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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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
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
【原刊地名】开封
【原刊期号】200303
【原刊页号】41~52
【分类号】K23
【分类名】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303
【英文标题】NorthernEconomyinthePeriodsofJinandYuanDynasties
CHENGMin-sheng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1,Henan,China)
【作者】程民生
【作者简介】程民生(1956-),男,回族,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
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部在以往经济发展达、技术先进的基础上,通过勤奋劳作和改进生产力,经济状况良好。
粮食、桑麻、纺织、冶铁、煤炭、商业等方面仍呈发展势头,又强化了官营手工业、畜牧业等优势。
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并未随经济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并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
【英文摘要】IntheperiodsofJinandYuan,thenorthernregionrecovereditseconomyquicklyafterwars.Mostaresa,especiallytheeasternparts,hadfineeconomiccondition.Grains,mulberry,flax,textile,metallurgy,coal,commercedevelopedfurther,andofficial-runcraftindustryandhusbandrybecamemoreadvantageous,ThenortherneconomyinJinandYuanperiodsdidnotdeclinewiththesouthwardmovementofeconomiccenter.
【关键词】金代/元代/北方/经济
Jindynasty/Yuandynasty/north/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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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瓜瓜
@②原字月加无
@③原字鱼加制
@④原字鱼加乍
@⑤原字氵加(异的繁体)
@⑥原字艹加凡
@⑦原字台下加木
@⑧原字礻加右
@⑨原字分加阝
@⑩原字禾加祭
@(11)原字饣加鬼
@(12)原字氵加名
@(13)原字纟加(贮去掉贝)
@(14)原字克加刂
@(15)原字(彀去掉弓)加系
@(16)原字马加(侵去掉亻)
@(17)原字女加鬼
@(18)原字氵加问
@(19)原字曰加助
@(20)原字目加兮
[中图分类号]F129=46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3-0041-12
对于金朝和元朝的北方经济,诸多中国通史、经济史、断代史和中国历史地理著作均有涉及,另有专门论著如禾女《金代农业技术初探》(注:
《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
)、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注:
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
)等,但尚未见到综合两朝、专论北方经济的论著。
史学界一般认为,南宋或更早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至东南地区。
但是,关于经济重心南移之说容易产生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就是北方经济的衰落。
如王育民先生指出,元代“我国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确立”[1](p375)。
不少论著因对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先入为主,不再重视,对有关史料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甚至做歪曲的解释。
加以金、元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产生一种偏见,只看到其破坏之处,看不到其建设之处。
因此,笔者在研究过北宋北方经济的基础上,不揣冒昧地延伸至金元,对其经济状况予以探讨并向史学界讨教,以期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有所助益。
一 各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一)河北
河北在金代属于“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2](卷八八)的发达地区。
早在辽末金初,这里的燕京(今北京)就非常繁荣,“户口安堵,人物丰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
僧尼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
蔬luǒ@①、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
水甘土厚,人多技艺”[3](卷四○),经济达到了北京历史上的空前高度。
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定都于此,改名中都,此地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金代初年的河北中部地区,据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出使金国的许亢宗亲眼所见:
“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
”例如涿州(今河北涿州)即是“人物富盛,井邑繁庶”。
[3](卷四○)这一地区作为燕京经济发展的腹地,显然与燕京的高度繁荣相适应。
大定九年(1169),南宋使者楼钥进入河北境内后,发现“自此州县有城壁,市井繁盛,大胜河南……自南京(今河南商丘)来,饮食日胜,河北尤佳。
可知其民物之盛否”。
并特别指出定州新乐县(今河北新乐东北)“尤繁庶”。
