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语文80后写作青春的躁动还是青春的搏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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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语文80后写作青春的躁动还是青春的搏击
“80后”写作:
青春的躁动还是青春的搏击
[引言]
“80后”作家在上个世纪末现身文坛,进入本世纪以后,新作层出不穷,新人不断涌现,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他们中的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销量都超过了百万册;张悦然等人也以《葵花走失在1890》等作品赢得了年轻读者的喜爱;而李傻傻的长篇小说《红ⅹ》第一版就印了20万册。
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搞了一个各个门类图书在市场所占份额的调查,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图书,约占据整个文学图书市场的10%,这个数目是相当惊人的。
因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图书市场上所占份额,也就在10%左右,这等于是说“80后”与现当代作家在目前图书市场的占有率上,是平分秋色,不相上下的。
他们从个体书写到集体亮相,都呈现出以青春伤痕与狂妄为基点,以低龄化写作为卖点,以媒体包装、商业炒作为支点的特点。
对于受众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的写作群体,怎能熟视无睹,不予关注?
[穷原竟委]——来自现象背后的思考
[材料一]
“80后”文学的命名
不必讳言,美国《时代》周刊对“80后”的命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80后”不但成为圈内圈外的焦点,而且成为一个正式取代其他称呼被广泛使用的命名。
2004年2月2日,北京少女作家春树的照片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成为第一个登陆该杂志封面的中国作家。
同期杂志还把春树与另一位1980年代出生的写手韩寒称做中国“80后”的代表。
这一明确命名与定位,引起人们对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文学写手(简称“80后”)以及他们的写作行为与作品的关注,关注迅速地从网络、从圈子上升至读书界、文学界。
“80后”作家是以写作者的出生时间(1980—1989年)来集体命名的一个文学写作群体,是被符号化的、约定俗成的一种称谓,不是一个有统一思潮的文学流派,没有统一的创作理念和相应的组织模式,更主要是一个时间上的代群表达法,是一个便于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命名策略。
“80后”这一命名自产生之日起便充满着浓厚的商业意味,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市场策划的产物。
随着“新概念作文大赛”在青少年群体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版商洞悉了其中的市场机会,于是推出了以韩寒等人为首的少年作家,并取得非凡成功。
而这一群体,一开始就被戴上了“80后”作家的文学桂冠。
评论家张柠认为,“‘80后’概念纯粹是商业化的结果,其有效性在于传播和记忆,符合商业社会简单快捷的原则。
”
现在对于“80后”这个命名,一方面,一些名气比较大的“80后”作家已经不屑于借助这一概念再炒作自己,而且不愿意与那些初出茅庐的“80后”写手为伍,于是开始否认这一概念;另一方面,受商业利益的驱使,“80后”写作已经越来越泛滥,不少本身写作水平一般的写手也来凑“80后”这个热闹,导致了这一概念的贬值。
(摘自《当代文坛》2008年1期作者:
邵茹波宋明欣)
[材料二]
“80后”作家崛起的原因
“80后”作家的崛起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作品有吸引力,他们的个人魅力巨大,细细分析,大体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写手。
这个比赛既可以满足中学生文学写作的愿望,而且获奖之后又可以拥有一定的成就感,并且在第一、二届比赛的时候,得第一名上名牌大学是免试的,这几个方面对参赛者的促动和诱惑都很大。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都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所以可以说“新概念作文大赛”是许多“80后”作家得以涌现出来的助推火箭。
