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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即媒体城市就是建筑的好莱坞
建築即媒體,城市就是建築的好萊塢?
——
全球都會區域、都會治理、巨型計劃、以及其象徵表現
(BuildingasMedia,CityisHollywoodforArchitecture?
:
GlobalMetropolitanRegions,Metropolitangovernance,Mega-projects,andtheirSymbolicExpress)
夏鑄九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2009/12/03世新大學講稿
1、巨變:
全球都會區域的形構
我們正面臨歷史巨變,這是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巨變,在這個轉化過程中,我們看到了都市化升級。
這是全球資訊化年代的世界規模巨變的空間結果。
首先是都市化升級,是更高的都市化。
我們審視今日的城市特徵是沒有城市的都市化(urbanizationwithoutcities)現象:
城市,是物質地根植於空間集中的人類聚落,而且是在社會組織與文化表現上的特殊空間形式。
因此,城市也被視為是沒有市民的城市(citieswithoutcitizen),當然,對華人社會而言,這論點有歐洲中心主義之嫌。
也因此,本文有意對鉅形城市(mega-cities)的分析範疇,改採都會區域(metropolitanregions)一詞,而避免鉅形城市(mega-cities)、城市區域(city-regions)、城市群、或是城市連綿區等等措辭。
簡言之,廿一世紀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globalinformationalcapitalism)的空間形式就是全球都會區域的浮現。
那麼,什麼是都會區域呢?
都會區域做為理論概念的建構,不在於人口集中的規模,也不在於其廣闊的都市地區,而在於其指涉之關鍵特徵。
這特徵就是:
1.節點(node)與網絡(network):
城際網絡之間的互動與聯繫成為關鍵。
網際網路(互聯網,Internet)是重要的技術表現。
(1).全球經濟的節點:
都會區域集中了指揮、生產與管理的上層功能、媒體控制、真實的政治權力、創新與散佈訊息的象徵能力。
甚至,這裡成為發展的引擎,也是政治與文化創新的中心。
因此,資訊化城市的創新氛圍(milieuofinnovation)的建構是競爭力的要害所在。
這也就是創意城市(creativecities)的重要性。
舉例:
台灣的挑戰就是台灣西海岸都會區域如何能由新國際分工中的製造業基地轉化成為設計的節點。
由IC設計、建築設計到創意設計,而技術升級與產業轉型是要害所在!
(2).全球都會網絡(globalmetropolitannetworks):
越界聯繫(cross-borderlinks)與對腹地的強大磁吸作用。
因此,都會區域的連結與脫落的雙重性值得注意。
它們在外部連結上全球網絡和本國的某些部份,在內部則脫離了在功能上不必要,而在社會上引起分裂的人口。
正是這種在實質與社會方面,全球連結和地方脫節的獨特性,使得都會區域算得上是網絡社會(networksociety)的新都市形式。
舉例:
北加州灣區矽谷、台北新竹、珠三角/長三角的越界連結。
以及,可以參考朝新日報簡報:
“Chaiwan”企業的新詞對競爭力的意義,是“中灣”嗎?
