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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子系统之一的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创新体系构建,以及它注目的中国工程-艺术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以及创意能力的养成,正在逐步展开。
从实践情况看,过去在某些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养成可以脱离相关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而自我满足的思路,是错误的。
实际上,当代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均不是个体的偶然行为,它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社会机制的持续运行中才能不断呈现。
所以,当代中国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养成,只有在国家创新体系和高校创新体系的网络中,才能真正实现,才能持续化。
也因此,当代中国大学生创新精神形成的首要保证,便是在构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尽快构建和完善高等教育和各高校创新体系。
构建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创新体系刻不容缓。
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工程-艺术教育份额越来越大,而且,它与市场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实际是当前支撑中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主力之一。
但是,在当前中国高教创新体系讨论中,许多论者往往侧重综合研究性大学及其形成中的创新体系建设问题,而对份额最大且经济效益好的工程-艺术教育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则着墨不多,使之成为“半盲区”。
这是不应该的。
“技术-艺术创新过时论”不妥
这种状况形成的认识误区之一,是当前国内流行的“技术-艺术创新过时论”。
据说,“20世纪国际竞争的焦点是技术创新,21世纪国际竞争的焦点将是知识创新”[2];
“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国家技术创新系统(工业经济时期)、国家创新系统(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移的这段时期)和国家知识创新系统(知识经济时期)”。
[3]这种把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截然刈裂对立起来的理论模型,既不符合当代经济生活的实际,在理论上颇别扭。
众所周知,引领美国知识经济潮流的“硅谷”,就主要依托于斯坦福大学研究型的高技术工程教育体系,并不是非工程专业的专有品。
美国航空工业教育重镇加州理工学院,在上世纪末师生总数也只有千余人[4],它并没有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而盲目改为综合大学,至今是美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重要技术基地。
截至目前,世界各国的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也均把技术-艺术创新子系统作为必要构成部分。
事实上,仔细回思当代经济生活史,人们不难发现,德国和日本后来居上的根本奥秘,在于他们十分重视国家和高等教育中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5]美国近些年来也大大提高了大学学术研究强度与工业领域研发强度的相关性。
[6]在理论上,离开技术-艺术创新的知识创新,根本形不成现实的生产力,更谈不上知识的产业化。
因之,作为知识经济之根基的知识创新必须以技术-艺术创新为归宿,才能为知识经济提供现实的推动力。
显然,刈裂对立知识创新和技术-艺术创新,把技术-艺术创新视作过时的东西,完全错误。
这种重“学”轻“术”轻“艺”的倾向,正好迎合着中国传统教育脱离实践的心理定势,曾广为流传。
以它为理论出发点,忽视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其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不重视,更是错误的。
高技术-艺术工程教育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领头羊”;
被长期忽视的中国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创新体系的构建,已经刻不容缓。
包括高等教育创新体系在内的当代任何创新体系,都只能以“创新”作为运行目标。
中国当代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创新体系当然也不例外。
如果说,它与其它高等教育创新体系的共同点在于以培养创新型大学生为首要任务,那么,它和其它高等教育创新体系的首要区别点,便在于它不仅要求学生能在科学和技术、艺术上有创新精神和能力,而且要求学生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能把科技-艺术创新与市场创新紧密地结合起来,包括能够独立或合作创业,通过创新型企业给社会作出贡献。
当代国内外大量实践表明,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发展的首要动力就是市场需求,市场是它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
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只有与市场紧密链接起来,才能获得经济支持和研究动力。
美国著名的贝尔实验室近年在创新动力上的大变化对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以前,它的目标是获取诺贝尔奖,对所在企业产品研发基本不注目,但近来老板不再问能否获得诺贝尔奖了,他的问题集中在:
我有个产品需要开发,而这个产品是目前市场上急需或必需的,实验室能解决它的研发吗?
