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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
向忠发
向忠发 1880-1931),又名向仲发。
祖籍湖北汉川。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
1926年参加国民党“二大”,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
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但实际上他缺乏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
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6月24日向忠发被国民政府枪决于龙华,终年51岁。
中文名:
向忠发
外文名:
xiangzhongfa
别名:
向仲发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上海市
出生日期:
1880
逝世日期:
1931年6月3日
职业: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毕业院校:
初小文化
主要成就:
参入、领导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
代表作品: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
早期职业:
造币厂工人,造船厂水手
双重党籍:
共产党,国民党
向忠发(1880一1931),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
1922年8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12月任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副委员长。
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从事码头工人运动。
1923年2月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3月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年参加中共四大,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的工作。
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
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职工运动。
10月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0月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
同时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
不久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
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1928年底从苏联回国。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
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了立三路线。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
1931年6月22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次日晚即被枪毙。
历史评价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
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
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
“他(指向忠发――引者注)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
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
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
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
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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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那个顾顺章因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的中共机密比挂着总书记的空衔的向忠发多,所以被徐恩曾留在了中统工作。
顾顺章不仅使恽代英丧生,而且还在香港抓获了蔡和森:
那是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午,在香港海员的一次会议上,蔡和森刚刚露面,顾顺章便和四个便衣特务一起扑上去,抓住了蔡和森。
蔡和森在狱中坚持不吐实言,遭到酷刑毒打。
最后,他被用铁钉钉在墙上,仍不屈不挠,直至刺刀刺进他的胸脯,鲜血喷涌而亡。
顾顺章叛变“有功”,却并未得以重用。
因为在中统头子徐恩曾看来,他毕竟是从中共叛变而来,所以不委以重任,不赋予重要实权,这招致顾顺章不满。
尤其顾顺章跟军统头目戴笠眉来眼去,更使徐恩曾恼怒。
这样,在一九三五年,徐恩曾以“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柴夫:
《中统头子徐恩曾》,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的理由,下令处死顾顺章。
那位“迭破中共巨案”的蔡孟坚,由密捕顾顺章起家,升为武汉警察局局长,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而已。
一九四一年,蔡孟坚出任兰州市市长。
接着,又“主持江西善后救济与建设”、“出入日本十年”。
去台湾后,因与蒋经国有隙,所以在“中影任挂名常董”。
后来迁居美国,写出两卷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内中最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一手经办的“顾顺章案”。
在书中,他仍为当时未能利用顾顺章抓捕周恩来扼腕而叹。
史籍记载
向忠发叛徒事件质疑:
1931年8月24日瑞金当局以“向忠发同志被难二周月纪念日”为由,发布“8月24日到8月30日为向忠发同志纪念周”的紧急通知。
这就是说,向忠发牺牲了两个月,还没被指认为叛徒。
有个叫黄慕兰的女士“回忆”说第二天她就知道向忠发叛变了,黄女士还说参与营救了关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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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向忠发曾安排过营救关向应,那么,向忠发叛变后,中共还来得及通过律师和法官去营救关向应么?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两天后被处死,疑点有一串:
“由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
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
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
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
上述是史家引用最多的说法,实际是24日遇害。
从时间上可以推断:
向忠发被捕后进行了最强硬的抵抗?