(3).同時既集中又分散的空間模式與多中心的結構與功能:
不同於過去大都會區的單一中心與衛星城市的空間模式,都會區域建立起功能性連結(尤其是針對勞動市場、消費市場、媒體市場),卻在土地使用模式上不見得連續。
這裡是空間片斷、功能碎片和社會區隔的不連續群簇。
所以,全球都會區域的理論概念特別指涉:
“都會區域的特徵同時是空間蔓延和空間集中,混合了各種土地使用模式、高度移動力,以及仰賴通訊和運輸,包括都會內部和節點之間的溝通。
”
舉例:
高鐵通車之後終於現形的台灣西海岸都會區域、1980年代浮現的珠三角都會區域、1990年代浮現的長三角都會區域、以及近年的京津冀都會區域的浮現。
以及,就在2009年美國的金融海嘯引爆之後,國家的經濟政策向擴大基礎建設投資與向都市化之後的國內市場轉移,這也就是由各都會區域承擔內需,並同時改善農民生活所必須的基本消費。
這時,網絡經濟竟然快速地崛起。
以及,成渝、遼東半島獲得了新的制度性動力,還有,正在力爭上游的西安、中原的鄭州洛陽、武漢長沙…,這種因經濟危機逼迫所造成政策轉向一旦成功,將扭轉後文所述未來中國都市形構的歷史過程與都市經驗。
除了前述的關鍵特徵之外,全球都會區域的形構還伴隨著下述陰暗面:
2.社會接納與排除(socialinclusionandexclusion)的邏輯並存與兩極化城市:
工具性交換的全球網絡,與策略性決策的無情流動,選擇性地接通與切斷(switchonandoff)越來越變得是城市興衰的關鍵所在。
造就的是不連續的區段(segments)與片斷化(fragmented)的城市。
舉例:
台灣的都會區域中對所謂外籍移工甚至是外籍配偶的歧視,對都市原住民部落的忽視。
而城中村,就可以說是中國大陸都會區域中的都市非正式部門(urbaninformalsector)的表現形式。
3.生態危機的城市:
短時間集中大量人口與活動的結局。
生態危機與永續城市的建構成為急迫的議題。
舉例:
台灣的都會區域必須面對流域治水、地層下陷…,不下雨就鬧旱災,一下雨又鬧水災等等問題。
北台面對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面對基隆河?
治理淡水河?
坪林保育與發展的矛盾問題等等。
南台,尤其是高雄縣市的飲用水矛盾?
至於地層下陷,更是過去西海岸養殖業的併發症,在全球氣候變遷與海平面上升的環境壓力下,必須及早面對的課題。
中國大陸的都會區域則必須面對環境降級(environmentaldegradation)的生態危機,這是做為全球經濟中的世界工廠代價之一,也是亟需面對的環境政策議題。
4.於是,在制度治理上:
都會區域,經常無以名之,邊界模糊,加上前述的越界生產網絡所造就的新空間模式,在在缺乏對應的制度治理。
舉例:
對中國大陸的都會區域言,都市服務缺失與不平等,如房改、教改、醫改等,會傷害社會和諧,催動都市動員。
5.都市運動:
也因此,都市社會運動持續不斷地以不同形式發生。
被排除的弱勢者需要被看到!
舉例:
於無聲處聽驚雷,在維權運動下市民城市的浮現,是中國城市最值得關注的趨勢。
以及,城鄉移民的農民如何能轉換為市民,取得都市服務,可以說是廿一世紀中國大陸的都會治理的歷史挑戰。
2、都會治理(metropolitangovernance)的挑戰
有些因素會減緩都會區域的成長,端視限制都會區域成長之政策的精確度與效力而定。
區域發展政策可能可以將工作與人口的集中分散到其他地區。
而且,很容易引發大規模的傳染病(從禽流感、口蹄疫、狂牛症、到非典(SARS)、毒奶、以至於新型流感…等)和社會控制的解組,以及,政治上的狂熱,都將使得都會區域的吸引力降低。
然而,總體而言,都會區域的規模與支配力將會成長,因為它們不斷吞噬廣袤的腹地,餵養自己的人口、財富、權力和創新者。
再者,都會區域是連結全球網絡的節點。
因此,根本上來說,每個都會區域所在的國家的未來,正呈現在這些地區的演變與管理上。
再說一次,都會區域是資訊時代之新空間形式∕過程——流動空間——的節點與權力中心。
於是,全球都會區域的形構就是都會治理的挑戰。
但是,都會治理實在不容易,這是建築的技術分工與建築師專業分化之後,離建築師最遠的專業任務了,也就是俗稱國土規劃(territorialplanning)的工作,用更精確的措辭來說,是全球化年代區域發展與區域規劃(regionaldevelopmentandregionalplanning)的政策規劃領域。
其實,都會治理是廿一世紀國家(state)的挑戰。
在全球都會區域的浮現的脈絡上,全球經濟競爭下的城市治理角色成為挑戰,然而,還得加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的企業主義抬頭。
它造成了都市計劃歷史地脫離了戰後福利國家模型所伴隨的管理主義,成為擺脫勞動力集體消費的再生產功能的“公共”包袱,所以,規劃,成為地方發展的制度性工具,引領資本,激勵積累的機制設計。
過去,所謂新鎮(newtown),由國家驅動,社會整合,建構公共空間,是社會史與規劃史上重要的社會改良主義的都市改革(urbanreform)元素,歐洲是構想之源與福利國家政策表現;而當前,新城鎮卻成為政府政策強力主導下的市場導向,房地產開發,由私人利潤驅動,強化菁英階級,助長空間隔離的巨型計劃(megaprojects),亞洲的都會區域,由雅加達、曼谷、馬尼拉、河內、韓國、日本、以至於長三角上海(如一城九鎮計劃)…,是主要的展現地方。
由都市史的角度言,城市,也由公共城市(publiccity)成就為所謂的私營城市(privatopolis)了,這也就是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的都市規劃(neoliberalurbanism)。
所以:
我們看見:
1.首先,都會治理所需的越界整合與跨界協調問題,表現出國家的正當性危機與國家的再尺度化(statere-scaling,規模調整)的挑戰。
2.