而“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主办方《萌芽》杂志社也获得了直接利益,发行量大大增加,品牌价值得以提升。
可以说,《萌芽》造就了“80后”作家;反过来,“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成为《萌芽》的一个品牌,而“80后”作家则成了《萌芽》的一块金字招牌了。
第二个原因是图书市场的推动。
这几年图书出版不断市场化,尤其是长篇作品的出版已经走向了比较系统的市场化。
“80后”作家一出来,就遇到了这样的环境,所以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市场。
现在郭敬明的书一印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册,而许多著名的尤其是实力派作家,作品也就印几万册而已。
有相当一部分文学评论家愿意将“80后”写作归于一种出版现象,而不愿意认可它是一种文学现象。
他们的理由是“80后”写作首先是出版商包装炒作的结果,如果不经过这种商业媒介的启动,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炙手可热的“80后”写作状态。
此类说法显然认为是出版商成全了“80后”写作,而忽略了“80后”写作也在成全出版商这样一个事实。
毕竟如果没有“80后”写作的事先存在,出版商终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应当承认出版商对于“80后”写作的注意,主要的并不是出于对一种文学现象的考虑,而是基于一种商业利润的动机,只是他们成功地将“80后”写作与市场连接了起来,使其获得了最大限度商业化的可能。
在如今的图书市场上,抓住了一个有100万册市场号召力的作者,就等于抓住了一个印钞机。
郭敬明在谈到与他成名联系密切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时说:
“我觉得我跟它之间就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
可能他们依赖我,我也蛮依赖他们的。
”
第三个原因是互联网的推动。
与前代作家相比,“80后”作家自觉地将网络视为自由书写的空间。
对他们而言,网络就是文本,他们的精神呼吸、表达愿望、思想观念如茂盛的野草,随时在网络上滋生。
网络给了他们不一样的成长体验,练就了他们在键盘上熟练操控文字的素质。
“80后”作家的作品最初几乎都集中在网络上发表,都兼具网络虚拟空间的叙述特征。
网络空间也给这些“80后”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成名渠道,网上论坛及博客是他们写作成名的最便捷载体,因为网络传播的特点是复制、批量、高速。
新浪、天涯、网易、红袖等知名网站更是多次推出了“80后”写作的相关专题,包括评论、访谈、调查、个人专题以及原创作品结集等等。
苹果树中文原创网几乎汇集了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获奖的所有作者,还推出了无数“80后”新人。
应该说,要使“80后”作家保持较高的上镜率,不至于昙花一现,网络的力量是巨大而持久的。
网络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具有极大自由度的媒介,它可以让“80后”作家拥有足够大的创作和交流的舞台,同时也逐渐成为“80后”作品一种独特的出版方式。
由于网络的“零进入门槛”和“交互式共享”的特点,“80后”写作迅速获得巨大的媒体广告效应,给传统媒体出版也创造了广阔的市场前景,“80后”作家在受到网民的热捧之后,纷纷受到了出版社的青睐,因为出版社想把网络上奇高的点击率转化为自己奇高的发行量。
尽管成功的出版社寥寥,但大家还是前仆后继地拥进这个领域,盼望可以分得一杯羹。
第四个原因是媒体的炒作。
当媒体将“80后”写作吹捧成热门话题后,“80后”写作就成了一座金矿,成为他们吸引受众的法宝。
他们热衷于宣扬这些概念:
实力派、偶像派、五虎将、人气排行榜……娱乐圈的流行词语纷纷被移植过来。
如春树是“中国新一代的代表人物”,郭敬明是“青春写作派掌门人”,张悦然是“玉女作家”,李傻傻因出生湘西而被冠以“少年沈从文”的称号。
很显然,这些“80后”作家已被塑造成明星,很多人买他们的书是为了追星,甚至把买他们的书当成一种时尚,把自己是某位“80后”作家的忠实“粉丝”视为一种荣耀。
媒体的炒作给“80后”写作打上了商业化、娱乐化和偶像化的印记,这对于“80后”作家的作品进军图书市场并持续畅销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媒体在炒作“80后”作家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他们的消费。
