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直辖之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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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直辖之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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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直辖之梦
深圳直辖之梦
深圳盼直辖,如大旱之盼云霓。
然而这种期盼,如一股潜流,只能在民间涌动。
至于深圳本地的官员,尽管牢骚满腹,心里边可能比老百姓更盼直辖,但嘴上是不会承认的,不仅不支持,在公开场合上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直辖,坚决拥护广东省的领导。
面对深圳直辖这一问题所衍生的怪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语言腐败”,而应从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区划制度等方面去分析深层次的原因。
深圳为什么要寻求直辖?
深圳的直辖企图由来已久。
虽然深圳官方曾明确表态,“深圳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申请过把深圳变为直辖市。
”但根据笔者搜集的信息表明,自1988年以来,深圳市的官方和民间曾通过不同渠道,先后数次向全国人大及中央有关部门提交有关直辖的申请和提案。
虽然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但丝毫没有影响深圳人民追求直辖的决心。
长期以来,“深圳直辖”作为一个热点话题,一直在深圳各大论坛酝酿。
深圳为什么要寻求直辖?
最直接的原因,是深圳的辖区面积太小,扼制了深圳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这个“小”是动态的,国家在1980—1981年间成立四大经济特区,四市的陆地面积平均为1823平方公里,相对而言深圳尚在平均线之上,不能算小。
之所以现在说深圳的辖区面积太小,是因为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深圳的“体格”长得太快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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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表1我们不难发现,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如大浪淘沙,四大特区之间已经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深圳这个当年的小渔村,已经从四大特区的阵营中脱颖而出,跻身到了中国一线城市的行列当中。
也就是在这个飞速成长的过程中,深圳遭遇到了“塘小鱼大”的困境。
也许在特区成立之初,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现在的形势是,同样在不到两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珠海只生活着一百多万人口,而深圳却要养活一千多万人口,差距有十倍之巨。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还能用与珠海、汕头、厦门同样的策略来对待深圳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深圳的竞争对手,早已换成了北上广津渝等国内一线城市和直辖市。
深圳现在是中国内地第四大城市,GDP总量连续12年居排名中国内地城市第四,外贸出口连续13年居全国第一。
国务院对深圳的城市定位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国际化城市和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然而正是在与国内一线城市和直辖市的竞争当中,深圳发现了自身的许多先天不足,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城市面积狭小,严重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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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表2和图表3所列的中国六大城市中,常住人口最少,城市面积最小的深圳,2011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502亿元,继续居于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深圳的土地面积只有上海的1/3,广州的1/4,天津的1/6,北京的1/8,重庆的1/42——这就像是在举重赛场上,让一个56公斤以下级别的选手和一群110公斤以上级别的选手同台竞技。
早在2005年初,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在分析深圳发展面临的困难时,就提出“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密度过大,难以为继;环境容量、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
七年过去,“四个难以为继”的老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不断恶化。
据报道,到2011年,在深圳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实际承载人口(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总量超过1500万,人均土地占有量约130平方米,人口密度高达7785人/平方公里。
美国福布斯杂志布的数据显示,深圳人口密度全球第五,仅次于孟买、加尔各答、卡拉奇、拉各斯,是中国最拥挤的城市。
截至目前,深圳市已纳入储备管理的土地217.5平方公里,其中可建设用地仅有65.7平方公里——这就是深圳土地的全部家底。
由于土地资源的严重匮乏,全市范围内已经基本没有可供成片开发的土地,深圳因此与许多大型投资项目失之交臂。
“十一五”期间,深圳固定资产投资年均仅增长10.5%,不但低于天津(33.8%),也低于苏州(14.1%)和广州(15.7%)。
