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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奇惠变革年代的学者型省长
邵奇惠变革年代的学者型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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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奇惠变革年代的学者型省长-历史论文
邵奇惠变革年代的学者型省长
当上副省长的第七天,邵奇惠“悄然”离开了省城。
他布置各级政府工
作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自己率先带了一个5人小组出发了
文丨张持坚
1979年初,哈尔滨林业机械厂的工人邵奇惠终于盼来了平反的时刻:
戴了
21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摘掉,党籍恢复。
平反前,厂党委书记把他叫到办公室,高兴地祝贺他即将平反,并要他写一份要求恢复党籍的报告。
邵奇惠一愣,说:
“开除我党籍是错的,恢复是应该的,为什么还要我写申请恢复的报告?
莫不是当初开除我是对的?
”书记也一愣,说:
“这是上面规定的手续,你就写吧。
”“我不写!
”邵奇惠态度很坚决:
“党组织认为我够,就恢复,不够,就不要恢复。
我虽然期盼恢复党籍,但对党要讲真话,假话我说不出。
”
两个人互相凝视着,静静地,一时间没一点儿声响。
囚犯一工人一省长
1958年,24岁的邵奇惠在杭州团市委任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期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他出身书香门第,即使蒙难入狱,他向家里要的唯一物品也是书一一一套大学机械教程。
书没处放,他把枕头芯子扔掉,把书塞进去,既当“书箱”,也作枕头。
平反后,他回到了阔别二十余载的故乡。
杭州市领导接待了他,令人大感意外的是邵奇惠竟一句怨言也没有。
市领导说,按规定,给你补偿一万元。
1979年,一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邵奇惠几乎想也没想,平静地答复道:
“我不要。
拿
这个钱我会很难过的。
我不能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换金钱。
”市领导决定在杭州给邵奇惠安排工作,但他决定回到哈尔滨林业机械厂,因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厂里收留了他,让他到哈工大夜大学习,担任技术革新的工作。
在哈工大夜大读书时,邵奇惠的时间表是:
早上6点45分骑车上班,边
骑车边用脑解一道数学题;7点半到下午4点干活;下班高速骑车回家,喝杯糖水补充能量,再高速骑车到哈工大上课;晚8点45分下课,9点到家吃晚饭;9点半到11点半做作业,11点半后制图,结束时间不定;临睡前看20分钟到半小时杂志或小说。
整整5年,他一直按这张时间表走,没缺过一天工,也没缺过一堂课,最后以全班最优秀的成绩毕业。
邵奇惠放弃了回到有天堂美誉的故乡杭州,返回了哈尔滨。
可谁能想到,10年后他会挑起黑龙江省省长的重担呢?
自平反起,他历任林机厂工艺科长、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厂长;
1985年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
1987年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1988年1月高票当选黑龙江省副省长;
一年后又高票当选黑龙江省省长,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选拔知识分子干部到高层领导岗位,是邓小平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做出的重要部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众“火箭式干部”中,邵奇惠是被选中的一员。
如此跨越式的晋级,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尤其赴任齐齐哈尔才短短3个
季度,就升任副省长,这不规范,也有违“常规”,组织部门配干部没有这样配的。
确实,省委没有这个安排,他不是副省长候选人。
可是在选举前的民主推荐会上,他被“呼声很高”地“推”了上去。
面对“突发”情况,省委紧急向上请
邵奇惠不是省人大代表,没有参会,不知道这期间发生的这些与他有关的事情。
那天他正在一个偏僻的乡村搞调查,说有电话找,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是到村委会用摇把电话接的。
电话是省政府打来的,通知他“选上副省长了,马上往哈尔滨赶,参加明天的新闻发布会”。
邵奇惠蒙了,不知怎么回事,可时间紧迫,只得直接从乡村驱车数百公里奔省城。
没有人舍得邵奇惠走,他“得罪”了齐齐哈尔市的干部和群众。
齐齐哈尔一位白发苍苍的省人大代表投票后见到他,手杖敲得地板咚咚响,说:
“我不画这个圈吧,对不起大家的选择,画这个圈吧,对不起齐齐哈尔的570万人民!