我们可以想象当媒体制造出一条关于“80后”写作的新闻时的兴奋,没有谁会比媒体看到“80后”作家吵架时更兴奋的了:
他们会迅速地把跟“80后”作家相关的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叫骂提上首页供网友点击,或做成专题吸引观众、读者的眼球,然后迅速邀请名人参战为争吵煽风点火、火上浇油,用煽情的标题和夸张的话语营造冲突和对立的场景点击率飙升了,发行量上去了,收视率提高了。
媒体就这样在名利双收的高潮中完成了对“80后”写作的消费。
第五个原因是“80后”作家的作品适应了广大学生读者的需要。
“80后”作家的身份主要是学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学生的生活,表现了学生的情绪,适应了学生的需要。
处在求知阶段的学生,经常要阅读大量作品;并且由于他们又都是独生子女,最有购买欲和购买力。
在这个“80后”作品的消费群体里面,初中生、高中生又是最大量、最忠实和最重要的一群。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老师,曾经做过一个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抽样调查,结果是:
在中学生最喜欢的现当代作家中,排名第一的是金庸,第二是郭敬明,第三是韩寒,第四是鲁迅。
这反映了文学阅读和语文教育中的一些倾向和问题,说明现在的学生更愿意读那些贴近自己生活、表达方式和自己接近的作品。
(摘自《当代文坛》2008年1期作者:
邵茹波宋明欣)
[洞若观火]——来自思考深处的撞击
思考点一:
“80后”文学的三个派别
一、“偶像化”写作
自“80后”文学浮出水面,“偶像”字眼如影随形,从网站写手的偶像化包装,到大小媒体的明星式运作,直至“偶像派”命名的出现,其存在已无可置疑。
就文学形态看,我们试图从以下几点描述“偶像化”写作的基本特征——
(1)追求形式的甜美。
“偶像化”写作,形式往往大于内容,优美轻灵的文字,奇幻飘忽的感觉,浪漫主义的风格,不求深刻但求动人的青春话语……所有这些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广告文案的创作公式,“KISS公式”,即英文KeepItSweetandSimple,直译为“令其甜美并简洁”。
在“80后”写手和身后的市场策划者那里,作品被作为一件可意的商品,精心的包装向消费人群昭示:
“多么甜美动人呀!
”打动人心也是偶像化作品作品传播的第一要义。
(2)“青春偶像”的装扮。
“80后”文学之前,中国的作家并非没有成为偶像的可能,但在此之前,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
多年艰苦写作→作品巨大反响→作家出名→渐成偶像。
即便成为偶像也大多在相对狭窄的领域,因为文学作品在媒介中较之文艺、体育并无传播优势。
但“80后”写手在网络崭露头角之始,就已自觉地装扮成“青春偶像”,从而大大缩短了出名的距离。
(3)扣住“青春”的书写。
偶像化写作的内容,大都属于青年题材,并具有强烈的时尚色彩,作品主题多定位在当下青少年的“青春遭遇”。
“偶像化”写作的一个关键点是紧紧扣住“青春”。
因为扣住青春,也就扣住了人心;扣住了人心,也就扣住了阅读市场的命脉;扣住了市场命脉,也就扣住了“出名”和利润。
(4)商业化运作。
在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商业故事后面,大多有一个精心的策划。
“80后”文学的迅速成长至少已是一个商业成功的范例。
其成长的背后始终站着一批老谋深算、用心良苦的商业策划高手。
他们的策划从一开始就成功地跳过理念,按照市场运作的规律,在鲜明的商业意识的指导下,一步步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在“80后”文学的写手中,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三人的“偶像化”程度最高。
(李傻傻、胡坚、小饭、张佳玮、蒋峰,被称为“80后实力派五虎将”。
与此相对应,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孙睿等人称为“偶像派写作”。
——笔者注)
二、“实力派”写作
2004年著名作家马原,当年先锋派的骁将,拍马出阵,亲自操刀编了名为《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一书,并在序言中,逐一评价了这五位的作品。
李傻傻的暗示意味、胡坚的智性写作、小饭的先锋意识、张佳玮的“意识流”以及蒋峰的文字精准,马原认为他们在各个角度上都达到了“80后”作家的最高水准。
此书在“80后”文学发展历程中几乎成为正式宣告两派分流的标志性产物,意义非同小可。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重金属”书名所暗含的价值取向,明褒实力,暗贬偶像,依然是艺术主流价值的观念在发挥潜在的作用。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文本。