如能解决,老板便慷慨给钱支持;
如不能解决,老板则分文不给。
[7]显然,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深化,当代任何科技-艺术创新均必须被这样那样纳入市场轨道,才能获得存在发展的根据。
因此,当代中国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创新系统一方面在教育体制上要保证学生与工程-艺术实践的密切关系,大力推行工业导向的科技-艺术研究和创新,反对脱离工程-艺术实践“闭门造车”,包括反对以“仿真”模拟代替工程-艺术实践的倾向;
另一方面,还要在教学内容上保证学生对国内外市场及其法律体系的了解,初步具备在市场中推出和发展创新产品或企业的相关知识,包括初步掌握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比。
如果说,作为“知识工厂”的高校也有品牌的话,那么,这种融科技-艺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为一体的创新型毕业生,能够面对知识经济的年轻工程师,才是高等工程-艺术教育体系的首要品牌。
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创新体系的“建模”
目标一旦确定,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创新体系的构建便可先围绕“建模”方案展开。
在目前的讨论中,虽然除了普遍认可按照中国具体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外,尚未出现获得共识的相关模型。
但是,人们关于中国一般高等教育创新体系的不同“建模”方案的争鸣,以及有关高校在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创新体系方面初步探索出的一些成功做法,先进国家的好经验,均可对科学“建模”提供帮助。
当然,由于针对的具体问题不同,思考相关问题的学科侧重点相异,所以,人们提出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建模”方案,可以理解,不妨互补共存。
其中包括,有论者从教育学原理出发,认为高等教育创新体系应由体制系统、过程系统和创新教育系统整合而成,或者由体制系统与教学系统结构形成;
也有论者从管理学的角度提出,这种创新体系包括理论(或观念)层面、技术层面、体制层面和管理层面(后者中的决定因素是校长团队的创新素质,首先是他们综合开发高校创新资源的认知水平和能力),或者又可分成人才培养创新系统,知识产业创新系统,科研创新系统以及技术-艺术转移创新系统(后者即产学研一体化);
另一些论者则从文化学出发,认为这种创新体系的灵魂是校园创新文化的形成推进,而教学和管理系统则不过是校园创新文化的外化而已;
系统科学家还强调,高教创新系统是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知识传播子系统和知识创新子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它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建构完善,另一方面,作为其关键环节之一,后者的形成完善又促成着前者,故它应有超前动作。
此外,还有从心理学、经济学、比较教育学、历史学、哲学等各方面对“建模”方案的探讨。
在这些探讨中,目前从教育学和管理学出发的进展比较实用、完善。
在前者之中,又属“创新教育”子系统的研究和实验比较成型,人们在学科设定、教材编撰、教学方法和创新评估等方面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好的建议,形成了一些比较好的做法。
2002年教师节前夕,江泽民同志在北师大建校百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总结国内外应对知识经济的经验教训,明确号召进行教育创新,并从教育思想创新、体现为素质教育的教学模式创新、体制创新、手段创新和教育的对外开放等方面,给教育创新体系的建构指出了大方向。
其中包括,他还特别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今天进一步探讨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创新体系“建模”问题,应当以此为指导,吸取国内外已有成果,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的现实问题,实际地推进它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本文仅从某些课程及其内容改革的方面,注目工程-艺术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升。
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北师大的讲话,我国教育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要推进素质教育,为此必须改革课程内容,充分吸纳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形成创新人才顺利成长的教育环境,激发受教育者的创造性。
这种要求,对于我国高等工程-艺术教育是非常适用的。
实际上,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化,国内外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探索和试验,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完全可供我国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借签。
例如,在西方某些发达国家以及在前苏联的一些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单位,曾开设创新能力培养的专门课程(在前苏联工科院校,这门课程曾叫《创造学原理》),效果比较好,可供我国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单位在创新课程体系时参考。
又例如,发达国家许多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单位不仅重视自然科学技术内容的讲授,而且为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在教学内容中并重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的最新成果,包括在科学技术-艺术史和专利法等课程中,较仔细地介绍科技-艺术创新的历史内涵和有关经典个案,对学生市场创新能力的提升大有好处,我们也应借鉴。
