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报风范填补新闻史空白《深圳特区报》史稿Word格式.docx

以大报风范填补新闻史空白《深圳特区报》史稿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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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报》所设定的时间范围是从1982年到2012年30年时间，算是当代史的当代史，眼前史。

修史本来就困难，涉及人和事，怎么去表现，非常困难。

如果是当代的报纸史、新闻史可能更困难，因为很多新闻和时代密切相连，不仅是自身的事情，它还和所反映的对象有联系。

所以《深圳特区报》和华中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完成此事，值得推崇和称道。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这句诗概括了《深圳特区报》的三个特点。

《旗报》在编写的过程里，我自己的体会是有三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体例上有特点，打破了一般修史的体例，从框架上摆脱一般修史的套路，试图用一种新的结构框架来把《深圳特区报》30年的发展变化能够尽力地体现出来。

　　第二，内容上有特点，特别是用报纸史来写是非常困难，因为不仅仅要反映报纸本身变迁、演进，还要把报纸的工作对象、工作内容能够反映出来，可能更难。

我们在内容上把握一个度，一些重大事件反映报纸是怎么做的，能够有所体现。

在这方面又把涉及到的一些擦边球和敏感问题，也有所规避。

我想看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后来我翻到“报春第一枝”的章节，这里对邓小平在深圳活动的纪实非常平实，但是在人民日报转载的时候变成邓小平南方谈话。

后来又看到《深圳特区报》在一些重大事件的立场和一些做法，体现出一个大报、旗报的风范。

此外，《旗报》也在人事改革上，在怎么和市场相适应的经营管理等上面有所涉及，把以前很多对于报社的总结、梳理等方面没有涉及的都表现出来。

　　第三，叙事有特点，在表现上的思考和表达很生动。

一般叙事比较平实，看起来较死板。

但《旗报》在叙事表达方面比较生动，有一定的故事性，引人阅读。

《旗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世、成型，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非常不易。

　　这是我对《旗报》总结的几个特点，只是抛砖。

第一，能不能够再进一步把报社和特区的发展进一步联系起来，都说新闻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新闻是明天的历史。

如果我们可能翻开30年的报纸，从里面能够看到深圳特区的发展，乃至于全国的一些发展，能够从《深圳特区报》里得到不少可以获取的资料，若干年之后能不能作为历史真正的反映者。

　　《深圳特区报》变成深圳报业集团里的一张主报之后，怎么处理与集团的关系。

因为有体制上的变化，这个报纸怎么发挥大报的作用，还有一个集团总体决策，他们密切相连，怎么处理好。

如果以后要改的话，这方面也要有所关照。

　　我现在看到《旗报》后有一个大事记，如果有可能，能不能搞一个编年的东西，更详细一点，现在的资料可能已经足够，即使不作为正式的史书，但是可以作为一个丰富的资料。

利用现有的东西整理出来，有些当事人很快就可以验证，对这个事情的鉴别、把握方面都有好处。

　　（深圳特区报记者尹春芳整理）

　　一本很好的新闻学教学参考书

　　郭光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我之前听到很多关于《深圳特区报》的事情，有两点特别打动我，其中一点是听说《深圳特区报》有一天的广告收入是1280万元，大家感觉不是印报纸，而是印钞票。

能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成功，我感觉这份报纸特别值得研究。

深圳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那么这也注定了特区报的地位，也就是注定了《旗报》这本书具有特殊的地位。

　　我看了《旗报》后有两点体会。

第一是“一报看全局”，通过《深圳特区报》的创业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报业乃至新闻业发展的脉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线。

比如党报在广告经营方面的特事特办、头版整版广告的刊登、党报和财政脱钩实现盈亏；

还有党报如何为改革开放营造舆论，比如独家报道小平南方谈话；

还有报业集团的成立、后报的产生、人事制度改革管理模式创新；

比如党报如何做到让读者喜闻乐见、报网融合的过程。

我感觉有不少是深圳特区报业率先的行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的确确具有一个《旗报》的意义。

