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先秦话语中黄帝身份的衍生及相关文献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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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推介先秦话语中黄帝身份的衍生及相关文献形成
论文推介先秦话语中黄帝身份的衍生及相关文献形成
传承古史辨派科学求真精神,促成传统文化现代转型
编者按:
这篇文章强烈推荐,做先秦两汉历史和经学史的都需要读一下,对黄帝研究文献梳理的比较细,一些观点发前人之未发;文中已然有现代西方文本批评意识,加之作者传统文献工夫扎实,是国内黄帝研究的难得之作,小编认为其文将构成现代黄帝古史传说的历史批评学基础。
是文的价值还在于文本的历史所依据的首先应是文本,只有对文本的源流辨析清楚一个历史传说或传说古史才能源流清晰地呈现出来。
这也是我们新古史辨一再强调的——文本的历史首先必须是文本的方法。
诚然一些文献的断代或受到传统观念的局限,或有可商,比如《左传》占卜材料应来自师春书之类文献,也应属战国方技类文献,恐不能作为春秋前的材料,但其文亦应有所据(可能存在记忆重构),并不影响作者结论。
文章比较长,愿为学者特别是未受过西学训练的搞中国传统学术的学者不妨停留一回耐心读完,相信必有收获。
谢谢大家。
摘要:
先秦时期黄帝被“百家言”的起点,是自古相传的黄帝故事和言辞。
春秋时期对黄帝故事的言说主要集中于德行和征战,二者在《逸周书·尝麦解》中得到了结合。
同时,黄帝与炎帝征战也衍变成黄帝与蚩尤的对抗,原因在于炎帝德行的流布以及黄、炎后裔的合流,随后黄帝故事风行于战国。
黄帝言辞源于“先王之书”,它们使黄帝成为“先王之道”的代表;战国时期,黄帝先以言说内容的形式出现,随后变成独立的言说主体,并以“师”的身份进行训诫;在此基础上,黄帝的身份在师徒之间变换而又偏向于“徒”,与之对话的人物多出于虚构,至此黄帝完全成为诸子学派的代言人。
关键词:
战国诸子黄帝炎帝先王之书黄帝四经
作者:
刘全志,河南鹿邑人,汉族,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文献与文化研究。
先秦时期流传着许多与黄帝相关的说法,以致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1]在司马迁看来,黄帝被先秦诸子“百家言”,言辞众多,令人难以理出头绪。
针对这种“乱象”,《淮南子·修务训》批评道: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
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
此见是非之分不明。
”[2]这些言辞充满愤激与指责,作者的意图显然是批评只讲言辞相高而不顾是非界限的“乱象”。
司马迁与《修务训》的作者尽管存在着不同的言说旨向,然而从中都能够反映出黄帝被“百家言”的盛况与规模。
[3]《汉书·艺文志》著录大量与黄帝有关的文献,据田旭东统计,其中“以‘黄帝’名、‘黄帝臣’名、‘黄帝相’名、‘黄帝之史’名为书名或作者的典籍,共有三十一家,589篇(卷)”,涉及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
[4]这些“黄帝书”即黄帝文献的大量积累,应是战国秦汉社会黄帝被“百家言”加以载录的成果。
以上情况表明,黄帝被“百家言”不但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秦汉时期知识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因此,对于先秦时期黄帝被“百家言”以及黄帝身份衍变的清理,有助于我们理解黄帝形象在中国古代社会建构的关键阶段、关键过程,更有助于明确司马迁写作《史记·五帝本纪》所处的文化语境。
[5]一、“高祖黄帝”与“黄帝书”关于黄帝被“百家言”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学界往往从田齐政权对黄帝的崇拜谈起,如郭沫若等学者结合齐侯因敦铭文中的“高祖黄帝”,认为田齐政权对黄帝后裔身份的确认,促使稷下诸子阐发黄帝之学,进而形成黄老学派。
[6]稷下诸子多言黄老,如司马迁所说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7]这些人物的确促成了黄老学派的形成、扩大。
然而,他们言说黄帝与田齐政权“追宗认祖”的祭祀活动,是否存在相继关系却值得商榷。
退一步说,稷下诸子即使受到田齐政权的推动,那么田齐政权追认黄帝为“高祖”的原因是什么?
更为重要的是,齐侯因所说的“高祖黄帝”真的是在“追宗认祖”吗?