這是國家在全球經濟競爭與民主參與之間制度上的矛盾,具體表現為行政區重劃的行動。
全球競爭下要求區域政府有能力越界連結!
那麼,目前台灣的行政區重劃的問題何在?
舉例:
問題,
(1).台灣西海岸都會區域,一個多中心的都會區域已經浮現。
(2).過去的精省,中央與地方權力集團之間的權鬥是最具決定性的行政區重劃力量,台灣已經錯失了制度改革的機會,第二級的區域與都會區政府的重要性被忽視了!
(3).以及,台灣既有的縣與市,要求它參與全球經濟競爭,規模太小,要求它面對草根民主,又太大,這才是制度設計時的真正要害。
(4).還有,制度的設計又如何照顧邊遠地區與原住民地區呢?
(5).北臺、中臺、南台的次一級都會治理是有急迫的國土規劃挑戰與都會治理課題。
最大的困難在於國家的轉化過程中切斷了全球都會網絡的節點聯繫特性。
選舉內爆,權鬥赤裸,國家幾無暇建立可執行的都會治理制度的台灣。
現況:
(1).目前,台中縣市合併、高雄縣市合併、台南縣市合併都已經通過,北台都會治理(竹南以北)也有其急迫性,然而,台北縣卻已經升格為直轄市了,難道這是制度設計時的地雷嗎?
(2).桃園,不久將成為準直轄市,問題是要成為桃、竹、苗,還是併入北台?
(3).在南台,兩個直轄城市能夠合作無間,增強能量,爭取一體化,強化全球競爭力嗎?
(4).更重要的是:
剩下來的縣市屏東、嘉義縣市、雲林、苗栗、南投、基隆等,又何以自處呢?
(5).被邊緣化的排除命運如何解決?
這是內政部必須持續推動,重新納入偏遠地區與邊緣,尤其是花東、澎湖、金門、馬祖、原住民自治區的重大任務。
不然,台灣將山河破碎,不可治理。
再舉例:
即使我必須暫時排除空間規劃師所常見的作法,也就是脫離的現實的經濟、政治、技術的連結,主觀地將都會區域視為一種國土領域的意識形態建構(aterritorial-ideologicalconstruct),因此,除了珠三角、長三角、與正在浮現的京津冀三處之外,我們似乎必須暫時排除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成渝、中原、武漢長沙城市群的提法。
然而,就在2009年美國的金融海嘯引爆之後,國家的經濟政策向擴大基礎建設投資與向都市化之後的國內市場轉移,這也就是由各都會區域承擔內需,並同時改善農民生活所必須的基本消費。
這時,成渝、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獲得了新的制度性動力,還有,正在力爭上游的重慶成都、西安咸陽、中原鄭州洛陽、武漢長沙…,這種因經濟危機逼迫所造成政策轉向一旦成功,將扭轉未來中國都市形構的歷史過程與都市經驗。
總之,區域政府與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推動發展的意志與應變能力,在全球經濟所驅動的社會空間轉化的新過程中,可以說是充分發揮引領作用,值得進一步的分析。
3.其次,在都會區域浮現的現實壓力下,傳統的都市計劃的因應趨勢是通盤性、長程理性的整體規劃已經因其只有形式化的意義而被徹底放棄,相反地,策略性規劃、彈性、以及開放市民參與成為趨勢。
市民城市也因此必要!
