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进展与理论综述京津冀蓝皮书第一专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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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进展与理论综述京津冀蓝皮书第一专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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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进展与理论综述京津冀蓝皮书第一专题
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进展与理论综述
祝尔娟、鲍晓雯、张梦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内容摘要】京津冀作为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其区域一体化已进入到全面推进阶段,相应的理论研究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
本文在对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理论界关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与发展趋势、一体化进程及发展症结、战略重点与空间演化、产业升级与区域合作、资源生态与区域协调机制体制等热点问题的讨论及主要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期为专业人员或政府相关部门了解关于京津冀区域发展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主要观点提供线索和理论支持。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研究综述理论前沿
一、对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研究的理论回顾
自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实践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发改委副主任杨开忠(2008)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他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10年里,如何发挥各个地方的优势,加强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技术合作,成为主要问题。
这个时期北京强调发展工业,与其他城市在功能上存在严重冲突,区域合作比较松散,北京对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认识并不清晰。
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到“十五”时期,即建设统一市场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阶段。
在这一阶段,北京对其发展模式进行了重大调整。
1988年中关村科技产业试验园区开始建立;1994年北京服务业产值开始超过第二产业;1996年北京明确提出要发展首都经济,其本质是知识经济;1999年国务院做出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决定;奥运会申办成功以后,北京又提出实施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战略,使其成为北京发展的新引擎,新北京、新奥运成为北京的发展模式。
这一阶段,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步伐加快,京津冀生态合作开始起步。
第三个阶段是“十一五”以来,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进入科学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社会背景发生了两大变化:
一是党中央和国家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客观要求发展模式进行重大调整,二是京津冀地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标志是:
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级的区域增长极,与浦东、深圳并列;北京将建设创新型城市作为其核心战略等。
在这一阶段,京津冀产业分工继续深化,而且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社会政策一体化大步推进,生态一体化继续深化,进入全面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阶段。
与实践发展相适应,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问题。
(一)第一阶段(1978——1991)——务虚研究阶段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打破行政分割,推进区域合作成为区域发展的内在要求。
这一时期,学者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的讨论多是理论探索,且文章数量较少,仍处在务虚阶段。
现存资料中,较早研究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学者是许树立(1986),他提出,京津冀横向经济联合,是对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有力冲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傅林生等人(1989)根据国家体改委拟在京、津、冀试办区域性共同市场的设想,对其进行了可行性、必要性及实施对策等的初步研究。
1991年,京津冀城市协调发展研讨会召开,提出要对城市与其所联系的农村、特别是与其周围城市的联系和合作予以足够的重视。
刘大水,王丽萍(1991)对京津冀发展关系中的极化、扩散、联合这三个方面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他们认为这是对河北省发展影响较大的问题。
(二)第二阶段(1992——2005)——深化研究阶段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发展的理论研究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
学术研究文献由上一时期仅仅数十篇,激增到约五百余篇。