对此,我们可以再次梳理一下陈侯因敦铭文的内容:
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齐)曰:
皇考孝武(桓)公(恭)(戴),大慕(谟)克成。
其唯因(齐)扬皇考,(招、绍)(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聞(问)者(诸)侯,合(答)扬厥德,者(诸)侯(夤)荐吉金,用乍(作)孝武(桓)公祭器(敦),台(以)登(蒸)台(以)尝,保有齐邦。
(世)万子孙,永为典尚(常)。
(《殷周金文集成》04649)[8]徐中舒指出,其中的“陈侯因”即齐威王,这件敦器是他“即位初年时物”,[9]用于祭祀齐桓公田午的典礼仪式。
对于这段文字的释文也许存有争议,但其中“高祖黄帝”是各家释文共有的文字,且被许多人理解为齐威王追认黄帝为自己的祖宗。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其中“其唯因(齐)扬皇考,(招、绍)(緟)高祖黄(帝)”显然存在另外一种句读和释文,即“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
[10]依据先秦时期的言语规则以及其后王朝的相近用语,笔者认同后一种点断方式。
[11]“高祖”与“迩嗣”并举,两者意义相同,在句子中都作谓语,两者的宾语分别是黄帝、桓文,齐桓公、晋文公显然不是齐威王的祖先,其中齐桓公还是姜齐政权的祖先,但他仍然能够“迩嗣”。
这说明,齐威王重视的是这三个人的功绩霸业,而不是与他们攀亲。
这一点,正如高新华所说:
“齐威王要‘高祖黄帝,迩嗣桓文’,绝不是要追宗认祖,而是要效法黄帝和齐桓、晋文,战胜诸侯,称王称霸。
”[12]更为重要的是,将“高祖黄帝”理解为齐威王是在与黄帝攀亲,也并不能就此凸显齐国的独特性。
因为,当时的各诸侯国都在推崇黄帝,《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13]秦灵公在位时间是公元前424—前415年,而齐威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56—前320年,秦国祭祀黄帝的时间要比齐威王继位的时间早五六十年;另外,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记事起自黄帝,[14]此书传自晋国,可见韩、赵、魏三国也十分推崇黄帝。
如此看来,把黄帝被“百家言”的兴起看作田齐政权推动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
针对黄帝进入先秦诸子话语的路径,李零也有独到见解:
他首先把《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书”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类,并指出像马王堆帛书《十六经》“这种‘形而上’的黄帝书只是黄帝书中的一种,在形式上与其他‘形而下’的黄帝书仍很相似,有同样的故事套子。
故事来源仍是数术方技之‘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黄帝书与数术、方技类文献在内容上是“互为表里”的,“其来源是《世本·作篇》这样的东西”,因为“《世本·作篇》把大多数发明都归于黄帝君臣的名下”。
[15]这种分析注重知识来源,新颖独到,很有启发,同时也让人深思。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几种文献的次序,即两类黄帝书及《世本》形成的时间先后。
据陈梦家考证,《世本》是战国末年赵国人所作,[16]其中《作篇》与《帝系》存在相应关系,而《帝系》以黄帝为中心将古代帝王世系排列整齐、次序分明。
对于这点李零也十分认同,他说“由于黄帝族的后裔特别发达,故很多‘帝系’都是以黄帝为中心。
《世本·作篇》把大多数发明都归于黄帝君臣的名下,与此是同步现象”。
如果把各种黄帝书的出现定于秦汉时期,那么把战国末期的《世本》作为它们的来源是说得通的。
然而事实是,有关黄帝故事及言语的黄帝书战国中期就已大量出现。
所以,把《世本》当作它们的来源有前后颠倒的嫌疑。
同样的道理,“形而上”黄帝书与“形而下”黄帝书的产生孰早孰晚?
