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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互文性与中国小说的联系4
1.3互文性研究《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意义7
第二章《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故事对前文本的吸收7
第三章《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故事对前文本的戏仿8
第四章《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对后世小说的影响9
第五章结论11
参考文献12
致谢13
互文性理论的概述
1.1互文性概念的界定
“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其中一个文本被模仿或包含在另一个文本当中。
“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由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于1960年代在《诗语的革命》中明确提出,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
可见,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互文性”囊括了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形式——“人言己用”、“拼凑”、“掉书袋”、“旁征博引”、“戏拟”(parody)、“模仿”与“仿作”、“引用”、“暗示”、“参考”等等。
互文性理论将文本看成是处于与别的文本不断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之中,它认为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
根据这一理论,原文本的意义存在于该文本与其它文本的相互关系之中。
因此,只有跳出原作者和原文本的局限,从该文本与其它文本所处的关系出发才能在文本阅读和文学鉴赏中深刻把握原文本的意义。
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通过原文本与其它文本所存在的种种互文性关系的揭示,开阔了我们文学鉴赏的视野。
明代凌濛初的拟话本小说《初刻拍案惊奇》是对说话体裁的仿作,是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其卷一《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故事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广泛流传于民间,受到大众的喜爱。
从古至今,对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研究也一直络绎不绝,研究范围也十分广泛,有对《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这篇小说的本事的考究,许多学者从小说的各个角度对于这篇小说进行过分析,比如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明代商贾形象的分析,也有的侧重于对其中的社会文化、风俗人情方面进行了研究而本文以互文性为切入角度探究对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进行探讨。
“互文性”,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俄国学者米哈伊尔·
巴赫金有关复调理论和对话理论的思想。
它是一个重要的批评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并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
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与20世纪欧洲的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有关,例如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解构主义等。
对于它的阐释与讨论意见,大多出自于法国。
这一概念首先就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
克里斯蒂娃正式提出来的。
她在《符号学》书中指出,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的文本的吸收及转化,每一文本都是一面镜子,文本与文本之间相互参照,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的网状系统。
任何文本的构成都好像是引文的拼接而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转换。
互文性理论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互文性,就是指用互文性来定义文学或者文学性,即把互文性当作一切文学文本的基本特征和普遍原则,而且由于某些理论家对“文本”一词的广义使用,广义互文性一般是指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文本的关系,即文学文本是对社会文本的阅读和重写;
狭义互文性则是指一个具体的文本与其他具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
在文本的互涉性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继承与演变,还有促使这种的转变成为可能的原因,这样文本与主体就不再是两个独立的文学要素了。
一切本文都处于相互影响、转换、交叉之中,影响关系支配着阅读,而阅读其实只是误读而已。
所以说,影响意味着误读,而误读又产生了互文性。
互文性既可以指互文本本身,也可以指互文本所属的文化空间。
简而言之,互文性就是文本间的相互关系。
狭义的互文性理论以热奈特(GerardGenette)为代表,他认为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确实地出现,即重视互文关系的可辨认和可辩论性,突出地强调单个文本的意义存在于它与别的文本的关系之中。
