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现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及学术特征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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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燮《白乐天研究》(1957)、车柱环《女词人李清照生涯》(1958)、《韩国词文学研究》(1-5)(1964-1965)、《<
高丽史·
乐志>
唐乐散词校释》(1967),张基槿的《李白诗传》(1972)、赵钟业《杜牧七言绝句初探》(1977),柳晟俊《李商隐诗风考》(1977),李章佑《李商隐诗研究》(1978)等,则是诗词方面首批作家作品论;
1968年8月,金学主在《东亚文化》第七期上发表的《从<
莺莺传>
到<
西厢记>
》则是韩国第一篇研究《西厢记》的论文,皆有开创性意义。
在这个时段,诗学理论方面也产生两部专著:
李炳汉《汉诗批评的体例研究》(通文馆,1974)和金学主《汉代诗研究》(广文出版社,1974)。
前者分析论证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体例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以系统周密著称,后者分析汉代韵文的时代特色及其流变,以论证严密为其特色,对韩国汉诗研究的现代化皆起奠基和导向作用。
六、七十年代韩国还出现了两种仿中国古代诗话的“新诗话”,一种是朴汉永的《石林随笔》,另一种是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
朴汉永(1870-1948),十九岁出家,是位诗僧,《石林随笔》由法宝院1962年印行。
诗话中记载了作者对严羽《沧浪诗话》以及袁枚《随园诗话》、洪北江《诗话》《阮堂诗话》等清诗话的品评,对清初诗人评价,诗话中记录的韩国李朝时代汉学家金正喜在中国与乾嘉学者阮元翁方纲交往情况,以及其《阮堂诗话》对清初王士祯、朱彝尊、钱谦益、吴伟业等诗人诗派的评价,不仅在中韩学术交流史上有极高的价值,而且见解也独到,可供我国学者在研究批评史时参考。
[2]李家源(1917-1972),历任韩国成均馆大学何延世大学教授,其《玉溜山庄诗话》为韩国诗话的带有总结性的一部著作,全书10多万字,分为“绪言”、“本论上”、“本论下”、“结语”四个部分,像一部专著,书中以讨论韩国汉诗为主,对中国诗话、中韩文学关系亦有研讨,体现韩国新诗话特色,也是中韩学者对“诗话”的定义、范畴产生歧义的动因之一。
书后有中国学者蔡茂松所写的“跋”,认为此书“集海东诗话之大成,精取广列,用判雅正”,并预言“此书不久即可广传于我中华文士”,亦可视为中韩学术交流史上一例。
[3]
2、1981年到1992年。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的起飞,高等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
水涨船高,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经费投入都得到很大的充实和加强,反映到研究成果上,不仅论著数量显著增加,研究面也在拓广,研究深度也在加深。
12年间,共产生研究论著1009种,相当于1950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研究论著的3.9倍[4]。
从研究面来看,唐代仍为历代之冠,六朝和宋代文学研究则有大幅增长:
1950年至1979年研究六朝文学的论著为58种,宋代文学为24种;
1980年至1992年六朝文学研究增至为119种,为前三十年的2倍多;
宋代文学研究增至为141种,为5.8倍多。
研究面也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拓展到各个时代的多数作家。
如汉代文学从前三十年的19篇拓展为36篇,明代由前三十年的9篇增至36篇,清代由前三十年的10篇增至62篇。
据岭南大学李雄吉统计,1985年到1987年三年间,明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就有13篇,其中文论研究1篇,杂剧研究1篇,其余11篇皆是小说研究,诗文研究则付诸阙如。
清代文学研究8篇,其中诗文及理论研究3篇,其余为《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孽海花》和《老残游记》等小说研究。
六、七十年代没有触及的元代文学也出现三篇杂剧方面的研究论文:
金明学《<
梧桐雨>
研究》,金光永《元代杂剧研究》和李龙镇《<
汉宫秋>
研究》。
[5]这个时段的研究手段也呈现多样性,研究层次也有所拓深。
以宋代文学为例,岭南中国语文学会的会刊《中国语文学》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刊出两期特辑:
“苏轼特辑”和“宋代文学特辑”。
在“宋代文学特辑”涉及宋代和中国古代文学和音律研究的论文有12篇,其中传统的考证校补3篇,文艺学研究的3篇,接受史方面1篇,普及介绍1篇,另有4篇语言音韵方面的论文,讨论宋代官撰韵书的得失和《广韵》谐声偏旁的古音来源,讨论还是相当深入的。
“苏轼特辑”涉及苏轼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12篇,其中传统的考证校补3篇,思想研究和文艺学研究5篇,接受史1篇,书法绘画研究2篇,资料索隐1篇,无论是研究者的考察角度还是编辑者的选题方向都考虑到研究手段的多样性和研究层次的拓深。
况且,出某一作家和断代文学的研究专辑,这本身就是研究层次拓深的表现。
在这个时段的研究专著还有:
金时俊《毛诗研究》(瑞麟文化社,1981),车柱环《中国词文学考论》(seoul大学校出版部,1982)、《中国诗论》(seoul大学校出版部,1989),河运清《李商隐诗研究》(通文馆1985),柳晟俊《王维诗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宋龙淮《秦观词研究》(岭南大学出版部1989),柳钟睦《苏轼词研究(中文出版社,1993)等。