受土地瓶颈的制约,经济增长后劲不足,这正是导致深圳在与天津、重庆、苏州等城市的竞争中底气不足的主要原因。
此外,土地狭小,人口拥挤还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
据统计,深圳人均的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4,广东省的1/5。
交通方面,2012年深圳汽车拥有量已经超过200万辆,这还不包括超过30万辆的外地车和过境车。
全市道路长度6041公里,人均道路长度仅为0.58米,道路车辆密度已经突破300辆/公里,位居全国之首,并超过了国际上270辆/公里的警戒值,城市道路交通不堪重负。
看病难也成为城市拥挤的后果之一。
资料显示,2011年,按照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算,深圳仅为2.1张,而广州、北京、天津、上海分别为4.9、7.3、4.9、7.4张,全国平均水平为3.5张。
以每千人拥有的医生计算,深圳为2人,广州、北京、天津、上海分别为2.6、5.2、2.9、3.7人。
学位紧张已经成为令深圳市民头痛的另一个问题。
因为深圳居住人口的平均年龄较低,育龄人口较多,在校生数量逐年攀升。
由于土地资源紧缺,大量新建学校在深圳已经成为不可能。
为了让每个孩子能上学,学校只能尽量把更多的学生塞进教室,因而出现了深圳小学的平均班额远超其他城市的现象,很多小学一个班的人数甚至超过60人。
据统计,深圳小学每个人平均的校舍面积只有5平方米,这个数字在广州是7.4平方米,在南京是7.7平方米,在北京是8.7平方米。
深圳的大学资源则更为稀缺。
据官方统计资料,深圳市2011年仅有普通高等学校9所,招生2.29万人,毕业生1.83万人,在校学生7万人。
对于一个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大都市”而言,深圳的这一系列数据实在是太单薄,太寒酸!
“医院病床数”和“在校大学生人数”是衡量城市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指标。
以深圳在国内城市中的地位,要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比社会发展水平可能还不太现实,笔者特意选取了与深圳社会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五个计划单列市进行对比分析,图表4所体现的,就是五市常住人口、每千人拥有的医院病床数和每百人中包含的在校大学生人数这三项指标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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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让我们很难相信,深圳这个人均GDP全国排名第一、光鲜亮丽的大都市,在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与国内普通的二线城市相比,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距——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叫嚷着要离开深圳?
这个图表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
概括而言,以上一系列数据至少可以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家和政府长期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提高财税收入,对深圳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太少,欠账太多,导致出现了“半城市化”或称“伪城市化”的问题。
而千千万万的特区建设者,正是在这样一种相对较差的生存环境中负重前行,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
第二,由于受土地面积狭小的制约,在捉襟见肘的可建设用地上,深圳市已经无法投入大规模市政建设以满足广大市民的正常生活需要。
也就是说,地域狭小已经不仅仅影响了深圳的可持续发展,更严重地影响到了深圳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深圳就像一棵树苗,三十年前被栽培在特区这个狭小的花盆里,三十年过去,这棵树长大了,树干粗壮,枝繁叶茂,花盆太小,容不下它庞大的根系,里边的泥土太少,不足以为它涵养水分。
这个时候,园丁就要及时把这棵树移栽到大田里去,否则只能有一个结局:
花盆倾覆,树木凋零。
如果把因为土地面积狭小转而寻求直辖以扩大发展空间,视为深圳直辖的经济动因,那么我们可以把深圳寻求直辖的第二个动因,归结为政治诉求。
据《2011年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全市年末常住人口1046.7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67.9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25.6%;非户籍人口778.85万人,占比重74.4%。
另据报道,今年三月份深圳赴京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5名——大约210万深圳人共享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名额——这一数字足以说明深圳在全国城市的政治格局中地位何其低下。
据笔者掌握的非官方资料显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上海55名,北京46名,天津36名,海南15名。
广东省151名,其中广州15名,深圳5名,韶关5名,江门5名——副省级的深圳市与广东省内其他地级市的政治地位别无二致。
据说在今年一月份召开的广东省两会上,深圳代表团只有26名代表,“大市小团”的现象也曾引起代表热议。
凡此种种,以致坊间有广东省刻意打压深圳之说,斧声烛影,恐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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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环境当中,一个城市政治地位的低下必将影响其经济的发展。
坦率地说,深圳是经济的巨人,政治的侏儒。
尽管它的头上还有许多耀眼或不耀眼的光环,但怎么样也逃避不了它只是广东省内一个“B牌”城市这样一个事实。
广州是广东的首府,至少在广东省境内,它的地位是不容挑战的。
笔者曾见到一份名为《广东省2012年度规划重大项目》的文件,其中广东省在广州市的投资项目多达24个,规划投资总额为6159.7亿元,而同期深圳市的投资项目为14个,规划投资总额仅为1752.7亿元,前者是后者的3.5倍。
以珠江口的桥梁建设为例。