如果是叛徒,则口供多多益善,需要他带路去抓更多的共党。
而且有可能获得比顾顺章更高的地位。
下面是置疑:
1、与向忠发同时被捕的有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她是组织上派去专门陪向忠发的爱人杨秀贞的,在狱中向忠发并没有向敌人供出她的党员身份,最后被判无罪,保释后出狱。
2、在上海江宁路1141 号存放中央文件处工作的机关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被捕后,向敌人提供虚假口供。
当时在狱中的向忠发是知道他们的身份的,但他们的身份并没有暴露,敌人最后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张纪恩有期徒刑5年,张越霞无罪保释放出。
3、当时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还关押着关向应、余昌生二人,敌人并不知道二人的真实身份。
向忠发被捕前曾与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并设计过营救二人的方案,但二人的身份在向忠发被捕后并没有暴露,1931年二人宣布无罪保释出狱。
4、1931年春,发电厂工人领袖乔生发被捕,向忠发与周恩来多次研究如何营救乔出狱,向忠发被捕后此人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来也无罪出狱。
5、1931年8月24日瑞金当局以“向忠发同志被难二周月纪念日”为由,发布“8月24日到8月30日为向忠发同志纪念周”的紧急通知。
6、毛泽东在文革初追问周恩来,向忠发叛徒故事才得以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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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史学界部分人士以推理得出的错误结论,有关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回忆当年自己亲眼目睹的情况,以澄清历史的真相。
陈琮英算是历史见证的第一人,她的文章详细交待了向忠发被捕的一系列经过和最终结果,其他一些老同志也撰写回忆录,揭露向忠发叛变的真相。
1931年4 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是在上海三大工人起义时期,从工人中涌现出的工人领袖,后长期主管中共“特科”工作,但此人生活作风糜烂,在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武汉的公开场合演魔术被特务认出后被捕,而后便叛变了。
他向国民党献计企图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同志得知此消息后,迅速向上海的党中央汇报。
中共中央及时转移了上海的中央机关,并在其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补救。
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由原来的住宅搬到党组织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当时刚与杨秀贞结婚不久,住在楼房的一楼,党组织派陈琮英带着她自己不满一岁的女儿远志住在二楼,她的主要任务是注意杨秀贞的一切活动,为了工作的方便,陈琮英喊杨秀贞“嫂嫂”,当时陈琮英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阔商。
顾顺章叛变后不久,上海的形势异常紧张,为了找到向忠发的行踪,顾顺章首先找到他过去介绍给向忠发的老婆杨秀贞当娘姨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顾顺章叛变后就被解雇了,顾顺章就安排这个女人查找向忠发的下落,这个女人知道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里做的一件衣服还没有完工,就每天在裁缝店里等待杨的出现,不久杨秀贞果然来取衣服,这个女人就暗中跟着杨找到了向忠发的住处,幸好她的跟踪被察觉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又把向忠发接到了他的住处,并再三嘱咐不守纪律的向忠发不要外出活动。
向忠发的新婚妻子杨秀贞与陈琮英一起搬到了静安寺的一个新旅馆里住下,当时杨秀贞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是她的养女,名叫鸽子。
生平事迹
起家工运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
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
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
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
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
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工人领袖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
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
邓培是1921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3年,是1925年入的党。
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
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
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
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
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1927年4月底至5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
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入选党中央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
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
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
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得势原因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
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
该电令称: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
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八七”会议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
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
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
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
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发由于过去在武汉太引人注目,因而已于武汉政府公开分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汉口法租界,之后又转到湖南乡下,没有能够出席此次会议。
其能在缺席的情况下以仅有的两个全票之一当选政治局委员,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有选举工人的指示,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同向忠发这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已经给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有关。
人脉丰厚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
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
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
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这时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
他甚至远不如中共中央其他知识分子领导人那样重视新中央的工人成份问题。
当“八七”会议上许多与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主动要求“选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时,他甚至不以为然,断言“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并表示,即使选出工人同志也还要“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因为他无法判断这些工人是否能够胜任中央领导工作。
由此可知,在这一紧急时期,他所重视的仍旧是工作的能力和对中央工作的熟悉问题。
在他提议下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四个人中,工人成份的只有苏兆征一个,其余3人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
此后,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根本不重视,竟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
到9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却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
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
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
由此可知,在三位工人领袖中,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双面红人
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
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
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竟也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
这时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却不仅真诚地相信应当由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坚定地主张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称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明确决定今后原则上不再派一个知识分子去莫斯科学习,一面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党员统统提升到领导位置上来,一面却又毫不犹豫地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放到部队里去当兵,直至最后损失殆尽。
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价值观的变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
有谁能说他们不重视党的工人成份?
看来,他们与向忠发这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多半很少意识到,否定知识分子其实也正是在否定他们自己。
并未如愿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
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
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
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
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
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人员缺乏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
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
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
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
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权利欲望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
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
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
向忠发10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
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
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
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
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
此一风潮发生于1928年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
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
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扩大会议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明确提出:
“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
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问题。
恰恰相反,由于此时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份,新补入中央常委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照旧是知识分子出身。
召回莫斯科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
他同时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
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
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
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
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11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宣称:
这个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份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
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
问题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
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间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罗亦农与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
“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
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
尽管,向忠发的这个报告其实是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但他仍旧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评现在的中共中央。
他断言,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
而基本的原因在于:
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少群众的基础,结果早期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活动;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由各个不同的进步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共产党形成之后,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之间的感情依旧存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第三,由于党在理论方面相当欠缺,近些年来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经过相当理论训练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与那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训练,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握有重要权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产生矛盾。
因此,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
(1)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
(2)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
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
但他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而是主张“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要大张旗鼓”。
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当年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应该很容易了解。
但在当年,特别是在象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外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明显地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
更何况,向忠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仅没有攻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尽管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的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领导工作。
这说明,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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