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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1964年7月5日)
王光美
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到河北省参加了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经过五个月的革命实践,我才真正理解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次比上地改革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
的确是这样,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
我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下乡,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回北京的。
地点是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
从我所接触到的地方看,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情况大好;其他的好事情也很多。
但是,今天我专门讲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
怎样讲呢?
我们那里怎么做的,我就怎么讲。
碰见什么矛盾,存在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按过程来讲。
主要讲一个人队的事,也涉及到公社、区、县的一些干部和那里的某些工作问题。
先说一些基本情况。
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在河北,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
为了有利于工作,我改了名字,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工作队里作一个普通队员,在桃园大队工作组做副组长。
这样办,确实是好。
既决心下去,主要是多做直接工作,尽量摆脱领导事务。
卢王庄公社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
这个公社有十四个大队,六十九个生产队,二千五百户左右。
这个公社的大部分村庄是一九四八年底解放的。
因为在铁路沿线,比县城还解放得晚。
县城是一九四七年解放的。
我们整个工作队,有二百二十多人,其中有一半是省属各机关的干部,另一半是县属各级的干部:
有县的、有区的、也有由其他公社调来的公社干部。
有少数地委的干部,还有中国青年报的少数同志参加。
工作队由省委林铁同志挂帅。
队长是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肖风。
我们工作组分配到桃园大队。
这个大队有二百一十七户,四个生产队(小的队四十八户,大的队六十五户),一千零八十多人,二千多亩地。
当时说有两户地主,两户富农。
桃园工作组有二十个人,其中有八个是县属干部,有县委委员,有区一级的宣委,还有四个是附近公社的副书记、社长。
另十二个人,包括我,是省级各机关的干部。
看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作组,是比较好的,因为熟悉各方面工作情况的人都有,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对工作有利。
我们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
在这个公社里有一个蒲蓝大队,去年夏天,省委已经在这个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
省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摸索在一个公社范围内,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展开“四清”,上下推动,互相配合的经验。
根据蒲蓝大队试点了解的情况,这一带是和平土改区,阶级阵营混乱,干部“四不清”问题很严重,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是比较多的。
群众非常欢迎“四清”,非常欢迎“四清”工作队。
我们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
先搞扎根串连,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
河北省其他地方的试点也是按这个步骤进行的,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
看来这个作法好。
因为在敌人的活动不是特别明显的地方,一下子搞不清谁是敌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掩盖着敌我矛盾,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以后,才摸得清真正的敌人是谁。
除非那个地方敌我矛盾很突出,很明显,一下子就弄准了谁是敌人,那当然可以也应当先处理敌我矛盾。
工作队在秦皇岛订的初步计划是三个月,想用三个月把这个工作搞完。
可是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我们搞了五个月,才算基本上搞彻底。
(一)
我们工作队在大批人马进村以前,曾经派了少数人作为先遣组进了村,让他们先了解一些情况,为讲“双十条”时提供一些材料。
同时,帮助把一九六三年的分配落实。
还有,工作队进村不是要住在贫农家吆,可是住在谁家,一进村进哪个门呢?
先遣组的同志,要同支部联系,找好住的地方。
他们是管这几个任务的。
进村以前,公社向我们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还好,征购任务完成得也好。
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什么,因为他家人口少,生活富余。
这个人不识字,很能干。
副书记赵树春有工作能力,如果:
真5记不在,可以依靠他。
公社还提到,去年春天,支部领导搞过一次“四清”,只有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关景东清出大概是二百块钱的问题。
当然,也讲了一些迷信、赌博等一般性的问题。
他们说群众非常欢迎四清”,现在已经磨了米,砍了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
进村以后,支部书记吴臣给我们介绍情况,他说,“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
如果有了,你们就开除我的党籍。
”说得干脆得很。
这个人不是不识字,也识点字,不会写倒是真的,可是真能讲话,记忆力好极了。
他说:
“春天我们搞了‘四清’,经过县和公社验收了。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关景东的二百块钱,到现在只退了一百元,那一百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
”他总觉着就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的工作组长比我们先到一天,他是县委委员,原来曾在这个地方做过工委(现在改称区委)的副书记,来过这个村子,熟悉这里的干部。
他说,这个村子的干部和群众,都特别讲人情,这个支部书记听话。
只简单地介绍了这两句。
,先遣组先进村十来天,也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们讲:
这个人队干部团结比较好,没有两派的问题,支部书记吴臣,有一定的威信,他没有什么“四不清”,就是有点用人不当,有点家长式领导。
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有好多人把事情看得比较容易,特别是那几个当社长的同志。
进村来一分工,我们二十个人管一个大队,一个社长就管一个小队了,而且还给配一两个人做助手,两三个人管一个小队。
刚一分工的时候,有的人就有点闹情绪,说:
“我过去一下去就包一个片,一个片就好几个大队,现在分我一个小队,还给我配几个助手,不几天我就把大门数过来啦!