先看李傻傻的《红×》(花城出版社,2004)。
作品描写一个乡村少年到城市求学的生活虽真切,但整体上看缺乏一种“对立面”的对抗,整体感觉琐碎、平庸,少了生命的紧张和焦虑,从而走向作品精神的平面化与娱乐化。
再说蒋峰的《维以不永伤》(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精心设计的故事结构,冷静的叙述,简练的笔法,自如的控制,显示出一种为小说而写作的职业才能。
青春期不顾一切的自我宣泄在这里已被某种洞察给化解,作品似乎在昭示:
蒋峰是把小说当做人生使命来完成的小说家。
然而,如此较高的评价恐怕只能限制在小说家的敬业精神上,因为深究下去,《维以不永伤》仍是一部可读但不耐读的作品,是一部技巧胜过内涵的作品,苛求一点说,主题不免流俗,艺术难有回味,更难论精神高度了。
最后说说张佳玮的《加州女郎》(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
这部15万字的小长篇给人的感觉像一杯稀释的果汁饮料,全书247页,但读至100页,尚未真正展开故事,作者的思绪仍停留在对一条手机短信的“无限感慨”中。
太淡,太薄,缺少长篇小说应有的分量:
紧张、冲突、人物、情节、环境、心理……所谓“看齐大师”也只停留在自我标榜的表层,缺少生命的体验,缺少心灵的沟通,其实是无法进入大师的精神殿堂。
上述分析,也许近于苛评,但作为以看齐大师为口号的实力派,应当承认,他们远没有超出前辈。
再苛求地说,他们距离中国当代主流文坛的核心地带尚有不小的距离。
三、“另类派”写作
“80后”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学的多种创作观念与作品形态,作品普遍具有别于主流文学的“另类”因素——
一是“焦虑”。
凡带有自我倾诉型的作品,大多透露出一种出于生命体验的深深的焦虑。
春树的两部长篇最为典型,《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显然带有自传性质,春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然承认。
作品女主人公在失学后的生活中,几乎时时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生活漂游,精神彷徨,无所事事,青春日日虚度。
二是“自由”。
尽管80年代生人并不一定清楚自由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但他们借文学倾诉表达向往自由、渴望理解、寻求慰藉的强烈欲望。
他们也有幸找到了最适合方式——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和新渠道。
三是“崇尚品牌”。
“新贫贵族”的主体是一群生于1980年代的年轻人,在崇尚品牌的他们看来,重要的是建立属于自我风格的“LOOK”,消费的不仅仅是T恤、牛仔裤、鞋、包、手机乃至越野车,而是这些品牌后面的文化。
从青年文化的角度看,物品是一个隐喻,年轻人以“另类”的形式表达自己。
顺乎逻辑地,“80后”文学也具备了游离于中国传统的“另类”品格。
(摘自《新华文摘》2007年17期作者:
江冰)
思考点二:
青春写作之路能走多远
“80后”写作往往被定位为“青春写作”,它实际上是“校园文学”的另一种说法。
“80后”作家所写的作品都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圈子,他们凭着自己已有的生活经历和知识积累,尝试用文字自然地表达自己,而不是有意识地追求文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青春文学一直沉浸在个人琐碎生活的述说里面,热衷于描写与现实的疏离和破碎的梦境,描写成长的困惑和不知所措。
韩寒宣称:
“四五年前我就不看书了。
我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他自己想的、经历的最重要,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作家说读别人的书会受益匪浅。
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韩寒几年前在《零下一度》中还感谢他父亲让他读了很多书,同时对同龄作家总拿早恋说事颇不以为然。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年轻人因为自身年龄小、阅历浅,大多数生活场景和生存经验只能通过阅读经验来建构。
如果说看书没用,那么能写的就只剩下自身的生存经验了。
而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能有多少刻骨铭心的生存经验呢?
不写早恋能写什么?
综观“80后”作家的作品,无外乎恋爱、叛逆、校园这几个永恒的主题,除去华丽的辞藻和超验的想象,这些主题能不能一次又一次地支撑起他们存在的空间呢?