广义的互文性以克里斯蒂娃、罗兰·
巴特为代表,他们认定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本,文本不能脱离宏大的文化(社会)的文本性。
文本由“文化文本”构成,这个文化(社会)文本包括所有不同的话语、言说方式及构成我们文化的体制结构。
从这一意义上说,本文所说的互文性其实是广义上的互文性。
1.2互文性与中国小说的联系
中国的古代小说理论当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互文性理论的准确定义,到那时在中国古达小说当中对于互文性的应用早已经普遍存在。
比如在宋代的许多文学作品当中,对于互文性的应用就是十分普遍的。
以《竹坡诗话》当中周紫芝的诗词为例,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雨上枝。
虽然用的是乐天语,但是却将这句话写出了不同的已经超越了原先文本的美感而创设了一种新的意境。
在《答洪驹父书》当中,黄庭坚写到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黄庭坚的这句话并非仅仅是对于老杜的肯定,同时也是点出了他自己的行文风格,也就是借鉴前人的文本创造出自己的文章,实际上就是中国进行互文性的雏形。
在宋代的文学家看来,诗歌创作借鉴他人的文本是一种必然途径,而对于他人文本借鉴的同时又超越了他人的文本,并且让读者很难发现作者实际上是在对于他人的作品是借鉴,这已经成为了宋代文学家对于诗歌进行创作的基本功之一。
根据互文性的理论概念来看,其实每一种文本都是对于以前的文本的一种转化以及吸收,这些文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参照的关系,他们是彼此相互关联的,他们在现在将来和过去当中互文。
苏舜钦在《淮中晚泊犊头》言到: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该诗看似写景,实际上是诗人借景抒发内心的孤寂情绪。
诗人尤借“孤舟”这一意像抒发漂泊落寂之情。
唐代之前,船意像在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不高。
唐代由于版图辽阔,国势强大,文人多积极进取,漫游与干谒成为时代风气。
但漫游虽然豪壮,偶尔也会有故国之思,干谒的路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失意中难免自伤自怜;
即使顺利进入官场,宦海沉浮,很多人的生命耗费在往来奔波的途中。
于是他们写了很多诗,诗中常会提到漂泊中藉以安身的小船。
孟浩然有“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刘睿虚亦有“孤舟兼微月,独夜任越乡”。
杜甫诗中船意象表现得极为频繁,如“细草微风岸,桅樯独夜舟”,“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孤灯自然孤帆宿,新月犹悬双杵鸣”,“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等。
此外,李端在《宿淮浦忆司空文明》感怀“秦地故人成远梦,楚天凉雨在孤舟”,刘长卿也言到“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李商隐则在《木兰花》中慨叹“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
可见,“船”这一意像在古诗中被大量采用,或表达漂泊之感,或承载自由之意。
苏舜钦也正是藉用“船”而抒其内心孤寂漂泊之情,与其它文本在意像上存在互文关系。
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历来为人们所称颂,尤其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用通感手法把只可感触的春风转换成醒目的视觉形象。
“绿”字放在“又”字后作动词用,既表现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春风的吹动,又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江南大地的复苏。
以动带静,静态生动,便是“绿”字的妙处了。
据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记载:
吴中人士藏有这首诗的原稿,初写时是“又到江南岸”,自己圈去“到”字,注曰“不好”;
继而改为“过”,又圈去;
再改为“入”“满”……这样一共改了十几个字,最后才定为“绿”字。
那么用“绿”字来描摹春回大地使万物复苏的景象的绝妙用法是否是以王安石为首呢?
钱钟书先生指出,“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已出现,并举例说明了该诗中“绿”字遣词与唐诗的互文现象。
如丘为《题农户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说一夜春风使得湖上青山变绿;
李白在《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中描写东风一来瀛洲上的小草就绿了:
“东风已绿瀛洲草”。
另外,常建《闲斋卧雨行乐至山馆稍次湖亭》“行乐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
”也说东风一至,山门为绿。
可见,以“绿”字喻春晖大地美景并不是王安石首创的,更不是他独创的,而是从前人诗中藉用而来的。
《宋诗选注》中王禹偁的《村行》较好地揭示了诗歌间在表现手法上的互文现象。
“万壑有声含晓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把山峰看成有生命的人,无语地屹立在斜阳余晖中。
钱钟书先生在该句的批注中言到,“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无”是相对于“有”的。
“数峰无语”彷佛它们以前“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
无语'
”。
诗人运用该手法,先将物体看成人一样的生物,但却以“无语”的形像出项,于对比之中取得特有的表达效果,诗韵天成。
龚自珍《己亥杂诗》“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与《村行》采用同样手法来表现山峰无语,静看中原。