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空间优化与首都圈战略、产业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探讨,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并且对很多专业化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许多政策性建议。
关于区域一体化发展。
刘纯彬(1992)提出建立京津冀大行政区的设想,认为京津冀共居同一环境,共用同一资源,共争同一市场,而行政区划却为三足鼎立局面,在发展上存在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和纠葛。
建议通过建立京津冀大行政区的设想,来解决上述问题。
王爱春(1995)认为,地处渤海湾中枢地带的京津冀有许多其他经济区域无法比拟的发展条件和优势,可以以港口为对外开放窗口,逐步向内地扩展。
王亭亭(2002)认为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根本的因素是现有体制安排下,特别是财政体制安排下地方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
区域关系模式由行政关系向市场关系的转换,必须进行经济体制变革,它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目标的制度保障。
区域体制改革的内容大致体现在生产布局、产业组织方式、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协调等诸多方面。
张可云(2004)依据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发达国家经验,提出完善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机制,关键在于完善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京津冀都市圈企业主导型合作,应该注意克服地方利益矛盾,并用合理的政策促进地区间企业合作。
关于空间布局与首都圈战略。
孙洪铭(1993)认为,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有限的地域空间和资源形成尖锐矛盾,单纯囿于北京辖区范围以内来考虑远远不够,必须跳出北京辖区,从京津冀这个更大的地域空间研究北京的城市发展问题。
2000年北京大学杨开忠等著的《持续首都》对首都圈概念、划分和发展战略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系统地提出把首都圈建设成为具有全球控制能力的双核心国际区域,并详细论述了空间联系(网络化基础设施)、职能疏导、空间结构调整的三大战略。
2001年中科院吴良镛院士《京津冀北(大北京)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将首都圈称之为“大北京”,并提出核心城市“有机疏散”与区域范围的“重新集中”,实施双核心/多中心都市圈战略,实现从“单中心放射式”向“双中心网络式”区域交通运输体系的转变,重组发展空间。
2004年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破解21世纪中国发展的新密码——振兴环渤海地区的战略地位和方向》,在系统论述首都圈战略意义的基础上,提出应将石家庄纳入首都圈范围,并提出可将这个区域称为京畿圈。
清华大学毛其智教授在《京津冀地区情况分析及国内外发展的比较》一文中,从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人居环境的战略高度,探讨了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在《首都经济圈区域经济关系与合作途径》中,重点研究了北京的地位、首都圈区域经济中心、京津冀北地区发展的关系等问题。
陆军(2002)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经济区域空间扩散的历史演变及现实形态的实证描述,来解释经济系统进行空间扩散的一般规律。
于涛方(2005)对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域及其周边地区209个县、市、区的就业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探讨相应都市区的结构特征及空间组合特征等,进而确定不同层次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域的整体范围边界和内部结构边界。
关于产业合作问题。
刘卫东(1992)认为,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水资源最短缺的地区之一,但是受资源条件和工业基础等因素的影响,大耗水的钢铁、石化、火电等工业将继续发展。
可以调整空间结构,将大耗水型工业布局推向滨海以大规模利用海水,他认为建设滨海节约淡水产业带是解决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短缺间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
戴宏伟,马丽慧(2002)认为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是河北实施“两环战略”的突破口。
纪良纲,晓国(2004)提出,整合京津冀地区的存量资源,积极推动京津冀形成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梯度开发模式与分工协作体系,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张雪梅,孙武志(2005)认为,京津冀物流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未能形成适应区域现代物流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未能形成符合区域现代物流业要求的跨地区、跨行业、复合型的物流产业;未能形成发展区域现代物流业的产业基础;未能形成发展区域现代物流业的基础条件。
可以说,这一阶段,学者对京津冀区域发展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理论探讨,为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第三阶段(2006至今)——实操研究阶段
“十一五”以来,京津冀地区迎来了一系列战略机遇,如北京承办2008奥运会、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进一步明确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功能定位、国家发改委地方司启动编制“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等,特别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又将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一切都标志着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已进入到全面推进阶段,相应的理论研究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
