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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魏晋南北朝城市研究史
日本魏晋南北朝城市研究史
前言
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真正开始的。
纵观八十多年的研究史,可以这样认为,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关于这个时代的城市的研究虽不能说是十分繁盛,但是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还是较多的。
本文将概观并介绍其中的主要成果。
下面我首先介绍关于魏晋南北朝城市宏观研究的概要和关于该时代城市历史特性的研究概要,接着将介绍几个城市的具体研究状况。
一关于魏晋南北朝城市的宏观研究以及其历史特性的研究
“城市”这一概念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内容。
一般来说,从居住形态的角度来看,生计与土地有直接关系的人们居住的聚落被称为村落;生计与土地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们所居住的,并且周围建有城墙的聚落被称为城市。
另外,居民拥有独立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也是城市定义中重要的要素。
在以往的研究中,根据这种定义进行城市研究而产生的成果大多与都城有关。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的时代,诸国乱立,出现了不少都城。
关于这些都城的研究,是关于这个时代城市研究的中心.特别是由于唐长安作为中国都城的代表,对日本古代都城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日本学者十分关注唐长安.与此相关联,研究唐以前魏晋南北朝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都城一一洛阳、邺;建康的论文,在宏观研究中占绝对多数,而关于地方大城市的研究却几乎没有①。
因此,虽说是城市研究,但是其研究对象基本不包括一般城市,几乎全以当时的都城为研究对象。
下面’首先列举一些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从宏观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城市的研究成果。
那波利贞在1930年出版的大作是这种研究的代表之一②。
这篇论文探讨了唐长安城、隋大兴城规划的渊源。
首先,作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理念,着者引用《周礼》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宫阙居中等记载,接着将其与历代重要都城的形态进行比较。
着者首先从邺北城入手进行研究,主要根据《文选·魏都赋》注中的记载,叙述了邺北城的布局形制,指出城内主要宫殿文昌殿位于城内偏北,其南有将城内区域南北分为两半的东西方向的主干道路,另有两条南北方向的主干道路与上述道路直交。
其次,着者分析了西晋洛阳的形制,对《水经注·谷水注》中关于城门和寺庙官署的记载进行分析,指出宫殿区位于洛阳城中部,御道左右有太庙和太社。
并据《洛阳伽蓝记》自序中的记载指出洛阳城内道路为九轨棋盘状。
邺北城、西晋洛阳城都是按照传统的都城规划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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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为例外有后述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第8章《六朝时代的城
市》中的一节《水经注所见城市形态》,简略地叙述了若干地方城市的规模、地理环
境、内部构造、城郭、水源、城市居民等问题。
②那波利贞:
《从中国首都规划史的角度探讨唐长安城》(《桑原博士还历纪念
东洋史论丛》,1930)。
那波认为隋大兴、唐长安的规划中有很多地方与传统的都城规划不同,这是因为有胡族血统的隋皇室和官僚不拘泥于传统,才使用了新的方案。
新规划出自宇文恺之手,宇文恺参照北魏的都城规划制定了新都的建设方案,对传统的城市规划的改革是从北魏洛阳开始的。
关于北魏洛阳,据《洛阳伽蓝记》中的记载,洛阳的宫殿区一反宫阙居中的惯例,被设置在与北城墙相连的地方,也不同于传统的“后市”式的规划,宫阙以南的城中是居民区,这也与传统的设计不同.而这三点都与大兴城相同。
他还论及了东魏时期建设的邺都南城,据《历代宅京记》、《邺中记》中的记载,指出上述三个特征也可见于邺都南城的规划之中,从北魏开始的新规划形式被东魏所继承,其要素后来又被大兴城所吸收。
该论文多处论及中国历代都城,从本稿涉及的范围来看,上述时代的都城对隋唐长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历史事实展示出这一时期的都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进程中的重要位置。