早些年曾有深港珠澳“双Y”方案与港珠澳大桥与“单Y”方案之争,经多方博弈,最终以撇开深圳的“单Y”方案胜出。
这座跨海大桥建成后将直接连通港、澳与粤西,令近在咫尺的深圳成为旁观者。
无奈之下,深圳只好退而求其次,盼望能早日建成规划中的深中大桥——该桥将直接连接深圳和中山,大大降低珠江口东西两岸的物流成本,提高深圳对珠江西岸“珠中江”经济圈的辐射力。
2008年该项目列入《珠三角规划纲要》重点项目,2010年广东省“两会”上被列入全省重点建设预备项目计划表,但此后就再也没有确切消息。
2011年,经广州南沙的深茂铁路项目获批,该项目将在东莞虎门与广州南沙之间新建一座公铁两用大桥,这一消息让深圳、中山两地对深中大桥的期盼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深圳的尴尬之处在于,它虽然是一个副省级计划单列市,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它不向广东省纳税,但同时又隶属于广东省管辖。
在实际的行政管理权限当中,重大项目的审批和省管干部的任免等关键性的权柄仍然由省府掌控。
可以说,在深圳市委书记同时出任广东省委常委的政治格局之下,“胳膊”与“大腿”之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但是深圳的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在成长,他们决不会因为行政区域的限制而放慢自己成长的步伐。
相反,他们的政治诉求只会越来越强烈。
深圳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深圳市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大专)和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达到430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约110万。
深圳私家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150万辆。
据估计,深圳大约拥有150万个中产阶级家庭,500万以上的中产阶层人口,这个庞大的城市中产群体,是深圳这个新兴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最可依靠的力量。
他们年轻,拥有高学历,高收入,他们眼界开阔,思想前卫,于经济的小康之外,还有自己对于政治生活的诉求。
而现阶段的深圳,其政治地位和政治生态环境根本无法满足这个城市中产阶级群体的需要。
我们认为,这正是直辖呼声在深圳民间激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
不再是开放的窗口,不再是改革的试验田,不再是共和国的宠儿,不再是全国人民瞩目的焦点,尽管这种局面已经出现不止几年,但是习惯了当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人,感情上还是转不过这个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连续十几年缀在“北上广”之后的那个“深”字,如今地位看起来岌岌可危。
令深圳人引以为荣的“一线城市”金字招牌一旦失去,无疑将对深圳市民的心理产生不小的冲击。
深圳上上下下都在为此寻求应对之策。
笔者就曾撰文提出一个新的定位方案:
做中国最宜商城市,试图为回归“粤B”之后的深圳探索一条新路子,即在深圳失去国家投资支持、失去政策优势的情况下,争取做中国最宜商的城市,最适合创新创业的城市,成为中国的民营资本和民营经济的聚集地。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土地才是最大的资本。
在土地资源几近枯竭的深圳,已经很难有低端产业的容身之地。
笔者担心,深圳近年大力推行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政策,极有可能导致高端产业失去基础产业的支持。
房价高企,铺租昂贵,城市基本生活成本高昂,必将导致大批商铺关张,小微企业倒闭,产业工人和基础服务业从业人员流失。
萃精取华的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产业和文化产业,如果失去低端的配套产业、基础服务业的支持,最终必成沙上之塔,末路狂花。
治本之策,唯有直辖。
深圳直辖方案之对比分析
笔者断言,深圳直辖已经成为在弦之箭,没有发与不发的选择,只有发射时间的选择——而早发比迟发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全局带动效果要好得多。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关于深圳直辖的备选方案主要有以下三种:
方案一:
把整个东莞和惠州都划入深圳,新的深圳直辖市总面积为1.56万平方公里。
方案二:
把东莞靠近深圳的三个镇(塘厦、凤岗、清溪,面积约350平方公里)和整个惠州市划入深圳,新的深圳直辖市面积为1.35平方公里;
方案三:
把上述东莞三镇以及惠州市的惠阳区和惠东县(面积分别为1262和3397平方公里)划入深圳,新的深圳直辖市面积为6962平方公里,与上海不相上下。
笔者明确反对方案二和方案三,因为此类方案强行割裂了正在走向一体化的深莞惠,使被分割的东莞和惠州的实力大减,这种以邻为壑、损人自肥的方案,必将遭到莞惠两地人民的强烈反对。
笔者支持第一种方案。
其理由如下:
首先,深莞惠三市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在1979年之前都属于惠阳地区。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惠阳地区所属的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接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
1979年11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成立地区一级的深圳市,深圳与惠州正式“分家”。
而东莞则迟至1988年才与惠州分开,独立设市。
现在我们提出让深莞惠合并为一市,是一种“分久必合”的历史回归,在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等方面都具有最强的可操作性。
按照国家发改委2008年制定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提出了建设“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的构想。
深圳、东莞、惠州三市于2009年签订了《深圳、东莞、惠州规划一体化合作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建立了三市党政主要领导联席会议制度。
可以说,深莞惠一体化已经有了非常坚实的行政基础和民意基础,重归一家是瓜熟蒂落,顺势而为的事情。
其次,按方案一设置的深圳直辖市,其辖区面积、人口和经济指标与现有的直辖市相比,均比较适中。
