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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洞穴文化在旅游中大放光彩
——桂林洞穴文化资源调查研究与保护性开发
卢天然董燕石春柳陈俊苏伟立
长期以来,桂林的旅游模式都是较单一的自然山水风光游,这与桂林是全国首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而且也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有学者曾经这样说过,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缺乏灵魂,旅游业便无生命力可言。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必须注意把文化融入旅游中,让旅游活起来。
据笔者调查,桂林拥有丰富的洞穴文化底蕴,神秘的史前文明,灿烂的石刻、壁书文化,众多的摩崖造像等。
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我国乃至世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这些丰厚的文化并没有能在旅游中大放光彩,这使桂林的旅游黯然失色。
因此,本课题组选择该课题,从考古学、文献学、洞穴学、旅游学等方面进行综合性调查研究,提出的开发建议希望能对有关部门制定政策,进行规划提供参考,以促进桂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孕育桂林史前文明的岩溶洞穴及其文化
桂林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最典型的地区之一。
据地质学家考证:
在距今四亿年至一亿五千万年时期,桂林一带先后发生了“加里东运动”、“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经过数亿年沉淀形成的岩石抬升为陆地。
桂林地处炎热潮湿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使得这种主要成份为石灰岩的山体,在长期日晒、风吹、雨淋的作用下被风化、侵蚀、崩塌,形成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以及“平地崛然特立,平笋瑶簪,森列无际,其怪且多”和“无山不洞”的奇特地貌。
洞穴是桂林岩溶区最普遍的现象。
洞穴内部湿度稳定,冬暖夏凉,加上洞内或洞口附近常有水源,这就为原始人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
建国至今,对桂林洞穴的调查已进行了多次。
据统计,分布在桂林市及各县内保存较好的洞穴遗址大约有50多处。
经过对部分洞穴遗址的挖掘,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其中以宝积岩、甑皮岩遗址最有代表性。
(一)桂林洞穴文化的拓荒者—“宝积岩人”
★桂林最早的古人类洞穴遗址——宝积岩。
宝积岩是宝积山下的一个山洞,位于桂林市中山北路广西师范大学附中校园内。
洞口朝南,距地面7至8米,为一明显的单斜岩层,构成一个不大的三角岩口。
洞内约500平方米,分主洞和数个支洞。
1979年7月,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附中的师生在洞内发现了一些野生动物化石及1枚人牙化石。
后经考古发掘,又发现了1枚人牙化石,12件打制石器和大量的野生动物化石等。
经测定,宝积岩人距今约3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是迄今已知活动在桂林的最早的人类。
在宝积岩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如人牙化石、碳粒、动物化石等,是目前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动物化石发现较丰富的遗址之一。
具体遗物见下表:
宝积岩遗物情况表
名称
种类或数量
人类齿臼化石
2枚
石制生产工具
12件
灵长目化石
猕猴、长臂猴
食肉目
中国熊、猪獾、巴氏大熊猫、
偶蹄目
野猪、水牛、鹿、羊
奇蹄目
巨貘、中国犀
啮齿目
华南豪猪、竹鼠
“宝积岩人”晚于“柳江人”,但早于新石器时代的“甑皮岩人”,它的发现填补了二者之间的缺环,使蒙古人种在华南地区的发展序列更加清楚。
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广西是蒙古人种的发祥地之一,说明了桂林具有历史悠久的洞穴文化。
(二)创造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洞穴文化的人类--“甑皮岩人”
