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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史料编纂回顾定稿
中國大陸六十年來古代小說研究史料編纂回顧
陳桂聲
【摘要】自上個世紀初,蔣瑞藻《小說考證》問世後,學人於古代小說研究史料日益重視,魯迅、孔另境等做了有價值的工作。
一九五零年代以來,古代小說研究在中國大陸日漸活躍,研究史料編纂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回顧六十年來小說研究史料編纂,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一九五零年至一九六五年。
在這一階段,除了將以前的史料書增訂出版外,對一些名著研究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編纂,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量史料得以梓行,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二,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這是中國大陸的一個特殊時期。
在這一階段,小說研究史料的編纂出版,不僅數量少,而且主要集中於《水滸傳》、《紅樓夢》這兩部大書上,呈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徵;三,一九七七年至今。
這一階段是古代小說研究史料編纂的黃金時期,不少學者投入了驚人的精力,出版的史料書內容涉及之廣,幾乎涵蓋了各個時代、各種類型小說的作家作品,為古代小說研究的繁榮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中國大陸小說研究史料編纂回顧
引言
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一詞,首見於《莊子·外物》:
“飾小說以幹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顯見含有貶斥之義,而後人卻以此來命名一種有人物、有故事、有情節的文學樣式,無疑體現出古代中國正統文學觀的一大特性,即對小說的極度鄙視。
兩千年來,中國小說尤其是白話說部,一直不登大雅之堂,歷代還屢有禁毀。
因此,小說創作者大都沉淪底層,聲名不彰,至於研究,亦遠遜于詩文甚至戲曲。
直至十九世紀末,梁啟超等人宣導“小說界革命”,振臂疾呼,小說界及學界競相奮進,小說地位隨之發生實質性變化,學人對之的研究興趣亦迅即提高。
於是,小說研究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學術園苑,對小說研究史料的需求也就應運而生。
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小說枝談》即是這一需求的產物。
蔣瑞藻開創了近百年來中國小說研究史料搜集、整理、編纂工作的先河,魯迅《小說舊聞鈔》、孔另鏡《中國小說史料》等亦相繼問世,學人對小說研究史料的編纂日益重視,成果亦日漸豐富多樣,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繁榮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
進入二十世紀後半葉,小說研究史料編纂在中國大陸亦得以繼續發展,六十年來,碩果累累。
本文擬對中國大陸這一時期小說研究史料編纂進程作一回顧。
主要論述專門的小說史料書,不涉及小說作品與目錄文獻諸書,然《聊齋志異》三會本及《紅樓夢書錄》之屬,以其在評點史料彙集方面,有重要價值,故亦予論及。
依據中國大陸六十年小說研究史料編纂工作的實際狀況,全文分為三個部分:
一為繼承發展期(一九五零年至一九六五年);一為畸形發展期(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一為繁榮發展期(一九七七年至今)。
一繼承發展期(一九五零年至一九六五年)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的古代小說研究雖然有過起伏和幹擾,但基本上還是沿襲了之前的態勢,並且,作為一個學科,較之以往,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研究人員也不斷增多,對小說研究史料的需求自然也更大和更為迫切。
一九五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據《魯迅全集》出版社紙版重印《小說舊聞鈔》,而孔另境的《中國小說史料》也是在“想要獲得一些中國小說史料的人逐漸地多了起來,就常有人殷切地希望這書能夠重版”(趙景深《中國小說史料·跋》)的情況下,於一九五六年經過修訂,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
一九五七年及次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據商務印書館紙型重印《小說考證》及《小說枝談》。
當然,這些為了滿足研究者急需而重新印行的史料書,還只是局限於舊有史料書基礎上的修訂,並沒有提供很多新的東西。
一九五四年,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率先由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
此書正文采自戚寥生序本,間或採用他本,均予注明。
