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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是我国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前后相承的文化形态,湘潭县的白竹湾、杨家岭、青洲坪,湘乡市的团鱼山、状元洲等遗址属于距今约4500年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类型,出土的陶器、石器数量和种类都更多。
石器有石斧、石锛、石凿、穿孔石刀、石矛、石镞、石铲、石网坠等,其中不少形体精细,磨制光滑;
陶器有鼎、釜、豆、壶、瓮、碗、罐、缸、纺轮等,器型更见复杂,出现了筒形器座,反映这时的湘潭先民生聚繁衍很快,制作石器和陶器的技术又有了新的提高,原始纺织业已经发轫。
此时,生息在湘江、涟、涓河谷丘陵先民历经跋涉,已经迈进原始社会的后期。
上述不同时代的石器文化遗址,粗略勾勒出了湘潭先民文化发展的序列。
概括地说,旧石器时代的湘潭先民,或十数人或数十人为一群,活动在丘山林莽和湘江、涟、涓谷地,过着采集渔猎、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从经济结构上看,尚无专门分工,仅凭借一些简单的石器工具,采撷草木之实,捕捞鱼虾螺蚌,猎取野兽充饥果腹。
新石器时代,湘潭先民开始由采集经济向稻作农业和家畜饲养过渡,原始农业从丘陵、河谷的开阔地段发展起来。
居落遗址由少而多,石器、陶器制作技术由陋而精,形制、纹饰具有鲜明的土著个性,原始畜牧业、原始手工业开始发轫。
同时,渔猎采集仍在先民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反映了湘潭地区早古开发在曲折中向前缓慢演进。
虽然远在鸿荒时代,湘潭就创造出了土著文化,但与中原比较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逐渐强大,形成“天下万邦”的局面,在彭蠡、洞庭之间的千里湖湘,建立起强盛的“三苗国”,唐·
杜佑《通典》载“潭州,古三苗之地”,湘潭自然是“三苗国”的辖地。
黄帝、炎帝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越过汉水,对洞庭湖南北的“三苗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多次击败三苗,三苗族裔大部分向深山溪峒迁徙,成为云贵苗、瑶、侗各民族的祖先。
宋·
罗泌《路史》说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封子姓少昊氏“于云阳,胙土长沙”,意即黄帝把长沙赏赐给自己的儿子,“熊湘”亦即长沙。
炎帝逐鹿中原失败,南迁湖湘,卧薪偿胆,再图发展,死后葬于茶陵。
这些史实说明,炎、黄曾亲履湘中,土著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在湖湘开始碰撞融合,多元的文化源头千百年来推动着湘潭经济社会突飞猛进。
“烈山泽而焚,教农耕以生谷”:
湘中地区稻作农业的推广
人类由居洞穴、采果实、猎野兽、龙蛇杂处向天问食,过渡到斫木为窠、筑室而居的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型经济,稻作农业的发明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野生稻到栽培稻的成功培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劳动实践、逐步认识过程。
最新的考古资料表明,迄今世界发现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址是湖南道县玉蟾岩旧石器时代遗址,所发现的稻壳实物已逾万年;
洞庭湖畔的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的稻壳实物也有9000年,据专家研究,这已不是野生稻,而属于培植稻,因而湖南是世界重要的稻作农业发源地之一。
湘潭处于两遗址中间,相距甚近,属同一经济区,且河网湖塘密布,河谷丘陵土地平旷,百里沃腴,低淫卑湿,宜于稻作,距今9000年前后,湘潭地区也摆脱了狩猎、采集经济,进入了稻作农业时代。
湘潭新石器时代遗址证明,湘潭是世界上较早掌握稻作农业技术的地区之一。
早在湖南大溪、屈家岭文化时期,湘潭的居落已粗具规模,开始定居生活,先民凭借石铲、石锛、石锸之类原始工具,整治水田,种植水稻,农业生产工具与煮食陶器都表明稻谷种植的普及。
