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文化概念之界说 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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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文化概念之界说 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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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文化概念之界说2
淮河文化概念的进一步思议
摘要:
与许多地域文化相比,淮河文化更加复杂而不易把握,这是由于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其中淮河文化本身“大象无形”的特点可能较关键。
因此,讨论淮河文化概念,首要的工作在于找到认知淮河文化特质的恰当方式,与综合各学科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而加以概括的方法。
通过多层面多角度的探究,我们尝试着给淮河文化一个初步的概括,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而平原文化的特质是为淮河文化基本的或主体的方面。
关键词:
淮河文化概念;研究方法;界说
一、淮河文化概念与特点的讨论至今未曾充分展开
第三届淮河文化研讨会上,我们曾提交了《淮河文化的概念与内涵论纲》[1]一文,通过对淮河流域地理状况、文化源头、历史文化的阶段性发展及其与当代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论证了淮河文化概念可以成立。
这一方面过去较少集中的讨论。
文中也涉及到淮河文化的一些特点,但较简略,尤其是没有把淮河文化作为一个概念加以界定,而概念的界定又是必需的,无论从整体把握上讲,还是从对于内涵的理解上说都是需要的。
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少,在淮河文化研究近20年的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讨论过淮河文化的概念、内涵与特质。
首届淮河文化研讨会上,曹天生教授发布了《关于淮河流域文化定义问题的探讨》[2],他提出淮河流域文化是域内各种文化样态的总和,是以流域文化为特质的、以水利文化为核心的、以淮河干流区域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的定义。
第二届淮河文化研讨会上没有人专门就淮河文化概念进行系统研究,会上学者们只是在概念的提法上,如淮学、淮文化、淮河文化等问题上有些议论。
第三届淮河文化研讨会上,有人就淮河文化概念发表议论,但系统研究者也没有。
最近召开的第四届淮河文化研讨会,相关问题的讨论与第三届的情况大致相近。
淮河文化专门的四次研讨会上,对于淮河文化概念的讨论非常之少,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如果把它和皖江文化、徽州文化研究相比较,更能够看出淮河文化研究者对于淮河文化概念本身的不太关注,甚至可以说是冷处理。
首届皖江文化研讨会于2004年12月召开,会上系统讨论皖江文化概念与特点的论文有九篇之多,这还不包括涉及相关内容的论文[3]。
也就是说,第一次皖江文化研讨会上,皖江文化概念与特质本身已成为该领域学者讨论的中心议题,而且风格、角度不尽相同,各领风骚。
第二届皖江文化研讨会于2006年12月召开,会上皖江文化概念特点的讨论已经进一步深化,不少学者不仅继续从各个角度探讨皖江文化的一般性特点,而且还有一些学者开始讨论近世皖江文化的特点、皖江文化的研究价值、皖江文化特征的演变等等方面,并且出现了彼此商榷的情况[4]。
在两届皖江文化研讨会上,皖江文化概念与特点一直是讨论的中心议题。
至于徽州文化研究已俨然大国,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徽学,《徽州学概论》一类的综合性研究著作也已出版[5]。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淮河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滞后可以说太过突出了。
太突出也就表现为特点,让人不能不关注了:
淮河文化研究者为什么不像皖江文化研究者那样特别关注概念与特质本身的讨论,绝大多数人只是讨论各学科涉及的具体问题呢?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认为可能与淮河文化相关的也是主要的或基本的历史文化问题未有深入的研究有关;基本的、主要的基础研究工作没有做好,概念与特点的认识自然无从展开,更难以深入了。
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一部流域历史演变的通史书出现。
较有系统的研究主要在淮河流域的经济开发、农业发展与演变、淮河的治理及流域早期考古等方面。