所錄評語出自甲戌、已卯、庚辰、戚序諸本。
當時,很少有人能目睹脂評本《石頭記》(俞平伯彼時亦未掌握甲戊本,所輯的甲戊本脂評乃是過錄的),因此,俞平伯的這部《脂硯齋紅樓夢輯評》,集中了他當時所能見到的四個脂硯齋評本《石頭記》的全部評語,為研究《紅樓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中國古代長篇小說,多見有大量的評注,這些評注,對於研究作家作品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甚至還是小說美學的直接研究對象。
因此,《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不僅在評注搜集方面開創了良好的先例,而且也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同一年,華東作家協會資料室編印了一部《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共分三輯:
第一輯為俞平伯一九四九年後發表的有關論著;第二輯搜集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九月前其他人的有關文章;第三輯選錄了清代至民國初年論《紅樓夢》的四種著作,含短論三十七則(袁枚等)、《紅樓夢評論》(王國維)、《紅樓夢索隱提要》(節錄,王夢阮、沈瓶庵)、《石頭記素隱第六版自序》(蔡孑民)。
這也是一九五零年代較早問世的一部小說研究史料書。
一九五八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王利器輯錄的《元明清三代焚毀小說戲曲史料》。
元明清三代是中國古代小說成就輝煌的時代,但封建統治者對小說的禁毀也格外嚴酷。
王利器從元明清三代的官修史書以及私人筆記等大量文獻中,搜羅了二十六、七萬言的史料,輯成此書,分為三編:
第一編“中央法令”,輯錄了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屢次頒佈的對小說戲曲的禁毀令;第二編“地方法令”,輯錄了地方政府的有關禁令;第三編“社會輿論”,內容最多,從中可以窺見元明清三代封建統治階級對於小說戲曲的種種偏見、鄙視乃至摧毀。
這部書雖然小說、戲曲史料摻雜,但使用者可以根據目錄所示,分別從三編中找到有關小說的內容。
此書的出版,在古代小說研究史料的編纂方面又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
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一粟(周紹良、朱南銑二人之筆名)的《紅樓夢書錄》,內部發行。
此書雖為書目,但搜羅《紅樓夢》研究史料極為豐富。
此書搜集《紅樓夢》問世至一九五四年十月前有關作品九百種,其中有《紅樓夢》各個版本的史料及原著、續作、仿書的序跋等,提要鉤玄,全文照錄或摘錄。
一九六二年,經過增訂,作品已逾九百種,校訂訛誤,仍由中華書局梓行,公開流布。
此書深受學者歡迎,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重印了增訂本。
一九六零年。
中華書局印行了阿英的《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
此書所輯大都是有關晚清小說戲曲方面的文論,共分五卷:
“第一卷為有關小說、戲曲的論著。
第二卷為有關小說、戲曲期刊的敘啟。
第三卷為有關小說、戲劇專書的敘跋評論,特別是林譯小說的敘跋,幾乎全部輯存了。
第四卷為小說叢話,是當時形式最新穎的一種小說、戲曲的評述隨筆。
第五卷為有關小說、戲曲的詩詞,也是當時作者、讀者可貴的反映材料。
”(見《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敘例》)這是第一部關於晚清小說的專門史料書,為晚清小說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迄今仍是學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書。
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分別出版了魏紹昌的《老殘遊記資料》、《孽海花資料》以及《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史料部分)》。
這三部書中,《老殘遊記資料》和《孽海花資料》是晚清小說史料書中首先出現的關於某部名著及其作者的史料專輯。
而“鴛鴦蝴蝶派起源於清末民初,五四運動前後二十年是它的全盛時期,它的衰落是和新文學的壯大互為消長的”(魏紹昌《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史料部分)·敘例》),因此,在“五四”以前產生的那一部分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是可以劃入古代小說範圍的。
這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史料部分)》的有關內容,自然也是研究古代小說的重要參考資料。
一九六三年,一粟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由中華書局出版。
此書共分六卷,輯錄了自清乾隆至“五四”共一百六十年間有關《紅樓夢》及其作者的評論和考據方面的主要史料。
