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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俄罗斯的国际定位及俄美关系走向
浅析俄罗斯的国际定位及俄美关系走向
【内容提要】本文从回顾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俄罗斯同西方关系演进的曲折历程入手,着重分析了“9·11”事件后俄国与美国关系的调整变化,指出俄美关系依然以竞争和力量均衡政治为特点。
其基本格局依然是:
有合作,又有竞争;有摩擦,又有妥协。
俄美关系尽管有大幅度的改善,但由于双方国家利益不同、战略利益各异,两国仍难以结成持久、牢固的联盟关系。
俄罗斯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可以概括为:
既是伙伴,又是对手。
本文还着重分析了影响俄罗斯国际定位的若干因素。
【关键词】俄罗斯/美国/西方/国际定位/对外关系
【正文】
“9·11”事件后俄罗斯同美国和西方关系中出现的急剧升温与全面合作态势,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与想象。
近年来俄罗斯国内外的诸多人士不时都在谈论俄罗斯“融入西方”的问题,期待俄美成为“真正的盟国”。
俄罗斯在未来的欧洲和世界安全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同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关系的前景如何,成为世人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俄罗斯寻求国际定位的曲折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华约解体,特别是苏联从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消失,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格局。
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型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
俄罗斯在经济、军事实力急剧下降的同时,也经历着严峻的国际定位危机和身份认同考验。
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俄罗斯执政集团,在实行经济和政治转轨的同时,表示了“回归欧洲”、“融入”西方世界的强烈愿望,在其执政的头几年内推行了一种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期望能够很快加入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行列。
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并没有把俄罗斯视做西方社会的一员,不把其作为真正平等的“合作伙伴”,而是对其时时防范、戒备,处处挤压其战略空间。
加之经济转轨中西方所倡导的“休克疗法”的失败及其所允诺的经援口惠而实不至,更导致俄国内政治反对派势力的迅速壮大,激起并强化了俄罗斯公众中潜在的大国意识和反西方情绪。
俄罗斯大多数政治势力都对当局所鼓吹和奉行的加入西方集团的理想及其“自动依附”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执政集团决定对俄罗斯奉行的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逐步实现向“全方位”外交的转变。
1996年1月以亲西方著称的科济列夫外长被免职,标志着俄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结束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短暂的“蜜月期”终结。
有人称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所谓的“冷和平”时期。
1996年7月叶利钦再任总统后,追求独立强国地位成为俄罗斯外交的核心,建立以多极世界为原则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其对外战略的主要努力方向。
普里马科夫是这一阶段俄罗斯外交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
普里马科夫外交的目标是保住俄罗斯原有的“一流大国”地位。
但现今的俄罗斯缺少保持苏联时期原有国际地位的实力和手段。
俄罗斯执政集团热衷于追求与维护其“大国”地位和作用,不仅采取措施试图阻止北约东扩、设法在“平等伙伴”的基础上稳定同西方的关系,而且在诸如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美英空袭伊拉克禁飞区等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上也多方插手、积极主动介入。
这就使得俄罗斯在几乎所有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都处于与西方尖锐对立的地位。
然而,俄罗斯政策中的大国主义情怀与现实中其国际作用的巨大反差,常常使它处境尴尬、疲于应付,不得不一再改变自己的政策立场。
这种情况在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正如俄罗斯后来有人在总结过去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俄罗斯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对外部世界理解不准确造成的,是不恰当地确定重点、对自身能力估计过高造成的。
”(注: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报告:
《俄罗斯对外政策面临21世纪的挑战》,新华社莫斯科2000年4月15日电。
)
1999年下半年、2000年初普京出任俄罗斯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前后,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因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和车臣危机而严重恶化。
但即便是在放弃亲西方的“一边倒”方针转而实施“全方位”外交之后,与世界上主要力量之一的西方——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在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中依然是“重中之重”。
针对俄罗斯同西方关系中出现的僵持局面,有人提出了对前一段外交定位进行反思的问题。
相关的分析指出,目前俄罗斯的许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在世界上只占无足轻重的位置,根本不拥有大国的实力。
因此俄应承认自己地位和影响力的衰落,集中精力关注国家内部的发展问题,放弃追求虚无缥缈的大国地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普京开始着手对俄外交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