唐代李白“春风三十,花落无言”,韩愈《晚春》“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都芳菲”,徐夤《再幸华清赋》“落花流水无言而但送年”以及李德裕“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干遭绕郡城”也采用了同样的拟人手法。
此外,同时代诗人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亦以此表现手法表达诗人退休闲居的恬淡心境和从田园山水中所领略到的无穷乐趣。
由此可见,该表现手法在前世后代的文本但中大多都存在。
互文性理论认为,互文性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文本将其它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文本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王禹偁《村行》中所使用的表现手法于其它文本中大量存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该表现手法能取得其特有的表达效果。
据钱钟书先生所说,文天祥《南安军》“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一句暗用了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和丁令威的“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犹是人民非”,借用河山在而城郭非营造了“物是人非”的凄凉意境,引发了无限悲凉之感。
其实,“物是人非”的意境,由来已久。
诗经时早有《黍离》之悲,王勃有“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之感慨,李白也有“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之叹。
李煜在《虞美人》中慨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今年花开颜色改,明天花开复谁在。
古人无复洛城来,今年还对落花风”亦有同样之感,欧阳修也在《浪淘沙》中叹息“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
今年花胜去年红。
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旧物如初而人事全非,由今忆昔,不禁悲从中来。
如李清照“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赵嘏“同来望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许浑“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又如岑参《<
山房春事二首>
之一》“庭树不知人尽去,春来还发旧时花”,晏殊《浣纱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再如崔护《题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由此可见,“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所刻画出的物是人非的意境,其实与其它文本有关。
诗中所刻画之意境,已经在众多诗歌中被众多诗人反复渲染过。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文本间存在的这种互文关系,才使得这短短的两句话意境丰富。
钱钟书先生认为梅尧臣《陶者》一诗: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主题在于揭示劳动人民辛苦生产的果实却被剥削者掠夺享受,劳而不获,获而不劳。
该诗运用对比手法,更加凸显主题,且该诗与别的文本在主题上存在互文现象。
钱钟书提到,汉代刘安的《淮南子·
说林训》里就有类似的谚语表达过该主题:
“屠者藿羹,车者步行,陶者缺盆,匠者狭庐,为者不得用,用者不肯为。
”从该谚语不难看出,卖肉的没肉吃只能喝粥,驾车的没车
坐只能步行,烧制陶器的只能用破缺的盆,而盖房子的匠人却只能住狭小的房屋,可见该主题于汉代就早已有之。
书中同时提到唐代明间谚语“赤脚人趁兔,着靴人吃肉”,表达了获而不劳之意。
唐诗里像孟郊的《织妇词》“如何织纨素,自着蓝缕衣”,郑谷的《偶书》“不问苍苍主何事,忍饥多是力耕人”,于濆的《辛苦吟》“窗下掷梭女,手织身无衣”以及杜荀鹤的《蚕妇》“年年到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都表达了同一主题。
此外,宋人张俞的《蚕妇》“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非是养蚕人”也体现了劳而不获之悲。
梅尧臣《陶者》一诗所展示的主题在前代以及同时代的作品中都被表达过,这些文本之间处于一种动态的相互影响之中。
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互文性是别的文本在当前文本中被结构化的过程。
1.3互文性研究《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意义
根据互文性理论,每一种文本都是对之前文本的转化和吸收,它们之间是相互照应的关系,它们的彼此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互文性笔法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在这些笔法当中吸收与戏仿两种手法值得研究这给予特别的关注,所谓戏仿是翻转性或者荒诞性的模仿,这和一般的抄袭是十分不同的,这种手法能够制造非常好的反讽效果。
由上一章中国小说与互文性的联系可知,在中国小说的古今演变当中,虽然文本和文本之间的互文现象是非常庞杂的,并且站在今人的角度也很难对于这些使用互文手法进行统一的水平高低上的评价。
不过,从古至今,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依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文关系来彼此实现叙述这种现象是显而易见的。
古今中外的小说家们策略性地将这种互文性手法叙述古今中外的小说,并且将各种文本相互串联起来。
读者可以通过互文性的角度来审视文本中的变化并且对文本的深层次含义进行解读。