这些主要是构成历史基础的研究,与文化认识尚有隔层。
研究者涉及较多的还有淮河流域产生的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经济、方言、历史、地理、风俗等方面,但基本上是个案研究,很少有人注意从淮河文化的角度去把握。
有些学者如文学方面的研究者曾有人提出“淮河文学”的概念[6],但尚无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
整体上看,淮河流域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没有搞清楚,而淮河文化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即淮河文化的形成问题涉及的人很少,淮河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比较工作也开展得很不够[7]。
这些有关淮河文化概念与特点讨论的基本的或主要的问题未能很好地研究,文化特点本身自然无从诞生。
基础性的工作太薄弱了。
主要的或基本的问题没有得到研究的原因当然很多,如研究力量不是很强而且分散,淮河流域分属四省,综合研究不如皖江文化易于展开等。
从研究对象本身看,即淮河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也是值得注意的。
淮河流域地域广大,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各地方性文化特点明显,掩盖或淡化了流域整体的文化特征。
过去大家多注意淮河流域过渡性地带的特点,就是它既有南方文化的特点,又有北方文化的特点,给人的印象是,它自身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特点并不突出、不明显,或没有什么特点,只是过渡带。
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即从它兼有南北的角度看,如果它兼而有之又能融会贯通,不仅它自身会有独特的东西,而且有可能形成广大渊深的文化,让人一下子不易看清楚。
这就像学术研讨会上,真正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常常并不多言,而似懂非懂的人则会大声嚷嚷。
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8],其形广大如天空,反而没有让人可以一下子认出的形质了。
淮河文化会否如老子所言呢?
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淮河文化特质性的东西,因为研究工作的有限可能还蒙在面纱之中。
下面举一个例子。
淮河的淮字,古之命义至今未能揭示。
过去很多人说它从水从隹,是水边之鸟(《说文》认为隹为短尾鸟之总名),表明淮夷为鸟图腾崇拜。
古代淮字读如唯(潍),金文有的还写作氵唯。
但后世到今天,淮字又一直读如huai音。
这两个读音的差别是很大的,有人说是由于音变造成的,有人则反对。
清代以来古音学有了深入的研究,顾炎武开始对淮之二音进行讨论,其他学者如桂馥、王筠等字学大家纷纷参与,到了近代还有不少学者进一步研究它,像胡玉缙、吴小如等人都有过讨论[9]。
可以说淮之读音与本来,有些学者已猜测到了,但缺少深入的论证,尤其是淮之音读与早期淮河历史变化的关系没有人搞清楚[10]。
淮字的源流本末问题在淮河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至今没有很好的讨论,正是淮河文化研究中基本的或主要的历史文化问题未能深入研究的缩影。
淮河文化的复杂性与主要问题研究的薄弱,让我们感到研究它之方法的重要,即通过什么渠道可以使我们较好地认知、体会与总结淮河文化的一般性特点?
这里我们较为关注两点:
一是认知的方法,一是总结与抽绎的方法。
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说到。
我们提出一个供大家批判与研讨的思路。
从认知上讲,一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淮河流域的历史发展,即能从通史的角度对它进行源流本末的清理。
把握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才能看出历史变化大势、演变特点,从而思考抽绎出文化的内涵。
历史事实不清楚而去奢谈文化特点,只能是空口白说。
二要弄清淮河文化形成或说起源的特点。
起源意味着本质,弄清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对于认识它的一般性特点无疑是必要的。
文化因为各种历史机缘又会发生变化,掌握变化的因缘,把握起源的特点,则文化特质也就大体可知。
地域文化尤其如此。
这两个方面对于文化基本问题的认识应该是重要的。
总结与抽绎淮河文化特点的方法也非不重要。
淮河文化由于本身的复杂繁富,依靠感悟或简单地对比,很难把握其特质性所在。
因此揭示抽象淮河文化的特点也需要方法上的自觉。
首先是比较方法。
我们曾经指出,讨论淮河文化的特点,不要和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等地域文化进行比较,而是要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皖江文化之类的流域文化进行对比。