按照李零所举,作为“形而上”黄帝书知识来源的数术方技图书分别是:
数术类有《黄帝玄女战法》、《风后握机奇经》、《黄帝龙首经》、银雀山汉简《地典》,方技类有《素问》、《灵枢》等医经、《黄帝九鼎神丹经》、《素女经》、《玄女经》等。
即使撇开这些文献的可靠性不谈,我们也很难判定它们产生于战国时期,或在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之前。
所以,不能说这些“形而下”的黄帝书就是战国思想界的知识背景。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献在《汉书·艺文志》中属于方技略、数术略,正如李零所说“数术方技之书传授的是技术而不是思想”,[17]而诸子文献则注重思想观念,而非技术。
即使这些技术传承久远,甚至可以追溯至原始阶段,[18]但技术与思想的对接也许早已完成,并非一定要迟至战国时期,更何况这些技术在战国以前也并非托名黄帝。
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类黄帝书也许存在互动关系,但我们却很难说清楚二者究竟哪一类先托名于黄帝。
如果我们认可数术、方术类首先托名于黄帝,那么它们之所以托名黄帝的原因也是值得探讨的。
因此,我们在追溯数术、方技类黄帝书的源头时,也会遇到“形而上”类黄帝书同样的问题,即它们之所以托名黄帝的根据是什么。
因此把黄帝书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类是否恰当、合理,同样也值得深思。
[19]无论如何,在追溯黄帝书来源时,数术、方技等技术知识需要重视,但思想观念的源头也不可忽略,特别是当追溯战国思想界黄帝被“百家言”的起点时,更不能忽视观念方面的传承与衍生,因为相比于思想与技术的对接,思想与思想的对接更为直接、快捷,衍生也更为迅速、丰富。
所以,笔者认为先秦诸子黄帝被“百家言”的缘起,与其说来源于数术、方术等技术知识的衍生,不如说源于自古相传的黄帝故事和黄帝言辞。
二、黄帝征战炎帝、蚩尤故事的成因
关于战国之前流传的黄帝故事,可以结合《左传》、《国语》等文献记载加以说明。
《国语·鲁语上》记载展禽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所以“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同样的意思也见于《礼记·祭法》,作“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
在这里,黄帝的主要作为是“能成命百物”,即为万物“作名”,进而取得“明民共财”的效果,也就是使百姓取物以自养。
孔颖达云:
“‘法施于民则祀之’者,若神农及后土,帝喾与尧,及黄帝、颛顼与契之属是也。
”[20]可见,黄帝之所以进入祀典的关键在于“成命百物”,进而符合“法施于民”的祭祀标准。
展禽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礼记》虽成书于战国时期,显然也是对前代祭祀礼仪的追述。
所以,在春秋时人眼中,黄帝的德行主要表现为“成名百物”。
相比于黄帝成为时人祭祀的对象,黄帝征战的故事更为流行。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
狐偃言于晋侯曰:
“求诸侯,莫如勤王。
诸侯信之,且大义也。
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
”使卜偃卜之,曰:
“吉。
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公曰:
“吾不堪也。
”对曰:
“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卜偃占卜的背景是王子带之乱,即周襄王与王子带争位之事。
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晋文公难以决断是否“勤王”,于是让卜偃占问神意。
从卜偃的占卜之辞、晋文公的误解以及卜偃的解释可以看出,“黄帝战于阪泉”已成为春秋时人习知的事件,并早已进入卜辞,成为占断吉凶祸福的依据。
卜偃的占断之辞意味着,“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是大吉大利的预言。
于此,我们也能推测出“黄帝战于阪泉”的结果是黄帝大胜,但黄帝攻打的对象,《左传》却没有透露。
依据卜偃用“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比附周王室看,周襄王与王子带的兄弟关系,也似乎对应于“黄帝战于阪泉”的双方。
黄帝征战之说,还见于《国语·晋语四》:
“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这段话出自司空季子,目的在于劝说晋文公迎娶怀赢为妻,而怀赢先嫁给晋文公的侄子,碍于这层关系,晋文公打算辞掉这门婚事。
司空季子显然懂得晋文公的心理症结,所以他力求通过讲史来说明同姓同德才是兄弟,否则便是“道路之人”。
为此,司空季子特举黄帝与炎帝的故事:
两者同为兄弟,但“成而异德”,最终兵戎相见。
其中“济”,韦昭注“济,当为‘挤’。
挤,灭也”,并说此事即指“黄帝战于阪泉”。
[21]《左传》哀公九年晋国的史墨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不仅与司空季子所说“炎帝为姜”同,而且言辞指向战争和战争的胜利,其背后的依据也应是黄帝与炎帝大战。
另外,《太平御览》引《归藏》曰:
“昔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
”[22]《归藏》渊源甚古,据学者研究,王家台秦简中的易占就是《归藏》残卷,其简文有“同人曰:
昔者黄帝与炎帝战……巫咸……”。
[23]依此来看,《归藏》所言内容也同于《左传》、《国语》,即参加阪泉之战或涿鹿之战的双方是黄帝与炎帝。