普京的新班子工作伊始就明确提出,俄罗斯要从国家的现实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强调外交要量力而行,内部目标高于外部目标。
在实际政策上,普京在继续拓展全方位外交的同时,将重点放在改善叶利钦主政后期陷入停滞状态的对美和对北约关系上,但初期成效并不明显。
“9·11”事件后普京利用大国之间在反恐问题上出现的战略利益契合点,尽其所能给美国的反恐斗争以大力的支持和合作,使俄罗斯在国际反恐联盟中成了除英国以外美国最重要的盟国。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使双方关系的敌对和对抗性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以减弱或缓解。
“9·11”后俄美关系的调整变化
(一)俄罗斯与美国及整个西方的关系大幅度升温
“9·11”事件及伴随而来的国际反恐斗争对全球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和影响。
国际反恐斗争的共同需要拉近了大国之间的关系,成为大国构筑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的一种“粘合剂”和契合点。
“9·11”后普京总统敏锐地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着意去营造一种有利于与西方大国改善关系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普京是第一个在事件发生当天致电布什总统并表示愿意向美国反恐斗争提供帮助的外国领导人。
他表示要从外交和情报方面协助美国铲除“基地”组织,并允许美国使用俄罗斯的领空。
俄对美国向阿富汗开战持全面合作立场,表示允许美国军队从中亚的前苏联共和国采取军事行动。
不仅如此,俄罗斯还接连采取了一系列与以往立场不同的行动,如:
宣布精简俄罗斯驻巴尔干的军队,撤消俄设在越南和古巴的基地,缓和了反对北约东扩的调门,提出建立摆脱冷战思维的新安全体系的主张。
普京还缓和了在“反导条约”问题上的立场,暗示对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可能会采取容忍的态度。
当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后,普京表示这不会阻止两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普京政府期望以种种让步和“示好”行动换取西方国家对俄在政治和战略上的接纳与认同以及经济上的援助和支持。
美国和西方对此虽未能完全做到收“桃”报“李”,但还是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回应。
例如,俄美之间建立了新的战略稳定和合作关系,签署了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并发表了美俄新型战略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告俄美两国已成为“伙伴和朋友”。
而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新建立的“20合作机制”,使俄在一系列事关国际安全问题上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北约的讨论或决策,成为双方讨论欧洲共同安全制度的新框架。
尽管彼此的地位并不对等,俄罗斯毕竟在北约主导的欧洲安全架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另外,俄罗斯同欧盟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9·11”后俄罗斯迎合美国反恐合作需求,加大了向西方靠拢的步伐,以俄美关系的改善带动了俄罗斯与整个西方关系的发展。
这被认为是“9·11”后普京外交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另外,俄罗斯还希望通过反恐斗争“搭便车”解决车臣问题,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对俄解决车臣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改变。
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的军事打击,减轻了中亚地区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俄南部地区的安全环境。
虽然,俄美两国在反恐问题上进行了成功的合作,从过去的敌对关系转变为伙伴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观点一致或接近。
事实上,俄、美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相距甚远。
近一两年来,俄在伊拉克问题、朝鲜以及伊朗核问题上似乎处处都在与美国“作对”。
也许是偶然巧合,更可能是事出有因,被布什总统列入“邪恶轴心”黑名单的三个国家都与俄罗斯保持着非同一般的紧密关系。
例如,俄罗斯不顾美国的多次警告,继续在帮助伊朗建设核电站,同其在核领域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再如,在美国紧锣密鼓地准备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之时,俄竟然宣布同伊签署400亿美元的合同。
至于普京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近年来频繁互访,更表明俄准备进一步同朝鲜发展密切的外交关系。
也许应该指出,正是美国提出“邪恶轴心论”、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和“政权更替”战略,导致了美与朝鲜、伊朗等所谓“邪恶轴心国”的紧张关系大幅度升级,直接促发了朝鲜半岛核危机,从而为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发展更紧密的联系并在必要时进行外交斡旋提供了适当的契机。
这表明俄在反恐问题上并不是盲目地追随美国,而是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考虑制定政策的。
(二)围绕伊拉克战争的较量
基于相互“借重”与利益妥协基础之上的俄美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其发展具有鲜明的时段性,随着矛盾与利害冲突的深浅程度而时起时落。
如果说从“9·11”事件到阿富汗战争期间,以大国为核心的国际反恐联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团结一致的话;那么随着美国“反恐”斗争的不断变调,大国之间的分歧便日益凸显出来。
特别是随着阿富汗战争的顺利进展,美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其政策中的强权政治和默武主义倾向进一步膨胀。