我表示忧虑。
之所以评论界认为“80后”的作品缺少历史厚重感和人性的深度,原因也正是如此。
1、稀释文学的商业化倾向
从“80后”作家的作品销售量,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与商业市场保持的良好关系。
本来销售量的多少不能作为衡量作品文学价值高低的标准,可是如果一年之内陆续出版几本甚至十几本的书,就不得不让我们对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产生怀疑。
他们在写作中做了太多的妥协,顺从于一种盲目的市场需求或者假设的市场需要。
这样的写作可以解决一个人的生存问题,但绝对解决不了一个人的才华问题。
他们的才华会在过多的妥协中消失殆尽,以至最后缺乏自信和兴趣。
2、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本雅明认为随着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艺术生产也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
综观“80后”的写作,带有模仿性质的不在少数。
韩寒一出道就有人说他的《三重门》是对《围城》的一次模仿,而他的杂文则更接近于李敖的狂放不羁;李傻傻被人称做“少年沈从文”,而他的《红×》被指责模仿宁肯的《蒙面之城》;张悦然的颓废带有安妮宝贝的味道;孙睿被指责模仿石康;胡坚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郭敬明与庄羽的抄袭官司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本来初学写作的人进行所谓的“复写性写作”即有意识地模仿影响自己的经典之作也不足为奇,问题是复写、拼贴在“80后”的写作中已经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方式,而且随着他们写作的深入,独立统一的风格仍不见其树立。
艺术作品和复制品的区别就在于作品内在的精神和思想,这种内在的精神和思想来自于人们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观察角度。
对于“80后”而言,他们所缺乏的不是形式和技巧,而是内容和精神,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内核。
很可惜,我们看到的只是属于畅销读物的一套简单又容易操作的模式和内容。
更为严峻的是,“80后”的危机不仅是内忧,还有外患。
1、传媒和商家的合谋
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和包装,使“80后”成为“娱乐工具”,种种关于“80后”作家的新闻铺天盖地。
此刻,“80后”早已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商业操作的偶像。
在这一次次的包装中,“80后”作家忙于名利双收或者澄清事实,只是没有时间再去认真地经营写作。
一方面是一些已经出名的“80后”作家成为“病梅”,另一方面是一些默默耕耘于写作的“80后”作家不被认可。
“80后”作家中也不是没有出身农家将笔触伸向乡间大地的作家,可是很多出版社和媒体都是在寻找明星和制造商机,而不是在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
于是很多栖身于文学,远离商业化镁光灯的“80后”作家就这样被无形中遮蔽了。
甚至虽然有的“80后”作家已经出名,但一旦写的内容欠缺畅销的元素,出版社也不予理睬。
希望这些在纯文学创作路上辛苦摸索的“80后”作家不要被媒体的炒作所迷惑,更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困扰,他们的坚守让我们在物质主义熏心的生活里还能体会艺术的价值和崇高感。
2、学者与批评的缺席
与“80后”作品的热销、大量同龄读者的追捧所造成的喧哗相对的是学界对“80后”的冷落。
除个别学者如白烨、曹文轩等对“80后”写作给予肯定或发表评论之外,总体来说,评论界对“80后”的有效评论非常少。
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方面是评论界认为“80后”的作品缺乏历史厚重感和人性的深度,另一方面文坛对“80后”的淡漠和隔阂中也包含了知识分子敌视“消费”和“世俗化”的因素。
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使得学界习惯于对经典大家的重复性阐释以捍卫“新文学”话语的神圣性,而对通俗文学的热销,则始终持有一种文学投降于消费的悲愤态度。
但我个人认为以上原因都不能成为学界漠视“80后”现象的正当理由。
“80后”写作确实缺少厚重而有力度的作品,但他们毕竟还很年轻,还未进入创作的成熟阶段。
而正因为幼稚,才更需要引导。
虽然“80后”作家的写作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不能忽视,他们个个身后都有数以十万、百万甚至千万的读者。
这种情况如同一个孩童已经点燃了一个巨大的火堆,我们要做的是赶紧教会他如何合理地使用火,而不是袖手旁观,看着他玩火自焚。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文学批评对各种类型的文学都应该一视同仁,不管它是高雅的还是通俗的,是传统的还是先锋的,是纸质文本的还是网络的。
正是这些丰富的文学形态,形成了多元的文学话语。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应该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离开了正规的文学批评的引导,年轻的作者随时都有迷失的危险。