针对那波提出的上述观点,驹井和爱①也认为中国的都城存在两种形式,有从《周礼》将宫城置于城内中部的都城,也有像唐长安那样的将宫城放置在城内北部的都城。
驹井也认为北魏洛阳和东魏邺城的设计是唐长安的先声。
但是产生宫城北置的原因,是因为宇宙中心——太极已经被认为是北极星,所以作为太极的地面象征的宫城就被规划在都城的北部了。
在中国史整体研究中,尝试研究都城形态变迁和规划传统继承问题的有村田治郎的成果②。
该论文以殷周到明清时期的首都为对象,对各都城的平面图进行了通史性的探索,当然也涉及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邺、洛阳、盛乐、平城、建康等都城,并综合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概略的说明。
关于邺城,主要依据后述村田自己的论文,关于洛阳主要参照后述森鹿三及宿白的研究,新的内容较少。
关于盛乐、平城、建康等城的部分我们后面还会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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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驹井和爱:
《中国的都城》(1948,《中国都城·渤海研究》收录,1977)。
②村田治郎:
《中国帝都的平面图形》(《中国的帝都》1981年)第1章。
另外,上田早苗①对于汉唐时期主要都城的平面布局进行了简明的记述,值得参考。
他阐述了邺城给予唐长安的许多影响,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志田不动麿②从城市地理环境、建设过程以及城市繁荣状况、城市秩序等观点探讨了这个时代的城市。
志田的研究涉及到代(平城)、洛阳、邺等当时华北的代表性城市。
首先关于代,作者叙述了从天兴元年移民开始的城市建设过程、均田制施行前后农民在经济上的穷困状态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发生在代的阶级对立等问题。
关于洛阳,作者叙述了北魏迁都洛阳的历史、洛阳工商业的繁荣状况、市场和工商业者的居住地和行会、佛教的兴盛和寺院的繁荣。
最后还论及了邺城,叙述了迁都的原因和以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的状况。
该论文认为这个时代的城市属于工商业发达的中世纪式的城市,这是该论文的一个特色。
此外,宫川尚志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移动、内迁与城市建设的关系③。
他以邺城为例,指出当时除有政治上的首都外,还存在军事上的副都,而连接两者的干线就是政治经济的动脉。
他还指出,在北魏汉化的过程中,建设了盛乐、平城,经过迁都洛阳完成了游牧民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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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田早苗:
《中国的历史性城市》(《世界考古学讲座》第3卷,1985)。
②志田不动麿:
《中国城市发展史的一勾》(《历史学研究》1—1,1933)。
③官川尚志:
《三至七世纪的中国城市》(《史林》36—1,1953)。
宫川稍后还发表论文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都城的历史,并综合地论述了各都城的宫城、官署、城门、市场、里坊、街道等内部构造以及人口、社会、从贵族到平民的生活①。
这篇论文虽然以长安、洛阳、建康、邺为研究对象,但从其综合性的内容来看,应该说是日本学者关于魏晋南北朝城市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关于该论文中对其他城市的研究成果,将在下面叙述。
该文因为以上述内容作为记述的中心,所以研究成果中绘出的长安、洛阳、邺的都城图只是直接使用了《水经注图》中的图,对都城平面布局等的论述稍有不足。
另外,宫川还总结了六朝城市的总体特征,指出六朝城市的住宅被安置在各个坊中,商业地区被限定在市中,在政治、军事要地建设巨大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兼有本地区经济中心的机能。
另一方面,地方城市中纯粹的经济城市并不发达。
这可以认为是六朝城市的历史特性。
与上述研究成果类似的还有服部克彦的着作②,该书中也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许多城市,涉及到魏晋洛阳和吴的建康,我会在下面叙述具体城市研究时作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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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川尚志:
《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1956)第8章《六朝时代的城市》。