”并且说,“咱们定牛皮合同吧!
”好象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
他们讲这个话,主要是因为把问题看得简单了。
我自己当时也没有把“四清”运动看得象后来了解的那么复杂。
学文件的时候,虽然也看到讲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呀!
比土改更复杂呀!
可是没有感性知识,就认识不深刻。
进村到底怎么做,我也懵里懵懂。
听到介绍的情况,这里基本上是好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到底实际情况怎么样,到底这个工作好做不好做呢?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真实的情况。
介绍的情况说没有什么大问题,而蒲蓝试点的实践证明问题不少,到底我们这儿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首先得弄清楚。
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
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
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要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不了解那个是扎根对象,谁是真贫农,往谁身上扎?
只好跟基层干部要土改时的成分表,人家说早就丢了。
这么容易丢!
是不是真丢了?
这里:
上改后期划过一次成分,在高级社的时候,又摸过一次成分,摸过阶级分化的情况。
两次不一样。
让群众自己说自己的成分吧,他反正就低不就高。
问干部,干部就说谁是什么成分,肯定极了。
他们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少数几个干部坐在那里一捏估,一合计,就定了谁是什么成分,真假难分。
怎么办?
我们就自己深入群众去了解。
开始,下去接触群众,群众对我们并不那么热情。
同他们说话,他们只说这次“四清”工作队一进村,我们今年就多分了一千块钱,本来说要分八千,现在一下分了九千,要不然,这一千反正是分不下来。
好象“四清”就有这么点好处。
别的就不多说了。
地主、富农的活动,在公社、支部介绍情况时,就没有多讲。
同群众接触,他们也没多谈,看起来对地主、富农并不讨厌。
一提起干部来,群众可是有一肚子气,却又不讲具体意见。
复员军人、下放工人、青年学生,一般说还是比较胆大,敢讲一些。
可是,他们又受父母控制,老婆拉后腿。
他们家里的人怕事,往回叫,不让接触我们,说“你给我回来,别给我惹事!
”有的,一问三不知。
问他分多少粮食,吃多少,都说不知道。
“我不管家呀!
”“我不清楚呀!
”有的敢谈一点,也是害怕,“说了你们得给保密呀!