到湘中龙山文化时期,湘潭地区村落遗址显著增加,规模渐次扩大,人口激增,稻作农业已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经济部门,谷物已成为主食。
湘中地区稻作农业大面积推广,成为先民稳定的生活来源,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事。
炎帝发明农耕,教民稼穑,被尊奉为神农氏的传说,与湘中稻作农业的推广和技术的长足进步密切相关。
据传说,炎帝又叫神农氏、烈山氏,是农业的创始者,生活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的新石器时代。
关于其生地说法不一。
《国语·
晋语》载:
“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这段记载所反映的历史情况是,少典氏姬、姜两姓男子娶有虫乔氏部落女子,生下黄帝、炎帝,分别居住在今天陕西渭水流域一带,同为华夏祖先。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则说:
厉(烈)山氏,炎帝也,本起于烈山,其发祥地在湖北随县的厉山店。
后来,黄帝、炎帝部落逐渐强大,黄帝部落雄踞关中,炎帝部落循黄河东下发展,开始了与其他部落的战争。
黄帝一度与炎帝联手,击败了蚩尤集团,但战争却使黄帝部落迅速崛起,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
后来炎、黄两大部落发生了涿鹿之战,炎帝败北,炎帝部落一部分融合于华夏族,一部分被迫南迁,徙居于长江中游和洞庭湖南北。
古代文献对炎帝植百谷百疏作了记述。
《管子·
轻重篇》说:
“神农作五谷于淇山之阳,九州之人乃知谷食……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
”《周易·
系辞下》载:
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逸周书》则构造了“天雨粟”的神话,说当时天降粟种,炎帝便耕而种之,并教民耕作,从此人民开始以谷物为食。
据先秦典籍记载推定,炎帝生活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父系氏族社会,距稻作农业的滥觞已晚5000年,更何论农业的发明!
再则,农业不可能是某一人的发明,而是累千秋百代的实践而逐步演进的。
剔除附会在炎帝身上的神话色彩,还原历史的真实,扑朔迷离的民俗资料只能说明炎帝部落的耕作水平执当时牛耳;
炎帝适逢其会,于农耕的推广尤为致力罢了。
炎帝部落的支系南徙到湖南境内,从洞庭之野直达九嶷苍梧,于是为湖南地区带来了中原大型的开垦、平整水田的先进工具和火耨刀耕的生产技术。
炎帝部落在湖湘站稳脚跟后,利用部落联盟的早期政权组织功能,“烈山泽而焚”,烧荒垦地,大规模拓展农业,“教民以生谷”,湘中数千年龟行蛇踊缓慢发展的稻作农业遂异军突起,一日千里。
炎帝教耕,对于湖南农业的突起和湖湘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
饮水思源,长期以来,湖湘境内留下关于炎帝的传说最盛。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
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
《后汉书·
郡国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宋罗泌《路史·
后记三》说炎帝死后葬长沙茶乡之尾,宋割茶陵地为酃县,隶衡州府,炎陵在酃县康乐乡,自帝承以下,皆祭于此。
湘潭地区也有炎帝的传说。
清·
王万澍《衡湘稽古录》载:
“县厉乡南有重山,即烈山也。
山下有穴,神农所生处,都长沙,号厉山氏,以长沙为厉山国……长沙正南,离火之地,称炎帝,以火纪官,后葬茶陵。
”若王氏的“厉山国”存在,湘潭可称王畿腹地。
王氏之说言之凿凿,可能本《隋书·
地理志》、《世说新语》和《通典》的记载。
《隋书·
地理志》说:
“湘潭有厉水,盖因厉山而得名也。
厉山在县东南百里。
”明《一统志》进一步说:
厉水即涓水,源出衡山县祝融峰之虎跑泉。
《世说新语》载晋史学家习凿齿论楚人物,“神农生黔中,《召南》咏其美化,《春秋》称其多才”。
《通典》卷一百八十三载:
“潭州古三苗国之地,自春秋以来为黔中地,楚之南境,秦为长沙郡。
”黔中郡一说楚置,一说秦置,湖湘属其疆域。