甑皮岩是位于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麓的一个洞穴,洞靠向西南240°,距地面约5米,洞口高8米,宽13米,洞分主洞、矮洞和水洞。
洞内面积约400平方米。
1973年,考古学家们在该洞穴发掘出了大量的遗存,包括人骨化石、动物化石、植物化石、陶器等。
据最新的测定,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大约12000年到7000年以前。
甑皮岩是目前已知出土人骨化石最多的遗址之一。
据考古分析,出土的人骨化石有30余具,其中较完整的有14具,6具是成年男性,5具是成年女性,还有3具是幼童。
从体质特征来看,“甑皮岩人”身材矮小(女性平均身高156.51厘米,男性平均身高161.16厘米),面骨短而宽,鼻孔较宽阔,门齿呈铲形,具有广西旧石器时代晚期柳江人的体质特征。
另外,“甑皮岩人”的体质特征与现代分布于华南、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南亚种族接近,很可能是现代壮族等中国南方土著民族的祖先。
屈肢蹲葬葬式是甑皮岩人的独特葬式。
在发现的30余具人骨化石中,有10具属屈肢蹲葬,其余为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
该葬式在南宁地区贝丘遗址和黑龙江依兰县倭肯哈达洞穴中也有发现。
此外,在东南亚地区,如越南中部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中也时有发现,且葬式各异。
但上述地区都没有甑皮岩遗址发现的屈肢蹲葬的数量多。
这种葬式可能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关系。
关于屈肢蹲葬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灵魂说”、“生产力说”以及产生于人的蹲式睡眠姿势说等。
具体的原因,现在仍没有定论。
在古生物化石方面,甑皮岩遗址是东洋界中国亚区出土动物群化石最丰富的遗址,已被命名为“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其中还有一个新属种,已定名为“秀丽漓江鹿”。
具体动物化石见下表:
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化石情况表
目
科
动物名称
长鼻目
象科
亚洲象
偶蹄目
猪科
猪
鹿科
梅花鹿、秀丽漓江鹿、水鹿、赤鹿、獐、麝、麂
牛科
水牛、黄牛、羊、苏门羚
奇蹄目
犀科
犀牛
灵长目
猴科
猕猴、黄面猴
食肉目
猫科
虎、豹、猫
熊科
棕熊
犬科
爪哇豺、狐、貉
鼬科
狗獾、猪獾、水獭
灵猫科
大灵猫、小灵猫、椰子猫
啮齿目
豪猪科
豪猪
竹鼠科
中华竹鼠
鼠科
褐家鼠、板齿鼠
该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化石有3500多块,其中属哺乳类动物5目12科25种,此外还有瓣腮类水生动物11属23种,其中有1个是新属,5个是新种。
因此,甑皮岩遗址也是目前国内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动物新属种最多的遗址。
甑皮岩遗址中发现了全国最早的家猪化石。
据统计,共有猪科化石67具,其中可以准确地估计年龄的有40个,1岁以下的8个,占总数的20%;2岁以上的6个,占15%;1-2岁之间的26个,占65%。
这种年龄分布说明这里的猪是人类有意识饲养和宰杀的结果。
“甑皮岩人”创造了桂林的史前洞穴文化,并有独具的特色。
“甑皮岩人”是世界上最早食用田螺的古人类。
从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的田螺化石,这些田螺个体较大,且都已去掉壳顶,这说明了甑皮岩人已经懂得有选择地食用田螺,而且知道如何方便地食用。
其食用方法与现代人食螺并无两样。
这说明甑皮岩人的饮食技艺已具有相当的发展水平了。
炒田螺和螺蛳粉是现在桂林的两种著名小吃,其渊源则可追溯到1万年前的“甑皮岩人”了。
“甑皮岩人”还是我国最早制作陶器的古人类。
甑皮岩遗址中发掘了数量较多的陶器及其残片,主要有粗砂、细砂的红陶和灰陶,而且多饰以绳纹、划纹、席纹和篮纹等。
据C14测定,甑皮岩出土的陶器年代距今约1.1万年,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
甑皮岩还出土了“甑皮岩人”制造的大量石器工具和骨器。
磨制石器有斧、锛等,骨器有骨镞、骨笄、骨针等。
其中骨针可能是“甑皮岩人”缝制兽皮的工具,而骨笄则是男性和女性梳理头发的工具。
这反映了当时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但渔猎生产仍占重要地位。
根据在甑皮岩遗址中发现的孢子花粉,可以确定在新石器时代,甑皮岩周围已经长有木犀(桂花)。
由此可以说,桂林是桂花的原产地之一。
如今桂花遍植桂林市内,已成为桂林的市花。