”
乔装记者采访民情
当上副省长的第7天,邵奇惠“悄然”离开了省城。
他布置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自己率先带了一个5人小组出发了。
和以往一样,他不让和下面打招呼,就是为了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略有不同的是,这次他让随行的黑龙江日报记者给他办了一张记者证,车牌也换了一张地市的。
他说此行以采访的名义,趁下面对他这个新副省长还不认识,多和基层干部群众交流,尤其要着重看看物价上涨的势头抑制住了没有。
1988年下半年,全国经济形势呈现异常严峻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涨幅超过25%。
黑龙江的情况也不例外,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过猛,已引发3次较大规模的抢购风;流通秩序混乱,“官倒”、“私倒”泛滥,加剧了物价上涨,老百姓意见很大。
怎么办?
作为上任不久的分管副省长,邵奇惠对物价知识知之不多,他的办法是挨个到相关部门一边学习请教,一边调查研究。
他先搞清楚,物价部门计算
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的商品共计有383种,其中生活消费品331种,农业生
产资料52种,在纷繁的商品世界中它们仅占20%左右的份额,但在老百姓现金支出中有很高的“权重”,达到90%以上。
他对每一种商品进行分析,逐一理出影响它们价格的因素。
这样勾来勾去、纵横交错,383种商品的逻辑关系蛛网般密密麻麻地画了好几张大纸——模糊的印象渐渐有了清晰的感觉。
拿着“图纸”再和相关部门讨论,令不少人有新鲜之感,甚至有“吃惊之感”。
他们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物价“图”,也从来没有哪个领导这样仔细和严谨地梳理过物价问题。
物价这个“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被“画”得具体、透明和摸得着了。
汇集各方智慧,邵奇惠手里的“逻辑图”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至此,以
383种商品为启动点、厚达288页的物价管控总体规划产生了,它在实际中的运行被称作“3工程”。
提出解决“一手硬,一手软”198叶5月19日,全省物价工作会议如期
召开,11个单位做了典型发言,邵奇惠做了讲话。
他说: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维持我们正常的经济秩序,这是不能动摇的。
大家要继续努力把我们已经明确的工作,按质、按量、按时地进行下去。
”
两个月后的1989年8月1日,国务院在哈尔滨召开全国物价工作会议,各省市的代表边听、边考察、边议论,都认为“工程”是个创新,用系统
工程的思维方式指导经济工作,对破解难题、提高政府管理工作水平有积极意义。
9月中旬,省委召开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邵奇惠没有准备,没写一个字,上台讲了半个小时,把自己这些日子的思考和盘托出,中心是:
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方针不能动摇。
他特别指出,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要取科学的态度,按辩证法办事,原来软的一手要硬起来,原来比较硬的一手还应继续加强,不能使硬变软。
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成为社会问题,这是一条历史的教训。
他的讲话立刻引起了与会者的纷纷议论,有给予好评的;也有认为“不合时宜”的,说他“胆子够大的”;有些人则为他捏了一把汗,“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认为他的讲话有见解,是从党和国家的全局、从维
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考虑的,对中央有参考价值,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整理成内参报了上去,很快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批示转发各省市自治区领导阅,并要求人民日报刊发。
不久,人民日报以邵奇惠署名文章的形式突出刊登了这篇讲话稿,在读者中、尤其在领导干部中产生了积极反响。
“打黑”总体战
1989年即将过去的时候,“383工程”传来好消息,全省全年物价指数上涨14%,比上年下降3.4个百分点。
物价涨幅有所缓解了,老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邵奇惠在7个市选了1000户居民搞民意测验,结果大家都说现在最不满意的是社会治安。
把黑龙江的情况拿到全国去比较,人口数量排全国第15位,重大特大案件的发案率却排全国第10位,其中严重暴力案件和杀人案件名列全国之首。
邵奇惠下去搞调查研究,问计于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为什么公安部门“严打”、整治、“专项斗争”持续不断,治安形势依然这么严峻?