《旗报》这本书突出了这些线索，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

　　第二点感受是“一报看特区”，通过这本书也可以看到《深圳特区报》不仅仅是忠实记录了特区的发展，而特区报的发展和特区的发展实际上是同步互动的过程。

从特区报的诞生开始，我们感觉到它和特区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另外，它在报道深圳发展的同时扩大了报纸的影响，比如报道了“深圳速度”、土地拍卖、《东方风来满眼春》，都是在特区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地扩大报纸的影响力。

再比如丛飞等人物，比如《直通车》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的名专栏奖等等，这些都是与深圳特区发展同步互动的。

报纸既是了解特区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特区改革开放的资源在报纸上的一种孕育。

　　再谈一下感想，有不少专家提到了当代修史是比较难的事情，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但既然当代修史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要修这个史，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意味着有很多困难我们没办法克服，可能不是写史的人可以克服的。

首先，《旗报》给我们提供了党报改革的一个很精彩的个案，我们在高校里教书，我个人很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个个案很好地介绍给我们的学生。

《旗报》这本书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的观念和历史，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教学参考书。

另外，有一些内容是否还可以加强？

比如特区报在新闻业务的实务中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当事人是如何思考的，又是怎么化解的，这中间一定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可以借鉴。

比如我们都知道陈锡添写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里面有很多内幕值得我们思考。

刚才我听到很多专家的意见，深圳特区有很多经验已经推广到全国了，《深圳特区报》作为党报的一些经验也是可以推广的。

前面听到，吴松营社长说一张报纸办得好不好就问发行人员。

如果是走市场路线的都市报的老总讲这个话就不奇怪了，新闻价值并不高。

但作为一个党报老总讲的话，这表现出一个很强烈的受众意识，对于党报老总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思想。

这种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报纸，报纸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这个特色，我觉得这些也是可以挖掘一下的。

　　再比方还有一些外界的影响，包括香港报纸对我们的报纸有什么影响、多大程度上的影响、我们吸取了什么理念来促进这个报纸的发展，这些也应该考虑到格局中。

如果把这些内容都放进去，我们都叫“史论”，那么在“论”这一块就可以加强一些。

写史有好几个层次，特别是当代人的理解，因此就比较难以兼顾。

如果《旗报》有下一步修改的话，我认为可以在“论”这方面进一步加强。

　　（深圳特区报记者廖露蕾整理）

　　超出个案意义的史书

　　吴高福（湖南大学新闻与研究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一直非常关注《深圳特区报》的发展，与特区报的关系非常密切，包括盖报业大厦的时候，脚手架还没有撤，也没有封顶，我们戴着安全帽就来了工地。

后来落成的时候我们也来了，就是要看什么是“新闻眼”。

　　《旗报》作为“史书”，虽然说的是一个报社的“个案”，但它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个案”。

因为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非常特殊的窗口地位，《深圳特区报》的地位又非常特别。

作为在这个特别地区中一张纪实的报纸，来修史写这30年，我感觉特别厚重。

　　张昆教授在研究创新、理论创新方面都非常用功，我记得早年他写了一本《世界新闻事业简史》，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创新地方：

他提出来我们过去的事业史都是西方的，所以他提出来应该包括亚洲、非洲，写世界新闻史不能没有中国，这在思想的突破方面确实是非常成功的。

我看了《旗报》后，感觉他现在不单单是对30年的史实做了很多关照，包括机制、体制、思想、文化方面，都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背景，而把它作为史书当中关联紧密、非常重要的史实。

　　我有两点建议，一个是《深圳特区报》这些年以报兴业、以业强报，报纸办得很好，事业发展得也很好，大家对《深圳特区报》具体在这30年的运作过程非常感兴趣。

我认为，《深圳特区报》的这30年发展过程当中包含了我们国家这30年来报业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党报和市场的关系，我认为这是重大的历史问题。

恰恰在《深圳特区报》，报人不只是简单的盖大楼、跑广告，作为一份党报，我们的党报工作者是怎么样处理各种关系的呢？

如果把这个历史能写好，对中国报业发展的借鉴贡献会非常大。

因为中国的党报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是很值得思考的大问题，以报兴业、以业强报不只是一种思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了党报工作者对各种关系的处理。