美国政府中的新保守派强硬势力强调必须扩大反恐范围,主张把可能向恐怖分子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的温床“失败国家”也包括在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推翻这些国家的“暴君”,并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主张。
伊拉克就成为美国推行这种战略的一个切入点。
俄罗斯同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俄罗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用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伊拉克危机,反对美英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动武,多次扬言要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伊拉克战争打响后,普京严厉批评美英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呼吁美英尽快结束战争,回到联合国框架内解决问题。
俄杜马通过的有关文件明确无误地将美国的行为定性为“侵略”。
俄之所以反对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首先是因为俄在伊有着重要的传统利益。
其次,俄政府担心,美国对伊战争将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政治和地缘安全后果。
俄政府认为,美国及其盟国对伊开战将使本来复杂多变的中东地区更加动荡,并可能诱发新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将对邻近海湾地区并受车臣问题困扰的俄罗斯构成新的安全威胁。
同时,美国势必在战后加强其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继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使其地缘安全利益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
2003年2月初联合国安理会内围绕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问题斗争激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与法国以及当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德国,在经过频繁磋商后于2003年2月10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用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呼吁以和平方式实现解除伊武装的目标。
面对法、俄行使否决权的威胁,美、英放弃谋求安理会通过其决议草案的计划,绕开联合国发动了对伊战争;由此形成了以法、俄、德为核心的“和平阵线”与美英为主的“主战阵营”之间的公开对垒。
3月17日美英对伊正式开战后,法、德、俄继续坚持反战立场,主张伊拉克问题应该尽早回到联合国来解决。
三国领导人利用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庆典活动和俄德举行第三届“圣彼得堡对话”的机会,于4月11日就伊拉克战后重建以及如何发挥联合国的作用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彼此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三)俄美在伊战后重建问题上的斗争与妥协
在伊战后重建问题上,俄罗斯同法、德两国一起坚持由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
它们这样做固然有削弱美国控制伊战后事务能力,从而更加有效地捍卫本国在伊利益的考虑,但从战略上讲,则旨在维护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安全体系的稳定,以便促进国际秩序向民主和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由于它涉及两种国际秩序观之争的根本问题,这一斗争不可能很快结束,而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地进行下去。
不过鉴于当今世界的力量对比形势,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都会尽量避免在行动上同美国发生持续的对抗和冲突,将努力通过对话和妥协解决与美国之间的争端和分歧,而联合国则是一个适当场所。
伊拉克战争及战后重建的进程显示,美国尽管拥有一超独大的超强优势,但也不能为所欲为。
绕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公开颠覆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在道义上总归是理亏的;其战后安排也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合作。
保持对话的大门敞开是争端双方共同的需要。
俄、法、德和美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都在致力于协调立场或调整政策,试图弥合裂缝、缩小分歧、改善彼此的关系。
因此,于2003年9月下旬举行的美俄首脑戴维营会晤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俄美首脑戴维营会晤就反恐、伊拉克重建、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等诸多国际问题进行了磋商。
不过双方就此发表的声明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内容。
两国领导人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双方将进一步合作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并呼吁伊朗和朝鲜放弃寻求发展核武器的计划;而在伊拉克重建、伊朗核电站以及如何处理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则依然存在分歧。
普京表示,在伊朗核项目上俄不会放弃价值8亿美元的合同。
在朝核问题上,他表示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立场,认为美国应该对朝鲜的安全做出保证。
对于美国就伊拉克重建提交的新提案,普京明显抱着“走着瞧”的态度,没有做出向伊派兵或提供经援的明确承诺,并坚持说美英应该尽快将权力移交给伊拉克。
其实戴维营峰会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本身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它表明俄美双方都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意向。
分歧和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但双方都有通过协商和妥协解决问题的意愿。
