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大案之抗日杀奸.docx
- 文档编号:24007480
- 上传时间:2023-05-23
- 格式:DOCX
- 页数:11
- 大小:24.98KB
军统大案之抗日杀奸.docx
《军统大案之抗日杀奸.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军统大案之抗日杀奸.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军统大案之抗日杀奸
(099)军统大案之抗日杀奸
1909年,汪精卫决定赴北京刺杀满族高层人物。
一举成名天下知。
1938年3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同时选举汪精卫为国民党副总裁。
这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最后一个职务。
这也是最令汪精卫生气的一个职务。
实际上,连这个副总裁,都是老蒋千方百计、想了很多办法才“施舍”给汪精卫的。
将国民党改回“党魁制”,表面上的原因,自然是出于抗战的要求,同时,也是蒋介石集权的需要。
自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把“总理”的头衔永远留给了中山先生,领导体制改为委员制,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这一权利,简称“中常会”。
另外,孙中山在世的时候,为分担孙的工作,国民党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后来又曾改名为“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
最初,“中政会”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临时机构,对孙个人负责。
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汪精卫曾先后担任“中政会”主席,并将“中政会”的体制固定下来,定位为:
“关于政治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名义执行之。
”换句话说,“中政会”成为国民党指挥政府工作的指导性机构,即连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桥梁。
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工作重心向政府偏移是很正常的事情,久而久之,参与政务的“中政会”地位越来越重要;反之,作为国民党最高权利的化身的“中常会”,由于只管党务,反而显得无足轻重。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党内的地位原本很低,通过几年来的拳打脚踢,成为了实际上的“革命领袖“,大家会看到,在1935年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不论是管党务的“中常会”、还是管政务的“中政会”,蒋介石都是负实际责任的副主席,党内的威权已经逐步集中到蒋介石个人身上。
但不管怎么说,此前,最起码在表面上,蒋主要以军事和政府工作为主,而没有确立在党内的地位,上面还各有一位国民党的元老压在头上。
尽管胡汉民已经去世、汪精卫已经基本上被打趴下,但这层盖子必须揭去,蒋介石必须明证言顺地成为党的“一把手”。
另外,抗战刚刚开始,急需事权的统一,“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
”这倒也是一个可以摆得到桌面上的理由。
国民党设总裁,这个位置,自然是给蒋介石的,这个大家都明白。
难于处理的是汪精卫怎么摆。
以汪精卫的历史地位和对“革命”的贡献,又加抗战时期,“团结”为重,从哪个角度考虑,蒋介石都不可能无视汪的存在,必须给他一个合适的位置。
经过考虑,蒋介石决定在“总裁”之下,增设一个“副总裁”,让汪精卫当。
问题在于,无论总裁、还是副总裁,都不是任命的,这是党的代表大会,都是要经过代表选举才算数的。
自己选总裁,蒋介石知道问题不大。
汪精卫就难说了,万一选举当中出点岔儿,大家不同意增设这个位置,或是选上一个不相干的人,这番做作可就都白费了。
为了确保汪精卫“选”上副总裁,蒋介石花了很多心思。
其一,在表决方式上做手脚。
通过大会“议事规则”规定,举手、起立、投票三种形式,都可以用来表决,这样就回避了大难题,凡是可能引发意外的表决项,一律以“起立“的方式表决,这样,多一人起立少一人起立,都问题不大,便于打马虎眼。
难办的是,“议事规则”也是需要经大会通过的。
于是,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事前安排,由国民党元老居正向大会建议,因“议事规则”很长,如果逐条念下来,然后再讨论,很浪费时间,建议省略这一项,直接通过算了。
居正的建议合情合理,前面说过,为保证安全,“临全大会”是用了四个晚上的时间召开的,每次都搞到深夜,时间确实很宝贵。
另外,与会者也没有想到蒋介石要通过这样一个“规则”,在“保”汪精卫的问题上搞小动作,于是,“议事规则”就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通过了。