甑皮岩古代洞穴遗址中陶器、石器、骨器和家猪骨架等的发现,反映桂林农业文明历史的悠久、文化的独特和光辉灿烂。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甑皮岩这样有重大价值的遗址,却一直没有得到像陕西半坡等遗址那样的足够重视,这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应对甑皮岩遗址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行很好的开发利用,使它和半坡遗址等一起放出绚丽的光彩。
桂林的史前洞穴文化遗址很多,除了宝积岩和甑皮岩遗址外,较重要的史前洞穴文化遗址还有穿山上岩、七星山丹桂岩、雁山庙岩遗址等数十处。
穿山上岩洞穴遗址:
洞口朝南,高出地面10余米,岩口宽约6米,洞深10余米,洞内宽约3米。
洞口石壁保存有灰褐胶结土堆积层,内有大量螺蛳、蚌壳、兽骨、磨制石斧、夹砂粗纹陶片、牙齿等,为新石器时代的洞穴文化遗址。
七星山丹桂岩洞洞穴遗址:
岩口朝向西南,洞内面积约30余平方米。
洞内左右石壁下,保存有灰褐色胶结土和螺壳堆积层。
洞内有磨制骨针,石料和鹿、猪、洋等哺乳类动物骨骼及兽牙。
还有较多的水生动物骨骼如鳖、龟和鱼等。
由于人为破坏,大部分的文化堆积层已毁,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文化遗址。
雁山镇李家塘村庙岩洞穴遗址:
洞口距地表高13米,洞内面积约100平方米。
洞内有椭圆形烧坑一个,人骨二具,其中一具较为完整,呈屈肢蹲葬。
在发现的遗物中,有打制石器40余件,骨器20余件,蚌器数件,尤其是在该洞穴遗址中出土了一个陶制荸荠(马蹄)模型,是全国最早的陶荸荠,说明桂林是荸荠的原产地。
此外,还出有不少石料和大量的兽骨、螺蚌等,年代为距今一万余年前。
★南朝颜延之开发的读书岩,使独秀峰一带日渐成为桂林的文化教育中心。
这些史前洞穴文化遗址所在地点风景秀丽,文化内涵较为丰富,对考古研究和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遍布桂林的石刻文化洞穴及其丰富内涵的诠释
桂林奇特的喀斯特地貌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山、清秀明媚的水、引人遐思的洞,使桂林很早就迎来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据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
桂林上古时代属苍梧境地,传说中舜帝可能到过桂林。
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注意体察民情的圣王,便把他游过的山命名为虞山,山下的潭命名为舜潭(均在今桂林虞山公园内)。
舜帝南巡之后,经史禄凿灵渠,再到汉武帝建设始安县,说明桂林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桂林的地位正逐步提高。
东汉张衡有“我所思兮在桂林”。
南朝刘宋颜延之则更是开发了独秀峰下的读书岩。
到唐代时,桂林已开始成为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桂林地属岭南,自古以来就被某些封建官僚和文人看作是南蛮、瘴疠之地。
因此古代大凡到桂任职者,多为贬职流放的文官或镇压农民起义的平蛮将军。
这些官员有唐代的李渤、元晦、莫休符等,宋代的范成大、张孝祥、李曾伯、朱希颜、狄青、孙沔等,元代的郭思诚等,明代的包裕、杨芳、王鸣鹤等,清代的黄国材、袁牧、张联桂、林德均等。
仕途遇挫,本应使他们的心情郁闷,但桂林山、水、洞三位一体完美结合的奇景,深深地吸引着政客文人,极大的抚慰了他们的身心。
他们在桂林不但颇有政绩,而且延续和发展了桂林的洞穴文化,为推动桂林旅游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闲暇之余,游山玩水,探奇索幽,题诗填赋。
如果光抒而不刻,无以尽情,无以留后。
桂林洞穴遮风避雨、岩石坚固便于刻石的自然条件,满足了他们的欲望。
于是,桂林出现了名传后世的丰富多彩的洞穴摩崖石刻。
这些石刻与西安碑林汇总散碑的形式和以祭祀碑文为主要内容是绝然不同的,这是桂林洞穴石刻的重要特点之一。
因此,桂林的洞穴也从史前人类的栖息之所转变为摩崖石刻的荟萃之地了。
桂林洞穴摩崖石刻肇始于隋,发展于唐,鼎盛于宋,辉煌灿烂于明清。
(一)桂林洞穴历代石刻及其地域分布
自隋唐以来,桂林各处最著名的洞穴都逐渐成为达官贵人、名人雅士刻凿碑文的重要场所,可谓“壁无完石”,故清代陈元龙在《龙隐洞诗》中说桂林“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这一评价是极有见地的。
从年代来看,桂林洞穴石刻上起隋代,下至明清,乃至民国和现代。
桂林历代石刻数量分布见下表:
桂林历代石刻数量情况表
朝代
隋代
唐代
五代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数量(块)
1
42
2
489
31
461
503