”谈了一次,再找他们谈,就躲我们。
我们感觉到群众是顾虑重重,情况不对。
再说基层干部的态度。
桃园有两个大队长。
原来的大队长是个女同志叫袁秀英,我们去以前,请产假休息,由一个男同志卢彦来代替她的工作。
我们进村时,她产假已过,这样就有了两个大队长。
他俩和支部书记经常来我们这里问寒问暖,表面上很关心我们。
来看我最多的是袁秀英,问有没有灯油,烧的送来没有,炕凉不凉,被子够用不够用,一天间好几次。
可是要谈问题,就躲躲闪闪,问个人经历,她谈。
问她对“四清”的看法,有些什么问题,很慎重,不敢谈。
有时候这次来不谈,下次来她就讲一点。
这个干部讲了,那个干部也就讲了,他们都象是对过表的,后边好象有指挥棒。
该讲不该讲,他们回去汇报,统一了讲哪个,才来讲哪个,就这么个味道。
我下去后抱着这样的态度:
和群众或干部一认识,就先声明,我是城里人,下乡少,很多农活不会干,这个村子我第一次来,情况不了解。
实话说在前头,有好处。
否则,人家也看得出来。
人家挑水挑一挑,轻飘飘,我挑半挑还吃力。
开始时,我挑一次水,要把水桶掉到井里好几次。
这个地方提水的方法是很特别的,要学会这样一件具体事,也要摸清它的规律,要经过多少次失败,才能学会。
我第一次和支部书记谈话时,也是这样声明的。
他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地说:
“董朴同志你听着,我总是这么说,你们要是依靠我,有两个星期,你们就搞得清清楚楚。
你们要是不依靠我,搞上两个月,也摸不清个东南西北。
”他瞧不起我们。
开始让这样的人瞧不起有好处。
他瞧不起我们是两条:
第一条我们不了解情况,第二条我们也了解不了情况。
他有他的经验,他对付了多少年上面下去的人,他有把握控制住群众不讲,他有一套手法。
他讲这个话,实际上是企图引我上钩。
你不是城里人吗,到乡下住在贫农家里,难道不苦吗,煤油灯,没暖气,反正总得吃点苦吧,你还不想早点回去?
!
又想把任务完成,又想早点回去,还不找点窍门,这个窍门就是你要依靠我,有两个星期就解决问题了。
他的话,有意引我上钩,倒引起我的警惕,我越琢磨越觉得应当警惕。
当时我是这样答复他的:
“我们不了解情况,谁反映情况我们都欢迎,可是我们是省委派来的工作队,你作为支部负责人,应该向我们汇报,汇报这里有些什么‘四不清’的问题。
有错误不要紧,错了就改,可不要错上加错。
现在干部、群众对我们‘四清’工作组,对我们这次‘四清’工作有些什么意见,你要随时向我们汇报。
不要再来问寒问暖,都是同志,我们需要什么,会找你们的。
”
上面这些说明,我们接触到的情况,和我们所听到的介绍,不一样,有些可疑。
离开北京以前,曾请示少奇同志,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
他简单地讲了两句。
他说:
“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
”当时还觉得他讲得很原则,经过这几个月的实践,越琢磨越觉得这几句话重要。
就是说,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精神一定要把住不放,可是,不能有别的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
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定义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或从人家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出发,这是区别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标志之一。
出发点根本不同。
要从实际出发,可是,桃园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吴臣认为,我们不了解情况,也了解不了情况。
他完全估计错了。
我们一定要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
可是,怎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呢?
必须直接到群众中去,认真发动群众。
各方面的意见都听,却又不能完全相信。
要有调查,有分析。
要从不同意见里找差别,从差别里发现问题。
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真实情况就能了解清楚。
要真正发动群众,真正发动起贫下中农,要在贫下中农中间真正把根子扎正,真正做到“三同”,并不容易,而且是有尖锐斗争的。
我们是怎么发动群众的呢?
党中央的政策“双十条”,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
我们就大讲“双十条”,先党内后党外,使党中央的政策直接跟广大群众见面。
对地、富分子,公安厅的同志还专门给他们讲了一次。
我们第一次向群众讲“双十条”,到了三百七十多人,据说是解放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北戴河一带冬天很冷,大北风一刮,两个棉袄都要打透的。
人们站在院子里,一直听到底,还有很多抱小孩的妇女也来听了。
大家聚精会神地听,把冷都忘了。
他们非常重视中央的政策,很愿意听,特别是愿意听“四清”那一段。
“双十条”给贫、下中农很大的鼓舞,他们听了以后,非常兴奋地说:
“毛主席好象来过咱们村,这里的事他都清楚。
”对其他各方面的人,听了以后,起了个安定作用。
讲了以后,我们又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补课,以便做到家喻户晓。
经过大会、小会动员,一般发动与个别发动相结合等等办法宣传了“双十条”,并且着重地说明了“四清”的决心。
开始有人讲话了。
说:
“盼‘四清’可盼得不得了”,讲了好些顺口溜形容基层干部不好好劳动,却发了财,什么干部“溜溜达达两千七八”(不劳动,反而记二千七、八百工分);“一等劳力门前站,二等劳力笔尖转,三等劳力满头汗”;“飞鸽车,罗马表,缝纫机,大皮袄,再不搞‘四清’,就会有人住楼,有入佳庙!