既然要求地方政府制度彈性、能促生產,也就要有市民參與的機制與過程!
3、巨型計劃擬議:
由於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對國家角色所構成的競爭壓力,過去凱恩斯模型福利國家社會技術官僚所主導的大型計劃所造成的大災難,PeterHall所總結的歷史教訓,現在已經在新的脈絡下隨風而逝。
全球都會區域中的巨型計劃是經濟與都會區域競爭壓力下的產物,在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支持下,經常以新的公私合夥形式,房地產開發的方式,利潤導向,實現企業取向的都會治理。
一方面,提升了生活品質,都市形象得以改造,另一方面,卻經常加強了社會排除,空間隔離,以至於門禁社區浮現,公共空間的商業化與私營化。
由市中心重建到都市邊緣的新鎮營造、還可以包括大學城等,當然,奧運、世博會也都是巨型計劃的例子。
4、象徵表現:
建築即媒體,城市就是建築的好萊塢?
因為全球流動的力量,使得建築紀念性的象徵力量與節點的門戶效應更要求擴大、國家權力弱化,市民社會失去對應面,公共空間市民性格與地方意義的競爭,都顯得格外重要…。
最後,建築的象徵意義更顯得重要了。
西班牙畢爾包的古根漢博物館設計就是一個顯例,因此,相對地,建築也必須與對草根社區有反應,要能表現地方的意義與溝通能力。
但是,建築與規劃的專業者能做些什麼呢?
尤其,做為專業的知識份子,又如何能參與在塑造空間的歷史大任之中呢?
“安得廣廈?
”宜居的城市(livablecities)與舒適的家園(comfortablehomes),不正是百年來飽受動亂流離之苦的人民的卑微願望嗎?
讓我們對建築的界定與建築師的角色的歷史建構做一點理論回顧與辯論:
1.文藝復興,15世紀文藝復興開始的去歷史化過程,這是歷史的斷裂
由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建築師布魯涅內斯基(FilippoBrunelleschi)開啟了去歷史化過程,將古典建築變成一個自主而絕對的建築物,或者說建築客體,建築對象(architecturalobject),開創出新的建築現實,掃除前人文主義的仿羅馬與哥德式建築,於是,過去成為被建築師所挪用的元素,給予其意識形態的支持,隨手擺弄拼湊(bricolage)。
重新建構一個新的傳統與歷史,這是歷史的陰影,歷史之蝕的開始。
西方意義的,也是現代意義的建築(architecture)誕生,建築師(architects)的角色,用黑格爾的說法,就是客體性(objectivity)與主體性(subjectivity)間的分離,師與匠的歷史斷裂。
這是布魯涅內斯基開始的革命,是蘊含在過去五個世紀以來的歐洲文化的辯論。
雖然在歷史上對建築實踐的貢獻並不只有這種人,然而建築師的身份是有限制性的,人文主義建築師所隱藏的是一個布爾喬亞的白種男人:
鼓勵個人主義、要求具備藝術能力、組織與合作能力、了解營造技術、社會責任…,而實際的結果呢?
2.現代運動、現代建築論述與建築師專業建構
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分工的歷史──建築師,在營造工業體系中代表業主應付現代營造廠的腦力勞動者。
“建築師的構造為社會的意識形態者(轉播者),對城市規劃進行個人化干預,對公眾則扮演形式方面的說服角色,就其自身之問題與發展則是自我批評角色:
這種相互關係對抗——在形式研究的層次——在建築‘客體’(對象)與都市組織之間:
這些是建築上的‘啟蒙運動’的辯證,恆常週期性出現的主題。
”(曼菲德‧塔夫利,1973/1976)
(1)現代建築與規劃的先行者:
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開始時的慄夜城市中對未來城市的想像──這是人道的烏托邦主義者
(2)反都市之價值──田園鄉愁回歸
(3)在世紀初歐洲的城市中暢言建築的革命,尋求解放的建築?