然而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逸周书·尝麦解》,[24]对于交战的双方却有不同记载: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
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
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
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
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这段话难以确解,注者的分歧主要涉及赤帝与黄帝的关系,其中赤帝应是“以火纪”的炎帝。
尽管如此,各家对这段话大意的理解却颇为趋同:
蚩尤原是赤帝之臣,横行于涿鹿之河,但赤帝却难以管制;最后由黄帝出面平定蚩尤之乱,并“顺天思序”,使“天用大成,至今不乱”。
其中的涿鹿之战,前贤已论证即阪泉之战,[25]所以,在这段文字中,首先使我们关注的是“阪泉之战”的双方为黄帝与蚩尤,这种记载显然与《左传》、《国语》不同。
更为关键的是,《尝麦解》之前的文献中并不见“蚩尤”的名号,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中也不见“蚩尤”。
《尚书·吕刑》确有“蚩尤惟始作乱”,但许多学者已指出《吕刑》实成书于战国。
[26]也许正因为前代文献不见蚩尤,在这里忽然出现,不合常理,所以后代注家为弥缝,经常将蚩尤解释为炎帝之后,如《路史·禅通纪》注云:
“蚩尤,炎帝之后,恃亲强恣,篡号炎帝。
”[27]这种解释的文献依据显然无法早于战国,因为在战国时期,与“黄帝战炎帝”相比,“黄帝战蚩尤”之说流行更盛,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经过彼此斗法,黄帝借用女魃的力量战胜蚩尤,整个过程极具神话色彩。
当然,“黄帝战蚩尤”之说真正“一家独霸”,还在秦汉之后,而在战国时期,仍有学派坚信“黄帝战炎帝”的古史。
这一点主要反映于重视前代文献的儒家,如《大戴礼记·五帝德》。
[28]此篇记载黄帝“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交战双方为黄帝和炎帝。
与此相比,蚩尤以及“蚩尤作兵”的说法,便被儒家所驳斥,《大戴礼记·用兵》借孔子的话指出“蚩尤,庶人之贪者也”、“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
可见在儒家看来,蚩尤只是贪得无厌的代称,具体指人也是“庶人”,根本不具有诸侯或部落首领的地位,更不要说与黄帝争战了。
也就是说,儒家根本不承认蚩尤作为首领地位的存在。
儒家的这种坚守与驳斥,显然是有依据的。
《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鲁太史克遍举远古穷凶极恶者,其中有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天下之人谓之“四凶”,而并不见“蚩尤”,这四凶最后被舜“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值得注意的是,“四凶”的名称也是“天下之民谓之”,即天下人赠送给他们的绰号。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蚩尤完全是一个假想的名号,它的最初意思应该是指“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大戴礼记·用兵》),即贪得无厌一类人的称呼,后来被世人加以引申、夸大,变成如同浑敦、穷奇、檮杌、饕餮一样的恶人、凶族称号,进而与黄帝争战,最后身死名裂。
无论蚩尤的本义如何,春秋时期的“黄帝战炎帝”显然在战国时期便衍变成“黄帝战蚩尤”,也就是说蚩尤代替了炎帝的位置,同时也顶替了炎帝失败的名义。
那么世人为什么将炎帝替换为蚩尤呢?
综合史料记载,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部族融合的力量,如前引司空季子、史墨一直说“炎帝为姜”、“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可见至少在春秋时代的晋国,人们普遍认为姜姓是炎帝的直系子孙。
春秋时期,姜姓人群分布极广,《国语·周语中》记载富辰谈到周王室与姜姓结亲:
“齐、许、申、吕,由大姜。
”以诸侯大国来论,齐、许、申、吕是当时姜姓的大族,而西周乃至春秋时期的姜姓人群并不限于此四国。
据许多学者考察,见于传世文献或考古发现的姜姓之国还有很多,如冶、甫、伊、甘、戏、露、淳、验、列、赖、纪、向、州、夷国、国、逢国、薄菇等。
[29]在这一名单中,也许有些国家或部族的姓氏还存在争论,但如此多的数量足以说明炎帝后裔的众多。
更为重要的是,在春秋时人眼中,炎帝也是一位有盛德流延的帝王。
《国语·周语下》记载太子晋说,共工之从孙四岳辅佐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尧“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
”韦昭注:
“尧以四岳佐禹有功,封之于吕,命为侯伯,使长诸侯也”,“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
[30]为说明“举嘉义,以有胤在下”,太子晋还举出“四岳”的后代,说“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同时,太子晋还指出那些“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无后主,湮替隶圉”的国家、部族或人群,“夫亡者岂繄无宠?