从上面这个表格来看,桂林石刻在宋代以后数量大增,我们认为,其原因是随着隋唐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桂林逐渐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和广西的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变化推动了桂林旅游和洞穴石刻的发展。
其次,社会的局势,是旅游和石刻是否发达的重要原因。
一般来说,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人们生活安定,文人地位较高,石刻数量就多,如唐、宋、明、清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人们生活困难,文人锐减,且无心于山水旅游,石刻数量就减少,如五代十国和元朝时期。
古人认为“地因人宏,山自人显”,桂林奇特的山、清秀的水和神奇的洞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石刻,推动了旅游的发展。
桂林石刻绝大多数都是依洞穴山崖而刻,使得山、水、洞、碑浑然一体,使游人“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人与自然成为和谐的统一体了。
这是西安碑林无可相匹的独特优势。
这种现象在全国也是极为罕见的,而在桂林,却随处可见。
从数量和地域分布来看,桂林的洞穴石刻大约有2000件,多数集中在今桂林市区风景名胜区的洞穴,如七星山龙隐洞和龙隐岩、叠彩山风洞、独秀峰读书岩、南溪山白龙洞、隐山北牖洞、伏波山还珠洞等。
主要分布情况如下表:
桂林洞穴石刻主要分布情况表单位:
块
地点
朝代
七星山龙隐洞、龙隐岩等
叠彩山风洞等
南溪山白龙洞等
独秀峰读书岩等
伏波山还珠洞等
隐山北牖洞等
虞山韶音洞等
宝积山华景洞
象鼻山水月洞
西山各处崖穴
穿山穿岩
隋代
1
—
—
—
—
—
—
—
—
—
—
唐代
5
5
7
2
2
7
2
1
1
8
—
五代
1
—
—
—
—
—
—
——
—
——
—
宋代
185
12
45
7
56
29
6
14
20
6
5
元代
8
5
3
2
1
1
2
—
—
1
—
明代
82
46
33
44
23
10
26
9
—
—
—
清代
139
82
52
58
23
25
19
7
6
1
——
总计
421
150
140
113
105
72
55
31
27
16
5
从上表来看,龙隐岩、龙隐洞、叠彩山、独秀峰等处洞穴的摩崖石刻是最多的,均达百件以上。
由此可见,这些地方在古代必定是游人众多的地方,原因是其景色的美丽和交通的便利。
七星山的七星岩、龙隐岩是佛教胜地,这对古代文人有很强的吸引力,留下石刻很多;叠彩山的风洞因其奇特的环境成为了游览胜地,也是佛教胜地,留下的石刻也较多。
另外,龙隐岩、龙隐洞可能也和中国传统的龙文化有关。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
“仰观洞顶,有龙迹,夭矫若印泥然,其长竟洞。
”龙隐岩、龙隐洞因此而得名。
可以说,古代桂林人对龙的崇拜,使得这两个洞穴的石刻最为集中,现在建有桂海碑林博物馆。
独秀峰从宋代以后成为府治地点,读书岩一带石刻渐多,到明清靖江王时石刻更盛。
(二)桂林洞穴石刻的分类
桂林洞穴石刻刻录着桂林一千多年的历史沧桑,从社会的多个角度、各个侧面表现了桂林昔日的风采。
其涉及范围极广,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民族、宗教等各方面,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
从总的来说,桂林洞穴的石刻大致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部分。
1.标彰自我——政治碑
★师生共同研究桂林碑刻。
桂林地处岭南,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区,地形条件复杂多变,多山脉丘陵,森林广阔,向来被中原统治者视为南蛮、瘴气之地。
宋朝广西昭州知府梅挚曰:
“岭以南,遥昔曰瘴土,人畏往,甚于流放。
盖岚烟氛雾蒸郁,为疠,中之者死。
人之畏往,畏其死也。
”因此,凡到此为官的,不是被贬谪的就是被派来镇压农民起义的。
政治上的受挫并没有使他们不忠于朝廷,他们在闲暇之余游山玩水,抒发心中的愁绪,并不忘了歌功颂德一番。
从桂林留下的有关政治的碑刻来看,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内心的失意和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期待。
有的刻石以表达他们对朝廷腐败的不满,但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标榜自己的清高;有的则真实的再现镇压农民起义的情况;有的则是还历史一个真面目,记载祖先所进行过的伟大事业;有的通过歌功颂德,希望得到提拔升迁等等。
政治碑据统计有35件,数量不多但篇幅较大,且分布较广,其中以龙隐岩、龙隐洞的数量最多。