如果我们把历史经验总结好，对将来非常有好处，这本书里我觉得可以再突出一点。

　　第二点建议是关于主线有很多，如果关于党报如何应对新形势进行改革的这个线能再清晰一些，就更佳了。

因为党报在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变革，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实际上《深圳特区报》采取的很多措施都非常有借鉴意义。

这些东西要变成历史，让后人看到党报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它的特殊价值和应用价值都很大，对全国党报的历史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怎么样去梳理“党报改革”的这条线，以报兴业，对这两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

除了报业的功绩外，与它同样有价值的是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党报如何处理各种市场的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立足这么多年来党报自身怎么变革。

因为很多做法是过去党报不能搞的，《深圳特区报》先行先试，如果把这些史实更突出一些，效果会更好。

　　（深圳特区报记者杨媚整理）

　　新闻史研究的新探索

　　胡志民（深圳特区报原新闻研究所所长）

　　我觉得《旗报》从整体角度讲是非常成功的，是很全面、很真实、很辩证，写作的质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因为成书一开始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们和作者也有一些接触。

当时想着到底会写成什么样子，当时是有一定的保留，现在写成这样子，说心里话，我觉得是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我跟很多《深圳特区报》的同志有所接触，还没有谁说评价太过头或中肯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肯定的，我看可以打90分。

　　我觉得这部书出在特区报创刊30周年的时间节点，我们报社编委会下决心做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胆略，有很大的担当。

如果做得不好，这个事情是很容易得罪人的。

编委会能够决心做一件事。

这本书也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填补了特区新闻史上研究的一个空白，也填补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空白。

《深圳特区报》这30年的历史特别值得研究，因为《深圳特区报》报纸和其他的党报比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其典型性。

现在能够有这本书做出来，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它对信息研究、报刊研究的意义，随着时间的增加，它的意义会逐步表现出来。

　　我看了一下，全书方方面面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具体，每一句话、每一篇报道、每一种评价都是有出处的，包括眼见为实，非常严谨、非常科学。

整体来讲是成功的，也为今后的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史进一步研究探索奠定了一个基础，以后后人要研究深圳的历史，研究深圳的新闻史或者研究中国新闻史，这是一个很好的探索，这是一个总体的评价。

　　第二，为什么它很成功？

通过30年历史的梳理，这本书的作者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党报究竟应该干什么？

它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它的使命感不是简单的配合党委政府的工作，它应该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勇于担当一些风险，它不是简单的宣传。

1992年《深圳特区报》发表的那些关于小平南方谈话的一系列文章，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当时是特区报的人主动去做的，听了邓小平谈话以后，觉得邓小平的谈话是具有历史巨大作用的。

特区报人之所以这样做，它的使命感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一个新闻媒体人的报纸使命感，为改革开放鼓与呼，这是非常鲜明的，党报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党报在新时期还是像原来一样，把一届党委政策方针工作宣传好、落实好就完成任务了，这样的党报是平庸的党报，不可能取得独特的成就的。

第二个回答的是在新时期党报在市场经济中起的决定性作用。

我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讲到党报要在市场中立足，要走机关报+都市报的路径，在宣传上是这样，同时在经营上要重视经营，要抓两个效率，这个经验也是《深圳特区报》独特的。

目前全国大大小小的党报是很多的，但这个问题能解决好是不多的，也是屈指可数的。

《深圳特区报》在这方面是把握得很好。

如果能够通过新闻理论界向全国宣传的话，能够有更多的党报走出目前的困境，能够把效率提上来，我觉得我们起的作用就会更大一些。

　　不是流水账不是光荣榜

　　段京肃（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看了《旗报》这本书以后，对编者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充分肯定。

从我的角度看来，在修一部史书的时候，哪些东西值得肯定，怎么样去肯定它，这是修书人要思考的问题。

特别是《深圳特区报》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的特殊地位，更是决定了书中体现的价值观的重要性。