进入“十二五”以后,随着打造首都经济圈、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建设河北沿海发展带等战略的具体实施,学者的研究热点更加聚焦和深入,不仅包括宏观战略层面的研究,如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宏观背景与发展趋势、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主要障碍、京津冀空间结构演化与优化等;更有实际操作层面的研究,如打造首都经济圈、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河北沿海发展带、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建设、京津冀产业升级与合作、京津冀资源生态协调发展、京津冀区域协调机制与治理等等,可以说,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推动下,理论研究又掀起了新一轮高潮。
对这一阶段有关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理论研究进展和主要学术观点,我们将其作为重点,在后面几部分予以阐述。
二、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与趋势研究
(一)中国进入都市圈、城市群竞争时代
中国社科院魏后凯研究员认为,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涌现出一批都市圈或城市群,较典型的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都市圈。
中国科学院方创琳研究员(2011)指出,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演化经历了从城市到都市区、到都市圈、再到城市群、最后到大都市带四次扩展过程。
城市群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点,是中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主体空间形态,是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激化的高度敏感地区和重点治理地区。
因此,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都对城市群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
未来中国城市群发展新格局有可能形成由23个城市群(点)、3大城市群连绵主轴带(轴)、6大城市群集聚区(面)组成的国家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
未来30年将形成由5个人口过1000万的超巨型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10个人口过500万的巨型城市(武汉、重庆、成都、沈阳、郑州、西安、深圳、济南、青岛、哈尔滨)、50个人口过100万的特大城市、150个人口过50万的大城市、200个中等城市和250个小城市组成的国家城市体系。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决定着世界城市化的未来。
(二)环渤海区域发展重心向沿海集中,呈现“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周立群教授(2011)指出,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重心明显向沿海集中,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即天津、大连、青岛三个城市群竞争发展。
区域竞争战略由单个城市转向城市群。
城市群内部:
合作优于竞争;城市群之间:
竞争大于合作。
京津冀地区除北京外,天津、河北也都在沿海地区摆重镇、布重兵、出重拳(建新区、上重大项目、搞重点工程),这使京津冀经济发展重心在地域上向沿海集中,由此引发的产业集中、项目集中、所需资源要素集中的问题凸显,地区竞争加剧,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产业趋同和发展模式趋同。
(三)中国首都圈的发展目标是世界级规模的大都市圈
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后凯研究员提出(2008),国际大都市的类型有两种:
一是首都型国际大都市如伦敦、巴黎、东京等;二是非首都型国际大都市如纽约等。
首都城市有两种发展模式:
一是以承担首都功能为主的单一城市模式,主要代表有华盛顿、堪培拉、巴西利亚、海牙等城市,其城市特点是规模不大,功能单一,主要承担首都功能和行政功能;二是多功能的综合性城市模式,代表城市有:
伦敦、巴黎、布鲁塞尔、东京、汉城、雅加达、马尼拉、曼谷、墨西哥城等,其中伦敦、巴黎和东京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其特点是规模大,功能多样,历史悠久,具有路径依赖性。
北京既是一个首都城市,又是一个多功能、综合性的大都市,其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中国首都圈可以理解为以首都为中心所形成的都市圈或者首都所在的都市圈。
京津冀都市圈的战略定位是世界级规模的大都市圈、世界级的研发和创新创业基地、中国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集聚区、中国北方的门户地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四)首都圈的空间结构演化正从“双核”向“三核”发展
魏后凯研究员(2008)提出,从空间角度看,首都圈的类型可分为单中心、双中心和多中心三种类型。
单中心的典型代表,有伦敦、巴黎、曼谷等,其优点是沿放射状对外交通要道向外扩张,用地紧凑,缺点是容易产生大城市膨胀病,难以解决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协调发展问题。
双中心的典型代表是我国的首都圈(“双核”为北京、天津两大都市),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双城竞争与合作。
多中心(城市网络)的典型代表是荷兰Ranstad,其优点是有多个中心,各中心之间产业分工明确,并通过快速交通(大容量轨道交通)有机连接为一个整体,各中心之间为绿心(greenheart)地带,其缺点是如果缺乏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将难以形成凝聚力。
魏后凯研究员认为,中国首都圈有可能从“双核”发展到“三核”或“多核”。