”这几年有些干部盖了新房,而贫下中农住房挤得要命。
一说起这些干部发了国家困难的财,群众就非常气愤。
群众开始动起来了,不过还是:
敢说话的不大了解情况,了解情况的不敢说话。
我们就采取分组讨论的办法,把党员、团员、干部分开单独讨论,群众按队分组讨论。
这样,我们以为可以谈啦!
可是党员、干部主要是谈认识和体会。
群众会上,大家还是不吭声。
我们分别去问根子:
“你们为什么不讲话呀,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
“一肚子话,象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吐不出来!
”为什么呢?
:
有于部的亲信在场,给干部通风报信。
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意见白搭了,空伤了人”;“了不得呀!
人家都是上边的红人,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我们怎么敢提呢!
”“你们一走,我们是八寸的脚要穿七寸的鞋!
”原来如此。
怎么突开呢?
我们就先组织少数根子开会,逐渐扩大范围,从小到大。
每次开会我们都声明,我们是贯彻“双十条”来的,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这是党中央的政策,省委派我们来的,工作不搞彻底,工作组就不出村。
鼓励他们提意见,不要怕报复。
他们开始揭露了一些人的具体材料。
根子开会,一会跑出去一个人,一会又出去一个人,说是解手。
我想,这么重要的会为什么他们的精神不集中呢?
其实不是解手,是自动出去放哨。
真有人偷听。
这些情况我们都估计不足。
群众要求搞意见箱,我们说好,立刻钉了意见箱,每个队一个,挂在工作组门口。
群众说最好挂在公共厕所里,为了便于群众投放,公共厕所也安了意见箱。
这样背靠背开会,基层干部不知道群众提了什么意见,开始感到有了压力。
这个时候,我们就分头找干部谈话和开会,启发教育和推动他们自我革命。
我们的态度是满腔热情地说服他们,要认识到必须彻底革命,不要错上加错,如果破坏“四清”就变成了大错误。
因为有了群众压力,谈话有收获,有些干部开始交代问题。
这时,发现干部有几类:
一类是真正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就属这一类。
经过谈话,他谈了不少事情。
还有一类,出身也还好,本人上过几年学,好象比较纯洁的,就是不敢讲,讲话躲躲闪闪,明显地是有人控制他们,袁秀英、卢彦来就是这一类。
第三类,见了我们满不在乎,说话嘻嘻哈哈,说:
“我没什么大问题,检训叫金讨就过去啦!
”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也有些慌张,越到后末越慌张,他们对“四清”抵触很大。
象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都是这一类。
这些人说是贫农,却不是农民出身,根本就沾不上“农”字,也不是工人。
有的在东北做生意,有当店员的,也可能还有股金。
他们能说会道,都是解放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
一般说来,真正劳动者出身的干部,工作好做一些。
变坏了,经过教育,可以变回来。
有的干部向我们说,这几年就一直往个人生活怎么搞好上使劲,坐在一块就是谈什么样的手表好,什么牌的白行车好,这些东西什么价钱;就是没往把集体经济搞好上使劲。
他们是怎么变坏的呢?
开始就是不劳动,老琢磨着吃点好的,越吃越馋,想吃又没有,手就长了。
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政策就没法贯彻了。
人家杀了猪给他送个猪腿吃,他吃了,怎么能说人家私杀猪不对呢!
从沾小便宜,多吃多占,逐渐发展到不分敌我界线,谁给吃的谁就是好人。
他们变坏的规律,确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是:
懒一一馋一一占一贪一一变。
开始都是由于不参加劳动,这就使我们更加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再三指示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
问题逐渐暴露,斗争日益尖锐,“四浦”和“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根子能不能扎正?
