防守已備,貿然進兵會遭致毀滅性的打擊,然而朝廷堅持出兵,後因大將任福的輕敵而遭至范仲淹所預言的「毀滅性打擊」,任福死於元昊的埋伏中。
范仲淹便藉此對仍戰略立場搖擺不定的朝廷提出分析,他認為報國之仇不可倉卒,宋朝經此一大敗,怎可又貿然進兵!
因此宜先採守勢,將邊關廢棄的城寨重修,敵人大攻則守,小攻則擊,這樣就可以就近擾敵,出奇討之。
最後,朝廷終於採納他的堅守戰略,不主動出兵深入攻擊。
在宋朝採取范仲淹的堅守之略後沒多久,趙元昊遣人至延州求和。
范仲淹乃藉此機會修書一封,期能對趙元昊曉以大義。
然而趙元昊卻以傲慢的口氣回信,仲淹乃大怒,燒掉此信,但又暗地先錄好一份略加刪改後送往朝廷,此時卻有大臣主張范仲淹不該私自與元昊通信,應斬;
然而在許多大臣為其辯護的情況下,主張論斬者宋庠等以朋黨事被黜,范仲淹僅以降職為懲。
後來朝廷再度大升范仲淹之職,將范仲淹原來的榮銜「龍圖閣直學士」以知慶州奉其為邠州觀察使,等於實際職權未改,官祿卻增加許多,仲淹乃多次上表懇請辭去此榮銜,原因之一是:
學士之職乃內朝臣子之名,出主軍事,諸將莫不畏服,如改補為外帥之職,威望便會下降許多;
再者,仲淹守邊數年,羌人莫不對他敬愛,暱稱其為「龍圖老子」,如改為觀察史,則會使敵人及諸羌輕視;
還有范仲淹認為自己無立大功,實不應增厚祿,所以請求復回原銜。
朝廷同意,下詔恢復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
由此處可看出范仲淹的不求名利之心。
而在經過一番招降之後,宋朝終於使趙元昊甘心與之言和,雖然僅是表面上的和局,范仲淹在此時為國家所做出的貢獻,卻是實實在在地擺在天下人眼前,使人對范仲淹及其所謂的「朋黨」給予再一次的肯定。
當然,這也成為了後來仁宗決心起用范仲淹等人為宋朝圖強振作的參考事蹟之一。
慶曆三年,朝廷以范仲淹、韓琦為樞密副使,另外以晏殊為平章事兼樞密使,富弼為樞密副使,重新部署人事的原因為呂夷簡已感到年老不能上朝而數度提出請辭,最後仁宗終於准辭,造成朝廷中央人事的變動。
其中仁宗曾想以曾在陜西駐守卻畏懦不肯盡力而幾乎造成軍變的夏竦為樞密使,卻遭群臣反對,原因是夏竦被西夏人看不起、與呂夷簡有所勾搭及在陜西時幾乎造成軍變。
在眾位大臣不斷反對之下,夏竦在回京的路上被罷職了。
他當然很不高興,誓與范仲淹等人勢不兩立,埋下後來他不擇手段將范仲淹等人趕出京城的導火線。
這次的人事變動,對於當時朝廷內外的正直忠臣,當然是再好不過了。
以晏殊為首相兼樞密使,杜衍為樞密使,范仲淹、韓琦、富弼並為樞密副使,為執政大臣,歐陽修及余靖等人為諫官,時任國子監直講的石介甚至寫了首〈慶曆聖德詩〉來讚頌這一批正直名臣上臺執政。
由范仲淹所主持的「慶曆變法」其實和在仲淹去世十七年後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寧變法」有個共通處,就是它們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皇帝主動要求而發動的。
在上任參知政事後兩個月,仁宗為謀強宋朝竟賜坐范仲淹等人並贈紙筆,要求他們列出改革政治的意見。
這對范仲淹等人當然是個極大的驚嚇,同時也很開心,因為這代表皇帝要改革政治謀強宋朝的決心已定,因此范仲淹與富弼等人乃上陳史上著名的「十事疏」,改革方面包含了對宋朝升遷辦法的弊端(磨勘與任蔭)進行批判與提出改革方案、針對政府用人之考試制度(貢舉)的考試內容(主張試進士應以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對地方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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