大家“七嘴八舌”给了他启发:
社会治安工作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就治安抓治安”,这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样,没抓到根。
二是“治安是公安的事”。
公安部门确实是社会
治安的主力军,但它们的力量毕竟有限,能力也有限,靠它们单打独斗扭转不了局面。
邵奇惠总结了一些治安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单位的经验,认为最关键的一条是把这项工作和单位领导的责任“绑”一起,也就是“谁主管,谁负责”。
邵奇惠要求省公安厅办的“公安简报”一份不落地全部送给他看。
一天,一
份反映延寿县查获了以徐长江为首的犯罪团伙的简报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他给
县政府领导打电话,要求务必彻底查清全案。
事隔3天,他又派省长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和公安厅的专家一起到延寿指导查办工作。
过了一段日子,他再次派人去了解案件查办的进展情况,发现阻力很大,进展甚微。
这期间,他接到多封延寿老百姓的来信,反映这伙人之所以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甚至持枪行凶,私设公堂,拘禁和殴打群众,是因为有的公安干警和他们的关系不正常,看见他们横行霸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群众敢怒不敢言。
邵奇惠亲自带公、检、法3个部门的负责人到延寿去现场办公。
到延寿后,他走访受害群众,开座谈会,边听边记,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了5页纸。
老
百姓有的话说得很重:
“再不整治,延寿不像社会主义的地方了!
”
延寿县领导积极抽调警力加紧了案件的查办。
老百姓看到领导决心大,消除了顾虑,纷纷提供线索,使查证核实工作顺利推进。
不长时间,一个30多人的犯罪团伙被彻底摧毁。
省里其他地区对犯罪团伙的斗争也得到了有力的促进。
看群众来信,是邵奇惠每天必做的“功课”。
一封外地旅客反映哈尔滨铁路“票贩子”猖獗的来信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虽是个局部性的问题,但因发生在“窗口”部门,影响很坏。
他让转告铁路局的领导,要重视票贩子的问题,整治好售票秩序。
几天后,铁路局的“落实情况”反馈回来,说组织了几次打击行动,
没有发现票贩子。
邵奇惠说:
“这表明铁路局里有’内鬼’,你刚要行动,信息已经传过去了,你行动的时候,票贩子们躲在一旁看笑话呢。
”怎么办?
邵奇
惠想了一“计”。
一天傍晚,已到下班的时候,他给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傅志寰和省公安厅厅长陈永才打电话,让他们到他的办公室商量事。
他们一到,邵奇惠就让上车,车一直开到哈尔滨火车站售票处门口。
他说,进去看看有没有票贩子。
陈永才穿的是便衣,邵奇惠问他,如果有票贩子,你能不能摁住他?
陈永才说能。
进门后,他们排在了买票的队伍里。
不多会,就有好几个人来搭话,问到哪里去,说:
“我这里座票、卧铺票都有”。
陈永才瞅准机会出手,抓住了其中的一个,扭送到了附近的一个铁路派出所。
也就十来分钟的光景,傅志寰受到了“震动”。
他对邵奇惠说,我们工作没做好,应该检讨。
当晚,他就召集开会,做了自我批评,要求严肃纪律,查找漏洞,坚决打击票贩子,维护正常的售票秩序。
在一年的“总体战”已过大半的8月份,省里在11个地市和森林工业系统,就整治社会治安效果如何,作了一次大范围的民意测验,结果71.25%的人认为治安
状况明显好转或有好转,仍有28.15%的人认为没有好转。
“谁主管,谁负责”后来被中央综合治理社会治安办公室肯定,成了推向全国的“原则”。
黑龙江省公安厅长被公安部调去,任主抓社会治安工作的副部长。
邻近省份的领导见到邵奇惠开玩笑说:
你们别抓了,再抓,黑龙江的小偷都跑我们这里来了。
社会上也流传“南王北邵抓治安”一说,南王是指贵州省长王朝文,北邵就是黑龙江省长邵奇惠,说他们抓治安抓得实,抓得狠,抓到老百姓的心里去了。
(未完待续)
邵奇惠总结了一些治安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单位的经验,认为最关键的一条是
把这项工作和单位领导的责任“绑”一起,也就是“谁主管,谁负责”。
“谁主
管,谁负责”后来被中央综合治理社会治安办公室肯定,成了推向全国的“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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