[4](卷一一一)南州(今河北献县)州城及周围大部分土地盐碱化严重,“几不可以种植”,只有东北一带“有田宜稼,独异其余,乃沃壤也”。
但“去城十里外,膏腴@②@②,连阡接陌,桑荫障目”。
[2](卷四二)也即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状况良好。
另外一些地方比较落后,如滦州石城(今河北唐山东北)等地“地瘠民贫,所种惟黍稗而已”[5](卷四七),作物单调,品质不高。
河北在金代的发展,还表现在一些新兴城镇的出现。
宝坻县(今天津宝坻)就是典型的例子。
此地原是芦苇丛生的低洼之地,五代后唐设盐场,入辽后设新仓镇。
至金朝,“居人市易,井肆连络,阗阗杂沓……加之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之便风,亦不浃旬日而可至……其稻粱黍稷、@③鱼虾zhǎ@④,不可胜食也……虽斧斤不入山林,而林木亦不可胜用也。
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其人烟风物富庶与夫衣食之源,其易如此,而势均州郡”。
大定十一年(1171),金世宗亲临此地,因其“人烟繁庶”,下令升为县。
此地以盐起家,“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
[2](卷六九)至承安三年(1198)曾升格为盈州[5](卷二四),可见其发展势头之强劲。
金迁都中都后,依赖河北为主要物资供应基地。
曾规定各路沿河州县均设仓存贮当地及周边州县的税粮,具体提到的州县有如下几地:
恩州之临清(今山东临清)、历亭(今山东武城西),景州之将陵(今山东德州)、东光(今河北东光),清州之兴济(今河北沧州北)、会川(今河北青县),献州,深州之武强(今河北武强西)。
[5](卷二七)凡地在今山东者,都是在永济渠即今南运河东岸,也即现今山东与河北交界处。
大定二十一年(1181)即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辈入京师”(注:
《金史》卷二七《河渠志》所言6州,与文中5州不符,疑原文有脱漏。
)。
其产粮之丰盛,可以想见。
地方财政和民间收入也呈富庶,如金宣宗时“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5](卷五○)。
金元交替之际,战争摧垮了河北经济的基础。
但进入和平时期后,渐渐得到恢复,重新发展。
元世祖时马可波罗在大都等地看到的,就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如大都(今北京)“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6](第96章),乃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
其中仅回回商人中统四年就多达2953户,“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7]](卷八八)。
由北京南下至涿州路上,“沿途皆见有美丽旅舍,美丽葡萄园,美丽园囿,美丽田亩及美丽水泉”,涿州则是“一大而美丽之城”。
自涿州向西至太原途中,“沿途皆见有环以城垣之城村及不少工商繁盛之聚落,与夫美丽田亩,暨美丽葡萄园,居民安乐”,[6](第109章)已看不到任何战争后的创伤。
又如真定府在元世祖时,“时和岁丰……内则连甍楼栋,井肆夥繁……外则阡陌纵横,耕桑弥望,熙熙然为乐郊之民”[7](卷五四),一派欢乐繁荣景象。
其他地方也多称富庶。
如昌黎(今河北昌黎),“山辉川媚,物夥民繁,利足鱼盐,土饶沃壤”[8]。
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也是“古称土壤肥饶,溉以西山紫泉之水,故凡植物丰畅茂遂”[9](卷四)。
蒙古统治者对京师所在的河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非常重视,采取了诸多措施。
如早在成吉思汗末年的1227年,保州(今河北保定)长官张柔,大力开展恢复荒废了15年的保州城工作:
“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水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湿。
通商惠工,遂致殷富。
”[10](卷一四七)恢复了城市功能,取得显著成效并走向富裕。
战乱之后的河北荒地多、驻军多,为解决军需供应问题和发展生产,元政府大兴屯田。
如至元时,在新城、定兴(今河北定兴)屯田,三年间“垦田若千万顷,而仓庾委积,如坻如京矣”[9](卷一六)。
元顺帝至正年间,在京畿再次大兴屯田,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今河北山海关一带),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方圆数百里内“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岁乃大稔”[10](卷一三八)。
至正中的永平路(今河北卢龙)“储粟十万,刍藁山积,居民殷富”[10](卷一四二)。
为当时一方乐土。
元代在治理河流、发展交通水利和农田水利方面也颇下功夫。
如通惠河等16条河流都进行过治理并注意发挥其在农田、交通水利方面的作用[10](卷六四),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
(二) 山东及部分淮北地区
山东地区与河北一样,在金世宗时也是“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狭乡,恢复发展的速度较快,以至于金人认为“山东富庶甲天下”。
[5](卷一一七);[2](卷五九)如济南“风土甚好”[5](卷八五);“济南属县有七,水陆俱通,四方游贩岁集而月至者,莫如济阳(今山东济阳)。
济阳有桑蚕之饶,户口殷庶”[2](卷八)。
沂州(今山东临沂)、邳州(今江苏邳州南)广开水渠,改变种植结构,取得丰硕成果:
“比年邳、沂近河布种豆、麦,无水则凿井灌之”,开发水田600余顷,“比之陆田,所收数倍”。
豆类本身有肥田功能,豆麦轮作,又有水浇灌,产量因而大增;临近的砀山(今安徽砀山)等县,则利用陂湖水源,实行稻麦连作:
“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
”[5](卷五○)这一带的高产农田证明了农业的发达。
元代山东的经济形势,可从马可波罗在元初沿运河南下的记载中窥见一斑。
自德州至东平路上:
沿途在在皆见有不少环墙之城村,外颇美观,内甚繁盛……执商工业,适于生活之百物悉皆丰饶。
(东平)是一极大城市……此城为此地一带最大之城,有商人无数,经营大规模之商业。
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
此外有果园,美丽堪娱心目,满园大果。
应知此中定府(即东平府)所辖巨富城市十有一所,商业茂盛,产丝过度而获利甚巨。
自东平至济宁路上:
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皆富丽,工商业颇盛。
有种种猎物,百物悉皆丰饶。
(济宁)颇富丽,工商茂盛……此城船舶之众,未闻见者,绝不信其有之。
此种船舶运载货物往契丹、蛮子之地,运载之多,竟至不可思议!