其中以刻在龙隐岩的北宋《元祐党籍碑》和龙隐岩内宋代朱希颜转刻梅挚的《龙图梅公瘴说》碑较为著名。
《元祐党籍碑》高1.81米,宽1.35米,额隶书径19厘米,正文行书径2.6厘米。
这块碑记述了北宋后期的一场政治斗争,透射出一种寒气。
北宋中期,王安石主持的变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极力反对。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第二年任用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排斥新党。
但旧党中不同政治集团又互相争权,史称“元祐党争”。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重行新法,党争停止。
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蔡京为相。
他为了排除异己,于崇宁初将持不同政见的司马光、文彦博等98人列为“元祐奸党”。
崇宁四年(1105),唆使徽宗“黜元祐害政之臣”,“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得309人,皇帝亲自书写,刊石置于文德殿门东壁,再由蔡京抄写,颁行天下,“永为万世臣子之戒”。
并下令在全国各州县刻石立碑。
碑列309人,其中曾任宰臣执政的27人;曾任待制以上的49人,余官177人,武官25人,内臣29人,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的2人。
清朱彝尊《曝书亭籍》说:
“是时,籍中曾任宰臣执政者十一无存;曾任待及余官,也已零落过半。
亡者毁其绘像及所著书,夺其坟寺;存者定为邪等,降责编管荒缴,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诣阙下。
”由此可见这场斗争的激烈、残酷。
这件事,引起全国朝野强烈反对,徽宗也有所感悟,于崇宁五年(1105),以“星变”为由,下令全国毁碑。
九十三年后,“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将此碑重刻于龙隐岩。
这件事对后人的影响很大,许多名流慕名访读。
如万历四年(1576)罗作读碑后赋诗道:
“贤良自是流芳远,追贬徒劳奸佞谋。
”清末康有为读碑后留下了《读元祐党籍碑跋》,感叹“后之观者亦不必以党为讳矣”。
此碑全国只存两件,另一件在广西融水县,也是“党人”后裔重刻的,但不如龙隐岩的这件完整。
《龙图梅公瘴说》是梅挚于景祐初(1034)到广西任昭州(今平乐县)知府期间所作。
该碑刻于龙隐岩和龙隐洞之间的游客必经的要道上,碑高1.71米,宽1.12米,且位置惹眼,极易引人注意,可见刻者的用意。
通篇均隶书,梅挚在这篇文章中借用岭南瘴气来揭露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丑陋腐败现象,喻之为租赋之瘴,刑狱之瘴,饮食之瘴,货财之瘴,惟薄之瘴的所谓“五瘴”,表达了对腐败之风的深恶痛绝。
但像梅挚这样自视清高,出污泥而不染的“公仆”,也仅是用譬喻的方法揭露了一下社会的腐败而已,而不敢列举一二,并且语气较为平和,没有与之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五瘴说》问世150多年后,南宋绍熙元年(1190)时任广西漕运官的朱希颜获取这篇文章,认为切合时弊,当以之警世,遂将之刻于当时游人较多的龙隐岩的路边石壁上,并附之以跋。
跋文有曰:
“予将漕来以南,行矣二年,盖尝深入瘴之矣,而自始视事,粤至于今,未尝一日在告,非素于瘴土也,亦无是五者之瘴耳。
”朱希颜在跋文中表明自己是一个体察民情,为民鞠躬尽瘁的好官,标榜自己“无是五者之瘴耳”。
朱希颜也没有与腐败势力作斗争的勇气,甚至不敢像梅挚一样列举当时的腐败现象,只是借梅挚的文章说明自己的清高而已,更不敢把它刻在京师重地或布告朝廷,而只能偏刻于遥距京师的弹丸岩下,是一懦夫也。
但是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它是封建集权统治下由两个封建的士大夫所写所刻,因此是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说,梅挚、朱希颜又算是勇士了。
1962年,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观此碑后,慨然留诗:
“梅公瘴说警人心。
”这个评语充分体现了《龙图梅公瘴说》的思想意义。
在当今社会,一些地区一些部门,还存在着贪污受贿、随意摊派加重农民负担、徇私枉法、利用公款吃喝嫖赌等违法现象。
因此,在今天甚至在更遥远的将来,这篇文章都具有积极的警醒意义。
在政治碑刻中,多属纪功碑,又以明代居多。
明代共有平蛮碑8件,居历代之首,分别为殷正茂《怀远纪事碑》、庄国桢《右江北三平寇记》、汪道昆《平蛮碑》、吴文华《府江西岸纪事碑》、杨芳《思明府记事碑》、《皮林记事碑》、刘继文《灰兰纪事碑》、何士晋《贵州纪事碑》等。
