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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化下的文学经典与商业利益的追逐
道德教化下的文学经典与商业利益的追逐
——《歧路灯》的现代传播主题研究
孙振杰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河南平顶山467000)
摘要:
1911年至1949年是《歧路灯》传播的第二时期,它的开始,是以现代印刷技术的介入为标志的,是为《歧路灯》的现代传播时期。
这一时期,《歧路灯》的传播主题渐趋多元,除了承续第一个传播时期“教育”、“淑世”的思想外,“商业利益”、“传统文化的复归”也成为了传播的主题元素。
关键词:
歧路灯传播主题商业利益
引论:
关于文学的传播主题
在本文中,“传播主题”是一个基本线索,鉴于此,我们需要先对其做一个界定。
文学的“传播主题”,是文学作品的作者或其它传播的实施者,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张扬或倡导的价值取向,以及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形成的社会舆论导向。
在这里,“传播主题”并不等同于文学自身的主题,它只表现为一种价值取向。
当然,它会受文学主题的影响,有时候还能够和文学自身的主题交叉并行,但很多时候它与作品主题毫不相干。
譬如明代出现并流行的“人情小说”,这类小说产生初期的传播主题便表现在人性的张扬上,这与当时的哲学潮流是一致的,也与小说自身的主题一致。
但与此同时,另一种传播主题也在流行并逐渐成为主流的价值取向,那就是“诲淫诲盗”,即认为“人情小说”的存在是社会风俗的大蛊,并因此对“人情小说”大加挞伐,有意阻碍这类小说的传播。
很明显,这一价值取向是与小说自身的主题不一致的。
除此之外,“人情小说”还有一个与小说主题更不相干的传播主题——商业利益。
从古至今,总有人喜欢给“人情小说”冠上“孤本”或“禁书”的名号,这一称呼迎合了人们的某些情感需求或者生理需求,同时也赋予了“人情小说”新的传播主题,那就是商业利益的追逐。
由此说来,文学的传播主题不仅与文学作品自身的文学主题不同,而且也时常因社会或传播者的需要而发生改变。
因此,在文学批评领域里,文学的传播主题是文学之外的一种存在,它代表了一种外在于文学的批评意识。
不过,在传播学里,并没有“传播主题”这一概念,在需要表达上面所说的这个意思的时候,传播学通常用“权威舆论指向”或者“传播流变”来表达,但这种表述不够精确,在表达意义时也不够简练。
因此,在本文中,笔者造用1了“传播主题”这个概念。
当然,这个概念是否恰当,尚待方家指点。
一、《歧路灯》民国时期的传播状况综述
1911年至1949年——亦即通常所说的民国时期,是《歧路灯》传播的第二时期,它的开始,是以现代印刷技术的介入为标志的。
从民国初年《李绿园先生家训》印出开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歧路灯》先后刊印3次,相关评述见诸记录的24人次。
诸多信息显示,《歧路灯》在这一时期的传播主题渐趋多元。
根据传播主题的不同,我们将这一时期分做两个阶段:
其一,从民国初年到1924年,主题是拯救文化,倡导儒家教育精神,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一次挣扎;其二是从1927年到1949年,传播主题较为复杂,既有第一阶段即清代时期的教育淑世的精神,还有塑造文艺经典的学术追求,除此之外,商业利益的考量也非常明显。
总体来说,民国时期的传播,是《歧路灯》传播史上的一次伟大转变,正是有了这个阶段,《歧路灯》才日渐走出河南豫西乡村,走进了中国小说史,从一盏飘摇不定的孤村残烛渐渐变成了光耀四方的八角明灯了。
(一)民国初年的传播状况及主题倾向
民国初年开始的《歧路灯》传播并不是以小说《歧路灯》为传播主体的,而是借着其思想主干《李绿园先生家训》的声名开始进入现代传播世界的。
民国初年,清末宝丰拔贡、曾执教宝丰宋寨(李绿园老家)鱼山寺小学堂的郝延寅将《李绿园先生家训》交鲁山新民石印局印出。
在卷首,他撰写了《李绿园先生传》及附识,文中说:
“余尝假馆鱼陵,去先生故庐仅数武,因摩挲其寺碑墓碣,并采诸故老传闻,得其崖岸如右。
至所著《歧路灯》一书,虽属小说,于世道人心确有稗益,仍拟多邀同志印行,以饷社会。
”2尽管郝廷寅印行《歧路灯》愿望未能实现,但却是《歧路灯》借着现代传播技术宣传自己的历史性开端,是为《歧路灯》所做的一则广告。
在郝廷寅所写的附识中,他依然固往地将小说的传播主题定位在了“稗益世道人心”之上,但尽管如此,由于现代传播手段的介入,《歧路灯》的现代传播序幕渐渐被拉开了。
其后的1924年,洛阳的热心读者张青莲、杨懋生、李仙园、寇谨斋、李献廷等人发动多人捐资,在洛阳东街清义堂石印出版了杨懋生家藏的105回本的《歧路灯》,随着小说刊本的出现,《歧路灯》现代传播的第一阶段正式开始了。
在这一阶段,《歧路灯》的传播主题主要是宣扬小说的教育、教化思想。
和郝廷寅一样,主持刊印《歧路灯》的杨懋生在清义堂石印本的序言中宣称,刊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裨补世却,教化青少年。