及其归也,载货而来,由是此二河流来往货物之众可以惊人。
自济宁至徐州路上:
沿途所经诸地,在在皆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皆大而富丽,工商茂盛。
(徐州)为一富贵城,居民是善战之士,颇务工商,有带羽毛之猎物甚饶,凡适于生活之物,悉皆丰富。
其城位置于上述之河上,河中有船舶甚众,船身大于前章所著录者,所载贵重货物甚多。
自徐州至邳州路上:
沿途皆见有环墙之城村,并富丽……有世界最良之鸟兽以供猎捕,凡适于人生之百物皆饶。
(邳州)城大而富贵,工商业颇茂盛,产丝甚饶……在此城见有商人甚众,运输其货物往蛮子境内,及其他数个城市聚落。
此城为大汗征收赋税,其额甚巨。
自邳州至宿迁路上:
经行美丽丰饶之地,其中颇有带羽毛之猎物。
(宿迁)城大而华富,营工商业……此地一带有极广之田亩,与美丽之平原,产小麦及其他谷类颇丰饶。
[6](第137-147章)
一路三四百公里下来,到处都是优美的自然环境,动植物茂盛,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繁荣,人烟稠密。
途中没有提到的东昌路(今山东聊城),也是“习俗和睦”,“地平土沃”。
[11](卷一)窝阔台汗末年,自武城至新泰(今山东武城、新泰),“行于野则知其为乐岁,出于途则知其善俗”,“东州既为乐土”,四方之民纷纷移居而来。
[12](卷二六)位于胶东半岛的登州、莱州(今山东蓬莱、莱州)的经济状况则差一些。
登州虽“擅利鱼盐”,但“土田狭窄,瘠卤半之”,农业落后;莱州“男通鱼盐之利,女习缉纺之业”,但“其地瘠薄,负海舄卤,蚕谷少而人民寡”,[11](卷一)同样由于自然环境原因,农业落后,人口稀少。
(三) 河南
河南南部自北宋时就是地旷人稀,经宋金战乱且又为宋金边防地区,在金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人口稀少,经济落后。
尤其是陈州(今河南淮阳)、蔡州(今河南汝南)、汝州(今河南临汝)、颍州(今安徽阜阳)等地土旷人稀,所以采取“徙百姓以实其处,复数年之赋以安辑之”[5](卷九二)的政策以发展当地经济。
个别地方如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则是“地腴俗厚,而民富庶,侔于他邑”[2](卷六八)。
金朝后期,河南经济有了重大发展,主要原因是迁都后人口大量南迁。
如金宣宗初年,仅河北军户迁河南者就将近百万口。
[5](卷一○七)而金政府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更使河南地位陡然上升,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
兴定五年(1221)省臣奏:
“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
”[5](卷五○)其中以南阳(今河南南阳)最为典型。
兴定四年李复亨言南阳有稻田500余顷,“亩可收五石”。
[5](卷一○○)次年五月南阳县令李国瑞又开水田400余顷。
[5](卷五○)十一月,朝廷下令“募民兴南阳水田”[5](卷一六)。
唐州泌阳县(今河南唐河)户繁土腴,有玉池、沲坡等水利设施用于种稻,曾“岁获千万钟”[7](卷五二)。
发展起来的河南经济,遂成为朝廷主要的财赋来源:
“当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5](卷四七);“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5](卷一○七)。
河南北部的经济状况比南部优越。
开封两次为金朝首都,城市建设尤其是宫殿建设一度恢复到北宋盛况,重新成为人口最多、商业兴盛的大都市。
怀州(今河南沁阳)、卫州(今河南卫辉)在金朝分属河东路和河北路,“风气清淑,物产奇丽”,如卫州“土温且沃……稻塍莲汤,香气蒙蒙,连亘数十里。
又有幽兰瑞香,其他珍木奇卉,举目皆祟山峻岭……真所谓行山阴道中”。
[2](卷三七)秀丽的风光反映着良好的经济环境。
怀州大雄山南有泉水通于沁河,“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2](卷六八),都是北方少见的江南气象。
清丰县(今河南清丰)“魏地之大邑也,桑麻四野,鸡犬之声相闻”[2](卷八○)。
而金世宗时的相州“土地平旷膏沃,桑枣相望”[4](卷一一一),经济状况良好。
元朝时,河南在金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蒙古军攻克开封时要屠城,耶律楚材劝阻道,“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
若尽杀之,将无所获”,遂保住了城中147万人民。
[10](卷一四六)开封城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城市经济也因而得以继续发展。
马可波罗游历至此,看到的即是一派繁荣:
“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是为一富足之州,由是一切谷粮皆贱……有富裕之大商贾包办其所买卖商货之税额,君主获有收入甚巨。
”[6](第148章)可见其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
元初,属县长葛县尹赵志即在县南低洼之地引yì@⑤水开稻田300余顷。
[13](卷五)临颍(今河南临颍)邓艾口也有民间稻田300顷[10](卷一九三)。