是这场革命能不能搞好的关键。
要自己访,要多方了解。
选什么人当根子,是有斗争的。
开始,得先听支部的介绍。
我们把选根子的条件告诉支部,让他们给我们推荐,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安排他们的亲信。
他们给我们提了二十六个根子,其中有九个是干部的亲信,还有富裕中农,丧失立场的人,这样的,我们都没有用,只选用了十四个。
我们自己又发展了十一个。
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讲话,选他们做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
支部说我们找的根子,是“鸡头鱼刺”,挑他们的小毛病。
而他们确实有点小毛病,比如偷过几斤玉米之类。
这几年干部贪污几百斤,贫下中农偷几斤就不叫他做根子吗?
我们党的多年的干部还有毛病,贫下中农在觉悟提高以前哪能一点毛病也没有。
我们选定的根子,干部就分配他们“好活”做,把挣工分多的事让他们做。
如三队的根子安福海,吴臣让他负责卖挂面,早出晚归,根本使我们和他见不着面。
他本人也愿意干,因为一天挣十二分,每天还奖励一斤挂面。
在扎根上,支部不是帮一手,共同搞革命,而是同我们唱对台戏。
实行三同,也是有斗争的。
先说同住。
我住了个贫农家,住了三几天,就发现有个小青年老在我窗前转,再三追问,才知道他是大队长卢彦来的弟弟,而我住的这家原来是大队长的亲叔叔。
我就感觉住在这里不对头。
接着,就有人向我反映,女主人的亲弟弟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曾在卢王庄当小学教员,搞“博爱党”,扣押在县公安局。
支部书记、大队长都知道这个情况,还让我去住,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后来我提出非搬家不可,支部几天也不给我找房子,说难找,贫农家房子很挤,找不出地方。
他们还向工作组的一些人讲:
“你们是整人的,谁也不愿意让你们去住。
”于是我们自己找,搬到一个根子家去。
他就是后来的贫协主任刘玉森。
他家人很多,还给我们腾出厢房,孩子们出去寄宿。
整个工作组住在七个地方,后来我们才逐步了解,这七户中,一户是隐瞒成份的地主,一户是反革命亲属,一户是富裕中农,三户是中农,只有一户是真正的贫农。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支部如果有问题的话,工作组要住到贫下中农家,很难一下就住对。
同住,有斗争。
同吃,是不是也有斗争?
也有斗争。
我们吃的是派饭,除地、富、反、坏和没人做饭的户以外,轮流在社员家吃饭。
虽然说是吃一样的,可是他们总想给我们搞点好的,不是象《夺印》里的陈拐子对何文晋,一下子大鱼大肉都拿上来,而是慢慢来,开始加碗蒸鸡蛋,加点肉,如果我们愿意吃就逐渐增加。
这里面,确实有好的贫下中农,真想叫我们吃点好的,他们也借机会改善改善生活;可是,也有的是干部授意的,让他们搞好一点。
一般的贫下中农愿意搞点好吃的给我们,他们是这样想的:
“你们搞运动嘛,总会对我有点好处。
”有的直率地说,“你们是省里来的,将来总会有事找到你头上,交你这个朋友嘛!
”他们有这么一套习惯势力。
给好吃的,实际上带有贿买性质。
我们的工作队,对于这个问题很重视。
工作队决定:
肉、鱼、蛋,一律不许吃。
开会讲,个别也谈。
可是,工作队里有的人觉得一天交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也差不多,这么规定有点过分。
还有的人看起来对决定也遵守,他也通知人家别做好吃的,群众一摆出好菜来,他就说:
“不是说过不让你们这么做嘛,下回可不能这么做了。
”可是,一吃起来,荣是有荤有素,对荤菜却特别感兴趣。
这和《拾玉镯》那出戏里的孙玉姣一样,说是镯子不要不要,实际还是要。
也有的社员说:
“你吃吧,不要紧,吃了我不给你说去。
”这样的,可更吃不得。
我们不是怕他说不说出去,而是要真正地坚持三同。
所以,我们就坚决顶了。
这个顶,有的时候搞得两不得劲,有的贫下中农真是好心好意地想给我们吃,不吃他真难受,他不得劲,我们也不得劲。
有时,他还找:
工作组来说:
“我不是地、富、反、坏,又不是‘四不清’干部,为什么不吃我的呀!