前者是国族为主体的文化,国族的主体性影响是根本性的,而后者才是与淮河文化同类别的文化实体。
主体相近即类别相同,比较起来所受条件的限制会更加少些。
其次是要把它同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体现一定的价值观念,对于现实社会发展问题会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将它同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可以突显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从而认识并接近其实质。
再次,综合分析交叉印证,多层面多方式地观察淮河文化,寻找其交叉点,从而形成关于淮河文化的一般性认识。
下面我们就结合以上几个方面的方法自觉,尝试着透视淮河文化各种不同的面相。
二、多层面多角度认识淮河文化的特质
(一)纵横内外地看淮河文化
1、古与今的问题。
文化的古今问题即是文化起源、发展与演变的问题,用古人的话说就是穷变通久的问题。
淮河文化的产生,目前考古学者已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舞阳贾湖遗址与裴李岗文化[11],整个新石器时代淮河流域受到来自四方文化的影响与作用。
但是整体上有较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又能在自觉的思想意识层面有具体表现的淮河文化,我们认为是在春秋晚期形成的。
一方面,生活于淮河流域的夷夏各支族方国,经历了数千年之后实现了初步的融合与会合,各部族方国基本消失了。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出现了一些思想文化方面的巨人,从而将地区性文化提升到自觉自识的程度。
我们这里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略作说明。
老子与孔子的思想特点颇多不同,但从大的方面讲又有基本的一致性。
我们曾从四个方面作过初步的探讨。
从源头上说,夷文化构成二人思想之底本,参以中央王朝与大国历史文化而融会之。
夷文化中,孔子接受的主要是“仁”的思想,而老子接受的则是生命自在的观念。
从思考方法上讲,二人都是自历史中演绎出思想认识,即历史理性构成其思考的基本理路。
从思想形态上讲,二人都注意从道与德的层面去体会总结中国历史文化精神。
从思想特征上讲,富有反省精神与追求融会贯通构成二人共同的追求与理想境界。
古代淮河流域并非经济最发达地区,但出现了一系列中国历史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孔子之外,管、墨、庄、孟子等等还有一大批。
正是由于这些人物的出现,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自觉阐发、百家争鸣的盛期,从而淮河文化构成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与代表。
其后秦汉至唐宋(北宋),淮河流域尽管只有宋朝都居于此(曹操曾挟天子驻跸于许昌一段时间),而历史之波澜壮阔,经济之迅速发展,以及各种文人干才之层出不穷,较之黄河与长江流域尤有过之,而地域之重要使淮河成为此一时期中国历史之主轴。
南宋以后中国文化精神开始了大转变,即由过去重德轻智,开始走向注重事功与经济发展方面,历史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这一转变使得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文化教育相应地也要好些,即物质基础在地区文化发展中很明显地处于重要地位。
过去是贵族时代,一个地区经济上可能不一定有多大发展,但总有一些贵族世家可保一方文化之血脉。
如今则是富而贵的时代,文化教育更多依靠各种文化设施的建设与普及,所以物质基础较重要。
宋代以后江南与四川地区文化事业较繁荣,正由于此。
淮河流域因为黄河之水经常南犯,自身旱涝灾害年年不断,加之战争连绵,淮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形成淮人有钱就吃,吃喝了事的生存心态,上层精英文化颓萎,下层民众文化粗犷,民风彪悍,我们曾将它归之于“贫困文化”之列[12]。
下游地区受运河事业繁盛的影响,稍有不同。
这只要随便翻阅几本宋以后编辑的地方志资料便可以形成很深刻的印象。
相关讨论的学者也有一些[13]。
淮河文化的古与今问题有变也有通。
通的情况,在淮河中上游与支流地区受到道家文化影响大,民风朴实,安贫乐道,常常表现为理智不足感性有余。
淮河下游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大,重礼仪、有君子之风等等正是孔子、孟子的遗响,但山东“响马”也很出名。
有关情况正史地理志与地方志风俗部分都有描述,不为细述。
2、地方性与统一性问题。
淮河流域由于面积广大,近27万平方公里,西面、东北面地高,中东部广大地区地低,淮北淮南地理气候植被也多差异。
因此之故,文化也显现出许多地方性特点。
有些地方性特点还很明显,这使得一些同志认为统一的淮河文化概念难以成立。