元武宗时,任命峡州路总管韩冲为“汴梁稻田总管”[9](卷一二),以路总管的级别专管汴梁路官营稻田事务,可知这里的水稻种植面积相当广大。
至正十二年(1352),“是岁海运不通。
立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种植之事”[10](卷四二)。
朝廷专门机构特设于此,表明开封水稻生产达到新规模,地位日益重要;似乎元政府也有意以汴梁为新的粮食生产基地。
在古代开封的历史上,这种情况是仅见的。
豫北卫辉路(今河南卫辉)、怀孟路(今河南沁阳)在优良的自然环境中持续发展。
卫辉路“地当冲要,泉城水温”,“民情颇事商贾,地饶俗淳,勤于播种”;怀孟路“土壤腴润,其民纯实……虽地有肥硗之殊,而颇宜五谷,风俗尚俭”。
[11](卷一)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怀孟路修建广济渠,长677里,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5县,“民田三千余顷咸受其赐”,“甚益于民”,[10](卷六五)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卫辉路朝歌县(今河南淇县)是一片沃土,蒙哥汗五年(1255)升格为淇州,“连甍表植左右闾,日中市集百货俱。
荒榛一旦为亨衢……夫耕妻织园有蔬,桑无附枝麦两涂。
péng@⑥péng@⑥翠浪西山隅,昔焉糊口今嬴余”[7](卷五四)。
经济不但全面恢复,而且有了很大发展。
南部地区也是一片繁荣景象。
如南阳府“淳朴尚农,俗以殷富,至今犹然……舟车辏泊,人物浩穰,庶政孔殷,地称陆海”。
汝宁府(今河南汝南)有着良好的农田水利设施,“汝南旧有鸿郄大陂,西平有二十四陂,郡亦为饶”[11](卷三)。
商业也较发达,史称“汝、汴二郡多富商”[10](卷一八六),即说明汝宁府商业可与汴梁相媲美。
包括今河南大部的河南江北行省在元代的整体发展,时人有着深刻的感受。
大德九年(1305)即有人言:
“河南先民疏士旷,田价至弱……逮今民日生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
”[14](卷一七)此时距元朝建立仅30余年,土地价格以数十倍、上百倍的幅度增长,显然是因为人口猛增,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并能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财富而致。
元朝末年,汴梁人对和平时期的河南经济追忆道:
“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
”[10](卷一八六)元政府每年在此征收税粮2591269石,仅次于江浙行省而名列第二,[10](卷九三)。
占全国总数12114708石的21.3%。
此外还承担着数额巨大的竹木岁课,以天历元年(1328)为例,即有竹269695竿,板木58600条,额外竹木税课1748锭30两。
此外还有矾课2414锭33两,也是全国最多,占矾课总数2449锭的99%。
[10](卷九四)
(四) 山西
地处太行山区的山西,宋金时为河东路。
北宋时,山西因自然环境较差而为北方最贫穷的地区。
入金以后虽经开发,达到“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地步,毕竟可垦之地有限而且土壤大多贫瘠,正常年景粮食尚难自足。
“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
”[5](卷一○八)金世宗也指出:
“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
”不过经多方辛勤努力,也常获得大丰收。
如大定二十一年(1181),“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
[5](卷四七)汾河两岸的平阳道(今山西临汾)则非常富庶:
“平阳一路,地狭人稠”[5](卷四七);元人郝经甚至言,金朝“亦以平阳一道甲天下”[15](卷三二),认为平阳是金朝境内最发达的地方。
当地不仅利用汾水灌溉,更在田间地头打井汲水,“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5](卷五○),使农业生产更有保证。
入元之后,山西仍呈发展之势。
如马可波罗载,太原府“工商颇盛,盖君主军队必要之武装,多在此城制造也。
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圆,酿葡萄酒甚饶。
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
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
由太原向西骑行,七天的路程中,“沿途风景甚丽……其中商业及数种工业颇见繁盛,有大商数人自此发走前往印度等地经商谋利”。
明清时期著名的晋商,此时已崭露头角,而且在元朝大一统的背景下,做的是国际贸易。
平阳府“城大而甚重要,其中持工商业为活之商人不少,亦产丝甚饶”;山西沿黄河与陕西接壤处的一些城镇“其中商贾甚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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