要在工程-艺术院校形成创新人才顺利成长的教育环境,首要的问题是形成一种创新的文化氛围,因为,任何科技-艺术创新,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某种理念创新的结果,而学校理念创新之源首先是校园及社会创新文化的熏陶。
为此,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单位一定要从工程技术教学和艺术教学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并重学生“智商”和“情商”的养成,并重校园科技硬件和文化-艺术软件的完善,并重科技-艺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高等工程-艺术教育中增设创意能力培训课程的探讨
二战期间,德国全力研制火箭,美国也奋起直追。
1943年,由瑞士来的天文学家F·
茨维基(战后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职)在参与美国火箭研制的过程中,灵机一动,把数学中常用的排列组合原理,应用于对新颖的技术方案的搜寻之中。
他按照火箭各主要组成部件所可能具有的各种形态的不同组合,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上,利用他自己创立的所谓“形态学矩阵”的技法,一共得到了576种不同的火箭构造方案,许多是很有价值的设想。
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是,在这576种方案之中,已经包括了当时德国正在研制并严加保密的带脉冲发动机的F-1型巡航导弹和F-2型火箭。
这也就是说,F·
茨维基的技术情报,不是来自美国派往轴心国的技术间谍,也不是来自叛逃的德国工程师,而是来自他发现的创造技法——“形态学矩阵”法,这本身就很了不起。
战后人们把他所发现的技法加以精确化和系统化,形成了当代创造技法中的一种——“形态学分析”法。
这一技法,至今在技术-艺术设计部门中广泛使用。
象“形态学分析”这类创造技法,在二战期间,特别是在战后,被人们发现的越来越多。
它们形成了创造学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实用的领域。
在美国,最早开展创造技法培训的企业是美国通用公司。
截至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有53所大学和10个研究所从事创造学研究和教学开发工作,有4所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确定为创造教育中心,麻省理工学院编写的创造学教材已经于1980年出版。
日本于1979年正式成立了创造学会。
前苏联则主要是通过群众学术团体“全苏发明家和合理化建议者协会”实施对创造学的研究和普及;
在此基础上,在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也开展了对创造技法的研究,如约什卡-奥拉城的马里综合技术学院利用电子计算机系统初步研究开发创造技法并获得成功,1983年乌克兰有关部门还审定出版了前苏联第一部《创造学原理》教科书并规定在各工科院校讲授。
我国学术界对创造学及创新心理学、创新社会学的研究也有数十年的历史。
2002年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决定,在北京和陕西两地试行就业前创新能力培训与测试,并对合格者颁发证书,作为创新能力的标志。
现在看,在我国仅试行这种培训可能是不够的。
先进国家经验提示我们,还应在高等工程-艺术教育的课程设置和研究项目中增设创造学原理及其应用的内容。
当然,这种课程和研究项目应与一般工程-艺术职业培训中的创意、创新能力初级开发有一定区别,包括各重点高校可根据本校工程-艺术教育的特点,自行研究和开发当代电脑网络前提下的创意、创造技法及其应用。
必要时可规定学生达标级别,以求大幅度提升教师和学生的创意、创新设计能力。
鉴于当代多媒体技术已成为人类“教育上突破的关键技术”,[9]所以,有关学者甚至认为,这可能成为我国高等工程-艺术教育创新体系建设的首要突破口。
据我们所知,国外一些工科院校、艺术设计院校在这一方面已有大量经验,近年的进展尤快:
在美国,目前已有“发明机器公司”,向顾客提供创意、创造技法与电脑网络整合形成的软件产品,[8]我们应有所借鉴,急起直追,包括可以考虑,把某些工科院校、艺术设计院校正在推广的创意开发、“创新设计”教学试验和SRT(研究训练计划)与上述基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创新能力开发结合起来,使之提升至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层面。
美国有位注目创新教育的学者曾写道:
“作为一名教育者,我可以凭第一手的经验指出,点燃学生心中的求知之火,树立教师风范,建立起学生—教师纽带,才是成功学习的最关键因素。
这些首要条件将不会由信息技术提供”。
[10]这段话对于创造教育中信息技术(包括电脑网络)、创意开发、创造技法之类的辅助性因素与师生互动的主导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大体已经讲清。
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和人脑独有机能的最高体现,创造发明只能是人及其大脑的独特产物,任何机械的和形式化的东西都不能代替人及其大脑的这种特质。
在这个意义上过份地强调创造技法及其与当代电脑技术结合的产品在创新中的地位,是片面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人及其大脑的创造发明,绝对不是无任何前提条件的“灵感”一动。
它往往需要信息冲击、思考技巧、排列组合等因素的刺激。
在许多情况下,是否有适量信息的刺激,是否有思考技巧推助,包括是否能有意形成要素间新的排列组合,等等,往往决定着创造性灵感的触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创意开发、创造技法的学习及其与当代电脑网络技术的结合,对提升工程-艺术学生的创新能力肯定有好处。
我们对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及绩效,应予足够重视,全力推进中国大学生创新能力开发。
重视工程-艺术专业大学生创意能力提升的人文社科知识构成