3、1992年以后。
1992年8月中韩建交以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明显增多增强:
在电影电视方面,中国掀起“韩流”热和一批韩国影星的追星族;
在传统文化方面,汉学则在韩国引起更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
大批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言文学,其规模大大超过当年的遣唐使;
韩国国内有150多所大学开设了与中文有关的系、部,从事中文教学的教授约有800名,几十个系、部已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
[6]据韩国学者统计:
1950年至1990年韩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论文、专著约有1282种,1991年至2004年8月,则为1118种,相当于前四十年的总和。
[7]
1992中韩建交以后的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带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认识更加充分也更为理性,更注意两国之间学术交流和沟通。
在2003年8月,在韩国中国学会召开的“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上,东国大学吴台锡教授就提出中国诗学主导东亚地区人文传统这一观点,他认为:
从人文文化传统的观点看,顺天依地的中国农耕文化与克服自然的欧洲海洋文化是不同的,“中国诗发源于天人合一的自然地理文化背景,与修己治人的人文文化精神结合,主导东亚特有的人文文化传统”。
[8]韩国学者柳晟俊也认为中韩建交以后的韩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韩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学是一门很有研究价值的学问,又是很有希望的研究领域。
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在2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9]
鉴于这种科学理性的认识,韩国学者很注意两国之间学术交流和沟通,韩国的一些研究汉学和中国文学的主要学会如中语中文学会、韩国中国学会、岭南中国学会每年的年会都会邀请中国海峡两岸的学者参加,也都有专文介绍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情况。
以笔者近年来参加的研讨会为例:
2002年5月,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在延世大学召开“两岸中国语文学五十年研究之成就与方向”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上台湾东吴大学王国良论文为《近五十年来台湾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之评述》,上海戏剧学院陈多《新中国五十年间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之动态》,台湾成功大学陈万益《<
台湾文学史>
撰述的成就与检讨》,北京大学张少康《五十年来海峡两岸<
文心雕龙>
研究的成就》,南京大学莫砺锋《中国宋诗研究之动向与成就》,笔者的《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等。
2003年8月,韩国中国学会在汉阳大学召开“中国学研究方法论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上韩国东国大学吴台锡论文为《中国诗在韩国的研究方法论》,柳晟俊《1998年以来中国大陆唐诗研究之概况》,台湾东华大学谢明勋《台湾地区六朝志怪小说研究之回顾与前瞻》,韩国檀国大学许庚寅《广东地区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笔者的《二十世纪中国宋诗研究历程及前瞻》等。
2005年9月,韩国岭南中国语文学会在威德大学召开“岭南中国语文学会2005年国际学术大会”上,中国湖州师范学院俞允海论文为《中外语言学史的对比与研究》,韩国岭南大学金周淳《韩国陶渊明研究》,笔者的《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宋人小说研究》等。
撰文总结、评述,并向中国学术界介绍韩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这也成为当前韩国学者学术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1992年以来,韩国学者仅在中国大陆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就有:
柳晟俊《1995年以来韩国国内唐代文学研究之概况》(台湾《中国唐代学会会刊》,1998年),《韩国国内中国诗歌研究之概况》(南京大学《中韩文化研究》,1999年),《韩国国内唐代以前中国诗歌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南京大学《中国诗学》,1999年)《韩国唐诗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
朴宰雨《韩国〈史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1998年),《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历史与动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海上论丛》,1998年)等,这些文章都不是简单的情况介绍或资料罗列,而是表现了作者学术史的眼光和理论分析的深度,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