如经常见到的汝颍奇士、谯沛俊彦、临涣文章、邹鲁术士等说法,即是文化地方性特色的具体表现。
从早期的情况看,淮河流域的地方性文化又可分为淮河中上游地区、淮河下游的淮泗地区与徐淮海地区,以及江淮地区几个部分。
古代淮河一些支流的上游地区属中原一部分,文化上彼此较多关联;江淮地区则是群舒夷人的生活分布区;淮泗地区上层为姬周族人,下层则是以商夷族人为主体,所以从文化上看是商夷周人文化的混合区;淮河下游的徐淮海地区与古代的“东楚”或“淮东”略相当,主要指今日江苏省的淮河流域,古代受到吴越文化的深刻影响,宋以后受到运河文化的影响大,文化上自有特点;中游地区则是夷人古国部族分布较集中的地区,也有少数古族明王的后裔如姬姓(蔡)、归姓(胡)、妫姓(陈)等。
整体上看,淮河流域上古时期生活的人群以夷人为主体,中央王朝分封一些国族于此,初为镇抚夷人,后来则融合了。
春秋以后又有楚、吴、越、齐等文化的渗入。
所以淮河文化从源头上讲,夷方化构成淮河文化的底色,融合文化为其特点,而地方性则是由于地理位置、部族人群等因素造成的。
淮河流域早期突出的地方性文化有以涡淮为中心的中上游地区文化,学术层面的反映就是道家文化的诞育;有以淮泗地区为中心的下游地区的文化,儒家文化是其代表。
墨家也主要活动于这一地区,是工商业者文化观念的体现。
上文我们说到老子、孔子思想有许多共通性,正可以用淮河文化这个概念来表示这一流域内各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关于道家与儒家文化思想的互补性问题,讨论的人已很多,也说明淮河文化的整体性特点是由二者的相互补充而构成的。
秦汉以后,淮河流域文化的地方性与统一性问题大体延续先秦的情况而略有变异,平原地区文化宋以后衰微得更明显一些,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矛盾较突出,出现了“穷”的局面,这是它未能继续繁荣的内在因素。
3、会聚与扩散问题。
淮河流域因为地理上的原因,人群、文化的会聚与扩散问题明显而突出。
文化是人的创造,人的来来去去对于文化的影响至关重要。
淮河流域族群人口的迁移变动问题,新石器时代就比较频繁,夏商周至秦以前的先秦时期人口流动更加突出。
秦汉以后,淮河流域是为中国南北方交流与变动的枢纽与重心。
相关情况研究的人已有不少,我们这里不拟细谈。
需要指出的是,人群的不断会聚带来文化的融会与化合,从而成就了淮河文化广大渊深的特点与融会贯通的精神,而扩散又使淮河文化得以传布,产生影响,从而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影响中国社会历史生活各方面。
所以从会聚与扩散的视角来看淮河文化,既能看出它的形成、积淀与各种成份来源,也能发现它与外部地域文化及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见识淮河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历史地位。
(二)学科角度的审视从学科视角看文化的发生发展是建立在某一学理指导基础之上的文化透视。
我们主要注意到了这样几个学科。
1、人文地理学的视角。
淮河流域的面积按一般水利工作者的计算,山地占14%,丘陵占17%,湖泊占13%,平原占56%[14]。
实际上,古代居民生活的地区主要是平原、山前台地与丘陵地区,山区里面很少有人生活。
这样看来,平原丘陵地区是古代淮河文化的创生地,平原文化构成淮河文化的主要特征。
这从其出产的文化人才的特点也可以看得出来。
淮河流域古代以来的人才以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与军事家居多,其他方面的人才相应地少些。
如汉代经学昌盛,经学大家遍布全国,淮河流域也有不少,但一流的经学家只在山东丘陵山地与淮河上游才有。
淮河中游的平原地区也有不少经学家,但多为经师而已。
魏晋至隋唐时期,淮河流域人才辈出,大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层出不穷,如彭城出现了史学批评大家刘知几,也是追求通识的学者。
政治、文艺与思想类人物多从整体全局角度思考、感悟问题,所以容易形成“博大”或“博通”的特点,老子、孔子、曹操、刘知几等是代表。
相应地,注释、考据、编述等专门人才少,这类工作需要细致、辨析与整理的功夫,持之以恒的毅力尤其重要。
淮河流域为什么文人干才多而专门之才少?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地理因素给出的人之气质上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
平原之地,区域辽阔,与山水之地窄而多险阻之气不同,给人以视野开阔之感,而山险之地生活的人们负重出行,不仅需要气力而且要有毅力才能翻过高岗,到达前面。
而平阔之地的人则多借舟车骡马以便其行,如山里的人一样负重而行的时候少。
长此以往形成人们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各有特点。
所以生于平原之地的人们常常是视野开阔,大方有余,但专门不足,能广不能深,也可以谓之通达有余,穿凿不够。
大学者则能融会贯通,成其通家之才。
所以在淮河流域,有融会贯通、继往开来的大宗师老子、孔子等,也有不计其数的艺术大师、文学巨匠和名震古今的政治家、军事家。
但是考据、编述等专门人才少。
章太炎尝言,论古之学术,地齐、政俗、材性三者宜当注意[15],诚哉斯言!