其中卷一是關於曹雪芹和高鶚的材料,卷二包括《紅樓夢》各種不同版本的序跋以及續書、戲曲和仿作的序跋等,卷三為專門評論或考據《紅樓夢》作品的文字,卷四有筆記題識、詩注曲話、日記尺牘、公文善書等,卷五選錄了一部分歌詠《紅樓夢》的詩詞,卷六則節取了清末民初小說評論中有關《紅樓夢》的片段。
這六卷史料,“每一類中,基本上力求按照寫作年份排列,並根據原始資料輯錄。
間有末逮,則暫存疑,或從轉引”(《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編輯說明》)。
這部作為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獻禮而編輯出版的史料書,為《紅樓夢》研究的探入開展作出了貢獻,為學界所歡迎,多次重印。
同一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了張友鶴的《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
這部《三會本》中的評注輯自《聊齋志異》的各種本子,其文字除總評列于文後外,餘者一律列在文下。
各家評注並列時,按時代先後排列。
他如“各本所有的序、跋、題詞、例言、紀事等,本書都已集合收入……均注明來源出處”(《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後記》)。
這部《三會本》,不僅集中提供了研究《聊齋志異》的大量評注、版本資料,而且還創造了古代小說研究史料輯集的新方法。
由於此書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研究資料的便利,頗受歡迎,近半個世紀來,屢次重印,廣為流布。
總的說來,通過專家學者的努力,這一階段的古代小說研究史料編纂工作取得了可觀的成績,無論在數量和品質上都遠遠超過以往:
一,內容廣泛,分類精細。
既有關於白話小說的,又有關於文言作品的,既有關於長篇的,又有關於短制的,還有搜集幾個朝代或一個階段的研究史料的,有關於一部作品的,也有關於一個流派的,以適應古代小說研究向更深更遠領域發展的需要。
二,編排形式不拘一格。
編纂者依照研究史料的不同性質、用途等,分類編排,且明確標注出處,以便利學者使用為旨歸。
三,史料編纂者專業素質令人欽佩。
這些史料書的編纂者皆為文獻學家、史料學家,亦是古代文學尤其是小說戲曲研究家,學術素養極高,眼光亦頗敏銳,在大量古代文獻中,爬羅剔抉,搜羅珍貴史料,且考訂有據,校核精審,學者利用,不僅稱便,亦頗為放心。
二畸形發展期(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
一九六六年起,中國大陸進入了一個特殊時期。
在此期間,小說研究史料編纂工作自然也無法正常進行。
但即便如此,在一些人的努力下,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一九七零年代初,《紅樓夢》、《水遊傳》等名著重新出版,但同時也伴隨著一場“評《紅》”、“批《水滸》”的鬧劇。
在當時不正常的氛圍中,有關單位編纂了一些《紅樓夢》、《水滸傳》的研究史料書,大部分是在內部發行的。
一九七二年,寧夏圖書館編印了一部關於《紅樓夢》的史料書。
此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五四’前評論《紅樓夢》的觀點”,輯有脂硯齋及王希廉等人的評語;第二部分“‘五四’以來胡適派‘新紅學’的反動觀點”,則是所謂的反面材料;第三部分包括:
(一)有關曹雪芹生平事蹟的詩歌;
(二)脂硯齋評本批語五則;(三)各家記載五則;(四)查抄曹家的檔案二件;(五)現存曹雪芹、董邦達和敦敏三種材料的原文。
這是“文革”中較早出現的一部研究史料書,在一九七五年又由解放軍報社重印。
一九七三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一套《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亦是內部發行,集中收錄了胡適、俞平伯、吳宓等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研究《紅樓夢》的文章及其它有關史料,凡四輯。
同一年,西北大學中文系編印了一部內部交流的《紅樓夢研究資料》。
此書分五部分,前四部分主要是當時的一些評論《紅樓夢》的文章,第五部分則為研究史料,輯錄了敦誠、敦敏兄弟及胡適等人的有關詩歌和文章。
一九七四年,武漢大學政治部和武漢大學學報編輯部也編印了一部《紅樓夢評論資料選》。
此書前四部分是魯迅及其它一些人的論著,最後一部分有曹寅等人的奏摺和康熙等的批摺,關於曹雪芹生平的詩和筆記十七篇,甲戊本、戚序本、程本的凡例、序五篇。
一九七五年,黑龍江大學中文系編印了一部上、中、下三冊的《<水滸>資料選編》,上冊摘錄了一些名人談《水滸傳》的隻言片語和時人的批判文章;中冊是“明清近代關於《水滸》的評論摘編”,輯有李贄、金聖歎等人的評語;下冊含:
“關於方臘起義和宋江起義的歷史資料選編”、“關於《水滸》故事傳說的資料選編”、“關於《水滸》的元明雜劇、傳奇劇目”、“關於《水滸》的作者與版本”、“歷代《水滸》序跋”、“關於金聖歎批改《水滸》的有關資料”、“解放後出版的《水滸》序跋(附錄有蘇、日、英、美各國出版的《水滸》序跋等)”。
雖然此書是為當時的“批水滸”運動而編纂的,但在客觀上為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在此種氛圍下不易見到的研究史料,還是難能可貴的。
同一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的《關於江甯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一書。
編者在“凡例”仲介紹了此書的內容及編排:
“一、本書從我部所藏清代內閣、宮中及內務府的奏摺、題本等檔案中,輯錄了有關曹雪芹父祖等人的材料二百件,其中漢文檔一百三十九件,漢譯滿文檔六十一件……二、本書分正文和附錄兩部分。
正文一百八十七件,主要是曹璽、曹寅、曹顒、曹頫祖孫三代在江甯織造任內的奏疏,也有一些其他有關官員的奏報和皇帝的‘諭旨’。
附錄十三件,其中有關曹寅妻兄蘇州織造李煦被抄家審處的檔案史料十件,有關曹寅之婿平郡王訥爾蘇的世系簡歷材料三件。
”全書所揖檔案材料均按時間先後排列並編列號碼。
在那個時代,故宮博物院利用其在收藏明清檔案方面得天獨厚的條件,將這些常人難以目睹的珍貴史料編輯出版,對於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以及《紅樓夢》研究,無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一九七六年,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編輯了一部供內部參考的《紅樓夢版本論叢》。
這部書不是研究史料選編,但其中有的內容具有不可忽視的史料價值,如徐恭時的《脂本評者資料輯錄》,周祜昌、周汝昌的《清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墨筆行側批輯錄》,毛國瑤的《脂靖本〈紅樓夢〉批語》,潘重規的《讀列寧格勒〈紅樓夢〉抄本記》等。
此書在當時也頗受《紅樓夢》研究者和愛好者歡迎。
由於十年動亂,這一階段的古代小說研究史料編纂工作呈現出畸形發展的情況:
一,範圍縮小。
小說研究史料編纂基本上是集中在《紅樓夢》和《水滸傳》這兩部名著上。
在學術研究被摧殘和踐踏的情況下,小說研究史料編纂自然也幾近凋零。
至於《紅樓夢》和《水滸傳》的研究史料,之所以還能有問世的機會,是因為當時掀起了批判這兩部名著以達到他種目的的運動。
二,片面性和功利性。
由於主要是為大批判服務,因此,當時的有關史料書在史料的取捨和編纂上,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片面性和功利性,表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徵。
三,未能有效利用。
因為上述原因,當時編纂印行的小說史料書,儘管其中有可資參考和利用的部分,也未能有效地為學術研究服務,這也是令人極為遺憾的。
三繁榮發展期(一九七七年至今)
“文革”結束以後,學術界重新活躍起來,古代小說研究迅速形成新的繁榮局面。
與此相適應,小說研究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編纂工作,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太好形勢,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一九七七年,馬蹄疾的《水滸資料彙編》率先由中華書局出版。
這部書“輯錄了自南宋以來到五四運動約七百多年間,有關粱山泊農民起義故事的記載和《水滸傳》及其作者的主要資料”(《水滸資料匯編·凡例》)。
這是“文革”後問世的第一部古代小說研究史料書。
此外,南京大學中文系資料室也於一九八零年編印了一部《水滸研究資料》,搜羅材料頗富,值得重視。
此書雖未曾公開出版,但曾分贈一些單位和專家學者,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八零年,譚正壁的《三言兩拍資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此書於一九六一年輯成,當時已打成紙型,因故末遑印行。
這部書“專輯有關《三言》《兩拍》本事來源及其影響的文字”,“所輯資料範圍,包括入話與正話(入話以有故事性者為限)。
其次序為:
(1)本事來源……
(2)本事影響……(3)有關本篇的引述、介紹、評論或考證文字……每一類文字,均按寫作年代先後排列”(《三言兩拍資料·凡例》)。
同一年,魏紹昌的《吳研人研究資料》與《李伯元研究資料》二書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吳研人研究資料》分上、下兩卷,上卷為傳記部分,選錄了魯迅以及吳研人同時代人所寫的關於吳研人的傳記、回憶文章;下卷為作品部分,分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筆記、小品、戲曲、詩、雜著等七類。
《李伯元研究資料》共分十輯,分別輯錄了有關李伯元生平、著作等的大量資料。
這樣,配合魏紹昌在“文革”前編輯出版的《老殘遊記資料》和《孽海花資料》,關於所謂清末四大譴責小說及其作者,有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史料書。
這一年,胡文彬也編輯了一部《紅樓夢敘錄》,由遼寧人民出版社予以出版。
此書亦包含了《紅樓夢》的一些相關研究史料,值得參考。
一九八一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陳曦鐘、侯忠義、魯玉川輯校的《水滸傳會評》。
這是繼張友鶴《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後又一部古代小說名著會評本。
此書的評語分別輯自《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七十回,金聖歎評,明貫華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回,明容與堂刻本)、《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傳》(一百二十回,題李卓吾評,明袁無涯刻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回,題李卓吾評,明清間芥子園刻本)、《評論出像水滸傳》(七十回,金聖歎、王望如評,清醉耕堂刻本)、《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餘象鬥評,明雙峰堂刊本)凡六種本子。