因此,王氏之说非无根之谈,是也非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炎帝教耕促进了湘中稻作农业的发展,为先民的繁衍生息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正因为如此,湖湘人民对炎帝神农氏十分怀念,宋以后,各县都立有神农祠,供春祈秋报,岁时祭享,尤以衡湘为多(清·
王万澍《衡湘稽古录》)。
炎帝教耕,野烧腾发,万山燃烈(《潇湘听雨录》),显然带有托古和传说的色彩,但同时也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群雄逐鹿、炎帝南迁和湘中稻作农业发展的史迹。
青铜文化与商周湘潭经济
公元前21世纪,中原夏王朝进入了以国家为主要标志的新的文明阶段。
继夏以后,我国经历了商、周两个王朝,合称“三代”。
夏、商、周三代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开始使用青铜工具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考古学把这一时代称为青铜文明时代。
湖南青铜铸造技术是由中原传入的。
当中原跨入青铜时代之时,湖南的古苗、越族裔正处于龙山文化末期,虽然稻作农业已具相当水平,制陶、纺织等原始手工业已经发轫,但两者的差距却难以道里计。
继黄帝、炎帝以后,尧、舜、禹三皇都对南方再次崛起的“三苗”集团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
相传战争异常惨烈,有“龙生于庙”、“犬哭于市”,最后三苗败北,宗庙被夷,彝器被焚,族裔离析,立国千年的“三苗”消失了,湖南成为“荆蛮”和“夷越”(也称扬越)的活动地域。
在这场战争中,舜帝曾亲自南征,并葬身南国。
《史记·
五帝本纪》载:
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舜帝南巡与湘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民间有着深远的影响,故事纷纭,舜迹斑斑。
传说舜帝南巡到过湘潭,并在韶山演奏了韶乐,“木叶翻飞,凤为之下”,韶山因此得名。
舜之后,夏、商、周三代均继续拓土南疆,更加频繁地对南方的夷越发动战争,迫使其服威输贡。
据《逸周书》记载,周昭王曾三次南征,最终卒于湘潭;
《湘中记》载:
“昭潭其下无底,湘水最深处也。
或谓周昭王南征不返,没于此潭”。
壁立湘江、以山市晴岚而名闻遐迩的昭山因此得名。
夏、商、周三代继承黄帝封云阳氏于长沙、封炎帝后裔榆罔于露(即茶陵之露水山)的做法,在湖南众建诸侯,先后有夏后氏封舜子姓于长沙,楚国的祖先重黎亦封于长沙。
中原统治者相继开疆南国,封土湘中,先是青铜兵器、容器、礼器随南征军士和贵族携入,继而有青铜工具和青铜铸造技术的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商周时期湘潭地区的开发。
湖南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
湖南考古工作者在相当于商代前期的石门皂市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本地铸造的青铜兵器、生产工具,尤其是铸范和铜渣的发现可以为证。
据统计,近几十年来湖南共出土的商周青铜器400多件,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纹饰之精,均居我国南方各省之冠。
公元前13—前11世纪,在湖南洞庭湖以南形成了以宁乡、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为中心,地域分布较广的商代晚期湘中青铜文化带,出土了“四羊方尊”、“豕尊”、“象尊”“牛尊”等人类文化瑰宝。
湘潭地区商代中期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从出土的数十件商周青铜器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中原型、中原与地方文化混合型、地方型。
商代中期以前的器物多属中原型,如1981年湘潭县青山桥高屯老屋出土商周青铜器“旅父甲”尊,呈圆筒形,鼓腹,高圈足,腹部饰一圈花纹,高28厘米,口径22.2厘米,内底部有铭文“旅父甲”字样,其器型、纹饰、铭文与中原如出一辙,很可能是商周王朝的军队和贵族带入的。
湘中文化区的其他地区,如长沙、宁乡、望城、浏阳、茶陵,同样是这种情况。
直到商代中晚期,湘中包括湘潭地区的越人才从中原工匠那里学会青铜铸造技术。