本论文是对《三至七世纪的中国城市》(《史林》36—1,1953)的增补。
②服部克彦:
《古代中国城市及其周围》(1966)。
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还有使用完全不同的城市定义并据此进行城市研究的论文。
宫崎市定关于城市的研究就是如此。
宫崎认为,在古代中国,农民聚居于城郭之中,形成以城郭为象征的都市国家市民的主体。
汉代的地方制度中最下层的县、乡、亭,就是作为古代都市国家的残存而存留下来的城郭都市。
这个见解是引人注目的。
同时宫崎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城市逐渐减少,这是城市扩大和离开城市的人们开始去村落居住的结果。
所以,在魏晋时期作为最下级城市的亭消失了,县城也开始从农业城市变为政治城市,后来又转化为工商业城市①。
宫崎还认为,由于当时的民族移动,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地方城市都出现了许多移民,同时城市开始军事化,出现了两重城郭,既有城又有郭的城市。
居民按身份分别住于城内和郭内,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与其他时代城市不同之处②。
如果按照宫崎关于古代中国城市的见解,作为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对象的城市,应该是指乡或县以上的建有城郭的聚落。
这种观点与上述关于城市的一般性定义有很大不同。
但是从中国历史的特质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不能忽视的见解。
实际上,以这种定义为前提的城市史研究成果并不多。
二城市个体的研究
如上所述,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研究,是以这一时期各国的都城为中心展开的。
其中也有综合地论述各主要都城的研究,如上述宫川的研究。
但是,大多数还是关于各国都城的个案研究。
以下分别介绍关于洛阳、长安、邺、平城、建康和其他都城的研究成果。
(一)洛阳
在日本,学者们探讨最多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是洛阳。
特别是北魏洛阳,在那波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洛阳因为采用了与中国传统都城不同的规划,成为很多学者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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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认为县城是城市的较早的例子,有那波利贞《中国以往的城市和上下雨水问题
(一)
(二)(三)(四)》(《历史与地理》27-l、2、3、4,1931),以中国古代史为整体背景,概观了城市的数量、规模、人口等。
②宫崎市定:
《中国村制的形成》(1960年初次发表),《六朝时代华北的城市》(1961年初次发表)(均收入《宫崎市定全集》7,1992)。
最早研究北魏洛阳的,应该是水野清一①。
他通过对《洛阳伽蓝记》永宁寺等记载的分析,叙述了永宁寺的创建、建筑、佛教设施等内容。
他的研究中还绘有洛阳都城图,依据《水经注》谷水条的记载并参照怀履光②所绘制的洛阳遗迹图,绘制了位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帝王世纪》)的郭城内的宫城、官署、城门、苑囿等的分布图,还记载了城内方格状的道路和道路之间的里。
这些图比起以前学者绘制的地图更科学。
但是这些图十分简略,对于里数问题也没有能充分地说明清楚。
在日本,真正的洛阳研究的开拓者是森鹿三。
他在1951年对劳干的洛阳复原图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值得瞩目的见解③。
劳干的见解是以怀履光的测量图为前提,为了调和关于洛阳东西南北规模的两种不同记载——即“东西六里南北九里说”(上述《帝王世纪》及《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晋元康地道记》)和“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说”(《洛阳伽蓝记》卷五)而提出的。
他认为两记载中的“里”的意思是不同的,前者是距离的里,后者是闾里的里,因此在东西六里南北九里城内,有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方格状街道和由街道划分出的里。
在这样画出的图中,若干街道的位置和怀履光测量图中标出的城门的位置一致,劳干以此作为自己见解的旁证,并以这种方格为骨骼,配以宫城、官署、寺庙,绘出了复原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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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野清一:
《洛都永宁寺解》(1939年初次发表,《中国的佛教美术》1968)。
②W.C.White TombsofLo-yong1934Shanghai.