互文性理论要求人们在赏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要以开放性的眼光来审视文本,因为文本间是处在一个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之中。
从互文性角度来解读《宋诗选注》,不难发现,钱钟书先生以丰富的例证和旁征博引的注释巧妙地诠释了原文与别的文本在意象、意境、句式结构、遣词、主题以及表现手法上存在的忽闻现象。
互文性理论通过揭示原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存在的种种互文现象,为文学鉴赏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第二章《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故事对前文本的吸收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虽然是明代的小说体裁,但是小说这种问题并非是在明代才出现的,唐代的传奇和坊间的故事就为《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这类故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而《转运汉恰遇洞庭红》的作者也是巧用了互文性手法中的吸收这一特性,才将整个小说的故事以及人物丰富起来,并且使得小说当中的人物具有了典型人物以及典型性格,才使得这部小说得以广为流传并且传承至今。
《转运汉与洞庭红》这个故事讲得是一个落魄秀才文若虚因为一次在海外的倒卖经历大发横财之后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的故事。
事实上,《转运汉与洞庭红》的故事并不是全部由作者凌濛初自己创作的,而是采取了互文手法中的吸收手法,充分借鉴了明代以前的故事,尤其是唐代的传奇。
比如《金陵琐事》当中的银走以及《泾林叙记》当中苏和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都是讲得主人公通过偶遇或者一次旅行进而大发横财的故事。
可以说《转运汉与洞庭红》是作者充分运用互文性手法的典型作品。
虽然凌濛初本人对于自己吸收唐代传奇的做法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事实证明他的作品很多是取材于唐代传奇,这一现象在他的《初刻》当中是十分普遍的。
凌濛初的创作是在三言字世面上风行之后才继续进行创作的。
虽然作者对于冯梦的创作可以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并且可以与他的作品相互区别开来,但是他的写作手法与三言的作者冯梦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冯梦的写作特点就是将各种书中的故事编辑在一起并且加上自己的创作和吸收变成一个新的故事。
虽然故事的任务或者故事的情节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对于故事的立意来说变化并不是很大。
比如《转运汉与洞庭红》当中的主人公文若虚是一个朴实厚道的任务角色,这种人物的典型性特征与唐代传奇当中的人物的特征是完全保持一致的,比如《太平广记》以及《篡异记》以及《三史王生》这些故事,在唐人笔下进行了互文之后都体现着文若虚的影子。
笔者认为,这些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强的吸收性以及传承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整个中华文明的整体性以及延续性在小说当中体现出来了。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思想,所以历代文人基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家文明的影响,比如儒家文明所提倡的厚德载物的思想,就会非常容易地在小说创作者的作品当中表现出来。
而也正是这种文化的传承性使得中国的额小说创作在进行互文性写作的时候有着很容易的吸收性。
第三章《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故事对前文本的戏仿
虽然《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是对于前人文本的吸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是对前人文本的简单照搬,而是作者凌濛初对于之前文本的一种戏仿式写法。
所谓戏仿是翻转性或者荒诞性的模仿,这和一般的抄袭是十分不同的,这种手法能够制造非常好的反讽效果。
凌濛初的作品一直有着自己非常明显的取材范围,也就是他的小说一般取材于现实,具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性。
这和作者自身的经历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
甚至在凌濛初的身上,读者都不难发现作者本人的影子。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之中的文若虚同样也是屡次参加科举考试而名落孙山,小说的作者也同样是科举制度下的失败者,这两个人未免有通病相连的意思。
但是《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之中的戏仿手法并非是体现在主人公本身和作者的关系上面的,而是体现在看似夸张和荒诞的故事情节当中。
在唐代传奇当中,尽管也会涉及到一些落魄的人偶然发财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本身往往并不是侧重在主人公如何发财上面,而是秉持着文以载道的精神,主要用故事来阐释一个道理。
但是《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则不然,这部小说并没有将过多的笔墨用于如何宣扬善有善报的因故循环上面,而是将主要的情节放在了描写主人公如何发财的情节上面。
这些情节看似巧合性非常之大,但是又环环相扣具有很强的连贯性。
同时将一个“巧遇”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读者看到感觉到畅快和有趣。
