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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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与水
中华文化与水
引言:
中华文化与水
中华文化与水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人们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狭义的文化,则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
文化作为有理性的人类创造,与人类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文化的民族特征终究不是人的主观精神的随意作品,而只能是各民族在不断适应和改造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人类受赐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时,人类又超越自然,能够认识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从而创造出文化来。
换言之,文化便是人的生存与生存条件的统一体,是人类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并改造自身的过程与产物。
水是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分布最广的一种物质,浮天载地,无处不在;水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水是生命之源,地球的血液,水给人类带来的恩惠远远超过世间万物。
人作为自然的骄子,其生存和发展须臾离不开水,创造文化更少不了水的滋润;同时,水也是一种载体,可以构成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水作为一种自然资源,自身并不能生成文化。
只有当水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关系,人们有了开发、治理、利用、保护、管理水以及观赏水等方面的实践,有了对水的认识和思考,才会产生文化;而人类也在不断发展和进化自我的同时,通过多彩的文化内容表达对水的感悟和理解。
一言以蔽之,人类的繁衍生息离不开水,所以水必然会升华为“文化之水”~文化者,民族灵魂之光也。
中华文明是地球上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之一。
中华本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考察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水与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孕育、发展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中华文化中的许多方面都有水文化的光芒在闪耀。
比如,人们习惯把黄河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中华文化的摇篮(考古表明,长江、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等江河同样是中华文化生发的基地),在一定意义上道出了中华文化与水之关系的真谛。
一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讨论人类文化的起源时,往往要从“人类的故乡”、“文化的载体”——地球说起。
谈到“中华文化与水”,我们也不能不从地球上的生命之源——水说起。
水者,何物,水,天赐之物,地藏之源;水,占领着天空,覆盖着地面,深藏于地下;水,流淌在人类和动物的血管里,滞留在植物的根茎、叶脉中„„我们人类所繁衍生息的星球,准确地说不应该叫“地球”,而应称为“水球”。
从远离地球的高空遥望,地球是一个蔚蓝色的水晶球。
地球的表面一片汪洋,水连着水,而陆地则像水中的几个岛屿。
地球上的水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大气水、地表水及地球内部的水。
其中,地表水包括海洋水、冰川水和永久积雪、河流水、湖泊水和沼泽水;地球内部的水包括地壳深层水、地壳活动水和土壤水。
科学观测告诉我们:
地球70.8%的面积被海洋覆盖着,全球藏水总量约13.7亿立方公里。
水是生命之源。
在地球生命演化的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是水。
现代科学证明,地球上的生命诞生在水中。
其演化过程是:
蒸发到大气中的水汽,在一定条件下与大气中的物质发生化合,然后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形成氨基酸、核苷酸、核糖酸和卟啉等与生命休戚相关的物质,这些化合物进入水体后,受到水层的保护,避免了强烈的太阳辐射。
继之而来的便是碳水化合物逐渐演化的过程,生命由低级逐渐向高级演化。
先是在水中生成了植物,后又出现了动物,继而植物登上陆地,为动物登陆创造了条件。
古生代出现昆虫,中生代出现爬行类动物,到了新生代出现哺乳动物,再以后,才出现了人类——这一充满智慧和情感的高级动物。
可以说,地球从诞生初期的一个荒凉寂寞、毫无生机的星球,到万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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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勃勃的世界,水是地球奇迹的真正创造者。
水造就生命以后,还承担着保护生命的重要职责。
不仅生命的孕育过程要有水的保护,而且整个生命过程也离不开水的保护。
地球依靠水圈,凭借水特有的极大热容量和汽化热,维持适宜生物生存的相对恒定温度,并对生物内的体温起着调节作用。
与此同时,水作为自然界中最佳的溶解剂和特有的稳定性,成为生物体内进行新陈代谢的最优良介质。
生物依靠水为媒介,通过新陈代谢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水的历程造就了生命的历程,却又隐身于生命之内。
有相当于全球河流一半的水,流淌在人类和动物的血管里,蕴藏在植物的根茎、叶脉中。
人的孕育生存,一刻也离不开水。
“人,水也。
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
”(《管子?
水地篇》)说明人也是由水生成的。
在人体组成的成分中,水的含量最高,大约占到人体重的60%~70%。
成年人每天要从饮食中摄取2.5升左右的水。
同样,也通过呼吸、排便、排汗,排出2.5升左右的水。
医学证实,人在有水无食的情况下可以存活一个月,可是没有水连一个星期也活不下去。
“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列子?