让联合国在当前陷于困境的伊拉克事务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是双方共同的需求与愿望。
问题是竞争的双方以何种条件和筹码才能成交。
即便是一时难以达成妥协,双方也会尽量避免决裂和摊牌。
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普京在2003年10月初对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谈话中指出,俄美两国的许多利益是一致的,俄愿意并能够成为美国的可靠伙伴。
对俄来说,这不是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战术性选择,而是战略性选择。
美国对俄罗斯来说是战略稳定非常重要的因素,维护战略稳定没有俄美两国的良好合作是不可能的。
(注:
“普京称愿意并能够成为美国的可靠伙伴”,(2003年10月6日)。
)
(四)俄美在独联体地区的争夺
独联体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
“9·11”事件后美国军事力量以反恐需要为由直接进入了独联体南部地区,使欧亚地缘政治和军事结构发生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另一场深刻变化——使中亚从俄罗斯安全战略传统的“后院”变成了“前线”。
这不仅使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与北约向前苏联波罗的海三国扩展首尾呼应,对俄罗斯形成钳形包围态势;而且也导致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作为反恐斗争前沿的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本身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
一些国家在积极谋求与美国及西方发展更多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的同时,同俄的矛盾与摩擦增多,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日益明显的“离”俄倾向。
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及其在欧亚地区的战略安全和传统地位,也进一步调整对独联体的政策,俄美在独联体地区的争夺明显增多。
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和西方势力对中亚的渗入几乎涉及所有重要领域,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渗透的力度明显加大。
美国的军事存在及其在中亚、里海周边地区的能源介入都表现出长期、广泛甚至永久性的特征。
财政、军事援助则是美国和欧洲同中亚发展关系的重要杠杆。
俄罗斯也采取了对应的措施。
俄重视发展同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逐渐形成了以能源和安全合作为主、积极推进一体化进程的中亚战略;特别是加强了在中亚一线的军事力量,以直接钳制驻扎在这一地区的美军及有异动倾向的中亚国家。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坎特建俄空军基地,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2003年9月在莫斯科签署了俄驻吉尔吉斯斯坦坎特机场空军基地地位和条件的协议。
基地已于当年10月开启使用。
俄罗斯设立坎特军事基地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同美国及其盟国在吉首都比什凯克附近所建的“国际反恐联盟”军事基地相抗衡。
俄美在格鲁吉亚的争夺是两国在独联体地区矛盾与争夺加剧的另一个新案例。
2003年11月,格鲁吉亚政局发生急剧变化。
格反对派利用议会选举中的舞弊现象发动街头示威,威逼谢瓦尔德纳泽交权。
在格鲁吉亚动荡局势的背后,人们清楚地看到了美国和俄罗斯较量的影子。
目前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围绕撤除俄驻格军事基地问题仍存在激烈争执,美国也不断对俄罗斯施压。
格方要求俄履行1999年与欧安组织达成的协议,明确撤除驻格军事基地的时间。
俄方则强调,撤除军事基地不可能按格方要求在短期内完成。
俄格双方的这一矛盾,为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蒙上了阴影,而美国的介入则使俄格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俄罗斯同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欧洲独联体国家之间时起时伏摩擦的背后,也有俄美在独联体地区争夺的大背景。
俄罗斯与乌克兰作为前苏联两个最主要的继承国,由于历史渊源、地缘政治和经济联系,彼此视对方为兄弟国家和“优先伙伴”。
但自苏联解体以来,俄乌关系就一直疙疙瘩瘩,若即若离。
这里既有历史遗产划分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与摩擦,也有美国和西方对乌俄关系的离间这一“第三者”因素的存在。
乌克兰在独联体中是同西方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受到美国和欧盟较多的关照与重视。
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来,乌克兰当局积极向拉姆斯菲尔德所鼓吹的“新欧洲”靠拢,俄乌两国之间的分歧再度凸显出来。
当乌克兰与欧美关系急剧升温的时候,俄乌之间不久前爆发了刻赤海峡危机。
经过两国首脑的干预和双方的共同努力,骤然紧张的两国双边关系才得以缓解。
2003年底,俄乌元首在刻赤签署了两国共同利用亚速海和刻赤海峡条约。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围绕天然气供应问题一再发生争端,是这方面另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例子。
俄白联盟是独联体范围内一体化程度最为紧密的一对国家组合,堪称是“最为亲密的一对兄弟”。
但2004年初这对“兄弟”之间却又因天然气供应问题大动肝火。
俄白之间天然气争端的爆发绝非偶然。
它不仅有俄白两国不同的国家利益考虑这一因素,而且是发生在俄美争夺进一步加剧这一大背景下。
针对近年来俄白关系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和摩擦,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公开表示要向西方倾斜,借以向莫斯科讨价还价。
他威胁说,“我们应该向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看齐,一方面同俄罗斯调情,另一方面争取加入欧盟和北约,倒向美国。
”(注:
杨政:
“亲兄弟也要明算帐”,《光明日报》2004年2月27日。
)美国和西方的介入与插手,显然使俄罗斯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与错综复杂。