我也不是收买你呀!
到底有点什么问题呀!
”我们给他讲:
“你是积极分子,在你家吃了就得在别人家吃,假如天天吃肉,把我们也吃得又馋又懒,我们不是也成了‘四不清’干部吗!
”讲了好多次,顶了好多次,后来他们谅解了。
有的地方规定,给什么吃什么,不许要。
这样规定不解决问题,是没有分析的。
问题在于给什么和要什么。
如果给细粮要粗粮,不要鱼肉要白菜,就对了。
这个地方吃吃喝喝的风很严重,只要贪吃,慢慢地吃下去,就有被“四不清”改造过去的可能性。
所以,必须顶住。
同劳动有没有问题?
也有问题。
帮助做些家务事,如:
挑挑水,扫扫院子之类,还没有什么大阻力。
子集体劳动就有人不赞成了。
说什么大冬天,“男人的活都没有,那有你们女人干的,你们就认真搞‘四清’吧!
”“四清”工作确实很紧张,日日夜夜,可是不管多紧张,也得挤点时间去劳动,那怕干一个钟点,一千就不同。
开始我们和社员一起挖坑泥、打井,大队长、支书揣着手在那儿站一会就走了,不动手,也不提意见。
他们就是看我们工作忙,能不能坚持劳动。
如果我们说“四清”忙,可以不参加劳动,他们就可以找到借口:
“我们平时工作也忙,也可以不参加劳动。
”我们干一点,立刻村子里就传遍了,所以,再忙也得挤时间参加一些集体的生产劳动。
靠劳动了解情况,开始不行,很多人一起劳动,人太杂,没法问情况。
可是只要我们参加劳动,就有人愿意找我们讲情况。
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和“四不清”划清界线,这是个取得发言权的问题。
所以,真正做到“三同”不简单,有尖锐的斗争,但一定要做到,也做得到。
事实说明,三同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住下去,住得很好;可以吃得饱,活得很好,可以工作,而且工作得更好。
自从要支书吴臣来汇报以后,一连几天,他没有露面,他确实不来问寒问暖了,可是也没有来汇报。
于是就派人把他找来,我说:
“怎么搞的,几天没见你的面?
”他说:
“唉!
我经过多少次运动,我都懂得,你是来发动群众的,我往你这来多了,怕妨碍你发动群众。
”他还说:
“工作组有人老找我下象棋,我就不跟他下,干什么叫群众一看你们又这么热呼,妨碍你们工作。
”不叫他汇报,他天天来问寒问暖,叫他汇报,他就不来了,还讲了一套理由,自以为聪明,却露了马脚。
我们查了一下,工作组确实有人同他下过象棋。
但是,有许多次是吴臣提议的,有时是工作组的同志找吴臣下棋的,吴臣根本没有拒绝过。
本来下下象棋,打打扑克是没什么的,可是对这些事基层干部是怎么想的?
值得注意。
吴臣比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们的脑子复杂多了。
工作组有的同志开始没觉得这是问题,可是吴臣却是有意的,他要在表面上做出同工作组很亲密的样子,让人们看起来工作组同他们搞得很亲热,都听他的,搞成一片了,用这个来迷惑群众,使群众不敢揭露他的问题。
他故意当着群众的面称呼工作组姓吴的同志“当家子”,套近乎。
还故意当着人送几块热白薯给工作组的一些人。
表面上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实质上不向我们说真心话,不说老实话。
后来群众告诉我们:
“你们刚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讲话,就是看到你们又和他们搞得热热呼呼的,又象是一个链链上的,我们就凉了半截。
”
所以,我们一进村有一个了解情况的过程,群众也有一个了解我们的过程。
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很注意,他们要看我们是不是与“四不清”干部一样,是不是具有彻底革命的决心,是不是真正贯彻中央“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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