汤问》),这句话十分形象地展示了处于蒙昧阶段的人类选择居住场所的景象。
水对于人类生命生存的重要意义自不必言,单就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物质产品而言,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源保障。
江河湖海等水域蕴藏的丰富的水产品,一直是人类生存的重要食物之源;而粮食、果蔬等农业产品的生产,更离不开天水(主要是雨水、雪水)、地水(主要是江河之水)的滋养哺育。
地理环境处于文化生态最基础的层次,它给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活动的舞台与物质、能量源泉。
中华民族栖息的地理环境位于地球上最广阔的大陆——亚欧大陆的东部,其东南濒临世界最浩瀚的大洋——太平洋,北部、西北部则深居亚欧次大陆的中心,是“大陆海岸型”国度。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浩瀚的太平洋是难以征服的,而我们祖先栖息的大陆,不但领域广大、回旋天地开阔,而且有广袤的肥田沃土和纵横交织的河流。
不过,由于受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这片大陆的降水地区差异大,且常常出现水旱灾害。
命运为中华民族安排了这样一个生存空间——既受大自然的慷慨恩赐,又受大自然的严酷制约。
在这种地理条件下,中华民族便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在土地之上,依靠宽广的陆地和千万条河流的滋养哺育,在与自然的顽强斗争中,创造出灿烂的华夏文明。
“以农为本”的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基调,由农耕生产方式而生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典型的“河流—大陆型”性格。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远古时期,在江河、湖泽、海洋、泉流等各类水体中,江河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影响最大。
在广袤的大陆上,滔滔江河总是流动着,载浮载沉,一路滋润、一路养育,最后涌进大海。
就是它们,冲开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冲出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或许是某种巧合,或许有一种规律性的东西隐含其中,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总与几条著名的河流相伴而行。
黄河、尼罗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人们都尊她们为母亲河;与这些大江大河相对应的古代文明则是华夏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
尽管上述古代文明产生的自然环境、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河流的贯穿是始终如一的。
然而,并不是有江河的地方都能产生人类文明,文明的产生与否,则取决于人类与河流的关系。
文明产生于挑战,环境的挑战产生文明。
就世界各文明古国而言,文明的诞生在于当地先民面对大河泛滥为害的挑战进行成功的应对,即逐渐掌握了制河权或者说治水能力——在大河上下兴修水利,这艰难而必然的一步,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环境的单纯依赖,也开创了古代人类发展史的新纪元。
从单纯依赖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文化正是基于这段文明的历程得以产生且取得长足的进步。
可以说,人类文化的早期发展史,就是一部壮美的“河流文明”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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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江河纵横,滋养中华民族的大河有黄河、长江,还有淮河、珠江、海河、松花江、辽河等。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离不开这些大河,以之为衣食之源、交通之孔道、灌溉之源泉。
可以说,江河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恩惠。
但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些江河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洪水的祸患。
难怪当年太史公司马迁曾感叹道:
“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一位外国学者曾说,称中国为河川之国,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有众多的河流,而且在于因为对河川进行了治理而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历史。
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生动光辉的控制河流、除水害兴水利的历史。
相传上古尧舜时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
尧典》)的境地。
期,整个世界处于“
面对滔滔洪水,西方的传说是:
靠神恩赐的诺亚方舟才使少数人摆脱了洪水的劫难。
而中华民族的祖先则不然,他们是靠自己的智慧、力量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与洪水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并最终战胜了洪水。
广为传诵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充分诠释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在与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兴利避害,才使中华民族获得了基本的生活条件,为创造古老的中华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
对江河的不懈治理与开发,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就物质财富而言,不论是农业的丰收,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还是乡村、城市的繁荣,离开了水利的保证就将寸步难行。
可以说,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都蕴含着水的开发、治理与利用、保护的成果。
就精神财富而言,人们在与江河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观念、信仰、知识和情感等(如坚忍不拔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朴素的作风,无私奉献的情操,科学治水的理念,等等),以及以水为题材创造出的神话传说、诗词歌赋、音乐戏曲、绘画摄影、科学著述等,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的瑰宝。
就水利文明本身而言,不论是物质的(如黄河大堤、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还是精神的(如治水理念、水利文献、水利科技、水利精神、水利价值等),也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给人类的祸福远远超过其他自然物,因而成为人类最早产生并延续最长久的自然崇拜之一。