所以从人文地理一面看,淮河文化更多平原文化的特点,广博有余、专门不足。
如果和徽州文化、皖江文化相比较这一点会更突出。
吴怀祺先生在总结安徽历史文化的特点时指出,“皖中之学是清逸、经世,皖南之学是凝重、求实”[16]。
其中“皖中”即今日所谓之“皖江”,“皖南”即今日之“徽州”。
仿吴先生说法,淮河文化可用“博大、悠长”四字括之。
博大已如上述,悠长谓其古远而悠久也。
2、从学术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看,淮河文化又有会风气而尚通(道)观、轻视逻辑思考的特点。
会风气与其所处的东西南北交汇的地理位置有关。
这从上古以来已经如此,我们曾一再指出过。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何谓尚通观或道观,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以道观之”。
《庄子·秋水》言: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这里面提出“以道观之”、“以物观之”、“以俗观之”的三种观法,而以贵贱为说。
以道观之则物无贵贱,这就是在《齐物论》中提出的齐物我的境界,也就是通观的境界。
在这种认识中,贵与贱是相对的,贵贱只是两个字,是个说词而已。
在《胠箧》篇中,庄子还提出了世俗之知、圣人之知及绝圣去智的道人之知问题。
世俗之人为了怕家里箱子被人撬开偷东西,花钱费时极力把它弄牢固了。
可是大盗来偷是连箱子一起抬走的,唯恐你箱子不牢固,半路散架。
弄牢箱子是俗人之知。
受过教育研究过历史的人知道,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所以圣人教人仁义理智,治世德、刑并用,这样才能修养心性,不为窃贼。
这是圣贤之知,也可谓之智人之知。
还有一种认识就是大巧若拙、返朴归真的境界,大家都没有了我争你抢、圣贤智愚的观念,都不把珠玑玉玺视为珍宝,如此天下就会“德始玄同”了。
这种认识就是道人或至(真)人之知。
庄子在很多谈话中都通过比较俗人之知、智人之知与道人之知,说明道人之知的高明。
这三种认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常识的角度看问题、从知识的角度看问题和会通而观之的通观即以道观之(在庄子那里“道、通为一”)。
今天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大体是以逻辑思考方式展开的,即是以知识观之,它与以道观之不同,后者是通达而论之,即不是从某一点出发的逻辑思考,而是将古往今来天地人伦合而观之,或者说是将智性之知与德性之知打通,近于佛家所谓的“转识成智”:
见一落叶而知秋之将至,明一事而知大体。
《老子》一书无疑是以道观之的杰作。
实际上儒家在思想境界上也是追求以道观之的。
儒家自古以来追求成为通人、通才、通士、通儒等,提倡“通识”,即达到通达之认识,其最高境界与以道观之正所谓相通无障。
淮河流域产出的人才更多文艺、思想与政治军事方面,关注整体全局问题和感悟式的思考,可谓是崇尚以道观之的具体表现。
这种思想方法与近代以来接受的西方以逻辑思维为主要特征的科学与法律观念发生了冲突,产生了负面作用,从而使这里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7]。
3、从民俗学上看,淮河人还有尚自在而敢抗争的特点。
为了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不惜起来造反革命,甚至当土匪。
武侠小说常有“自古淮上多豪杰”,正是文学家的一种概言。
古代淮河流域有几种情况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农民起义多。
中国历史上开始早、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农民起义发生在本流域的很多[18]。
二是因为尚武豪侠,淮河流域路祭结社、秘密组织特别多,明清以来地方志记载缕缕不断,而且多是作为地方特色加以叙述的。
三是土匪多。
为了生存很多人不惜做土匪,所以平原地带的淮北地区古代以来匪盗横行,宋代甚至成为国家重法整治区。
这“三多”可以说是淮域民众敢于抗争的直接表现。