　　以下是我对《旗报》的几点看法：

　　一，30多年来《深圳特区报》的报人在努力办一张好看的报纸。

报纸毕竟是一个大众传播媒体，不管是党报也好，还是都市报也好，你是进入社会的一个东西，首先要好看，人们乐意看，你才可能发挥你应有的社会作用。

在我看来，《深圳特区报》既是一张党报，它又不像是一张党报，实际上就是摆脱了原来党报整天板着面孔训人的风格。

以前我曾自费订了好几年的《深圳特区报》，当时有一个体会，他们在办一张好看的报纸，在好看的背后他们在寻求什么东西呢？

他们是在寻求我们党的中心工作，寻求当时的社会思潮、群众的生活实际需要以及我们的新闻宣传纪律之间的结合点。

特别是编者总结出来的《深圳特区报》三个发展时期与我们国家发展的三个阶段的高度契合：

第一个10年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10年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三个10年是中国全球化的道路。

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二，从新闻传播的实践过程来讲，《深圳特区报》是旗帜鲜明的，在实践当中对许许多多的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规矩的突破，奠定了其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的地位。

其实在《深圳特区报》的发展过程当中，特别是有些标志性的事件，比如《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发表。

　　三，《深圳特区报》从创刊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坚持立足深圳、跳出区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这一点对全国的地方性报纸都有一个表率的作用，我在很多地方跟地方报的同志们座谈、交流的时候，我也经常提出这个观点，当前的社会已经是全球化了，如果你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报纸只是将自己的目光停留在你所在的区域，你就永远也走不出这个区域，你对当地的社会发展是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的。

相反，如果我们的目光放到全世界，放到全国，那么它对内可以开阔人们的胸怀，开阔人们的眼界，为当地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对外可以传播成功的探索，哪怕是失败的教训。

我始终认为政治家必须要有把握全局的胸怀，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媒体，对外的张力也要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

　　四，除了要办一张好看的报纸，我觉得《深圳特区报》一直在琢磨怎么样办一张有思想的报纸。

我们讲新闻是客观事实的报道，但实际上任何一家成功的媒体，在高扬客观事实报道的同时也在传达一种思想和观念，只是有些传达得很巧妙，有些传达得比较笨拙。

毫无疑问，中国新闻媒体人最有水平的团队是集中在党报，对这么一个非常有能力、有实力的媒体人的队伍，党报如何给他们打造一个真正发挥他们自身价值的舞台，让这些有水平的媒体精英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这是很值得探讨的。

实际上我看到《旗报》这本书以后，以及我平常对《深圳特区报》的一些小小的关注当中，我是体会到深圳特区报历任的领导班子、历任的总编社长在他们那一段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他们都是在思考一些问题。

这些思考的积累和沉淀，最终还形成了特区报的风格，形成办报的理念。

　　报史不应该只是一部流水账，史书也不应该是以前习惯的阶级斗争史、政治斗争史，也不是现在有些人所喜欢的写史写成光荣榜，我觉得它应该是中国在全新历史时期对新闻传播规律的一种探索。

在这方面，《旗报》的编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一部独特的传媒业史稿

2012年08月17日09:

34

来源：

深圳特区报

字号: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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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报：

报纸是时代的记录，是社会的历史。

深圳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特区报》则是中国报业发展改革的窗口。

史稿》一书，此书从历史的视野全景描绘了《深圳特区报》的创业和发展历程。

8月7日，《旗报》学界研讨会在深圳特区报业大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老新闻工作者从专业的角度，从史学的角度，从各种理论的高度，对此书进行了深度研讨。

从本周起，《读与思周刊》将分两期摘发部分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敬请垂注。

将修史和“打深井”研究结合在一起

张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年是特区报创刊30周年，三十而立，特区报在这30年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特区报刚刚创刊的时候是4个版，竖排，繁体字，现在变成非常正规化的大报。

这30年的历史不仅是特区报本身的30年历史，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史。

特区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而报纸又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窗口。

过去的新闻史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喜欢做宏大的事，描述大过程，较少做一些“打深井”的研究。

特区报将历史的编修和“打深井”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

与此同时，特区报所有相关的文献，纸质文献、电子文献非常齐全，这为编撰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年时间紧迫，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第一是史料要进行考究，同时还要补充一些新的史料，还有做一些口述史学的研究，又涉及到价值判断、风格、表述的统一，这也比较难。