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产生了崇拜自然的原始宗教。
水崇拜是由水与生命、农作物生长密切联系而产生的对水的种种神秘力量的崇拜。
在古人的眼中,水就是神的恩赐,于是他们对赐给他们的各种形态的水顶礼膜拜,惟恐不恭,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水崇拜现象。
对水的崇拜,首先是出于原始人的生存依赖意识。
特别是当新石器时代来临,原始人在有水与肥田沃土的地方逐渐过上了农耕定居的生活。
在这个时代,除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泥土以外,水成为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因素和最强大的自然力。
在黄河、长江等江河哺育下发展起来的华夏民族,对水的崇拜之情相当浓烈。
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记载殷人祭河神的卜辞。
商周以降,“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后被列为古代的“八政”之一。
从上至下,各民族、各地区都有自己崇奉的江河之神,如黄河的水神河伯、湘水的水神湘君湘夫人等。
祭祀的仪式更是五花八门。
在中国这个以农业立国的古老国度,水崇拜作为一种根植于农业社会生活土壤中的自然宗教,影响所及,遍布政治、经济、文艺、哲学、宗教、民俗等多个领域。
水是农业的命脉。
在农业社会里,管水的神总会受到特殊的尊崇。
在林林总总的诸多水神中,以龙神最为著名。
在中华先民的观念中,龙是一种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神兽。
它神通广大,不但能兴云布雨,而且能主宰江河湖海泉等各种水体。
龙作为掌管雨水和各类水域的水神,十分符合中华民族祈求风调雨顺的愿望,因而得到了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的普遍接受和推崇。
龙神在其漫长的传承演变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以至于成为中国的象征。
祈雨,是中华水崇拜的重要表现形式。
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对祈雨活动充满狂热的宗教热情。
商代开国之君汤,因国之七年大旱,庄稼枯萎,民不堪命,不得不亲行桑林之祈,以引咎自责、积薪自焚来感动上苍水神降雨。
民以食为天,农业社会农作物收成好坏,直接与雨水是否充沛及时有关。
祈雨活动的频繁举行,源于古人对水的强烈依赖和自身生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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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
“由我们的宗教幻想所造成的神物不过是我们自身本质的幻想反映。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类对于水的崇拜,是以水的人格化和神灵化为前提的。
水的人格化,是视水与人同“性”,即认为水也具有与人相同或类似的思想、感情、意欲、行为等。
越到后来,水神身上人“自身本质”的影子越清晰,人性的成分越充足。
这种人神关系日趋亲和的现象,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对自然认识的深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趋“天人合一”的结果。
中国原始宗教中对河湖海泉雨雪等诸水神表现出既亲和又敬畏的感情,其中亲和之情在宗教中越来越占据主导的地位。
这是以江河文明、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根文化”的重要胚芽,为我们后来的水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水除了给予人类以饮用、洗涤和灌溉、舟楫等物质恩惠外,还以独特的性格、多姿的形态,给中华民族以认识世界、认识人生以巨大启迪,并引发了不少先哲有关水的哲理思考。
从一定意义上讲,水是中国人智慧的催化剂。
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是中华文化的奠基时期,其时的文化思想在诸多方面已达到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
举凡哲学、文学、史学、美学、政治学、军事学乃至心理学,以及后来日趋细化的许多学科,都可在那个文化光芒四射的时期找到根源。
那时涌现出许多文化巨子,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荀子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史上璀璨夺目的人物。
有趣的是,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常常是从水里获得的灵感,而且他们大多喜欢用水的性格特征阐释对宇宙、人生(社会)和自我的抽象认识。
管子视水为“万物的本原”,他说:
“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
”把水作为世界万物构成的惟一元素。
管子之后,中国古代许多先哲解释世界的本原,都把水当成了十分重要的元素,如著名的“水、火、木、金、土”五行说,把水视为物质构成的五要素之首。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水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尝言: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月与人事,都如流水般地消失了~这是孔子站在河边望着滔滔流逝的河水发出的巨大感慨。
孔子还有一句名言: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这种“比德”的山水观,给山水打上了深深的社会文化意义,并被后世发扬光大。
有亚圣之称的孟子对水更是情有独钟,他说:
“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孟子这番议论是借水性将君子立身修道的过程充分表现出来。
孟子还从水的形态、性质和功用中找出论据,论述了他的性善和仁政学说。
把水真正放在哲学层面上来看的当数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老子,以至于有人说,老子的哲学就是水性哲学。
老子眼中的水,充满着人性色彩: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最高的“善”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并甘处卑下的地位,这就是“道”的境界啊~老子又说: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水性至柔,却无坚不摧,老子从水的“柔弱”悟出柔弱胜刚强的妙谛,教会了许多人如何立身处世。
道家的另一位巨子庄子也爱以水论“道”。
他说:
“水静则明,浊则混。
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又说:
“善游者数能,忘水也。
”兵圣孙子则说: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又说: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集儒、法等家之大成的荀子说: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
”又说: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在这些充满智慧的言论中,水已不仅仅是自然之水,而是升华为一种人格之水、哲学之水、文化之水。
4
水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
刘勰《文心雕龙?