淮域这种民俗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早期饱受大国的欺凌,不断地反抗;秦汉以后几个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成为南北战争的战场,战神的祭台,民风受其影响,宁愿带刀不愿买犊,尚武斗狠;还有黄河南犯,造成淮域生存环境恶化,生存极为艰难,民众铤而走险,等等。
另外文化源头的影响也是需要注意的。
淮河流域早期的夷人国家大都是小国寡民,低度发展,生性自在,不甘奴役,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古之《击壤歌》[19],差不多可视为夷人国家民众生活的基本写照。
“夷俗仁”,[20],,结果夷人建立的诸小国一个个被大国所并吞。
老子深受夷文化的影响,倡导“道法自然”,本性生活,反对“强梁”[21],这种观念又影响后世这里生活的人们,从而形成他们为了自在的生活而勇敢抗争的民风。
4、专题视角的考察。
与学科视角从某一学理出发看问题稍有不同,专题视角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审视。
比如从水文化的角度认识淮河文化的特点就是专门视角的考察。
淮河文化是流域文化,从水的角度去看它会有许多内容可以讨论。
淮河流域古代水网密布,河湖陂泽遍布各地,以后气候逐渐干寒,从以亚热带为主变为暖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区,尤其是黄河南犯造成淮域连年的水灾,严重影响了淮域民众的生活。
水有有利于人的一面,也可以有害于人的生活。
所以从水的角度看淮河流域文化无疑能折射出不少闪光之处。
吴宗越、唐元海、亓龙等先生的研究,以及程必定先生在第三届淮河文化研讨会上的总结,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20]。
再者,淮河流域民谣谚语也即“顺口溜”特别突出,先秦时期这一点就很有特点。
此后直至今日,淮域人民口头流传或见诸文字的谣谚,非常之多,形成特色。
谣谚文化无疑是淮河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的人们为什么喜欢用谣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与认识?
还有淮域的酒文化也很发达,也是专题视角审视淮河文化的一个方面。
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专题视角研究淮河文化颇多可为。
但是,专题视角不是综合考察,其对淮河文化的认识只是某一侧面,而整体文化的认知是需要综合考察、多面印证才能体现出总体性特征的。
因此一般地讨论淮河文化特点,综合研究、多角度立体观察应该是更为可取的路数。
三、初步的结论:
淮河文化之界说依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尝试着给淮河文化一个初步的界定:
淮河文化,即淮河流域居民上古以来创造的历史文化,以其地理上的平旷开阔,连南接北,族群上的夷夏交互,战争融合,早期形成道、儒两家为代表的学术流派,重视和合,富有总结、反省与融通精神,尚德轻智,以做人、治世、养生为主要,构成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层面,影响中国社会、历史与生活各方面;比较其他文化,淮河文化更多平原文化的特点,广博有余,专门不足,文人干才多,训诂考据等专门之才少,俗尚整体性感悟式的“以道观之”;宋以后历史趋向尚智重生,事功经济为世所重,而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大多遭到破坏,精英文化颓萎,民俗文化粗犷,整个社会逐渐贫困化,未能实现文化转型,这也预示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文化命运之多舛;今日世界多民族国家和谐共在的要求,为追求贯通、谐和的古代淮河文化的重生提供了机缘与可能。
以上我们对于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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