致力消除壓迫的建築?
空間是權力運作的基礎,然而,建築師的解放意圖與人們真實的實踐的關係如何?
才是問題的關鍵。
(4)建築之神韻(aura)不再,歷史斷裂,前衛建築師投身建築形式的無盡追逐──
現代性的計劃,其實是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包括了班雅明(WalterBenjamin)的疏離效果。
與巴賀德(RolandBarthes)的零度建築,工業生產方式不需要古典形式與象徵來說明其正當性,創造性破壞也是現代建築之危機:
由拔除權力的進步形式開始,建築被視為機器,形式本身做為一種烏托邦,與歷史變動之中心脫離,遁入建築論述之技術領地中,開始成為符號的生產,然而,現代建築卻是對建築意義無言的形式主義產物。
(5)現代建築是現代性(modernity)建構的一部份:
…是最關鍵的經驗方式(modeofexperience):
將無常制度化…到創造性破壞(由波特萊爾、馬歇爾‧伯曼(MarshallBerman)到大衛‧哈維(DavidHarvey)議論現代性的內容)
3.後現代建築對現代建築的反省,然而,被商品淹沒
大約在1973年石油危機之後,社會福利國家的凱恩斯模型被放棄,更加彈性的資本積累方式出現,資本主義體制中的時空壓縮,造成了新的空間與時間的體驗方式,以及,文化實踐上的後現代文化邏輯浮現。
(FredericJameson,1991;DavidHarvey,1989)
建築都是社會的“迂迴未成形的行動”(failedact),是社會深層趨勢經過作用者中介的複雜表現,那些趨勢無法明言,卻又強大到足以模鑄在石頭、水泥、鋼筋、玻璃裡,以及在居住、買賣、或崇拜形式的人類知覺裡。
當然,社會價值的形式表現,並沒有簡單的、直接的、單一的詮釋,建築師的作品所示,在社會說了什麼,以及建築師想要說什麼之間,總是有強烈的、半意識的連結。
對建築批評的批評:
建築商品化與符號化,使得人們要求認識建築。
但是,操作性批評僅是文化成見的再生產,仍然要記得塔夫利得提醒:
沒有建築批評,只有建築史,更需要建立對商品與符號解秘的能力…
(1)後現代建築模糊了建築與社會間的有意義之關係──流動空間與歷史之終結,地方撤廢。
在進一步時空壓縮的後現代的文化邏輯裡,後現代建築可視為是一種流動空間的建築:
“唯有置身歷史的終點,才可能混合先前一切所知的事物。
因為我們不再屬於任何地方、任何文化,這種極端版本的後現代主義,才能將其符碼化了的破除符碼邏輯,硬套在任何地方的建築物上。
看似解脫了文化符碼,其實暗藏的是逃離有歷史的社會。
”
解脫了文化符碼的後現代主義建築其實不正是一種宣示:
自布魯涅內斯基開啟的歷史斷裂以降,真正“後建築”(post-architecture)時代的降臨嗎?
流動空間成為資訊化社會的支配性空間形式,建築設計正在被重新定義,這是新的範型轉移。
解脫了文化符碼的後現代主義建築卻被流行時尚與文化象徵所俘虜,脫離前衛主義的烏托邦,卻在更複雜、更加商品化的迷宮中找不到出路。
而社會越是企圖超越無法控制的流動力量的全球邏輯,以便恢復它們的認同,這些社會就越需要一種能揭示自身現實的建築,而非僅取用橫跨歷史空間貯藏庫的形式符碼。
但是,試圖發出某個非常明確的訊息,單一的意義,或直接表達某既定文化符碼的過度表意(over-significant)的建築,未免是過於原初的建築形式(像西歐中世紀之前的歷史的建築,或是我們的傳統建築),很難再穿透我們對視覺的想像了,確是叫建築太沈重,我們已經迷失在多媒體,而且是越來越能互動的多媒體,所傳送的奇幻世界的無窮可能新想像之中,這是電子衝浪的文化,真實虛擬的文化,然而,這也是一個意義競爭的戰壕。
4.西歐文化中對建築(Architecture)的定義已經被翻轉,建築正在被重新定義,新的範型轉移
19世紀英國維多利亞與愛德華時代,約翰‧羅斯金(JohnRuskin)在《建築七燈》(TheSevenLampsofArchitecture)裡,開宗明義地指陳建築是一種藝術,必須區分建築(Architecture)與營造(建築物,building),關鍵在於用途的基礎上增加美的特徵。
他直截了當地比較,建築和蜂巢、鼠窟、或者火車站的巨大區別,就在於建築比它們多了一些精神,也就是柏拉圖在《法律篇》中使用該詞時所用的意思。
換句話說,建築必然對人的思想產生影響,建築不能脫離道德。
(注意,不是身體。
)
Architecture/Building之分隱藏了偏見。
其實,是建築論述(architecturaldiscourse)決定了建築的意義(meaning),建築的邊界(boundary),這是社會的區分(distinction)。
我們可以發問:
為什麼腳踏車棚不是建築呢?