他说:
《歧路灯》一书,新安李绿园先生作也。
先生以无数阅历,无限感慨,寻出“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八字,架堂立柱;将篇首八十一条家训,或凡或正,悉数纳入。
阐持身涉世之大道,出以菽粟布帛之言,妇孺皆可共晓。
尤善在避忌一切秽亵语,更于少年阅者,大有裨益。
呜呼!
先生之居心用意,可谓仁且至矣。
奉读之际,有时潸然泪下,有时轩然颐解,有时毛发俱竖,有时心胆交碎,均皆出于不自觉。
其入人之深,感人之速,有如此者。
谓于世道人心有关也,岂谀语哉?
3
在这个印本的书尾,韩文山又题写了类似打油诗的一段文字,用极通俗的话语道出了该小说的教育功效:
马行沟里印江公,迁居宝丰李先生,作了一部《歧路灯》,百有五回卷二十,义取叉路设明灯,约略千万盏,处处不落空,照夷险,引正经,老幼男女齐照映。
会看便得光明路,涉猎仍旧黑洞洞。
随人看,看不同,贴身才有功。
4
在这两段文字当中,杨、韩二人极力地拔高《歧路灯》的社会教育功能,强调它对青少年读者的裨益之处,可以说是对《歧路灯》抱负了极高的期望。
当然,至于《歧路灯》能否实现这种期望值,出版者并不是非常的关心,这一点从参与刊印此书的张青莲所作的跋文中即可窥一斑:
“(刊印此书),余极为赞成,诸君子亦多以资来,遂付。
惜冗务匆匆,未及校勘,仅以原本,未免以讹传讹。
然学者以意默会,自有以观其通者”5。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得到一个信息:
《歧路灯》是“冗务匆匆”的间隙刊印出版的一部“匆匆”之作。
至于为何《歧路灯》会在这个时候被匆匆刊印,刊印者并未告知,不过,个中原由却并不难以想象。
《歧路灯》的出现不是偶然,它是和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及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
《歧路灯》的这次刊印发生在民国初年,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风俗文化不仅多样,而且极为复杂。
具体地说,整个国民的生活表现为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现代文明的成分。
中国的芸芸众生是在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封建的生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是封建生活方式的塑造者,但随着清末最后一个皇帝被驱出皇宫,随着西方文明和生活观念的不断涌入,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遭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不合时宜的风俗事象,尽管流过了漫长的历史,也被无情地抛弃,而更多的则是表现为在封建的内涵上雕铸起现代的外壳。
这种被割裂的文化在民众的心里滋生了种种不和谐的意识:
他们剪去了长长的辫子,却依然叼着长长的烟枪;他们按律实行了一夫一妻,却依然徜徉于秦楼楚馆;他们阔步走入新式的药店,却又依然默默地跪倒在佛祖的跟前……
(二)民国时期的社会风俗及教育理念
信仰的缺失就这样在中国社会传播着:
传播着虚无,传播着不安。
缺失信仰的社会滋生着不稳定的风俗,却也涌动着新的变革。
一时间,众多有识之士蜂拥而出,他们不仅针砭时弊而且积极地探索拯救生民的道路。
在这个风俗变革的时代,教育的变革显得尤为积极。
这一时期的教育变革,废除了封建社会的经学教育,将法律、医学、理科、地理、实业、国民知识、世界知识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7。
这种改变,体现了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西方色彩。
不过,从西方传入的革命思想改变了中国社会,但却没有就此消解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着的道德礼仪。
在民国初期的几乎所有教科书中,道德修养都是不可或缺根本内容。
这些教科书在内容上有两个特点:
一是启人心智,二是发扬道德礼仪。
由此可见,“德育”在民国初年的教育领域里是占据了重要地位的,同时,也正是这种重要性,使得被誉为道德教化小说的《歧路灯》在这一时期被“匆匆”印行并在当时的文化中心传播开来。
《歧路灯》乘着道德教化的东风被刊印出版之后,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教化工具”这个主题定位之上,它的广泛传播也为其建构了新的传播譬主题。
初版于民国八年的蒋瑞藻之《小说考证》,是这一时期最早关注《歧路灯》的专业性著作,关于《歧路灯》的描述引用了《缺名笔记》当中的一段话:
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120 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