随着河北省曹妃甸的加快开发开放,唐山很可能成为河北省的经济中心与北京、天津共同成为首都圈的中心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认为,大量数据表明,北京城市发展状况基本符合杜能模型,北京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已呈现人口核心区在空间上逐步扩大、经济核心区与人口分布同步、城市化进程加快、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过渡。
(五)北京率先迈向后工业化阶段,目标指向“世界高端全球城市”
北京社会科学院梅松副院长(2008)认为,北京率先迈进后工业经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
(1)从2006年起北京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突破70%,2008年第三产业比重比上海高20%,其中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达到15%,高于上海、新加坡和日本;
(2)北京市2008年GDP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元,人均GDP达到8000多美元,超过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2007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突破70%,第三产业税收所占比重超过80%以上。
这些充分说明北京市经济发展正在发生着三个向度的转型,即从以工业为主向以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为主转型;从投资拉动经济向以消费拉动转型;从外延扩张向创新驱动转型。
北京经济率先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可为津冀腾出工业资源,提供人才支持和服务,提供信息支持和服务等,既避免了同质竞争,又增强了经济互补性。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2009)指出,北京在1993年《北京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就提出全面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而现在北京的高端化发展主要还是地区级、国家级、多国级的,世界级高端的内容还比较少。
“十二五”期间,北京要以“世界高端全球城市”为目标,集中发展和全面提升高端的全球服务机能。
(六)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增长动力有望由“一轮驱动”转向“多轮驱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祝尔娟教授(2010)代表其课题组对天津未来5—10年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发展重点做了分析判断,认为天津目前处于上中等收入水平、工业化后期阶段,产业结构处于工业快速扩张、服务业开始提速的重要阶段;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天津“二三一”产业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其经济增长动力将由“一轮驱动”转向“多轮驱动”,并呈现区域内外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
“十二五”期间天津社会发展也将由经济发展为主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并重阶段,政府管理将由注重生产转向民生主导。
分析天津未来5—10年面临的主要矛盾及发展重点将使增长驱动多元化、产业发展高端化、生态环境友好化、社会发展民生化、区域发展协调化、城乡发展一体化。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梅松副院长(2010)对“京津冀同城化与经济一体化”进行了分析。
他从京津冀迈向同城化初具雏形、以同城化视野明晰京津冀功能定位、共建首都都市圈推进经济一体化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他认为高铁时代来临,将促成一小时、四个节点城市支撑首都都市圈的形成;提出打造共生共荣都市圈,形成一体化的良好经济生态环境,要求北京要做好三产,天津做大做强二产,河北加速发展二产、加强一产;应支持天津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滨海临港经济;支持唐山建设中国最重要的重化工基地;支持保定建设中国北方汽车产业基地;支持北京建设世界级航空港,发展临空经济。
三、关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及症结研究
(一)京津冀已处于要素一体化阶段,正在向政策一体化阶段迈进
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邓慧慧等(2008)在对京津冀一体化及合作途径的探讨中,根据京津冀目前区域内产业转移频繁、产业链跨区域布局以及分析现实所处阶段,判断京津冀已经走过贸易一体化进入要素一体化阶段,面对未来寻求政策一体化的途径。
他们认为,目前京津冀地区内原则上已不存在商品流动的限制,人员自由往来,基础设施共建,产业转移已开始进行,区域内主要城市功能定位和分工进一步明确,国家层面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已进入审议阶段,空间布局上的对接已经开始……因此可以判断:
京津冀一体化已处于要素一体化阶段,下一阶段应向政策一体化阶段迈进,其中包括整合目前各区域发展目标,以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建设和补偿方案,制定重点产业发展区带动其他区域发展的方案;在区域空间一体化方面,采取“多点、结网”的发展模式等。
(二)从经济联系度看,京津冀城市间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2011)认为,京津冀能否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地区,最重要的要看其区域经济的联系度。
孙久文教授所带领的课题组,以京津冀区域的北京、天津、唐山等八个主要城市为对象,采用空间引力模型来测算2005和2009年间京津冀区域圈八个主要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量,计算经济隶属度,得出的结论是,2005年京津冀区域主要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量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以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为中心区域,其它城市为外围,经济联系量主要沿着北京—天津、北京—唐山、天津—唐山等重要干线展开。