二是趋向大型化、系统化,注重从基础工作做起,更带有学术总结性质。
1993年韩国的中央研究机构“大韩民国学术院”发起对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整理和回顾,编纂《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论著解题》,分为“诗歌、批评”、“词、曲”、“小说”、“现代文学”四大类,由14位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分类整理出版,参加整理的高丽大学徐敬浩教授还编撰了一部《国内中国语文学论著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十年后,延世大学古籍研究中心教授全寅初主持《韩国典藏汉籍文献》整理,参加者有金长焕、崔溶澈、徐敬浩等韩国的汉学家。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收彔编辑了12,500多种韩国收藏的中国典籍,为韩国学者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研究韩国的汉学史以及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韩国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则汇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
从韩国诗话的开山之作高丽时代李仁老的《破闲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家源的《玉溜山庄诗话》,丛编共收集七百五十年间129种韩国诗话,编成17卷,于1996年由韩国太学社出版,此是编者穷毕生之力而完成,也是到目前为止对韩国诗话资料收集最完备的资料汇编。
韩国学者李章佑、车环柱等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资助下,正在编撰《中国文学研究史长编》,这套大型资料将汇集朝鲜半岛自三国时代和高丽朝以来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以及学者资料,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动向,为编写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史”提供资料和学术参考,定期在《中国语文学》上发布。
岭南中国语文学会则定期刊出《近刊学术资料目录》。
“目录”分为韩国国内和国外(包括大陆、台湾和欧美等)两大类,最近三年内发表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目录。
其分类方法与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分类法同,以便跨国查阅检索。
岭南中国语文学会的编辑部还刊出大陆、台湾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名单大学,分为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其中大陆部分又分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六个地区);
研究机关(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上海的出版社等)为研究者提供研究线索和联系方便。
三是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更加强调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多样化。
比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注意拓展研究范围,强调接受多种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在实践中也更加自觉地进行尝试。
韩国外国语大学柳晟俊教授在总结韩国近二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时即把“研究主题更加广泛,形式日趋完备,研究方向已形成多样化”作为主要成果来肯定。
[10]东国大学吴台锡教授也认为韩国的“中国诗研究,特别在研究观点、视野、对象、研究方式上,包括学科间研究,有走向多样化的努力”。
作者肯定这种努力,他认为“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还需要受容西方文艺理论…….特别是现代语言哲学的思维跟中国文人的直观综合的思维是有所相通的,学科之间的研究也可能提供我们更多思维的机会。
因此对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单独研究,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11]
在研究实践中,作家生平、生年和著作版本的考述,文学集团、文学风格的群类研究、体派研究,文学体裁的体制、声律研究、发展史中的流变研究、时段研究,以及总论、综论的宏观研究等;
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考证训诂等文献学研究方法,知人论世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文艺学研究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接受美学以及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西方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其中以比较研究为多。
比较研究方面:
白贞喜《韩中词比较研究:
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中国学论丛第9期,1992),车环柱《韩中词文学的比较研究》(冲击与调和:
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丛书,1992),林英焕《苏轼与李奎报词特征比较》(中语中文学27期,2000),元钟礼《杨万里与袁枚对性灵美感的比较》(国际中国学研究6辑,2003)等。
着眼于生平文学考论的如:
李甲男《<
后西游记>
考》(中国语文学46辑,2005),安炳国《骆宾王生卒年小考》(1995),宾美贞《中国始祖神话试探》(中国学报46辑2002)等。
文学体裁的体制、声律研究方面如:
柳钟睦《联章词的发生与发展》(中国文学26期,1996),金鲜《词体疏密试论》(中国语文学志第6辑,1999),南镇哲《唐代论说文体讽喻文考察》(中国语文学46辑,2005),李京奎《词律研究》(文镜第4号,1992)等。
学术史、接受史方面如:
金周淳《金元时代的陶渊明研究》(中国语文学46辑,2005),金鲜《传统词学观点之总结与后续发展》(中国语文学志第5辑,1998),李章佑《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迁》(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3),吴台锡《中国诗在韩国的方法论》(同上)等。
地域文学研究如车美京《戏曲舞台的色彩与中国人的色彩观念》(同上),许庚寅《广东地区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上)等。
时段研究方面:
柳晟俊的专著《初唐诗与盛唐诗研究》(国学资料院,2001),柳钟睦《密州、徐州时期的东坡词》(李炳汉教授华甲纪念论文集,1993)《第二次杭州时期的东坡词》(中国文学31期,1999),李钟振《苏轼黄州时期词》(中国文学28期,1997)等。
文艺心理学研究方面如:
黄永姬《张炎的隐逸心态与对神仙世界的寄托》(世明大学论丛第7辑,2000),柳晟俊《王梵志家庭伦理意识考》(中国学报46辑2002)。
原型批评方面如:
郑在书《为违反的神话论:
关于第三神话学的建立》(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3),结构主义分析如宋伦美《<
玄怪录>
叙述结构的顺序性分析》(国际中国学研究6辑,2003)等。
目前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韩国学者柳晟俊以唐诗研究为例,认为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引用诗文的韩译不够准确,误译不少”;
“古典诗歌研究人员的比例正在减少,优秀人才向语言及现代文学领域”;
“忽视诗话、散文、小说等方面的传统理论,往往倾向于美学等西方美学理论”;
“应提高人们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的意识,保持以韩国汉文学为主的研究态度”。
[12]
二、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征及相关思考
出于地域政治、民族习性和其思维方式,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着独特鲜明的研究特征,认清和思考这些特征,对扩大中韩之间学术文化交流,对加强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乃至认清我们民族自身的特点都是有相当帮助的。
1、汉学是韩国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和孕育了韩国主体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从文化传承来看,韩国比世界其它国家更多的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
无论从“中语中文科”在大学所占的比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队伍所占的所在国人口和研究人员比例,还是从中国古典文学在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中的位置,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韩国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纳,虽不排除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但主要是为了韩民族自身的文化建设,而且在其接受过程中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也在逐渐上升,随着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养成和强大,就会有意识地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进行切割、屏蔽和取代。
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现实需求,更加速了这个演进过程。
我们知道,古朝鲜没有文字,无论是三国时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还是统一后的新罗时代和高丽王朝,上层贵族普遍使用汉字,因此汉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自然也就成为古朝鲜的主体文化思想。
但到了十五世纪中叶的李朝世宗时代,随着韩文字(训民正音)的创立,韩文文学遂逐渐取代汉诗文成为朝鲜文学的主潮。
朝廷重臣卢思慎、姜希孟着手编辑从高丽到李朝五百年间的韩国人诗文总集《东文选》,以此取代《昭明文选》和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作为韩国文人的范本。
与此相似的还有成宗五年(1474)成书的徐居正的《东人诗话》。
这部诗话不再像韩国诗话的开山之作李仁老的《破闲集》那样,注意将韩国诗人所作的汉诗与中国诗人诗作作横向比较,意在表彰师法中国诗人又有创意的韩国诗人。
也不像高丽朝杰出的诗人李奎报的创作谈《白云小说》,集中表达对宋代诗人梅尧臣的仰慕,而专论韩国作家作品。