深圳直辖市的面积为1.56万平方公里,届时将在全国5大直辖市中居第3位,次于重庆和北京;2011年人口2335万,在全国5大直辖市中居第3位,次于重庆和上海;2011年GDP为18334亿元,在全国5大直辖市中居第2位,仅次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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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深圳之所以要直辖,正是因为其地域狭小,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受限,经济门类有轻缺重,“偏科”严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缺乏基础产业的配套支持。
而方案二和方案三各有偏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有第一个方案才是解决上述种种问题的不二之选。
三市合并之后,新的深圳市将对1.56万平方公里的市域进行统一规划,可以在原深圳特区范围内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金融、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在原东莞市和深圳松岗、沙井、光明新区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在东部的“惠阳—大亚湾—坪山新区”片区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精细石化等重化工业;在南部海岸(珠江口、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和北部山区(惠州、罗浮山)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
可以预见,直辖之后的深圳,经济门类齐全,配套合理,将给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市民的安居乐业创造非常良好的条件。
深圳直辖对相关各方的影响
深圳直辖,不管是对国家,对深圳,还是对香港,都是极为有利的一项决策。
尽管它可能部分地损害到广东省的利益,但是经过理性分析,我们认为此事对广东的影响其实也是利弊半参的。
下面我们不妨一一分析之。
一、深圳直辖对国家的积极影响
(1)深圳直辖,有利于平衡我国直辖市的布局,优化我国的城市化战略。
我国现有的4个直辖市,华北有京、津,东部有上海,西部有重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唯独在南方留下一个缺口。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需要直辖市来发挥其核心作用和龙头作用。
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珠三角地区,竟然没有一个直辖市,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直辖市布局上的一个战略性失策。
造成这一失策的思想根源,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受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太过深远,对特大城市、超级大城市的管理缺乏经验和信心,因此长期以来对大城市的发展一直采取钳制的态度。
1978年和1980年的两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都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1989年通过的《城市规划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
这一系列政策主张有个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大城市存在诸多弊端,难于管理,易出问题。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谬误的观点。
城市之所以会在人类社会中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规模化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超级大城市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之后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人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实际上是一项逆潮流而动的失当政策。
首先,从城市的经济功能来看,无论是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还是对周边区域的市场辐射或扩散效应;无论是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和作用,还是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大城市都远比小城市更具有效率和竞争力。
美国的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洛杉矶区)和日本的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其经济贡献率均占到了全国的70%左右。
而中国的三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环渤海)的经济贡献率还不到全国的40%。
这表明,中国的特大城市与世界级大都市相比,其经济规模仍有待进一步扩大。
其次,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特大城市因为其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更强大,作为区域经济引擎的动力更强大,也能更有力地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
这个数字,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新的市民社会成长阶段,实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转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但是,由于受到落后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双重制约,上述中国城市化指标可能更多地体现为统计学意义。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半城市化”的问题。