尤其是北京—天津的经济联系强度最高,远远高于其它线路的经济联系强度,充分体现出北京和天津作为京津冀区域中心区域的主导地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陈红霞、李国平(2010)选取了京津冀1985-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京津冀内部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在经济发展时间差异方面,以1992年为界限,京津冀三地的发展水平由大致相当到逐渐拉开差距;而在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方面,表现为北京、天津高于河北,区域内东部、西南部地区高于北部、西北和东南地区,人均GDP呈现圈层特点。
北京统计局陈璋、颜平等(2011)重点分析了北京与天津、河北乃至全国之间的投入产业表,分析认为北京一方面对整个京津冀区域的直接带动作用不高,没有形成明显产业链,另一方面却对天津、河北地区的资源要素依赖较高。
因此,三省市在产品供给和最终需求方面联系薄弱是区域联系的主要障碍。
马燕坤(2011)利用城市中心职能指数、城市可达性以及城市经济联系隶属度等模型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经济联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她分析认为一方面区域内一、二级城市两级分化严重,二级城市难以承担和中转一级城市向外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低级城市与高级城市之间的可达性远高于同级城市;还有次级城市对一级城市的经济隶属度远高于同级或高一等级城市,同时经济隶属度还受与中心城市空间距离的影响。
(三)京津冀梯度差十分明显,“环京津贫困带”问题亟待解决
河北省政府研究室周桂华处长(2011)指出,虽然京津冀一体化的步伐加快,但是京津冀的梯度差依然十分明显。
从GDP、人均GDP和财政收入看,在京津冀三省市中,河北的经济总量最大,但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最低。
河北与京津在体制、政策、服务、综合环境等方面也都存在梯度差。
早在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在河北省和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一个超过270万的贫困人口圈层,称为“环京津贫困带”。
周边贫困带的存在成为京津的产业转移、生态安全和社会协调的障碍所在。
南开大学钟茂初、潘丽青(2007)从生态—经济合作角度分析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成因,有计划命令的制约、发展决策体制的滞后和保护政策和贫困治理政策脱钩几个方面,认为生态与经济联系的分割导致责任的缺失是根本性原因。
焦君红、王登龙(2008)研究认为环境权利和义务的失衡是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重要原因。
目前这一地区的贫困主要是生态因素导致的,北京、天津长期享有环境权利、减免环境义务不仅恶化了环京津地区的生态环境,还制约着产业的发展和调整,造成经济的落后。
这需要长期制度性的生态补偿机制,同时通过补偿来带动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
(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学者们对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经济梯度落差过大。
广西财经学院蒋满元(2008)认为除了京津两大中心城市各自为政之外,二元经济结构的突出和城市规划的不合理严重制约着京津冀区域合理经济梯度的形成。
河北经贸大学梁晓林、谢俊英(2009)分析指出北京对周围城市人才和资源的空吸现象,使得三地发展不能齐头并进、互为补充。
京津冀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使得河北无法挽留和吸引人才造成了城市的落后,进而产生恶性循环。
产业关联弱、融合度低,产业链断裂。
河北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岚研究员(2011)认为,京津冀尚未形成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产业关联比较弱,产业结构融合度低,区域产业布局与合作多留于形式,水资源、土地、能源和重大基础设施存在严重制约。
吕中行(2007)、梁晓林(2008)32、蒋满元(2009)31等十分强调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以及产业链的断裂问题。
产业同构表现为北京、天津之间以及河北各市之间的重点产业类似,造成分工弱化、无序竞争。
而京津与其腹地之间却没有形成产业对接,京津产业定位较高而周围产业发展滞后,以至于产业链的断裂,无法实现区域联动发展。
而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建立、北京功能的重新定位、曹妃甸的开发等新格局影响下,周立群(2008)指出,现京津冀的发展重心集中于沿海地带,产业、项目和地域的集中也会带来结构同化的问题,加剧了区域资源要素的竞争。
市场配置作用弱,行政影响较强。
周立群、罗若愚(2005)、何海军等(2008)、吕中行(2007)34等提出京津冀区域内市场化程度低,许多市场行为被政府行为所代替。
而各地政府利益目标不一致,都尽可能的追求自身辖区的利益最大化,对区域整体的协调和综合效益考虑滞后。
同时地区协调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各方在区域一体化合作中处于低阶段,关键问题的合作协调上一致没有实质进展。
区域合作关系复杂,缺乏高层次合作协商机制。
李岚认为,影响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区域合作关系复杂,京津冀之间的经济合作掺杂着政治因素,无法像长三角区域那样形成平等的省级单位之间的合作。
政府在引导区域合作方面也存在偏差:
关系混淆、思路摇摆;京冀签署的合作意向缺乏进一步研究;缺乏对京津发展战略的跟踪研究。
石家庄经济学院彭永芳等(2011)认为,京津冀三方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存在偏差,区域的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未能就区域内产业分工重组、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深入磋商并达成共识。
南开大学钱智、季任钧等(2000)论述强调高层次合作协商机制缺乏、三方合作模式不明确、三地利益一致的合作项目未启动以及基于整个区域考虑的合作不多,是影响京津冀合作的主要问题。
在行政区划制度背景下推进区域一体化,最大的障碍是地方保护主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魁教授(2011)指出,中国的区域经济实际上是行政区划下的区域经济。
我们既要跨行政区划、消除分割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要在行政区划限制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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