③森鹿三:
《评劳干氏的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东方学报》,京都20,1951)。
④劳干:
《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
森鹿三对劳干发表的几个见解提出了疑问,特别是关于“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解释提出了不同意见,对据劳干的意见复原出的里的规模和里呈南北狭长状态的结果提出了质疑。
森鹿三还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对劳干提出的洛阳所有的里都在城内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他同时指出:
据《洛阳伽蓝记》卷四,“南北十五里”是邙山到洛水之间的距离,“东西二十里”指夹洛阳城内东西六里,东面到《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的城东七八里的郭门,西到《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的城西七里张方沟为止的距离。
他还根据“郭门”一词推测洛阳城外应有郭城或罗城,《魏书·世宗本纪》中的“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应该包括洛阳城外罗城中的坊数。
关于这个问题,森鹿三在1953年又重新发表了专论①。
在这篇论文中又将以前的论题更加精密化,明确指出除去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汉魏以来的内城以外,还有一个六世纪初建设的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外郭。
外郭内规则地分布着方三百步的方形的坊。
内城位于外郭中部偏北。
关于外郭,他重申了以前的观点,指出城东筑有郭,城西以张方沟为界划分城内和城外。
这个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范围被称为京师。
他还将洛阳的外城和隋大兴城进行比较,认为两城的规模近似,洛阳是大兴的祖型,市场位置也有继承关系。
不久,宫川尚志在上面介绍过的论文②中详细地叙述了洛阳。
他根据正史以及《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的记载,叙述了成周以来洛阳的沿革、魏晋的洛阳、五胡时代的洛阳、北魏迁都、河阴事件以后的洛阳等史实,涉及到宫殿、城门、佛寺、居住地、里坊、户口、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粮食问题等多个方面。
他还指出北魏洛阳城外工商业发达,这是该城的一个历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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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森鹿三:
《关于北魏洛阳城的规模》(1952年初次发表,收入《东洋学研究》历史地理篇1970)。
②宫川尚志:
《六朝史研究》。
此后,服部克彦出版了两本关于洛阳社会和文化的专着①。
两本书依据正史以及《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中的史料对洛阳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概述.正编由三篇共十二章构成,续编由两部共五章构成.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该研究的内容。
首先,在正编《北魏洛阳在中国史上的地位》一章中,他对洛阳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洛阳以前的历代都城的相似性进行了概述。
在《作为城郭都市的洛阳》一章中,他概观了中国传统的首都建设规划,指出了西晋和北魏洛阳城建设规划的差异,认为后者是一种新的规划方式。
在这一章中他还探讨了北魏洛阳外郭城的范围。
在这一部分中虽然没有注释,但是其见解和上述那波、森鹿三的意见是相同的。
在《作为政治都市的洛阳》一章中,他叙述了胡族北魏帝室的佛教与政治。
在《作为经济都市的洛阳》一章中,他叙述了洛阳的市场。
在《作为国际都市的洛阳》中,他叙述了洛阳与印度、中亚、西域、东亚诸国的交流。
在《作为庶民都市的洛阳》一章中,他描写了庶民的具体生活状态。
在《作为佛教都城的洛阳》一章中,他分汉魏晋和北魏两段概观了佛教寺院。
在《从佛教寺院看洛阳的国际性特征》一章中,通过西域人士的活动,他叙述了佛寺与西域间的交流关系。
在《北魏洛阳舍宅寺院的发展过程》一章中,他分别叙述了多个舍宅寺院的来历。
在《北魏洛阳的佛教和娱乐文艺》一章中,介绍了佛像供养的仪式和娱乐文艺之间的关系以及佛教寺院中的娱乐文艺,其中还包含了与西域、印度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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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服部克彦:
《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5),《续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8)。