所谓“半城市化”,是指农民入城却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只实现了农村人口与城市中低端就业市场的对接,而未完成包括就业、福利、教育在内的全部衔接。
这些常住人口上半身在城市,根基依然在农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近日表示,扣除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化的人口,中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
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公布的资料,预计在2030年之前,世界城市化率将超过60%,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将达到80%。
目前,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德、法、俄、西班牙的城市化率已超过70%,美、加、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的城市化率已超过80%,英国则已超过90%。
总之,不论从中国大城市的现有规模来看,还是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中国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不是太快了,而是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地理条件(干旱地区多,生态脆弱,人多地少),为了保护耕地,扩大生态保护区面积,更有必要将人口适当向宜居地区集中,中国的城市化率应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向发达国家看齐,即最终达到80%左右的城市化率,
鸟瞰中国的城市分布图,我们将看到一个横卧的希腊字母“π”,其中“一纵”是沿海城市带(从北到南包括辽中南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两横”分别是陇海城市带(包括徐连经济带、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关天经济区)和长江城市带(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川渝城市群)。
根据笔者的研究,在这三个城市带中,起核心作用的直辖市总数应当增加到13个左右为宜,除现有的京津沪渝之外,辽中南城市群中可产生1个,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可产生1个,关中城市群可产生1个,长三角城市群中可新增2个,长江中游可产生1个,海西可产生1个,珠三角可产生2个。
其中对直辖市需求最为迫切的地区,首推珠三角。
而在上述所有备选直辖市中,如果要选出一个条件最成熟的城市,则非深圳莫属。
首先,深圳不是省会城市,不涉及到省会的搬迁,行政成本最低。
其次,深圳城市规模够大,自身无须培养,即可直接起到直辖市的龙头作用,同时对新增辖区的建设亦具有足够的投融资能力,无需国家投资。
第三,行政区域界定明确,历史脉络清晰,区内民意趋同,直辖对于原属省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深圳直辖,并不只是深圳本身的需要,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大势所趋。
深圳直辖,不仅能有效平衡我国的直辖市布局,而且对于优化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开启我国直辖市升级大幕,都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深圳直辖,有利于加快建设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步伐。
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必须有一个世界级的龙头城市。
而今天的珠三角虽然群星璀璨,然而在港深穗之间,我们却无法找出一个真正的核心,尤其是深穗之间分工模糊,陡增内耗。
香港是全球位列纽约、伦敦、东京之后的第四大金融中心,但其地域仅与目前的深圳相当,发展空间的逼仄局限了香港的整体实力,而且由于两种不同制度的隔阂,令香港注定无法担当珠三角的龙头。
广州已经是华南的中心城市,但是要担当未来珠三角城市群的龙头,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与上海在长三角的地位相比,广州在珠三角的号召力明显不足,因为此种号召力源自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对周边的辐射能力,并不能全靠行政命令而获得。
按照目前的趋势,一个拥有深圳和香港的珠三角,更可能成为一个多极世界,而广州难得有一枝独秀的机会。
凭深圳目前的实力,显然还不是珠三角的龙头,但深圳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城市。
按上述第一方案直辖之后的深圳,将成为置入珠三角城市圈当中的一个功率强劲的引擎,为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在深圳的周边,包括河源和汕尾等相对落后的地区将出现一条“环深富裕带”,尤其是香港,更将大受其益。
核心城市是城市经济圈的关键所在,其集聚与辐射能级有多大,决定了这一区域的整体能级。
根据我们的预测,5-10年之内,深圳直辖市必将很快成为珠三角城市群当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核心城市。
假以时日,一个以深圳为核心,香港、广州为南北两翼的珠三角城市群,必将成为一个在国际上可与纽约城市群、伦敦城市群、东京城市群相媲美的世界级城市群。
(3)深圳直辖,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进程。
“治大国若烹小鲜”,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稳定确实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以维稳的名义叫停一切改革措施。
以中国的行政区划制度为例,就存在着一系列必须面对的问题,例如:
省域面积过大。
我们的一些省,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规模,都要大于世界许多中等国家,有出现“诸侯经济”的潜在风险;
由于省域过大,辖县太多,无法按宪法规定实行省直管县,遂导致宪法中没有名分的地区一级行政区划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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