除此之外,更值得我们忧虑的,还有广大的正处于成长阶段的懵懂读者。
在看到“80后”作家面临危机的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有些“80后”作家已经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并在积极地努力改善这种情况。
在小饭和蒋峰的创作中,他们无疑把重点放在小说的技术探索和创造美感上,在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以发现向世界文学大师致敬的印记。
胡坚也渐渐显露出智性写作的锋芒,让人感到他思想上的潜力。
“80后”作家正行进“在路上”,希望他们能正确对待路上的鲜花与掌声,避开路上的岔道和陷阱。
“80后”,希望你们一路走好。
(摘自《当代文坛》2007年1期作者:
姚 娜)
[链接]
读者相对单一满足自我循环
“80后”需在磨砺中成长
不少批评家都指出,以往的作家都能拥有较为广泛的读者群,而“80后作家”的读者却只集中在中学生中,这反映出一些创作上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年轻人写作,年轻人消费,是一种不健全的自我消化和自我循环,这样的创作很难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而这一群体自身,如被视为代表的韩寒、李傻傻、张悦然等,或表示对“80后”这一概念的不认同,或希望超越这一概念,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得更远。
李傻傻说,“80后作家”现在是一个被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文学概念,它所隐含的文学意义之外的商业性是值得警惕的。
张悦然表示,文学作品应该是作者内心体验的外化,而“80后作家”这一笼统的称谓是不足以涵盖作家之间的个体差异的。
张悦然在采访中说,一部作品真正吸引读者的是其内在的精神魅力,只有作品在读者的内心唤起了精神和情感上的共鸣,才能得到读者和市场的肯定。
她强调,一味迎合市场的写作并不是聪明的选择,因为,读者和市场的趣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这种变化也是无法预期的。
批评家们指出,“80后作家”应该从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汲取丰厚的养料,同时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敏感地捕捉点滴的珍贵体验,在生活和创作中不断磨砺自己。
另一方面,文学批评也应该对“80后作家”的写作给予更多的关注,批评者、批评对象和批评标准要有充分的沟通,从而形成健康的交流互动机制,推动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但不可否认,“80后作家”也确实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些新因素。
“80后作家”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叙说青春期焦虑;另一类就是奇幻小说。
张颐武认为,“奇幻小说中所表现的自由和想象是非常可贵的。
奇幻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恰恰是既往的中国文学中最欠缺的,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80后’写作为中国文学带来的一股新风。
”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文化都是滞重的,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得轻灵,这为奇幻文学提供了空间。
“80后作家”张悦然认为,“对于前辈作家来讲,现实是沉重的山”,而“80后”眼前没有山了,于是他们更喜欢“往远处看,往玄处看。
”同时她认为,奇幻小说的创作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我们的物质生活比较充裕,现实对我们的刺激不那么激烈,远方让我们更敏感,更向往。
”
(摘自《人民日报》2007年第126期作者:
刘 阳)
[一针见血]——你做过深入思考吗
[针刺文]
宠坏的一代
《北京青年报》在北青网上举行一场名为“网议‘80后”’的讨论,题目是:
迷失的一代还是阳光的一代?
在7月26日的北青报上,刊登了当天的投票结果,投票结果让我大吃一惊,认可“阳光的一代”的有2593票,赞成“迷失的一代”的有2721票,反方超过正方,持否定立场的“迷失”派多于持肯定立场的“阳光”派。
我想,这样讨论的结果,也许和最近有关“80后作家”的负面新闻太多有关。
其一是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一案败诉,郭敬明只愿赔钱不愿道歉的态度让人奇怪。
作家抄袭的性质和小偷偷窃其实是一样的,被逮住了怎么还那么理直气壮,脸不红心不慌?
郭敬明的道德支撑点是什么?
好像在东方文化中找不到,在西方文化中同样找不到。
估计是郭敬明对厚黑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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