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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策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策
首先,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前些年,我们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特别是大量利用了全球技术资源,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这是由于我们处于科技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环境之中,有大量先进技术跨国转移,跨国公司将许多新技术在其全球生产体系内使用,有些技术还很快向海外企业转让。
科技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引进技术的空间大大拓展。
然而,在大量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同时,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没有能够同步提升。
虽然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总体上看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2004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中国在关键技术上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都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
在设备投资中,有60%以上要靠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
中国的发明专利累计授予量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落后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从1991—2000年,中国累计投入研发经费约为553亿美元,仅为美国同期的1/36,约为韩国的1/2。
2003年中国研发经费约为190亿美元,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16。
其次,重要资源国内供给压力加大。
目前,中国资源能源消耗仍然偏高,能源供给仍然很紧张,部分地区频繁出现了供电紧张问题。
石油进口大幅上升,2004年,中国进口原油12272万吨,比2003年增长%,成品油进口3788万吨,增长%。
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能源约束加大。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能源的产出效率显著低,表现为单位能源消耗生产的GDP较低。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1年,中国每千克石油当量能源消耗仅能生产的GDP为美元,同年,日本为美元,美国为美元,阿根廷为美元,巴西为美元,墨西哥为美元,土耳其为2美元。
不过,还需要与发展水平大体相同的国家进行比较。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单位能耗的产出能力明显不同。
2001年,每千克石油当量能源消耗产出的GDP,高收入国家为美元,而低收入国家仅仅为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美元。
中国为美元。
相同组别的印度,该指标为美元,印尼为美元。
这组对比表明:
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水平基本符合国际比较显示的一般趋势,目前的发展水平决定我们处于相对高消耗的发展时期。
符合“一般趋势”表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引导,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但中国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现实状况表明,不能听任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一定要使经济增长向着更加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持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变。
要打破“一般趋势”,需要下更大的力气。
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所面临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压力,不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与我们水平相同的发展中国家。
例如,森林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全球平均为%,而中国仅为%。
如果按人均水平算,我们还要低得多。
人均淡水资源全球平均为8241立方米,中国仅为2257立方米。
一些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如油气、铁矿、铜矿等资源,国内供给的压力更大。
因此,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加快优化升级,工业化不能进一步转向资源能源节约型,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都难以承受,增长将不可持续。
第三,服务业发展明显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
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偏低。
2001年,中国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为34%,服务业就业占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为28%。
与收入水平与中国基本相同的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服务业产值比重要低19个百分点,在同类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二位;就业比重要低20个百分点,名列倒数第一。
考虑到中国服务业统计方面可能存在误差,即使按调整后的数据,中国服务业比重仍然明显低于同类国家的水平。
服务业发展滞后不仅表现在比重上,而且表现在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上。
与制造业绝大多数行业和产品供给充裕、质量品种合乎需求、国际竞争力较强的状况相比,中国有较多服务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需求。
目前中国一些供不应求的行业,价格明显高出国际市场的行业,服务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行业,大多数是服务行业。
特别在一些具有垄断、半垄断性质的行业中,由于服务产品开发不足,服务价格高,服务质量不稳定等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使大量潜在需求得不到满足。
这种状况不仅抑制了服务业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服务业更好地发挥促进各个行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
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改革滞后的影响。
服务业中一些行业特别是一些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存在限制进入和垄断现象,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和最终需求。
就业压力的影响。
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都有安置富余职工的压力,使本来可以交给专业化服务企业从事的服务活动长期内部化。
产业性质定位的影响。
对教育、科研、文化、体育等产业,强调准公共服务的性质;对金融、通讯等行业,强调安全性的要求;对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业,强调其意识形态的功能。
重视这些性质和功能是必要的,但同时对它们作为产业的经济含义和要求重视不够。
低消费率的影响。
消费率低必然导致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缓慢和比重偏低
。
开放程度较低的影响。
对外开放对中国工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升了工业比重和降低了服务业的比重。
第四,结构优化升级的成本上升。
过去多年,我们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但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在真实成本相对较低的同时,也存在成本扭曲问题。
有些地方政府压低地价,甚至实行零地价;污染企业不支付或少支付治污成本;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劳动条件差、社会保障不健全。
这些都进一步压低了成本,是靠欠账和透支支持的低成本。
这种状况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最近几年,中国GDP构成中,劳动报酬约占一半,2003年,这一比重为%。
劳动力成本上升即使幅度不大,也将对价格总水平产生明显影响。
此外,严格土地管理制度,将纠正以往土地使用中损害农民利益和消费土地资源等严重问题,同时也会使地价上升,带动投资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
今后中国经济增长要解决好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就业压力。
我们在尚有大量农业人口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时候,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进入持续升级过程。