也正因为如此,这部诗话被开始强调民族文化的李朝文人称为“自有诗话以来,未有如此精切者也”[13]。
但从其诗歌理论和品评标准来看,强调“先气节而后文藻”,谓“古人作诗,无一句无来处”,提倡“以故为新”、“换骨法”、“翻案法”,化腐朽为神奇之法,实际上仍是在祖述宋代尤其是“江西派”的诗歌主张。
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李朝文人金习时(1435-1493)创作的《金鳌新话》,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它的形式、体制乃至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皆是模仿中国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但却道道地地是个朝鲜故事:
内容上以古代朝鲜的历史事件或现实生活为题材,以古代朝鲜的自然风光、民俗民情为背景,表达一个民族的欢乐和悲哀,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为朝鲜民族小说起了很好的示导作用。
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的朝鲜汉文小说,如《企斋记异》、《元生梦游录》、《皮生冥梦录》、《挞川梦游录》、《云英传》、《崔陟传》、《周生传》等皆以此为典范。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韩国民族文化本位心理的觉醒。
十九世纪中叶,朝鲜文学的主流意识已十分强烈并积极争取自己的地位,汶上散人作《东厢记》就是一个典型个案,这是朝鲜第一个“国剧”,从名称来看,就是要与中国的《西厢记》相对。
作者不仅在情节上有意追求比《西厢记》更为曲折,特别是剧中描写的婚礼风俗不再是《礼记·
婚礼》的汉家式样而完全是朝鲜式的,一些韩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也有意识强调这一点,如金台俊在《朝鲜小说史》中说:
“这部作品,由于美丽的爱情故事和文人的巧妙表现,提高了剧的内容,其结果,使读者产生浓厚的兴趣,越发被这部作品所吸引。
特别是作品描写的婚礼风俗完全是朝鲜式的,不能不说,有人要激烈的拒绝仅把它视为中国文学支流的看法”。
至于当代,由于地域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这种切割、独立和取代意识在文化上的表现更加强烈。
近年来,韩国国内正掀起一股“正名”的文化潮流。
建都已六百年定名为汉城的国都已改为韩语发音SEOUL的新汉字“首尔”,韩国的“汉医”亦已更名为“韩医”,有的学者还主张一并将流经汉城的“汉江”改名为“韩江”。
最近,韩国的史学界又正在为把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高句丽”作为朝鲜历史的一部分,而与中国史学家大打笔墨官司的事件。
韩国这种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从仰慕、吸纳再到屏蔽、切割、独立的演进过程,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对韩国学者和政治人物来说,对此认识是很理性和自觉的。
上世纪末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是韩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新文化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发扬光大韩国的文化传统。
正是在他的亲自干预下,代表着韩国古文明的庆州文化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保护,特别是新罗金氏始祖金阙智的鸡林遗址,为繁荣新罗文化和统一三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善德女王陵墓以及她所在的佛国寺景区,供奉着统一三国的新罗太宗武烈王、文武王和金庾信将军灵位的统一殿等皆大加修缮、广为宣传。
为了让这些文物显得崇高庄严,不至于淹没在林立的高楼之中,韩国文化部还规定,庆州的现代建筑物楼高不准超过五层。
金大中的这些措施决定于他的文化定位和国家理想:
1998年,当时还任总统的金大中在谈到新政府文化观光政策时说:
“从历史上说,我国文化主要是在吸收外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而形成并发展了我国的固有文化”。
[14]吸收-养成-切割-独立:
金大中的这一文化政策实际上也是韩国学者的共识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目的之所在。
韩国外国语大学柳晟俊教授在谈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目的时说:
“韩国中国文学研究家的最终研究目的,在于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并为真正确立其地位作出贡献”[15]。
淑明女子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是韩国颇有影响的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单位,有研究人员五十多人,它的研究宗旨就是“对中国的学术文化进行综合研究,为创造本国新的历史和树立新的价值观作贡献”。
[16]
其次,这种对外国或外民族文化从仰慕、吸纳到屏蔽、切割再到取代、独立,不仅是韩国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心理,即本位文化心理的表现。
明治以后日本思想界发生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汉学从主流文化的中心位置上后退,形成汉学、国学、洋学三学并立的地位。
到后来干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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