物色》说:
“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
„„然屈平之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亦江山之助乎~”水既是文学艺术表现的对象,又是启迪文心和艺术匠心的源泉。
而自然形态的水,经过文学艺术的描绘,更能充分展示出深蕴其中的美。
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形式——神话、诗歌、散文、赋、词,乃至于成语、格言、楹联,都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诗为例。
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最早出现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水入诗,应追溯到《诗经》时代以前。
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中,记述古代劳动人民在江河两岸劳动生息的诗有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六七十首之多。
“
在水一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淇水悠悠,桧楫松舟。
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诸如此类的水之吟咏,真是不胜枚举。
在《楚辞》中,也有不少诗篇生动地再现了楚地山川秀美的景象: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到了魏晋时期,山水诗大盛,水的自然美在诗中得以充分体现:
“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谢灵运《七里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晚登三山还望京都》)。
“大小谢”引领着诗坛开辟了水之美的新天地。
隋唐时期,山水诗达到了空前繁荣阶段,初唐四杰、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吟咏水的诗篇俯拾即是,举凡江、河、湖、海、瀑、泉,无不在他们的笔下得以生动展现。
诗仙李白这样写江河湖海飞瀑流泉: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游洞庭五首》其二);“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古有所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这些如水奔流激荡的诗篇,洋溢着浪漫主义的动人色彩。
中国的山水园林也是艺术境界中的山水。
中国古代园林以山、水、建筑、花木为四大要素。
在这四大要素中,山、水是核心,而建筑与花木不过是山、水的眉目、点缀而已。
在构成中国古代园林的山、水两大核心要素中,水则起到了灵魂的作用,是古代园林的命脉所在。
可以说,水是中国园林的必备之物,各种形态的水体本身不但是园林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维系全园生机与活力不可或缺的因素。
园中的楼、台、亭、阁等建筑物,一般只有与水(山)相配合,才能充分体现出自身的审美价值;而园林中的花草树木的生发繁茂更是离不开水的滋润。
与诗画、园林一样,中国的书法和音乐同样得益于山水自然的熏陶。
书法艺术讲究气韵生动,而水有流泻之美。
江河瀑布和风云急雨的流转浮动所表现出的气韵与书法艺术十分相近。
江河暴涨时急骤奔泻、落涨时的舒缓静流,瀑布倾泻时“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流云飞动时的飘逸,对中国书法艺术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左思《招隐二首》)当人们面对滔滔江河、浩瀚大海、潺潺溪流、雨打芭蕉时,往往能从各种自然的水声中感受到水的自然旋律和音韵美,从而产生一种“大乐与天地同和”、“洋洋乎若江河”的乐感,这就是水对音乐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而通过音乐的艺术加工,这种水的“自然旋律和节奏”会得到集中和升华,将引导人们去“把握世界生命万千形象里最深的节奏的起伏”(宗白华《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唐杜枚《题宣州开元寺水阁》)中华民族是个酷爱自然的民族,与大地山河不离不弃,天人合一,正是炎黄子孙孜孜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
水土、风水,这是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两个词汇,通俗而又全面地概括了中国人的传统环境意识。
上古时代,华夏先民便“逐水而居”,选择背坡面水的地方繁衍生息。
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能动地选择“风水宝地”的意识越来越强,以至于形成了讲究“风水”的观念。
这种“风水”观念,源于人类追求理想生活环境的美好愿望,是中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关于环境选择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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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尽管其在传承过程中染上了较为浓重的迷信色彩,但其蕴含的科学合理内核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灵光。
水是生命之源,是优化自然环境的决定性要素。
风水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强调“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讲究居处要“背山临水”,以“得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笃信“吉地不可无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不但影响着人的素质,还给人以美的快感、美的享受。