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
尽管《缺名笔记》中的这段内容多有不实8,但它也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在这个时期,学者对《歧路灯》的关注点与一般读者有了明显的区别:
文学更多的是“文学本身”。
这样的文学倾向性可能与当时风靡世界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大的可能也许主要在于当时反封建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这种避开“教化”理念的别样解读,正是对中国几千年来一贯的儒家“文道”理论的矫正。
这个声音尽管在当时《歧路灯》的主流传播主题面前显得非常微弱,但它的出现,无疑是《歧路灯》传播主题突破一元模式的开始。
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歧路灯》传播主题是清代时期主题的延续,主要就是宣扬教育淑世思想。
这一价值取向的强化在民国初年是有着相当的针对性的,它所针对的主要是在社会实现变革后人们思想意识的混乱,期望传播此书的人便渴望借《歧路灯》的教育思想净化社会,应当说,这一时期的《歧路灯》传播是有着浓郁的政治及道德教化意识的。
二、现代传播的第二阶段综述
这个阶段的开始是以1927年朴社本《歧路灯》的出版为标志的。
当年,北京朴社出版了冯友兰、冯沅君兄妹历时两年标点校勘的二十六回《歧路灯》,使得该小说走进京城,进入了现代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开始了它近三年的芳香之旅。
在北京,它一夜之间成为了众多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名家争相关注的焦点,孙楷第、郑振铎等人还高价寻访,以争取收藏。
孙楷第在其收藏的洛阳清义堂石印本《歧路灯》的跋文中说了自己对《歧路灯》的急急之情:
《歧路灯》,中州李海观作。
景山书社曩有排印本不全。
七、八年前,松筠阁曾得传抄本,语余,拟售十五元。
余其时未十分措意,遂入绩溪胡氏手。
悔之无及。
自此物色肆上,久不能得。
二十四、五年顷,徐森玉前辈游关中,过汴回,云曾见印本,未问价。
因知有重印本。
然其本故都未见,亦无以致之。
今年(二十九年)中秋,遇友人谢刚主于藏园,云隆福寺观古堂有高丽本《乐府轨范》一部,余所有为适之先生借取,今不能索观,久梗胸中,亦屡思购而不可得者。
闻之急驰往,竟得之。
视架上书签有标《歧路灯》者,亟取观之,则洛中石印本,即森玉前辈所见者是也。
书不精雅,错字亦多。
然多年萦想而不可得者,一旦遇之,喜出望外。
携归志其缘起如此。
”9
除了古典小说研究专家竞相收藏之外,一些文学名家还执笔撰写文章介绍、评价、介绍《歧路灯》和他的作者李绿园,如冯友兰、郭绍虞、朱自清、董作宾、徐玉诺等人10。
此外,当时的一些史志书籍也给《歧路灯》以很多的关注,如1935年李敏修编修的《中州先哲传》、《中州艺文录》两部书籍,都给《歧路灯》很高的评价。
《中州先哲传》为李绿园立了传,并在传中介绍了《歧路灯》。
传中云:
海观学问淹博,犹洞达人情物理,乃以觉世之心,自托于稗官,为《歧路灯》一书,阅三十年,凡数十万言。
著人生成败之由,穷极世态,人争传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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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修还在《中州文献汇编总序》中说:
“汝州李绿园意求通俗演为说部,开近世平民文学之先声”。
12可以说,这个时期《歧路灯》受尽了风光。
十年后的1937年,洛阳杨懋生再次集资,又将其家藏105回《歧路灯》抄本交上海明善书局出版,认定排印800部。
是为“明善堂13本”。
上海明善堂刊刻的大字本《歧路灯》没有十年前的朴社本那么幸运,因为其时恰逢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明善堂刊行的800本《歧路灯》辗转流传,但是大多数都在战争中遗失了,只有一小部分运回了河南洛阳。
所以说,明善堂的大字版《歧路灯》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1937年以后,学术界对《歧路灯》的关注几成绝响,一直到解放初期,《歧路灯》才又开始被点亮。
《歧路灯》被城市被遗忘了,但返乡之后的《歧路灯》却因在城中走过一遭而更加受人注目了。
(一)传播主题之“教育、淑世”
这一时期,《歧路灯》的传播主题变得更为复杂,正如本节开头所说的那样,一方面,在河南乡村,《歧路灯》的传播依然以淑世书的面貌获得广泛的关注,譬如郝廷寅民国初年的评语,说:
“《歧路灯》一书,虽属小说,于世道人心确有裨益。
”14再如高双印的评语也说“《歧路灯》,寓教于小说之中,传抄巷里,敦厚风俗。
”1924年洛阳石印本所附的杨懋生序说:
“《歧路灯》一书……,阐持身涉世之大道,出以菽粟布帛之言,妇孺皆可共晓。
尤善在避忌一切秽亵语,更于少年阅者,大有裨益。
……奉读之际,有时潸然泪下,有时轩然颐解,有时毛发俱竖,有时心胆交碎,均皆出于不自觉。
其入人之深,感人之速,有如此者。
谓于世道人心有关也,岂谀语哉?
”。
从这些时人的评语之中,我们不难看到《歧路灯》在其时的价值取向正在于教化民心,净化风俗。
因此,看到了这样的社会效应之后,一些官方的典志也纷纷在《艺文》志中大肆褒奖《歧路灯》。
1935年,李敏修主编的《中州艺文录》说:
《歧路灯》二十六卷,按是书大意,以人家子弟之败,皆由不喜读书,不亲近正人。
因极力描写家庭溺爱,世途险恶。
如燃犀照渚,物无遁形。
俾知一堕歧途,历劫不复,非大聪慧人,回头猛醒,知悔知耻,不能易胎换骨,出生入死,洵少年之宝筏,为父母者之暮鼓晨钟也。
1939年,张钫修、李希白的《新安县志·艺文志》,在介绍《歧路灯》时也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
全部纯是布帛菽粟,家常琐语,而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俾雅俗共赏。
于民彝物伦朋友父子兄弟,以及闺阁妇孺,无不曲体入微。
与他说部非妖则怪,非盗则淫者,不啻上下床之别。
海观自序亦谓:
“为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子朱子曰:
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友人皆谓,于彝常伦类间,煞有关系。
是书实有如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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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这些民间或官方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在河南乡村,关于《歧路灯》的主要看点依然是其中所关涉的青少年教育问题,所有的关注焦点,依然是教育和教化。
(二)传播主题之“文学新秀”
在上一小节,我们说道《歧路灯》在河南乡村的传播主题主要还是延续它在清代传播的主题,即“教育、淑世”,而这一倾向,在同时代的城市刊本传播过程当中却被放在了第二位,成为了文艺和利益追逐之后的一件附属产品。
这里所说的“同时代的城市”,主要指北京、上海、开封等地,这里的小说传播主要是由文学性来决定的。
这一点从冯友兰、徐玉诺、朱自清、郭绍虞的札记和论文当中都可以见出。
冯友兰在《现代评论》中说:
“《歧路灯》的道学气太重,的确是一个大毛病。
幸而李绿园在书中所写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义’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学先生的笔,颇有描写事物的能力,其中并且含有许多刺。
”冯友兰对《歧路灯》所描写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情况均作了比较公允客观的评论,非常欣赏小说的语言(尤其是河南方言)运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
同年,冯友兰还辑成《李绿园公诗钞》;朴社排印本前还有董作宾写的《李绿园传略》,对李绿园的生卒年及年谱作了初步考证与整理。
冯、董所作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八十年来最早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由于印本的问世,给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于是,学界开始有研究论文发表,但是,有价值的专论不多。
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郭绍虞与朱自清的文章。
郭绍虞于1928年初在《文学周报》5卷25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介绍歧路灯》的论文,将《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
“《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
”郭绍虞称赞“李绿园竟能于常谈中述至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
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清庸了。
这实是他的难能处,也即是他的成功处。
这种成功,全由于他精锐的思路与隽爽的笔性,足以驾驭这沉闷的题材”。