而只有林肯大教堂才算?
這是NikolausPevsner,(1966/1943),AnOutlineofEuropeanarchitecture,開宗明義宣示的價值、規範、以及,邊界。
以及,他處理歐洲建築史做為一個表現(expression)的歷史,主要是精神表現。
對我們非歐美的發展中國家言,這種質疑尤其必要。
當前,建築史字典中由最表現既得論述權力的、資深的、主流的建築史家,NikolausPevsner,JohnFleming,HughHonour負責編撰的,ThePenguinDictionaryofArchitectureandLandscapeArchitecture,在1990年第五版中,不但前所未有地將1966年出版的建築字典(ThePenguinDictionaryofArchitecture)擴充了書名,也新增列了對“Architecture”本身定義的條目(pp.21-22)。
建築(Architecture)條目的正文是:
“與審美的、功能的、或其他準則相符合的,設計結構體與其周圍環境的藝術與科學。
建築與營造(建築物,building)之間所做的區分,例如約翰‧羅斯金(JohnRuskin)的提法,已經不再被接受了。
建築現在被理解為設計環境圍繞的整體,包括了建築物、都市空間以及地景(buildings,urbanspacesandlandscape)。
而建築理論,可溯及維特魯威(MarcusVitruviusPollio)與他仰賴的已失傳的古希臘著作。
從那時起直到現在,還延續著許多文化的、心理的、以及象徵的,一如空間的、結構的、以及其他的詮釋,例如,被整合為現代主義(Modernism)的功能主義(機能主義,Fuctionalism)。
建築的美學很不容易與其他的藝術(詩歌、音樂、雕塑、繪畫)相區分,以及,建築師心中仍舊縈繞著許多問題:
建築在表現什麼?
什麼是它在再現的?
以及,用什麼手段(象徵的或是其他的方法)它能為之?
”
既然Architecture隱藏了偏見,而建築師表現什麼?
建築再現了什麼?
以及,建築的象徵意義為何?
今天已是最有爭議的關鍵,甚至建築師自己,多難置喙。
意義競爭的根源,就在於利益與權力。
建築,尤其關係著特定的歷史與社會對空間意義的象徵性表現,是空間之詩,是不以口語表現,而是以空間意象表現的詩,吸引了注意,值得我們細究。
5.面對當前的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社會,建築已經被誘拐,徹底脫離了社會與歷史的脈絡:
對照在公共空間迅速被私人化的私有城市中,後現代建築成為一種都市奇觀(urbanspectacle)的表演元素,一種拜物教(fetish),建築師徹底成為支配性都市象徵意義的轉播者。
褪去傳統自由職業之榮光(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裡的預言在當前加速進行),在資本全球化穿透力量下,向企業服務轉移──大公司、企業服務業彈性生產與網絡組織,──空間生產分工中的象徵轉播操弄者,這也正是所謂的:
“公共人衰落”與“正當性危機”的歷史浮現。
6.建築形式的物神功能,使象徵成為更具支配力的“專業實務”。
產品由一誕生,就被視為是商品-符號,脫離了與建築師主體的關係。
“設計”推動了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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