经过与报社领导的沟通，根据著作所涉及到的不同年代，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来确定三个阶段的负责人。

在2011年5月份启动，7月份拟出了大纲，8月份到9月份开始文献资料的收集，开始进行重要的人物访谈，包括报社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到9月份大纲基本上确立下来，9月份到12月份撰写草稿，在今年2月份一稿基本上完成，最后到4月底才把稿子定下来。

写史书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体系建构。

在体系建构上，我们想让特区报变得更加丰富，跳出全事业史的架构，在描述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把制度环境、体制机制、办报的理念和办报实践结合在一起，把过去的事业史变成三维的、多维的。

因此，我们更关注体制机制、机构，也比较关注领导者的办报理念，包括从业者的一种职业精神的理念。

过去做报史研究太过于注重纵向的演进以及线索的描绘，这次我们做了一些改变，要描述30年演化的历史和基本现实，既要有一个纵向的线索的演进，同时也要关注特区报和特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整个中国报业的关系，与祖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也就是特区报本身由单个的特区报到报业集团的过程。

将纵横结合起来，才能够彰显出特区报的重要历史价值。

在编撰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尝试，第一个是怎么样建构这个体系，过去我们有过理论上的探讨，这次落实到具体个案上；

第二是过去我们做研究主要是用纸质文献或者是文物，这次我们用了很多活资料，用了很多口述，这也是新的尝试，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口述的文献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比这个纸质文献的价值会更加重要，这对我们今后的研究肯定会有一些帮助。

用一本不到30万字的书,完整再现特区报的发展，透过特区报再来显示深圳发展历史、中国报业的发展历史，有难度。

因为30年了，30年的这些人基本都在，这些领导、这些人物怎么反映出来？

侧重点如何处理，评价的标准怎么样拿捏？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能够收集到的一些文献资料，对于考辨也提出了很大的难题。

哪怕是正规公开的文献真正能不能拿得出，能不能用，都有一些影响，这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我想，在事件的选择、判断的标准上肯定会有很多不足，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可能在一些地方会在表述上做一些相应的改动。

（深圳特区报记者尹春芳整理）

“史稿”二字体现勇气和担当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拿到以后看到了一个关键词：

“史稿”，我觉得你们的勇气可嘉。

因为修史不是那么简单，要有理论、有事实、有研究的方法。

在中国新闻界，我也看过很多报社出了很多回顾历史的书，但作为“史稿”写得很少。

所以这次特区报和张昆教授做的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二者联手充分发挥了学界和业界的优势：

张昆教授对新闻传播学很有研究，《深圳特区报》长期也有这方面的新闻事件，很短时间就把书拿出来了。

真实可信、可鉴性强

现在修这个史的时间很短，有一个好处是许多老人都还健在，很容易把事情搞清楚。

不好的是史料太多，而且很多亲历者，修得好不好争论非常大。

即使是修得好，也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

从这本书来看，我觉得这个关系基本处理得很好：

一个是这本书将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些历史事件反映出来了；

还有一个是尊重历史，时间、地点、事件一清二楚，不含糊、非常具体。

有些事我也是知道的，但看了还是有一种亲切感受，因为书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如邓小平视察南方、“8.5大爆炸”，还有子报《晶报》的创办等。

《旗报》对后人是非常有借鉴作用的。

现在我们经常碰到一个问题，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办报纸，怎么样来打“擦边球”？

像当时反映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精神的《东方风来满眼春》，特区报用了非常高的智慧和勇气，并争取了相关领导的支持，最终刊发出来，成为新闻传播史上一段佳话。

这对于今后办报的人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体现了新闻工作者的担当和勇气。

充分发挥机关报优势

第二个借鉴意义是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

在前几年有很多党报、机关报，都办都市类报纸来走市场，把机关报放弃了，没有特别好地去经营。

我们该如何发挥机关报的优势，在坚持党报性质的同时贴近民众、走好市场？

如今城市机关报做得好的不多，而《深圳特区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今深圳报业集团的盈利大户始终是《深圳特区报》，无论是从发行量、盈利情况、经营阶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