朱自清于同年年底在《一般》第6卷第4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歧路灯》的文章,认为《歧路灯》与《红楼梦》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
朱自清的观点与郭绍虞大致相同,尤其对《歧路灯》在情节结构上取得的成就极为赞赏,指出:
“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
”朱自清在文末说:
“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此外,1928年4月2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佚名的文章《评〈歧路灯〉》,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社会生活描写及语言等,大加赞扬,认为是“写真实主义的上乘”作品。
又有徐玉诺,不仅帮助冯友兰搜集有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资料,还在1928年11月11日半月刊《明天》1卷4期发表《〈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在1929年8月11日《明天》第二卷第八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一)》;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卷10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二)》,对《歧路灯》与李绿园作了考论。
在1929年8月11日发表的《墙角消夏琐记(其一)》中,徐玉诺说:
“《儒林外史》有意《出相》八股先生和孔孟心传之徒,却只见另(零)碎衣饭,不见他们的真相;因为作者既是外道,用攻击的眼光,牢骚的心情去观察去表现,当然不能演出他们的精魂。
倒不如《歧路灯》这正人正书,要拿八股先孔孟心传之徒作青年榜样的;无意攻击,却是深刻的攻击了!
无意出相,却是活现的出相了!
像娄潜斋,孔耘轩,程嵩淑,谭孝移都是《儒林外史》里时时露面的脚色,却在《歧路灯》里活现着。
《歧路灯》第二回在娄潜斋家画着他们的乌托邦;在那里七岁小孩都是十足的儒者!
因为李绿园也是这样的人,要抒写自己的理想,要表现自己;反过来,倒活现的替《儒林外史》出相了。
”但在文章的结尾,他又指出了《歧路灯》的不足,他说:
“人生理知,不基于格言教训,而基于实际经验;文学须得自我表现,能经济的代替经验,方能达到训戒效果;这是《歧路灯》作者所想到做不到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歧路灯》的关注主要的是体现在“文学性”上,这与民国初年对“教化”的张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传播主题。
当然,除了文学性的追求之外,小说的传播还与科学的研究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除了对《歧路灯》的文学性追求之外,也有只是从古典小说史的科学角度来看待的。
这样的视角应当说是时代造成的,因为文学性的强调是对艺术和自由追求的一种表现,而文献的强调则更多比表现为对学术的追求,而这两个方向都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这一点从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的群星闪耀状况来看,应当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三)传播主题之“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歧路灯》在城市的传播,除了文学性的追求之外,经济利益的追逐应当说也是一个不小的看点。
民国初年,奇货可居的心思是很有诱惑力的。
冯友兰在刊刻《歧路灯》的时候,是有着很大的商业利益考虑的16。
据孙楷第在民国29年所作的洛阳清义堂石印本《歧路灯》跋文中所知,20世纪20年代的《歧路灯》抄本,“拟售十五元”。
这样的价钱,说明《歧路灯》在当时的古典文学市场上应当算是奇货了。
这样一来,刊印《歧路灯》将会是一个很赚钱的营生。
冯先生也许是看上了这个商机,于是便标点刊印了此书,随后又找了一大批的文学批评家对此书大加评判,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从而来获得更大的利润。
这一点,从他跟胡适的私人信件中就能见出一斑。
在目前所知的冯友兰写给胡适的五通私人信件中有三次都提到了《歧路灯》,且都是在朴社版的《歧路灯》出版初期。
第一次是这样说的:
学报(《燕京大学学报》笔者注)两册收到否?
其中学生两文所说是否有当,亦期有以教之。
前舍妹来函,谓先生询及《歧路灯》。
此书现朴社已续印。
先生能为鼓吹,则销路当可好也!
(三月二十七日)17
这封冯友兰写给胡适的信件明确表达了请求胡适为《歧路灯》鼓吹的意思,且指出,“则销路当可好也!