比如说1981年在湘潭九华乡桂花村船形山出土的商代后期青铜文化珍品豕尊,整体以动物造型,形体高大厚重,高40厘米,长72厘米,重19.75公斤;
纹饰精美细腻,头部阴刻兽面纹,躯体饰鳞纹,四肢饰长尾夔纹,背有盖,上立一鸟,豕口两侧有獠牙,颈上有鬃,前后足之间有一对直径1.4厘米的管状圆孔,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越文化风格,与中原青铜器的庄严凝重和图案化倾向相比,更显得形象生动、秀丽清巧。
像这样鸟兽合体造型的容器,前所未有,为湘中青铜器文化区所独创。
湘潭县青山桥高屯老屋出土的夔龙涡纹鼎,是北方传入的,但另一件变形夔龙纹鼎,腹浅,卷沿,以云雷纹为地,变形夔龙纹为饰,鼎足呈半筒形,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深腹、柱状足鼎显然不同,这是土著越人制造的典型的“越式鼎”。
这类鼎进入春秋时代后,演化为越式盘口鼎,与“越式剑”一道成为越人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
上述无铭文、造型纹饰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器物,充分显示了湘潭地区商周先民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创造能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湘潭共出土商周青铜器数十件,多为窖藏。
青铜工具主要有锸、铲、斧、钁等。
铜锸即古文献中的耜,是当时农业生产中主要的起土松土工具。
迄今湖南共发现铜锸10余件。
其中湘潭县共出土3件,两件为青山桥小土乇出土,1件为收集品。
钁,即大锄,湖南共发现27件,湘乡出土1件。
容器、礼乐器数量较大,1981年在湘潭县青山桥高屯老屋出土商周青铜器尊、觯爵、鼎、锸等14件珍品,除“旅父甲”尊外,青铜觯口与足为喇叭形,整体细长,薄胎,颈部有一圈纹带,主体花纹为凤鸟,颇足珍贵。
1965年,在花石金桥洪家峭遗址,发掘一座目前湖南所发现的唯一的西周墓,出土西周一大一小铜钟两口。
大钟高48厘米,铣间宽30厘米,重21.5公斤。
圆甬有旋,舞篆间饰卷草云纹,隧部云凤纹,并有凤鸟族徽,与普渡村西周中期长田墓所出土的甬钟,形制花纹均相同。
1971年又在花石出土西周铜钟一口,重12.05公斤。
此外,在湘乡新坳遗址附近的狗头坝出土兽面纹铜钟一件,在湘乡金石乡黄马寨还出土了乐器铜铙一件,钲身短阔,每面有扁圆形乳钉18个,乳钉上有螺旋纹,身饰云纹,甬部无旋,有三角云纹。
另有纹饰优雅秀丽、色泽莹润的酒器铜爵、铜尊等不知出土地点的收集品。
反映了湘潭先民不仅能制造青铜工具,而且能制造出外型考究、纹饰精美的青铜酒器、礼乐器。
商周青铜文化时代,总体上说湘潭地处南荒,北阻洞庭,南绝五岭,险山恶水,障气弥漫,仍然闭塞落后,较中原为晚进。
铸造技术不独比不上发达的中原和关中地区,而且,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十分清晰。
唯独中原文化的引入,如投巨石于死水,骤起崛起、发展的波澜,并酝酿出了浓郁的地方文化风格为可喜。
商周时期湘潭地区经济社会较新石器时代有了显著进步。
从发崛的遗址和出土的器物来看,生产工具虽仍以石器为主,但青铜锸、斧等工具已开始出现,说明湘潭地区已从原始的锄耕农业发展到耜耕农业阶段,渔猎采集仍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补充。
家畜饲养业也有进步,已开始养猪生产。
专家认为湘潭县九华乡出土的商代晚期“豕尊”颇有写实风格,猪嘴稍翘,鬃毛刚劲,虽略带野性,但已属豢养。
陶瓷制作方面,湘潭县龙口乡韩家坳新石器晚期窑址说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先民就已掌握了制陶技术,能制作陶胎较薄、器型较复杂的生活用具(煮食、盛水器),并扩展到陶纺轮等生产工具,商周时期土著越人掌握了在印文硬陶的基础上加釉技术,驾中原而上之。
1986年湘乡铝厂基建工地出土商周时期原始青瓷瓿,直口、方唇、斜肩,两侧附耳,施青釉,呈茶黄色,身饰刻划纹,为国内罕见珍品。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原始瓷即加釉硬陶,它的烧制是南方长江流域越人的发明。
原始青瓷瓿的出土证明,至迟在商周时期,湘潭先民已经掌握了青瓷烧制技术。