其二,创造性地规定,总裁、副总裁两个职位一起选举。
要么都同意、要么都不同意。
这样,要选蒋介石当总裁的,只好同时“捎带手”把汪精卫的副总裁一起选上。
“选举“的当天,据龚德柏回忆:
“这天是由于右任主席。
此老那时已六十岁,虽不算甚老,但其说话声音最低,虽在四五排亦听不清楚,后座更不待言,故会场始终混乱不宁。
后来秘书长叶楚伧代为说话,始能进行议事。
这时代表中对于设总裁一案固少反对,对于设副总裁则持异议者不少。
”
龚德柏本人就反对设副总裁,他说:
“因之设副总裁案,若以正当程序付表决,恐难通过。
于是付表决时,秘书长叶楚伧乃宣称:
‘赞成党内设总裁、副总裁者请起立。
’”
龚德柏说:
“这种表决方式是违法的,因为设总裁是一件事,设副总裁又是一件事。
有人对于设总裁赞成,而却反对设副总裁。
这样表决,将使人不能抉择。
”
龚德柏说错了,他肯定没有仔细阅读经大会预备会议通过的“议事规则”,“这种表决方式”一点不违法,蒋介石早就料定了大家会有这样的异议,从程序上先站住了脚步。
龚德柏很生气地说:
“故我几乎要起立反对这种表决方式。
但忽然又想:
我已决定作死牛死马不发一言,又何必在此重要关头,作此要讨人们厌恶之事?
遂不起立,而默认其表决方式。
该案遂通过。
”
党内设总裁、副总裁的议案“顺利”通过。
接着出场的,是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由他提出分别选举蒋为总裁、汪为副总裁的提案。
吴还特地做了一个说明,指出:
“总理发明了世界上唯一的三民主义,经积年不断奋斗,才树立了党的中心力量。
当时本党的基础在广州,担任军事方面责任的,就是蒋同志;担任政治方面责任的就是汪同志。
他们好像亲灸学生,把总理所要给我们同志的遗训,都接受下来,传达出来。
以后本党发展,总理自己并没有看到。
而总理中心主义未来的发展,还要靠两位同志与各位同志不断的努力。
” 通过“说明”,吴稚晖强烈地暗示大家,只能选“蒋同志”和“汪同志”,不要胡来。
吴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由他来说这个话,是比较合适的。
吴稚晖说完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该“选举”了。
龚德柏说:
“叶楚伧偷关漏税,秘密输入副总裁之诡计既获胜,第二诡计又来了。
他又以‘赞成推蒋中正同志为总裁,汪兆铭同志为副总裁的请起立’的方式,再秘密输入汪兆铭为副总裁了!
”
至此,汪精卫“顺风顺水”的选上了国民党副总裁。
至此,汪精卫彻彻底底地被蒋介石打翻在地。
对蒋介石而言,他肯定以为,自己很对得起汪精卫这个老对手了。
而从汪精卫的角度,以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上位”,而且是“屈居”在党内的后辈蒋介石之下,其心情可想而知。
据与会的陈布雷后来回忆说:
“推蒋公为总裁,而汪副之。
盖蒋公意存谦让,以汪为革命旧人,望其兼负领导革命之责。
然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余等皆察觉之,颇引以为忧。
”
龚德柏则说:
“汪兆铭终于被推为副总裁后,起立说话时,脸上青一块白一块,态度很不自然。
所以我断定:
他之投敌是由此时决定。
” 龚德柏进一步分析说:
“若分别表决,则设副总裁案可能被否决。
副总裁既不设,则汪兆铭当副总裁之事就没有了。
汪不当副总裁,则他虽不能当总裁,亦会不致如当副总裁之受屈辱。
因为他平时自命为党中之老资格,今乃使之屈位第二位,实大大的侵犯他的尊严,而使他永久认为耻辱。
”
龚德柏说得很对,蒋施舍给汪这个副总裁,不管蒋的本意是什么,对汪来说,此举都意味着绝大的侮辱。
胜者有胜者的骄傲,败者有败者的尊严,汪精卫的“被”副总裁,其内心深处的感受,与当众被别人抽两个耳光,估计没什么区别。
龚德柏断言:
“他(指汪精卫)的决心投敌,甘作傀儡,大约由此时起已作最后决定。
试观三月三十日被选为副总裁,五月间即派高宗武赴东京与敌勾结,而甘心作傀儡以自慰。
”
龚德柏提到的高宗武,其实是蒋介石的亲信。
说起高宗武,又是一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小人物”,曾经两次改变中国抗战的格局。
高宗武,1906年生,浙江乐清人。
高宗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法律的,1931年回国。
他后来回忆说: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曾经留学日本,蒋委员长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是日本留学生。
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
我的时运不错,l93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加入南京《中央日报》,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日本现状的文章,引起蒋委员长和外交部长汪精卫的注意。
虽然之前从未晋见过他们,但我依然于l932年夏受聘加入以委员长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