所以,《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虽然吸收了唐代传奇的故事,但是却并没有遵循这这些故事本来的面貌进行简单的重复,而是使用了夸张情节和进行荒诞的叙述等互文性中戏仿的手法,将一个旧的故事幻化成了一部新的小说。
这样在迎合了当时读者口味和审美观点的同时使得小说流传至今。
第四章《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对后世小说的影响
凌濛初借鉴前人文本改编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笔珍贵的遗产,它历经岁月的淘洗和历史的检验流传了下来。
它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首先,《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散发出的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后人文学创作提供了写作的范本。
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云中写道,“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遮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可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
……独龙子尤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归,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刮殆尽。
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
不知一二遗者,比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
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
文不足征,意殊有属。
耳闻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是凌濛初借鉴前人的文本创作改编而成的,既是对前人文本的继承,也发展了原文本,对其进行了再创作。
二拍之所以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必然有它不一样的魅力的。
究其根本,是与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分不开的。
它向世人展示了一幅真实、丰富多彩的古人生活画卷。
运用通俗的口语,将历史文化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凌濛初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丰富、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
主人公文若虚的命运波动曲折,最后的暴富让他的命运从此改变。
这其中的一系列情节、画面都是生动、形象的。
还有一点,就是故事所散发出的浓厚的人情味。
无论是前面巧得商人金维厚锭子的王老,还是后面关于文若虚的暴富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优美的人情。
王老巧得从天而降的锭子,在知道银子来源后,他虽然没有将银子归还给失主金老,因为这毕竟不是他偷来、抢来的,他不可能将银子拱手相让。
但当他看到金老沮丧的的样子时“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
”如果是旁人,在失主找上门来时很有可能就不会承认,甚至会恶言相向,更别说好生对待前来寻银的人了。
而转运汉文若虚的故事就更加显示了那个时代人们之间的重情重义。
文若虚在向邻近张大表明了自己想和他们一道出海后,张大没有嫌弃他是个穷人、倒运汉,而是很热情地欢迎了他,并且体贴地考虑到了文若虚的经济状况,主动和大家商量凑了一两银子出来给文若虚。
虽然银子不是很多,但总算是让文若虚不至于空手出海,为他后面买橘卖橘、发财致富提供了物质条件,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没有张大等人的帮助,文若虚是不可能致富的。
当然,文若虚致富后也没有忘记大家对他的恩惠,他拿出了一些银子分给众人。
张大等人的热心助人,文若虚的知恩图报,无不体现了朋友间的信义任侠,充满了温馨的浓浓人情味。
其次,揭示了当时海外商人重利轻义的本质特征。
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除了随处可感受到的浓厚人情味外,也可以看到某些商人狡诈、唯利是图的本性。
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有关的。
在这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度低下,商人往往是被人们所不耻的。
古代常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商人都是奸诈、贪财的形象,一直不被人们尊重。
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在文若虚一行人到了波斯人的店中时,波斯胡设宴招待,波斯胡是典型的以利为重的商人,他要求各位按照自己货单上的宝贝价值挨次坐去。
文若虚穷人一个,初来乍到,也没有什么看似很贵重的宝贝,便被安排到了末席。
在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以金钱衡量人的地位的环境中,文若虚感到羞愧不已。
但后来的事情却让文若虚的地位在这一群人中陡然上升。
原来这位精明的波斯商人在见到文若虚带来的大乌龟壳时,见多识广的他立马认出这是一件十分稀罕的珍宝,他爽快地出了一个高价买了下来。
文若虚等人很高兴,毕竟波斯胡出的价格非常之高了,所以在交易时也没有问缘由,波斯胡也没有指破。
反正买家卖家都非常欢喜的成交了。
交易完成后,波斯胡才向文若虚一行人说明宝贝的价值所在。
众人方才醒悟,想反悔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悔恨交加。
这里,将波斯商人贪财、重利的本质鲜活的刻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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