玉石器件的出土,也说明商周时期湘潭地区玉石制作等手工艺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此外,在湘潭出土的商周器物中,有中原地区的鼎觯铜具和岭南的印文陶器,可以说明距今3000多年前,即存在南北物资交流。
楚据湘中与湘潭社会经济蠡测
前770年至前221年,是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
此时万里华夏,牧野膺扬,云兴雷奋,人才辈出,铁器与牛耕的推广,各国变法的实施,使封建经济制度得以正式确立,进入伟大的铁器时代。
在这奴隶社会崩溃、封建社会确立,鼎革履新、风起云扬的时代,湘潭地区的社会经济也随之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楚国是由“辟在荆山”的楚子国发展起来的。
自西周至春秋,楚子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向南拓土开疆,到春秋中晚期,楚国已渐次控制湘北、湘西、湘中地区,成为幅员半天下,“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淮南子·
兵略训》)、“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战国策·
楚策》)的强大的楚王国。
楚人入湘之前,湘潭居民以越人为主。
湘乡大茅坪1号墓、湘潭古塘桥春秋墓都属于越人墓,而此前没有楚墓和楚人遗物出现,说明春秋中期前,这里仍是越人聚居区。
大约春秋中晚期,楚人以洞庭湖东、西两岸的澧水沅水下游地区和岳阳地区为据点,分东西两路向湖南纵深积极推进。
至春秋晚期,完成了对整个资江流域和包括湘潭在内的湘江中下游地区的占领(何浩:
《春秋时期楚对江南的开发》,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
战国时期,楚人渐渐成为居民的主体,原在湘潭地区大量存在以随葬铜器为主的越人墓消失,代之以楚墓,说明楚人已成为湘潭的统治者和开拓者。
楚人南下,为湘潭地区带来了新的文明,大大促进了湘潭的开发。
春秋初年,楚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诸中原存在较大差距。
《左传·
宣公十年》说: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宣公十二年》也说到若敖、蚡冒时还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更遑论春秋中期新开辟的湘潭?
地域经济发展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者不乏其例,主要取决于优越的区域地理位置和适宜的政策措施。
首先,湘潭经济社会的飞越得益于她优越的地理位置。
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初,楚国已把湖南纳入其版图,王先谦《湖南掌故备考》称湖南全境“春秋时谓之江南”,并被楚人视作大后方和“外府”。
湘潭作为楚国南境,东交豫章,西通黔蜀,南翼五岭,北接重湖,为交广之门户,是楚南扩西进的重要据点,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楚国统治者历来重视对湘潭地区的控制。
考古资料证实了这一点。
据楚都郢城考古资料表明:
从郢向南渡长江后,有一条经鄂渚入洞庭至长沙,越五岭,南联粤桂的大道,这条大道与郢北大道形成联结南北交通的主干线,历300余年,最终形成南粤事楚的局面。
湘潭当楚越交通线的冲要,联结湘乡的陆路、水路已告形成,是拱卫楚“东南之会”长沙免遭开化较晚的苗蛮干扰的西部屏障,地理环境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历史上,长沙与湘潭、湘乡这种屏藩关系一直延续到改土归流。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发掘的数十座春秋战国楚墓,出土有大批的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日常用具,鬲、豆、钵、罐、鼎等陶器,市区霞城乡五星村就有大型村落遗址存在,出土的板瓦、沟瓦,均为大型建筑物所有。
1985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湘乡县城西北的长桥村枫树仑春秋墓葬群,发掘春秋中晚期古墓葬215座。
其中有较长墓道、二个台阶以上、墓口有6~8米以上的中型墓14座,车马坑2座,小型竖穴土坑墓199座。