”
1932年,高宗武被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看中,进入外交部任日本问题研究员。
高宗武回忆说:
“1932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汪。
他写了张字条召见我。
他要见我是为了我在南京《外交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有关日本国内状况的文章。
我们单独谈了两个半小时。
跟其他人一样,我对他的魅力和美貌(像戏台上的英雄或童话中的王子)、活泼的脸部表情、沉静的仪态以及从而显示出的思想深度、生动感人的语气,为之印象深刻。
五十岁的他,看来顶多三十出头,尽管那时他已为糖尿病所苦。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
” 高宗武还评价了陈璧君,他说:
“汪夫人一直讨厌汪的年轻相貌,因为她一辈子都被当作汪的母亲看待。
”
1934年5月,高宗武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仅一个月后即升任亚洲司副司长。
高宗武回忆说:
“从这时起,我的麻烦开始了。
”
刚刚上任,高宗武就面临着“藏本事件”。
他说:
“1934年6月8日晚上,一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职员,藏本英明,突然失踪了。
事情发生在中国首都,在中国的日本官员们立即认识到这是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的好机会。
” “藏本事件”,我们前边是说过的,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年轻的亚洲司副司长高宗武,与他打交道的就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
对须磨,高宗武及其厌恶,他说:
“须磨是个咄咄逼人、横眉竖眼、体重200磅、绝对令人讨厌的家伙。
日本报纸在官方指引之下大幅报道失踪事件;须磨为了加大讨价筹码,在向记者谈话时刻意提高藏本的身分,说他是副领事或代理副领事,须磨坚持藏本为中国宪兵谋杀。
”
高还说:
“在所有日本人当中,我最讨厌须磨,所有中国人也一样。
他办事虚伪,处理‘事件”’的手法绝对卑鄙。
中国人一听到须磨的名字就变脸。
”
最终,“藏本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高宗武说:
“日本人和须磨当然大为狼狈。
虽然有些日本人敢于批评须磨,要政府召他回国,可是须磨在南京继续待了三年,然后升任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
” 接下来,高宗武面临的,是一项更加棘手的工作——协助谈判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通邮问题。
高宗武说:
“日本于1931年占领满洲之后,中国政府即下令中断两边邮政及通讯。
1933年的《塘沽协定》中有一条,即中日代表应通过谈判恢复通邮。
日本给予华北中国官员极大压力,逼迫他们早日解决日本提出的各种对日本有利的难题。
压力背后永远是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
”
本来,主持谈判的是“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高宗武说:
“他处理日本问题的方式受到中国人的批评,说他软弱。
黄郛于是要求政府从南京派一名代表来北平处理通邮问题。
”
这个任务,落在了高宗武身上。
他说:
“我对接受这份差事很犹豫。
我知道我很可能被不满意的日本人杀掉,或因仅仅退让一寸,而被那些认为我软弱的中国人杀掉。
但是为了延迟日军进一步的军事活动,以便我方做好军事准备,我可能被迫退让得比一寸更多。
”
1934年9月,高宗武赶往北平,他说:
“我的首要训令是必须在不涉及中国承认傀儡‘满洲国’的前提下谈判。
这当然是很不正常的,我们一面要说‘我们不承认你’,一面又要说‘我要跟你讨论重要事情’。
不过,想到长久以来不能与在长城以南的兄弟姐妹、朋友亲戚们通信的东北四省同胞,我并不十分在乎这些。
”
与预料的一样,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高宗武说:
“许多问题中,最难的问题是傀儡‘满洲国’在中国的不承认政策之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邮票。
中国不能接受印有‘满洲国’字样的邮票;中国也要求在长城设立输送邮件的邮务代办所,以避免与‘满洲国’邮局直接接触。
”
在这种自相矛盾,近乎自欺欺人的指导思想下进行“谈判”,令高宗武的态度极其“难拿”。
最后,高将自己谈判底线定为:
“根据中国不承认日‘满洲国’的政策,我们只能讨论邮政技术问题,不触及政治。
如果我们达致协议,我们将完成这个协议,但不签名用印,只能以备忘录的形式作为以后的参考。
”
对此,日本人当然暴跳如雷,谈判旷日持久,无法达成一致,中国方面也不满意,高宗武说:
“黄郛责备我,说我年轻调皮。
殷同警告我,‘这些谈判出不了英雄’。
我以负全部责任来安抚黄郛,然后向胖胖的、圆眼睛瞪着我的殷同说:
‘我离开南京之前就知道不会成为英雄。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日本人的影响力来当个铁路局长。
’”
按:
殷同,1889年生,浙江江阴人。
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高等科,与前面说过的汪时暻是同期同学。
殷同也是亲日分子,曾与何应钦、熊斌共同参与《塘沽协定》的谈判,后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顾问,1933年10月任北宁铁路局局长。
因此,高宗武讽刺他,说“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日本人的影响力来当个铁路局长”。
1937年,殷同改任铁道部顾问。
接替他的,就是没有潘毓桂那么“像日本人”的陈觉生,后陈被日本人药死。
高宗武说:
“谈判破裂后第三天,我收拾行囊准备回南京,这也许并不完全是中国人的手段。
不过,不出所料,日本人派了个人来提议再开一次会,我当然同意。
他们发现我并非虚张声势,因而做了一些让步。
……三个星期后,没有签名的备忘录终于为双方接受。
”
“双方妥协的结果,中国自由区与日本占领区之间的邮递,至今通行无阻。
换句话说,占领区的邮政制度,仍然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
”
按:
高宗武所说的“至今通行无阻”,是指他写作回忆录的时间,即1944年。
“通邮谈判”使高宗武名声大噪,1935年,年仅29岁的高宗武晋升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他后来回忆说:
“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
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
”
高宗武说:
“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
没有一个中国人有我那么多与日本人谈话的次数。
”
高宗武说:
“我经常被叫去设法化解日本人要求答复他们提出的各种方案的压力。
除了日本外交官之外,陆军和海军武官,和他们的代表人,也时常来找我。
包括冒充南满铁路局官员的西义一将军的弟弟。
对付不断的恐吓,我说:
‘我常住暴风海上,所以不怕晕船。
’”
按:
“西义一将军的弟弟”即西义显。
此时的高宗武还不知道,日后,他与西义显打交道的时候还多着呢。
话虽然这样说,无休止的谈判,还是令高宗武身心俱疲。
高宗武说:
“我自己也疲倦透了。
我向外交部请假,事实上我想辞职,可是张将军告诉我他即将离职。
所有中国人都避免和日本人接触。
张将军坦诚地告诉我,所有他的朋友都劝他把接触日本人的事留给我。
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中国官员,不管他们多么爱国,风险都非常大,下场都很不好。
”
按:
“张将军”即张群,原湖北省政府主席,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之后接任外交部长,遗缺湖北省政府主席则由杨永泰接替,结果杨接任不久,即因“亲日”被刺身亡。
高宗武在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个同学、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秘书松村喜寿,曾经很坦率地对高说:
“对日交涉的中国官员,不管他多么能于,多么苦干,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
松村还说:
“一些中国政客认为一旦中日发生战争,西方列强会帮助中国。
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对中国没有好处。
我怀疑一旦中国被侵略,没有哪个国家会出来帮助中国。
”
松村说得很准,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真的不会有一个站出来帮助我们。
张群当外交部长,对日交涉全部委诸高宗武,据高的友人周谷后来回忆说,有一次蒋介石打来电话,张群接的,蒋一听是张,也不寒暄,直接说:
“我找高宗武。
”可见蒋对高的倚重。
所以,高不但不能辞职,还要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汪精卫正在庐山召开“庐山谈话会”,蒋在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讲话之后,因平津战局急转直下,遂结束了第一期谈话会,匆匆下山主持军务去了。
第二期谈话会由汪精卫单独主持,在谈话会上,汪精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我们当日若不忍耐而孟浪牺牲,则牺牲为无意义,今日若不牺牲而犹言准备,则准备为尤无意义。
‘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
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则尚有更严酷的随在后头。
质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