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运动打出了“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两面大旗,功不可没。
但是,当时的“科学”实际主要指自然科学(这一点,也可从它与民主的对举上看出)。
后者在社会意识的层面上,“一直居有相当高的地位,远在人文社会学科之上。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同样如此,以至于当‘文化大革命’中开始恢复大学招生时,发表了毛泽东著名的语录‘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
“自50年代初移植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进行院系调整,大幅度削弱文科之后,高等教育即被纳入专门化、技术化的轨道,教育价值观发生了明显的倾斜”,“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观念早已由学校渗入社会,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念”。
[11]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甚至认为:
“目前整个社会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重技术发展,轻人文精神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在一些地方已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
[12]人们至今可以看到,由于文理分科和缺乏人文内涵的科技教育,许多工科大学生知识偏狭,创新能力和创造视野受到限制,技术主义严重地压抑着人文关怀导引下的求索开拓。
另一方面,在高等工程-艺术教育中仅有的部分人文社科课程,过份政治化,比较缺少适合青春期大学生人生实际的具体内容,引致教与学两个方面不得不走向应试,从而进一步严重地制约着学生“情商”水平的提升等等。
许多个案研究表明,一些“智商”较高而“情商”较低的学生,面对创造发明中必然要碰到的道道非科技“难关”,包括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怎样坚持苦斗的意志,也包括面对竞争、法律和专利时如何精明合法运作,许多时候会败下阵来。
显然,纠正这种片面的教育和科技观念,把高等工程-艺术教育从单纯自然科技式智育转向德、智、体三育互补,转向自然科技和人文社科两方面教育彼此充实的当代“绿色教育”,也成为当前工科-艺术大学生创新精神培养中的当务之急。
目前,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
知识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包括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首先集中于知识创新能力的竞争。
作为人类顺应和改造自然能力的首要标志,当代人类的知识体系是由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四个子系统构成的。
在这四个子系统中,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仅仅是人类知识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在人类顺应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如果相关主体的知识背景只限于自然科学技术,而其人文社科以及哲学修养缺乏,那么,这种主体的整体生产能力就相当低,这正如一个木桶所能提出的水,只能与其最低的桶板高度相当一样(这就是著名的“木桶原理”)。
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正如科学泰斗爱因斯坦所说,“(自然)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的范围之外”。
[13]人类为校正自然科技的发展方向以实现自己的福祉,包括为追求可持续发展而限制自然科技的负面作用,就不能不靠艺术、人文社科以及哲学知识并把它们与自然科技知识融为一体。
哲学、艺术、人文及社会科学,一方面可以为人们研究自然科技提供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又担纲自然科技在社会生活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中介”;
一方面可以为自然科技成果在现实中的应用提供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论证,另一方面又可以为自然科技本身发展的社会实现提供必要的指导,包括为自然科技专家正确选择其科技价值方向以及全面理解研究对象提供必不可少的帮助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自然科技知识而缺乏人文社科及哲学、艺术知识的人,不是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合格知识分子,也不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合格人才。
因为,随着科技革命的日益推进,知识经济时代对自然科技在社会生活中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对生态和环保的要求,以及对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人际协调、心理坚强等方面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了,仅靠自然科技知识,显然很难适应这些要求。
因此,对工科大学生强化哲学、艺术、人文和社科素质教育,也是知识经济时代使然。
上世纪末,美国科学促进会组织了一批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家,总结二战以来自然科技领域的深刻变革,吸取当时教育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针对美国教育实际状况,疾呼应在世纪之交实行教育创新,并于1989年提出了名为《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的总报告(简称“2061计划”。