(五)俄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回顾“9·11”事件以来俄罗斯同西方关系的发展演化历程,人们的确可以看到俄美关系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
从总体上可以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长期的地缘政治对抗基本结束了。
不过美国依然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主要政治对手。
美国的21世纪战略是不允许世界上出现与其实力相当的对手,维护和加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其国家战略的宗旨。
俄罗斯作为世界上第二个核大国和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与经济潜力巨大的国家,也不会甘心在世界舞台上久居“二流国家”的地位。
对此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都心知肚明,它们同俄的协调与合作显然是有限度的。
事实上防止俄罗斯作为一个能与其争雄的世界强国重新崛起,是美国和西方长远战略考虑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软化、弱化、分化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遏止和防范俄罗斯,依然是美国长远的战略目标。
总之,“9·11”后俄罗斯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尽管有所调整和变化,但仍然以竞争和力量均衡政治为特点;其基本格局依然是:
有合作,又有竞争;有摩擦,又有妥协。
俄美关系有改善,不过由于双方国家利益不同、战略利益各异,两国仍难以结成持久、牢固的联盟关系。
按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罗戈夫的看法,两国既非敌人,也非盟友。
(注:
盛世良:
“俄美裁军:
铸剑为犁?
俄美关系:
化敌为友?
”,《参考消息》2002年5月16日。
)换句话说,俄罗斯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既是伙伴,又是对手。
影响俄罗斯国际定位的若干因素
(一)决定俄罗斯国际定位的力量基础
一个国家的内部发展状况,乃是其在世界上享有相应地位与影响的力量基础。
这里所指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诸多领域里的现实和潜在力量因素的简单相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社会的团结程度和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看其国家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整合、配置各种资源,使这些要素能够从总体上充分发挥作用。
苏联易帜、国家解体,使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受到严重削弱。
当年的苏联盛世是靠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动员机制支撑的,并与当时的国际背景相吻合。
一旦上述情况与特征发生变化或相继消失,俄罗斯便从当年苏联超级大国的宝座上跌落下来。
经济上,从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一半以上。
普京在世纪之交曾惊呼,俄罗斯“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注:
普京:
“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新世纪开始后近两三年,俄罗斯的经济有了某些起色。
但完全摆脱多年的困境尚需时日。
如果要形成重新支撑世界强国地位的经济实力,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尽管综合国力严重衰落,但它毕竟有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多年的历史积累,具有保持其大国地位所固有的某些外在特征和物质条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国情结”一直是俄罗斯国民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社会心理和国民性格使得俄领导集团致力于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追求和努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地缘政治因素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的地位明显下降。
苏联一分为十五,俄版图几乎缩小到十月革命后苏俄最初的领土大小。
俄罗斯帝国近三个多世纪以来扩张所获得的地缘政治成果几乎化为乌有。
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原东欧国家纷纷加紧向欧、美靠拢,企望尽快加入西方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将俄罗斯与西欧之间的联系拦腰截断。
俄历经300多年的努力所得到的出海通道再次受到钳制。
中亚和外高加索诸国的独立不仅使俄罗斯丧失了资源丰富的广大地区,而且也把俄与中东和亚洲南部地区的直接联系隔断。
随着北约东扩,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受到更为严重的挤压。
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更给俄带来不同程度的麻烦和问题。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状况尽管较苏联解体前明显恶化,但就领土、人口和自然资源而言,俄国不仅领先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
横跨欧亚大陆的自然版图是俄成为地区性、乃至世界大国的重要资源。
俄罗斯的“块头”及其巨大潜力,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小视的。
而且其超级军事大国的余威犹存:
俄罗斯目前依然是世界上惟一拥有核能力摧毁美国的国家。
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及其在周边地区的传统影响,足以使其成为一方盟主。
不过俄罗斯周边地区围绕历史矛盾、领土纠纷和民族宗教冲突所形成的不稳定形势,也给俄安全造成诸多的麻烦和问题。
这也是推动俄关注周边国家的安全形势、积极参与地区集体安全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
制度变迁和意识形态制约是影响俄罗斯对外关系走向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俄罗斯独立初始,在对外政策领域也恰如当时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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