作为构成两书内容的一部分的相关论文,分别发表于《龙谷史坛》38(1954)、同杂志56·57(1966)、《龙谷大论集》376(1964)、同杂志378(1965)、《印度学佛教学》15—1(1966)、《历史教育》14—12(1966)。
在续编中的《北魏洛阳城社会的诸相》一章中,叙述了与宫殿、门阙、庭园、金墉城、高官宅第等有关的建筑样式和城内、寺院、果树、草木、饮食、佛教信仰、女性等与社会生活有关的事项.在《北魏洛阳的社会性祥异事件》一章中,介绍了寺院、闾里中的种种奇闻轶事,比如财宝、盗贼、佛像的异常变化、火灾、死后复活等。
在《北魏洛阳的宫廷百戏和文艺》一章中,叙述了宫廷艺人的演出活动及其种类、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在《北魏洛阳时代的佛教建筑》一章中,他详细介绍了城内外各个寺院。
在《北魏洛阳时代的庶民与佛教》一章中,他依据对异变佛像的礼拜和对灵木的信仰等事例,叙述了通过庶民生活看到的当时佛教信仰的具体情况。
本书是一部全面叙述洛阳的书籍。
可惜平铺直叙的特征比较强,内容重复的地方也较多。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北魏洛阳的研究主要依靠《洛阳伽蓝记》作为史料。
日译本《洛阳伽蓝记》中,以人谷义高的译本最好①。
(二)长安
关于长安,只有宫川尚志的研究②。
宫川尚志从汉长安开始,分别依据正史史料详细叙述了长安在汉末三国、西晋、五胡、北魏、西魏、北周各个时代的沿革、历史事件、人口、社会状况等。
其中,引用潘跃《西征赋》中的史料叙述了西晋时代长安城内的状况。
他还叙述了苻坚时期长安的繁荣景象,强调这种繁荣来自于关中地区灌溉设施的复兴。
论文中还介绍了后秦和北周的佛教政策,关于长安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的记叙也十分丰富,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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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入谷义高译:
《洛阳伽蓝记》(《中国古典文学大系》,1974)。
②官川尚志:
《六朝史研究》。
(三)邺
关于邺,如上所述,那波认为邺南城继承了北魏洛阳城的新规划手法,这种意见很早就为学界所重视。
此后的1938年,村田治郎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①。
在日本和中国的史学界中,这是最早发表的关于邺的综合性专题论文②。
首先他概括了从汉代以前到魏晋、十六国、北魏北朝时期的历史,然后分节详细叙述了城郭、魏的宫殿官署、后赵的宫殿楼观、东魏北齐的宫殿、三台、苑园。
他的研究中使用了正史、《水经注》、《邺中记》、《十六国春秋》、《资治通鉴》、《文选·魏都赋》中的史料。
关于城郭,村田推测,东西七里南北五里的北城内有一条东西向的横街,将城内分为南北两部分.另有南北方向的两条道路将上述横街分成三段,同时还有道路连接中阳门和东西横街。
这是对邺北城的一种独特的推测。
其次是关于宫城的部分,他指出魏之宫殿在城北中部,并述及了作为政治中心的文昌殿、听政殿等。
关于后赵时期的宫殿,他详细叙述了太武殿、东西堂和其他殿宇。
关于东魏时期的宫殿,他推测宫城建设在南城北部、接北城南壁的位置,宫城的中心是太极殿和东西堂。
除过上述内容,他还详细地整理了官署、三台、苑囿等城内的设施。
村田的论文已经成为日本邺城研究中的必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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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村田治郎:
《郑都考略》(初次发表于1938年,收录于村田治郎《中国的帝都》,1981)。
②1957年俞伟超对邺城进行了实地调查,其成果《邺城调查记》在《考古》(《考古》1963—1)上发表时,只引用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述那波论文以及本论文。
20年后,宫川尚志发表了关于邺的论文①。
虽然对城市的平面布局、宫城、宫殿官署等的记叙没有像村田论文中那样详细,但是对各种势力围绕邺的攻防、邺内的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人口等问题进行了考证,有不少地方填补了村田论文中的空白。
自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邺给予了更多的关心。
掀起这个研究热潮的是岸俊男。
他反对日本平城京受隋唐长安影响的旧说,认为日本都城的原型是藤原京,藤原京呈南北长东西窄的布局,这种布局与东西长南北短的长安不同,其布局应该是来自南北长东西短的北魏洛阳城或邺南城②。
受到这个观点的触发,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史学者秋山日出雄提出了关于邺的独特见解。
秋山首先以村田的学说为主要的根据,参照《邺中记》、《邺都故事》中的记载,指出邺南宫的太极殿、东西堂、朝阳殿、永巷等的布局与日本飞鸟宫的平面布局几乎相同,他认为飞鸟宫的设计受到了邺南宫的影响,飞鸟宫的设计又影响到了藤原宫。
他还分析了邺南城的规模、城门、官署等,认为邺与隋唐洛阳可能比较相似③。
第二年秋山又发表了关于邺南城复原的专论④。
这个论文以村田的研究为基础,首先据文献尝试复原了邺南城和邺北城。
据《历代宅京记》确认了城郭规模、郭和市、里坊等。
其次用他自己称为历史地理学式的方法来推定邺南城的形态和位置。
他主要根据邺周围的水路和道路对南城的形态和位置进行了推定。