共出土文物1300余件,陶器以鬲、钵、罐和鼎、敦、壶、簠、豆组合为主,铜器以剑、戈、矛、镞等兵器为多,另有少量车马器、铜鼎、铜镜等。
75号墓所出土的暗菱形花纹越式青铜矛尤为形制新颖、制作精良,反映了春秋中晚期当地居民以越人为主体及越人高超的工艺、文化水平。
湘乡牛形山特大战国墓葬群,墓葬密集,在市城郊东北、西南10余公里地段内,共有战国墓葬5000余座。
已发掘清理的两座中型战国墓均为二椁三棺,有宽长的墓道,墓坑分别为五级和九级台阶,墓主当为大夫一类贵族夫妻。
一号墓为五级台阶,墓主为女姓,出土文物共222件,铁器有铲、刀;
玉石器有璧、砺石、料珠;
木器有虎坐凤架鼓、歌舞俑、镇墓兽、梳篦、水车模型;
漆器有几、案、豆、杯、奁、盒、枕等,色彩艳丽,造型精美,十分罕见。
二号墓为九级台阶,早年被盗,尚遗方形耳环、箭镞、皮革等。
说明战国中期,已有大批楚人在湘潭地区活动,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湘乡出土的器物中,以兵器、车马器最引人注目,证明当时湘潭地区的交通工具已与中原无异,而且是楚南拓、西进的重要城邑,屯守驻扎着重兵。
其次,湘潭经济社会的飞越得益于楚国适宜的政治、经济措施。
楚国为稳定南境、巩固后方、扩大财源,以加强对包括湘潭在内的湖南地区的开发和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课农政、修边防、兴水利、阜物产。
具体如下:
(1)创立郡县制。
历史学界已否定先秦典籍中所谓夏后氏“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创立郡县制的说法,认为郡县制是楚国的创举。
文献记载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在内的湘中地区属黔中郡;
另有一说属洞庭郡,《战国策·
楚策》称,苏秦说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南有洞庭苍梧”,明确指出洞庭与苍梧截然不同,具体归属,有待进一步考证。
(2)移民实边。
把扩张过程中吞并的灭国遗民,大批迁往湖南沿湘江地区,以楚公子王孙为县公,对遗民和土著加强管理。
《吕氏春秋·
贵卒》载:
吴起变法一个最重要也是最为贵族们所反对的措施就是强迫“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所谓广虚之地,主要指新开辟的包括湖南在内的江南地区。
《史记》也记载有楚文王迁罗子国于长沙,置罗县(今湘阴、平江一带)以安置灭国遗民的史实。
鲁昭公五年》也有“楚师济于罗讷”并沿湘江经湘潭到达莱山(今醴陵市)的说法。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灭国之多、拓土之广,远胜诸夏,所灭之国的公室大多被迁于楚国后方,所以迁往湖南的应该不在少数。
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仅是劳动力的输入,也是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乃至社会财富的多元输入,使地广人稀的南楚蛮荒得到大规模开发。
(3)控制交通要道,建立城邑据点,首创关市之征。
楚人深深懂得,问鼎中原必须有巩固的后方和稳定的国家财政收入支撑,商业的发展可以为国家增添丰厚的税收,而商业需要在城市聚集交易,基于这样的认识,楚国拓土湖南即注重兴建城邑,以构成沿交通线的城市网状体系,水陆税关依城邑而设,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商税制度。
终春秋之世,楚自筑城和夺他国之城邑共280余座,湘潭地区虽没有楚城邑的记载和考古发掘,但从车马器、舟船的出土看,水陆交通已很通畅,沿水港城应已筑就。
(4)历代楚王十分重视水利事业,曾征调大批役夫,大面积从事“通沟洫”工程。
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水利的依赖十分突出,湘潭乃水泽之乡,“广通沟洫”使本就有灌溉之便的湘潭“更飨其利”,粮食产量提高,“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国语·
楚语》)。
(5)湖湘作为楚之“江南”,地位十分重要,楚国多次派干练循臣来治理。
《新序》卷八载,楚灵王曾用令尹子期之言,使“欧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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