皆黄、炎之后也”。
在太子晋看来,天下众多国家和部族,都可以说是“黄、炎之后”。
值得注意的是,从太子晋所举共工、四岳以及当今的兴亡衰败来看,炎帝后人的兴亡盛衰与对待炎帝之德态度密切相关,即抛弃炎帝之德则灭亡,继承炎帝之德则兴盛。
于此看来,炎帝在时人眼中是有德之人,曾有“嘉绩”、“嘉义”、“嘉功”,并“以命姓受氏,迄于天下”,进而能够赐福于后世子孙,共工及其他“亡其氏姓”只因有“慆淫之心间之”,所以走向“踣毙不振”。
(《国语·周语下》)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炎帝的德行,也表现于《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说的“炎帝以火纪”。
在叙述自己的高祖少皞氏以鸟名官的治世后,郯子说:
“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
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郑玄认为郯子在这里是说颛顼“德不能致远瑞”,[31]在郯子看来,“不能纪远”的颛顼在德行上比不上少皞氏、黄帝氏、炎帝氏、共工氏和太皞氏。
于此,在郯子心目中,炎帝至少比颛顼更有德行。
结合太子晋的言辞,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人对于炎、黄关系的解读,并非仅仅着眼于争战,还关注于他们的德行。
也就是说,春秋社会除流传着“黄帝战炎帝”的故事之外,还流传着黄帝、炎帝德行的故事,后者又往往指向现实的政治秩序,潜在地维系着春秋各国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春秋时人一面阐述着炎帝的德行,一面言说着他与黄帝征战的失败。
两者在后人看来似乎存在矛盾,然而在春秋时期却可以并存。
这是因为当时文献记录的内容、种类还十分有限,特别是远古的历史还主要靠口传。
如前引《左传》、《国语》的事例,卜偃、史墨作为巫史之官固然有文字记录的东西,但郯子、太子晋、司空季子所讲述的历史只能依靠口传。
这点在郯子身上表现得异常鲜明,郯子讲述的都是“古史”,不仅鲁国君臣不知,就是善于搜集文献的孔子也不知,所以《左传》记载“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
既而告人曰:
‘吾闻之: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一方面感叹郯子的博学多识,另一方面也表露出对“古史”流失的遗憾和惋惜。
没有文字只有口传的“古史”很难让人拿到一起进行比对,所以我们感觉矛盾相异的地方,春秋时人并没有觉察到。
然而到了战国时代,口传历史开始书写成文献,各种异说拿到一起进行比对时,总会发现矛盾相异之处。
于是,“黄帝战炎帝”与炎帝之德的矛盾开始被时人所关注,特别是那些姜姓后裔的部族,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将“黄帝战炎帝”演绎成“黄帝战蚩尤”,炎帝的失败也被替换成蚩尤的失败。
更为重要的是,《国语》所记太子晋“黄、炎之后也”的言辞,也反映出黄、炎子孙的合流趋势。
也许在春秋时期,时人还计较于姬、姜两姓的区别,但到战国之际,黄、炎二帝分属姬、姜两姓的意识已趋于淡化:
太公本是炎帝之后,但《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太公》却记载他向周武王传授“黄帝之道”;[32]秦国祖上为少皞氏,本是黄帝一支,但秦灵公于吴阳作上、下畤,同时祭祀黄帝和炎帝;汉高祖刘邦,本是楚国人,而楚国自认为是颛顼的后代,颛顼出自黄帝,但刘邦却自认为是“赤帝子”。
[33]可见,战国秦汉社会,黄、炎已经合流,时人已不再刻意强调黄、炎的区别。
夏增民指出,战国中期以后,炎帝的身份发生变化,特别是秦汉社会,炎帝与神农合二为一,并由于五德终始学说对五帝次序的排列,将“炎帝上升为三皇”。
[34]于此可见,战国人将黄帝征战的对象由炎帝换成蚩尤,也是必然趋势。
相对于“黄帝战蚩尤”成为战国社会的流行说法,“黄帝战炎帝”故事逐渐式微,这种说法虽经《大戴礼记·五帝德》的阐释而被司马迁写进《五帝本纪》,但司马迁同时也收录了“神农氏世衰”及“黄帝战蚩尤”的传说。
[35]这种书写方式虽然使得叙述层次比较错乱,但却向后人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司马迁在撰写“黄帝本纪”时受众多说法困扰,以至于他自己也没有弄清楚黄帝、神农、炎帝、蚩尤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司马迁的困扰,反而更能印证“蚩尤”传说后起的事实。