长期与青山绿水的和谐共处,不断陶冶和强化着中国人对大自然的亲和感和审美意识,崇尚自然、追求自然之美成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是中华民族崇尚山水自然美的真实写照。
星罗棋布的江河湖海泉等水体,不但给华夏民族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之源,而且还给人们留下了丰富多彩景观文化。
譬如,雄险奇秀的长江三峡,奔腾咆哮的黄河壶口,烟波浩渺的洞庭风光,壮丽多姿的黄果树瀑布,富丽妩媚的杭州西湖,汩汩涌流的趵突泉水„„不过,在遥远的洪荒年代,自然对人类而言,还是一种盲目的、异己的、对立的力量。
人们对江河湖海泉等水体自然之美的欣赏,主要着眼于“天材之利多”的物质功利性。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提出了著名的“比德”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开儒家以道德的善来比附自然山水的先河。
虽然这一“比德”的观念从其本质上讲还不是以纯粹的审美心态来观照自然山水(其实质仍是一种功用论——道德功用论),但在中国美学史上,它“第一次揭示了人与自然在广泛的样态上有着某种内在的同形同构从而可以互相感应交流的关系。
这种关系正是审美的一种心理特点”(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
尽管在先秦甚至更遥远的年代,先民们主要以实用、宗教等观念对待自然山水,但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呈现的美已在潜移默化中时时触动着人们的耳目,诱导着人们的美感冲动。
追溯华夏民族山水美学思想的萌芽,其始端至迟应在《诗经》时代。
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对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自觉达到了空前的阶段。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
”这番话集中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山水审美意识。
如果说魏晋六朝时期奠定了华夏民族山水审美意识的基础,那么此后,中国人的山水自然审美意识一直沿着这一轨迹向前发展,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审美观念。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对山水的审美情绪不仅仅沉浸在“春草碧色,春水绿波”的景物欣赏中,还体现在“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沧桑旷达中,既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又有深邃的宇宙意识。
纵观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关于水的观念与华夏民族对宇宙的洞悉、对生命基本原则的认识、对人类社会的理解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水是中华文化中最普遍、最具创造活力的意象符号。
水是中华阴性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阴、阳两字包含着深邃而特殊的文化意象性。
“水为阴精”,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阴”的代表性象征意义,它常常成为柔弱、虚静、无为、处下、不争等的代名词。
雌性与水都被列为“阴”的范畴。
与男性的刚阳相对,女性则被视为阴柔,故水常常与女人联系在一起,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女人的象征。
水具有清洁的象征意义。
清纯洁净的水不但能够饮食,还具有洁身净心的作用,这也使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被视为纯洁和祓除不洁与疾病的象征,并渗透到婚嫁、诞生、成年、丧葬等重大人生礼仪中。
譬如,中原一带农历三月三,古称上巳节。
最初这个节日的日期为三月上旬的巳日,故称“上巳”。
魏晋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
是日,人们的中心活动是水滨洗浴。
古人认为,这种洗浴能祓除不洁与疾病,称之为祓禊。
在水中沐浴不仅仅是为了除去身上的污垢,还为了祓除附在身体上的邪魔疾病,可见水具有清洁和祛病的象征性。
水还具有财富的象征意义。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水为气之母,逆则聚而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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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又属财,曲则留而不去也”(《相宅经纂》卷三“放水定法”)。
这种意识在民俗中多有体现。
如,中国山西、陕西一带,民居建筑有“房子半边盖”的习俗,其目的是为了使降到屋顶的雨(雪)水全部流入自家院中。
再如,万里长城的滴水檐,也都设在关内一方,以免城墙上的雨水流向关外异邦。
这些建筑现象无疑都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视水为财富文化心理的表现。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文化的热潮。
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水利界也扯起了研究“水文化”的大旗,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对生命之源的文化——水文化的概念、内涵、外延以及研究对象、水文化建设的任务及其意义等,一些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笔者认为,研究中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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