” “我们不但因为不愿做傀儡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
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
我们虽不能挡住敌人之杀进来,然而我们必能使敌人杀进来之后,一无所得。
”
在阐述了“傀儡”与“牺牲”的问题之后,汪精卫说:
“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
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
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
”
汪精卫的这篇讲话,就是这样结束的。
琢磨起来,让人听着有点不是味——
“我们虽不能挡住敌人之杀进来,然而我们必能使敌人杀进来之后,一无所得。
”
“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
听汪精卫的话茬,好像“抵抗”即“牺牲”、“牺牲”完了,“抵抗”也就完了,换句话说,“抵抗”的结果,除了“牺牲”,没有别的。
总体来讲,调门比较低沉。
调门低的,还不止汪精卫。
就在蒋介石“下山”的同时,由于平津已经沦陷,从北京来的几个代表,如胡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有家难回,于是就去了南京。
7月30日,应高宗武之邀,胡、蒋、梅等人到高家做客。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
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
席间,胡曾就中日战争征询高宗武的看法,说:
“先生有何高见?
”
高说:
“我的姓虽然‘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
”
这就是“低调俱乐部”的由来。
经过讨论,胡适说:
“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件事﹕一、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二、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负此大任。
”
次日,胡适等人又赴蒋介石的午宴,胡在当天的日记中说:
“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者有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
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
“伯苓”即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就在前一天,天津沦陷,南开被日军炸成废墟,张伯苓怎么可能不“附和之”。
对此,胡适有不同的想法,但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氛围下,任何“泄气”的话都说不出口,于是,胡适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
“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
” 对此,蒋介石说:
“我知道他。
我是要找他谈话。
”
胡适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说: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
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
”
也就是说,在抗战爆发后不久,蒋、汪同时在第一时间想到了高宗武,觉得他能够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发挥作用。
还是在7月31日的日记中,胡适说:
“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
对于这一时期的活动情况,高宗武语焉不详,只是说:
“没有训令,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的军事准备尚不完备,应该尽量避免正面冲突。
不过在8月初,上海的情势濒临爆炸。
8月7日我奉委员长命令去上海,警告日本大使,如果战争在上海爆发,中国将抗战到底。
那将不会再有什么‘塘沽协定’或‘上海协议’。
川越仅仅说他会把委员长的‘口信’转报政府。
” 在回忆录中间,高宗武特地强调:
“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日本人的正式会晤。
”
换言之——此后,高宗武与日本人的一切会晤,都是“非正式”的,都不代表政府。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军统 大案 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