三、黄帝故事在战国的演绎如前所述,《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反映了时人对炎帝言说矛盾的调和,其中炎帝、黄帝、蚩尤一起出现:
蚩尤为炎帝的臣属,炎帝与黄帝的上下级关系虽未直接说明,但炎帝“乃说于黄帝”,[36]颇能透露出黄帝继炎帝而起的信息。
换言之,在《尝麦解》的作者眼中,黄帝与炎帝之间存在明显承继关系。
而蚩尤却被描述为不安本分、犯上作乱的恶人,他“逐帝”、“争于涿鹿之河”,而且“九隅无遗”,天下有八方,但蚩尤还想霸占九方。
这种描述虽然简短,却把蚩尤暴戾、贪婪的性格表露无遗。
如此形象的刻画,成为战国中后期诸子演绎“黄帝战蚩尤”故事的本源,进而又衍生出“蚩尤作兵”的说法。
而且随着故事的演绎,人对“黄帝战蚩尤”的描述愈加详细生动,如《山海经》《黄帝四经》的记载:
一是生动描述两者间的斗法争胜,二是详细叙述黄帝对蚩尤的惩罚,并告诫世人“反义逆时,其刑视蚩尤”。
[37]无论如何描述,世人都倾向于推崇或赞美黄帝,而贬斥或嘲笑蚩尤,这种阐释旨向在秦汉及其后世的文献中表现得更加鲜明。
[38]值得注意的是,《逸周书·尝麦解》也将春秋时期时人对黄帝故事的言说加以总结。
如前所述,春秋时人对黄帝的印象存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能“成名百物”,有“嘉绩”传于世人,进入后人的祀典;另一方面是黄帝征战而取胜。
《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显然综合了春秋时人对黄帝事迹的言说,因为它在记录黄帝征伐蚩尤的同时,反映出黄帝之德的流延。
如《尝麦解》说“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
”庄述祖云:
“纪,载;名,铭也。
《周官·司勋》:
‘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
’”陈逢衡云:
“用大正者,大刑用甲兵也。
黄帝以土继火,顺五行之序于天,故曰顺天思序。
纪于大帝,谓昭告于天。
”朱右曾云:
“释怒,释民之怒。
甲兵,刑之大者。
黄帝始以兵定天下,故首溯之,顺天思序,致天讨使民畏法而思伦序。
纪于大帝,言天纪其绩。
”各家说法虽然有异,但都在强调黄帝战胜蚩尤的重大意义:
黄帝以兵定天下,规范人伦秩序,所以上天纪其功。
《尝麦解》的这段话出自周成王之口,因为“此篇记成王于尝麦之月格庙命大司寇正刑书以逆刑罚,之中遂以策书敕戒司寇及群臣州伯之事”。
[39]在这里,周成王首先拿黄帝用甲兵“大正”,进而“正五帝之官”,以至“天下大成”。
其中“顺天思序,纪于大帝”,与《左传》昭公十七年的“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以及《大戴礼记·五帝德》中的“顺天地之纪”十分相近,都可以看作世人对黄帝之德流延后世的不同解读。
也就是说,《逸周书·尝麦解》总结了黄帝故事的两个方面:
一是以兵定天下,一是“顺天思序”。
这两方面的功绩,使得“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尝麦解》的这种综合,正是战国时期诸子言说黄帝之德和争战杀伐的源头,即所谓“黄帝伐四帝”、“黄帝百战”、“黄帝四面”、“黄帝三百年”等传说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40]只不过有些是单线衍生,即只阐述黄帝征战或黄帝之德,如《孙子兵法》、《尉缭子》、《鹖冠子》、《尸子》等;而有些是双线演绎,即同时阐发黄帝征战与黄帝之德,如《大戴礼记·五帝德》。
为了更好地展示战国诸子对黄帝故事的演绎线索,现以双线演绎的《大戴礼记·五帝德》为例加以说明:
宰我问于孔子曰:
“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
请问黄帝者人邪?
抑非人邪?
何以至于三百年乎?
”孔子曰:
“予!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
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
先生难言之。
”宰我曰:
“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
”
孔子曰:
“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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