与前些年的主导产业相比,新的主导产业资金更密集,单位产出使用的劳动力更少,就业的压力加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就不断下降,“高增长低就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结构优化升级中必须处理好这个问题。
第五,开放带来的升级空间越来越小。
和以前填补空白式的结构升级过程相比,今后通过引进新产业、新产品,继续提升产业结构的空间缩小。
从国外引进更多先进技术的难度也在加大。
近些年来,通过技术引进,中国许多产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今后需要引进的许多技术已经不是发达国家的二三流技术,而是真正的前沿技术。
掌握这些技术的国外企业从保持自身竞争力的需要考虑,拥有这些技术的西方国家从其战略图谋考虑,都对转移或转让前沿技术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特别在许多尖端科技领域,中国始终面临技术封锁局面,如巨型计算机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等技术的进口,一直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严格控制。
一些军民两用性质的技术如微电子电路、集成式半导体产品、计算机软件、机器人、光学纤维、超导技术等,也经常受到西方国家以军事安全为借口的输出干预。
针对中国目前产业结构的状况,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对策措施。
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科技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经过多年改革与发展,以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突破口的一些重要条件开始形成:
大规模制造能力的形成;配套产业水平提升;企业成为负责任的投资主体;科技投入不断增加。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
因此,中国应当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在一些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战略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会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的重大带动作用。
在这些关键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自主创新和发展能力,事关中国经济军事安全和长期发展潜力,必须制定切实有效的国家技术创新战略,加大政府的扶持与支持。
这是新形势下国家产业与技术战略发挥作用的重点领域。
传统产业在较长时期内仍将是国内市场需求量大、国际市场上我们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产业,要加快开发能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配套技术。
装备制造业是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产业,也是今后一段时间我们有较大市场空间的主导产业。
要以重大工程为依托,推动设备制造业振兴。
我们自己和国际经验都证明,以重大工程为依托进行关键技术的研发和设备研制,目的明确,配套同步,成果直接为重大项目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有需求方的约束,其成效是“可检验的”,是要拿到市场上去的,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与经济实践的结合。
此外,还要加大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跟踪投入。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与微系统、新材料与先进制造技术、洁净与高效能源、海洋技术、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技术等正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其中可能孕育出引导下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技术。
我们要力争通过几年、十几年的持续努力,在这些新的技术领域中奠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第二,增强以我为主综合、利用全球技术资源的能力。
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封闭条件下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含义大不一样。
在封闭的经济中,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意味着“闭门造车”,从头开始自主开发所有的技术环节和零部件生产能力。
而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能力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的系统,不可能也不需要再从头开始形成自己的封闭技术体系。
开放条件下,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集成能力,即一个企业能够有效整合内部外部技术资源的能力。
经过多年竞争和积累,国内企业集成国内外技术资源的能力在提高,这是以我为主组合技术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和开发新产品的重要基础。
第三,加强重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中国总体上处在工业化中期,近年来,住宅、汽车等产品进入大众消费时期,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分工链条加长,装备技术水平提高,都对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新的大量需求。
虽然这些产业的发展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一定的压力,但从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看,我们不大可能“跨越”这些产业加快发展这个阶段。
这些产业的发展要走新路子。
受资源和环境生态等条件的约束,我们不可能重复走先行国家在这个阶段的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发展老路子。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走新路子的可能性。
即使是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近些年国内外也出现了大量新技术、新工艺,在节约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清洁生产、产品技术含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由于这些行业的“重型”特征,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更要努力走出一条技术推动、资源节约、效率提高、环境良好的新型道路。
第四,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与工业相比,服务业能源原材料消耗低,占用土地少,环境污染少,有利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业能够促进消费,提高国民支出中消费的比例,有利于改善投资和消费比例;服务业中的科技、教育、文化、休闲健身等产业加快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特别重要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已经是而且将继续是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特别是从2001年以来,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经成为负值,服务业是就业的主渠道。
没有服务业加快发展,就业问题没有出路。
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需要积极鼓励和引导。
一是在制定宏观政策和结构政策时,要将促进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地位。
二是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性服务行业的改革,重点是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
三是加快服务业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的制定和完善。
四是继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开放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将促使国内服务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
五是加强服务业发展基础条件的建设与完善,重点要扩大农村地区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基础服务设施的覆盖面。
同时,要加强监管,促进服务业健康发展。
服务业中有些行业,由于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政府监管的任务很重。
特别是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要与我们的监管能力相匹配,做到既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控制和减少其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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