根据他的推测,邺南城和邺北城南墙间有20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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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川尚志:
《六朝史研究》。
②岸俊男:
《日本的宫都和中国的都城》(初次发表于1976年),《难波宫的谱系》(初次发表于1977年)(均收入《日本古代宫都的研究》,1988)。
③秋山日出雄:
《日本古代都城制的源流》(《历史研究》18,1981)。
④秋山日出雄:
《日本古代都城制的原型》(《神女大史学》2,1982)。
夹角。
这个推测和后来考古调查发现的邺南城的形态和位置大相径庭。
不仅如此,这两篇论文中作者将《邺中记》的史料径直作为记录东魏北齐时期邺城情况的资料,对《历代宅京记》也毫不批判地加以引用.不得不认为他的研究方法和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的方法有很大不同。
另外,长田夏树根据在邺城编纂的《切韵》、《修文殿御览》的编撰者的出身以及东魏北齐墓的壁画等材料指出,在邺城产生了独特的胡汉复合文化①,这是探讨关于中国都城居民构成与文化的少数论文之一。
(四)平城
日本学者对平城的关心,始自1938年。
在那一年正在云冈石窟调查的水野清一对平城遗迹进行了调查。
他在1938年5月和6月踏查了大同北郊,亲自观察了被认为是平城北城墙的东西向夯筑遗迹,并作了照相记录②。
1939年,东亚考古学会在大同附近考察旅行,发现了大同北郊的北魏宫垣的双阙遗迹和御河河畔的宁泉宫③。
其后,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空白,到1977年前田正名发表了新的论文④。
这篇论文以《魏书》和《水经注》中的记载为基础,从拓跋部天兴元年迁都平城的原因开始,依次叙述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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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田夏树枝:
《支撑北齐邺都的人们》(《论丛》神户市外语大31—3,1980)。
②水野清一:
《大同通信》(《考古学》98,1938)、《大同再信》(《考古学》9—9,1938)。
③小林知生:
《东亚考古学会北魏平城遗址调查概报》(《考古学杂志》29—8,1939)。
④前田正名,《平城都市景观的展开》(初次发表于1977年,收入《平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1979)。
宗时期、世祖时期、高宗时期以后平城建设的历史和各时期的特色。
其概略在迁都平城时,除去宫室、宗庙、社稷等建筑以外,还营造了鹿苑。
根据《南齐书》的记载,当时平城没有城墙.后来在天赐三年建成了方圆20里的外城、增修了宫殿。
在太宗明元帝时期平城城市景观发生巨大变化。
当时主要建设了北苑、西苑,营建了大规模的长城,建起了外郭城和城南诸建筑。
特别是外郭城修好后,平城有了两层城墙,实现了中国式的城市景观。
据《南齐书》,这个时期平城外郭城内和宫城南部筑有坊。
这对此后的城市规划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学界没有足够重视这个问题,这是十分遗憾的。
此后的世祖太武帝时期在城东和东部外郭展开了不少建设,但是这个时期的城市景观与一般的中国式的城市景观不同,比如有门无屋、有城无堑等。
太武帝死后,高祖孝文帝在乎城内建设了不少堂塔、门阙,在中枢地区增加了中国式的建筑,前田认为这是因为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造成的。
前田在收录了这篇论文的专着中①,还探讨了关于平城其他方面的问题。
比如在第五章他分析了平城中的家畜和畜产的情况,指出特别是在高宗以前还残存着畜牧、游猎的旧习,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流入了大量的家畜和畜产品,因此可以认为当时的平城有着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不同的特色。
第六章叙述了平城和西域、江南之间贸易的实际状况,比如具体描写了城内的商业和珍奇的商品、江南的朝贡等。
除此以外,他叙述了平城和平城所在的桑干河流域的地理环境。
还概观了这个地区的居民的情况,如汉族、乌桓、匈奴、鲜卑、高车等民族的移动和迁徙状况。
他还复原了从平城到漠北、西域、山西南部、河北、东北等地的交通路线,探讨了平城与河北平原的经济关系。
其研究不是仅仅地局限于平城这一个城市,而且包括了平城与周围地区关系,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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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田正名:
《平城都市景观的展开》(初次发表于1977年,收入《平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1979)。
另外,宫崎①和村田②指出了平城和邺城的相似性。
前者认为两个城市都有两层城郭,这是其相似之处。
后者认为平城模仿了邺都北城。
(五)建康
关于建康最早的引人注目的研究,是日本魏晋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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