此外,清代也有平蛮碑5件。
这些碑再现了封建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的残酷本性,充满了血腥的味道。
刻碑的人只是为了记载自己的功德,但这些碑从侧面也为研究广西农民起义和民族斗争提供了重要史料。
2.寺庙经济的见证——经济碑刻
古代的桂林,自唐宋以降,地位日益重要,成为了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宋朝南渡后,更为明显。
桂林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较为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加之桂林交通较为方便,水路发达,与广东及湖南接近。
这有利于经济的辐射,故四方财货汇通云集,成为一大都会。
桂林洞穴石刻中有经济碑刻23件,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
宋代摩刻于云峰寺象山崖壁上的《李二娘捐田地碑记》曾载李二娘用“一百七十贯文币收置临桂县西乡曹□□□田贰二十亩”捐给曾替死去的丈夫大都护忠训杨公敲度的寺庙。
这反映了宋代桂林田地价格的情况。
刻于叠彩山碧霞岩的元代《刘法真施地记》载,刘法真在碧霞岩前买到一块无人耕种的空地,为了防止将来与人相争而“立定四至”,并“镌石碑为记”,这体现了劳动人民的长远眼光。
为了防止人归土后,土地被他人争占,立下四至并刻之于石,以公示大众,可以起到保护自己财产的目的。
清代反映经济关系的碑最多,据统计有5块。
据刻于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的《护国庙记事碑》载:
“文昌门外护国庙,先年存于空地一块,在于四川楼右边,租与光辉、廖福泰二人,造房二间,每年每间地租钱二百文,其租有限。
又空地一块,在于护国庙右边,租与熊必成,起造房屋一间,每年地租钱二百文,其租有限。
”可见,在嘉庆十一年(1806)以前,桂林房屋地基价格是较为便宜的,每间每年为200文。
碑文后面还记载了众街老人会首决定把庙内屋地四间卖掉所得用来购置公用什物并存放于庙内的事,并列出了各人所出的钱及所购置的什物数量。
《重造白龙洞碑记》刻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记载的是李刘氏、李梁氏重修白龙洞的各项工事开支,从中可以探析出当时一些物资的基本价位。
载碑:
“买木料大小三百四十六根,计二十九排并抬力,共银一百三十九两五钱六分二厘。
一买砖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块并挑力,其银三十二两二钱五分。
一买瓦十万零六千七百块并挑力,共银四十一两三钱五分。
一木作包工并饭食,共银五十二两六钱八分三厘。
……一石作石料并包工饭食,共银二十四两五钱二分,……一买石灰三千九百二十一斤,共银八两三钱一分。
”从这里,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种事实:
①嘉庆年间桂林建材价格,木头每根并抬工费银约为4钱3厘,每百块青砖并挑力共计价白银1钱9分6厘,每百块瓦并挑力计价约2分6厘,每百斤石灰价格为2钱1分2厘。
②当时雇工出现了包工包伙食的情况,由此可推测出雇工应该是本地人,不会住离工地很远。
③桂林当时市场分工较为专业化,出现了专门从事某一行业的人才,如泥水工、石作工、油漆工、木作工等。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几块碑外,还有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于穿山岩的《南溪山刘仙岩形胜全图》,其上标有寺观、道路、山岭、河流、桥梁等图形名称,图下方为张本真镌刻的《覆复祐圣观田记》,碑文详细记载了刘仙岩的田产位置、总丘数、亩数、四至点、租额、佃户姓名、佃田数、田形等,是一份研究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详实资料。
张本真在穿云岩还有《刘仙岩祀田形式记》、《刘仙岩记田记》,也分别记载了祀田的四至点等情况。
以上几则再现了鱼鳞图册的真实,对于研究清代鱼鳞图册在桂林的发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外还有张遴的《栖霞寺田记》、《叠彩山香田碑记》等。
从以上的情况分析来看,桂林洞穴经济碑刻体现在贸易、生产等方面的较少,而体现土地关系尤其是寺庙经济的碑刻最多,这反映了寺庙经济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
3.景情交融——文化碑
桂林石刻中以文化碑最多,据笔者统计有1236件,占桂林石刻总数的60%以上。
其形式主要有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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