其建议目标的时间下限为2060年,故名)和五个分报告。
总报告关于普及科技基础知识的内容共分十二章,其中第十章专门论述强化科技史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际上是有针对性地纠正工科大学生由于缺乏艺术、历史常识而难以把握创造发明的社会属性的偏狭状况,强调艺术、历史知识在知识体系和创新中难以取代的作用。
后来,在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科学素养标准》,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理事会也提出《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在美国教育界推行,进一步强调了包括艺术、历史知识在内的人文社科和哲学知识作为科学素养重要内容的必要性。
显然,这是美国作为新科技革命策源地主动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有力举措。
它启示我们,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力竞争,我们在工科大学生中必须迅即强化人文、艺术、社科知识和哲学素养教育。
“五四”至今快一个世纪了,中华民族在这一点上再耽误不起了。
当然,学生的学习时间总是有限的,只求简单地增加某些课程和教育内容不行。
可以考虑,首先对工程-艺术院校原有的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结构及内容实施创新,包括可以考虑把历史由选修上升为必修课,主要讲授艺术、科技创造发明史及重要个案;
在哲学课方法论部分,侧重讲授创新思维及其技法,甚至可以考虑把创造技法作为哲学课的重要内容之一,以生产力标准和创新思维及其技法为轴心,彻底改革现有哲学教学体系;
经济学则可按十六大精神,侧重于生产要素论和当代分配论的讲授,包括介绍美国学者熊彼特开创的“创新经济学”;
强化法律特别是专利法、环保法等课程教育。
还可以逐步创造条件填平现有文科和理工科的鸿沟,彻底实施素质教育等等。
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比较欧美通识教育和我国高校开展素质教育的情况,提出素质教育可以从通识教育中借鉴许多有益的观点和方法,[16]是很有道理的,应予实施。
当然,这些建议的某些形式可能和有些院校实际不符,但其在工程-艺术院校建立创新型校园文化的大方向是应当坚持的。
江泽民同志说过:
要“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作为素质教育的重点任务”,[14]要努力“建设创新文化科学”。
[15]创新实质是创新文化的伴生物。
校园创新文化的建立和完善势必持续产生创新成果。
我们应为此而不断努力。
美术、艺术、工程、技术、设计与艺术设计的关系
艺术设计专业是一个大的范畴,包含了诸多的设计门类和方向,有视觉传达艺术设计、服装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广告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还有现在刚刚兴起不久的数码艺术设计及动谩艺术设计方向等等,而这些专业绝大多数人理解为是从“美术”方面衍生(延伸发展)而来,这从一定的角度上来理解无可厚非,因为这些专业的确和“美术”方面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美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几乎就是学习这些专业的基础。
然而实际上并不能把“设计”,特别是“艺术设计”简单的归纳在美术的范畴之内。
“美术”这一学科名称,在中国已存在和使用了很多年,作为一个专门学科,都明确的指向了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并且在理解上趋向于纯艺术,而“美术”实际上包括了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四大门类,而艺术设计专业又被归纳在工艺美术的实用美术之列。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术”和“艺术”作为从西方输入的外来语,它们都源于同一英文单词“art”,在正式的书面表达和对艺术文献原文的翻译上存在着普遍混乱现象,而在许多国家的辞典解释和实际运用中,“art”就没有象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那样把它明确指向表示“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的概念范畴。
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和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设计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惑。
而“美术”又和定义混乱、绝大多数人难以说清的“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术”做为一个专门学科,名称不论从具体使用的科学性,准确性及应用性上显然已无法承载它所涵概的范围和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
而现在,在“美术”和“艺术”这两者混淆不清而且本身又确实有着紧密联系的情况下,又加入一个“设计——Design”,而并不是简单的加入“设计——Design”就到此为止了,“设计”又被理解为和“工程”有紧密的关系,当然,事实上“设计”和“工程”就有着密切关系。
“工程——Engineering”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然而要解释清楚它,似乎也不那么容易,再与意义和范畴都较为广泛的“设计”联系起来就更加复杂一些了。
“设计”和“工程”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工程”又和“技术”有着紧密的联系,“技术”和“设计”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等等,如此复杂的关系让人一时难以理请,如果这些再和人文学、哲学、创造学、信息联系起来,岂不是无法说清。
因此,有必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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