”也较为直接的表达了鼓吹的目的是为了销路的问题。
这样的表白,表明了冯友兰刊印《歧路灯》是应当有着商业性的盈利目的的。
其后的另一封信函也有同样的内容:
《歧路灯》一书第一册经朴社出版后销路不甚敞开,舍妹言先生谓亚东可印,未审条件如何?
请为询问。
如彼愿出版,朴社愿将第一册存书以最低之价让与亚东。
再者,燕京哈佛款项中有一笔刻书费,学生拟提议印《歧路灯》,尚不知能否通过。
但若用此款,则必用好纸大字,印成精本,与书坊间之普通本可并行不悖也。
先生如藏有孤本书可刻者,亦乞示当为提出此款。
本年有八九千元,明年或更可多也。
专此敬请!
著安(九月八日)18
这段书信中表明了冯友兰对《歧路灯》的态度可能有很大一部分都在商业的利润上。
首先,朴社的《歧路灯》出版后“销路不甚敞开”,且有一定量的“存书”未能销售,这当中的出版费用是不可能有出版社负担的,也就是说,冯友兰先生因《歧路灯》的出版,被套住了很大的一笔资金,于是,他千方百计寻求能将其解脱出来的途径,冯沅君作为当事人也是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但从她跟胡适的私人信件中未见到一字关于《歧路灯》的东西),“舍妹言先生谓亚东可印”应当可以作为她对销路不广的《歧路灯》的关注了。
当冯友兰听说亚东可印的时候,抛出了最低的条件:
“如彼愿出版,朴社愿将第一册存书以最低之价让与亚东”。
但不幸的是,亚东似乎并没有接手《歧路灯》19。
而同时,冯友兰又想到了“燕京哈佛款项”中有一笔刻书费,想借此使自己摆脱困境。
为了这个计划能够进展顺利,他还说“先生如藏有孤本书可刻者,亦乞示当为提出此款”,可见出,为了《歧路灯》能够扭亏为盈,他又一次想到了借用胡适的威望。
但是,这件事情最终并没有实现,冯友兰的计划最终成为了泡影,朴社本的《歧路灯》成为了冯抄本留在世上的唯一刊本。
这样的遭际无疑给冯友兰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于是,他不再关注这个问题,将兴趣完全的转移了。
冯友兰在1941年2月1日给《学术评论月报》编辑荆三林的信中说:
承寄《学术评论月报》,见一期中,载有郭伯恭先生《论〈歧路灯〉》一篇,读之甚快。
弟前共收到此书两个抄本,一石印本(民初在洛阳印者)参校之本另抄一本,原拟全书标点付印,奈于印一部分后,朴社资本不济,遂以中辍。
朴社停办后,一切书籍转让开明书店。
此间开明书店主人颇有续印《歧路灯》全书之意,而弟抄本留在北平,无法寄来,且弟兴趣近已不在此,亦无暇为整理,幸伯恭先生又得原书抄本,且有意整理,实此书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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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应当说可以表明,冯友兰在《歧路灯》不能更好地销售的时候给冯先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也可以见出,在《歧路灯》的这一时期的城市出版发行当中,考虑了较大的商业性的利益追逐。
这样的追求,对《歧路灯》来说,应当还是第一次。
总之,第二个时期的《歧路灯》传播,正好处于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这里既有激进的反封建思想,也有固守传统文化的坚强意志,还有商业利益冲击下的种种冲动。
但是从总体上说,代表《歧路灯》这一时期的传播主题主流的是兴起并不久远的、城市文明浸染之下的“艺术与科学”。
但是,这样的主题追求对《歧路灯》来讲未必见得就是好事。
从《歧路灯》的个性品质来说,它身上并没有多少的文学性的资本。
因为从一开始,《歧路灯》就被作者做了宿命的安排,它真正的定位只是“教子弟书”,所有后来对它的安排和定位,都会或多或少地制约它的传播,而这“教子弟书”的定位,真正的实施者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
当然,笔者的主要意思不是说,《歧路灯》不能在城市当中传播,而是说,要想在城市当中也有达到农村的传播状况,对《歧路灯》的价值定位就一定要发生改变,不能将其看作是文学性的人情小说或者是时下闲书,而最好是将其看作是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化人心、催人向上、向善的教育小说。
但是,自从刻本出现之后,《歧路灯》的城市传播声音渐渐地将农村文化也城市化了,农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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