這部書的正文文字,前七十回採用金聖歎評本,七十回後僅列出批語所指的有關文句,並注明版本。
此書前七十回亦可作一般讀本,但對研究者來說,其價值主要在於集中了《水滸傳》各種不同本子的評語,便於檢閱。
此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劉操南的《桐花鳳閣評紅樓夢輯錄》一書。
桐花鳳閣為清人陳其泰的書齋名,其評《紅樓夢》手稿今藏杭州圖書館。
劉操南將其評語迻錄整理,輯成此書,舉凡陳其泰評語中的《吊夢文》、《紅樓夢引言眉批、總評》以及各回的回目修改、眉批、行間評、總評等,悉皆收入,為《紅樓夢》研究增添了新的史料。
就在這一年,朱一玄、劉毓忱的《水滸傳資料匯編》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此書按照史料內容的不同,分為“本事編”、“作者編”、“版本編”、“評論編”、“注釋編”、“影響編”六個部分,彙集了有關《水滸傳》及其作者和其他方面的大量史料。
此書編排方法合理,便於使用者檢閱。
此後,朱一玄出版的古代小說史料書,大致按照上述分類編纂。
一九八二年,中州書畫社在出版了一部新的史料書《歧路燈研究資料》,由欒星編著,其中《李綠園傳》為欒星著,勾勒了李綠園的生平概略;《李綠園詩文輯佚》輯錄了見存李綠園詩一百零一首、文五篇;第三部分《歧路燈舊聞鈔》,包括“關於小說《歧路燈》”、“關於作者家世生平”、“關於作者著述”、“關於作者交遊”四方面的史料。
此時《歧路燈》一書首次完整出版不久,研究史料的梓行,正好適應了學界急需,直至今日,此史料書仍為學者所重視。
同一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曾祖蔭、黃清泉、周偉民、王先霈編注的《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選注》一書。
此書輯錄了自六朝至清末的各類小說的序跋五十六篇,均有注釋;又附錄二十八篇,未加注。
這部書搜集的序跋有一定的代表性,並注意到新的材料,如收入了首次完整出版的李綠園《歧路燈》的《自序》。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輯的《施耐庵研究》也在此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此書的“第一部分是‘文物與史料’,其中重要文物如施讓地照、施廷佐墓誌銘、施子安殘碑等,均攝有照片,並附有校錄;重要史料如施氏家譜、施氏宗詞木榜文等,亦加以影印(參見《施耐庵研究·編者的話》)。
這些文物和史料,有些是新發現的,引起了研究者與學術界的關注與反響。
一九八三年,朱一玄、劉忱毓的《西遊記資料匯編》和《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分別由中州書畫社和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這兩部史料書均分為“本事編”、“作者編”、“版本編”、“評論編”、“影響編”五部分,每編輯錄的材料,以時代先後為序排列,皆注明出處和所據版本。
二書搜集的史料頗為豐富,其中《三國演義資料匯編》達六十六萬餘言。
此後,朱一玄的《儒林外史資料匯編》(與劉毓忱合作,百花文藝出版社,)、《紅樓夢資料匯編(凡四編,無“本事編”)和《金瓶梅資料匯編》〔均由商開大學出版社出版)、《聊齋志異資料匯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紅樓夢脂評校錄》(齊魯書社出版)、《古典小說版本資料選編(外三種)》(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等陸續印行。
值得指出的是,由於朱一玄的《資料匯編》自成系列,且編纂精審,便於利用,深為學界好評和歡迎,在出版多年後,略作修訂,由南開大學出版社於二零零一年起,將《三國演義資料匯編》、《水滸傳資料匯編》、《西遊記資料匯編》、《金瓶梅資料匯編》、《聊齋志異資料匯編》、《儒林外史資料匯編》、《紅樓夢資料匯編》七書,合為《中國古典小說名著資料叢刊》,陸續印行,歷時兩年,至二零零三年全部問世。
二零零六年,南開大學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經由修訂的《明清小說資料選編》(上下冊)。
這樣,朱一玄的古代小說系列史料書之精華部分,有了更為精審可靠的本子,學者的獲得和使用也更為便利。
春風文藝出版社在一九八三年亦出版了一部《明清小說序跋選》。
此書由收藏明清小說頗豐的大連圖書館參考部的周有德、楊力生、于文藻、王多聞四人編選,“所選輯之序跋,均選自大連圖書館見藏之通俗小說”,“概依照題著錄”(《明清小說序跋選·凡例》),共收“明清小說序、跋、敘、述、題辭、弁語、凡例、評、引、傳、白記等一百一十餘篇,且對幾十種孤本、罕見本作了較詳細的內容簡介……從這些序跋裏,可以窺見一批孤本、善本小說的概貌,可以瞭解中國古代小說的創作理論,可以獲得一些有關中國古代小說史的資料”(《明清小說序跋選·出版說明》)。
二零零零年,此書經修訂後,再次印行。
同一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黃霖、韓同文編纂的《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
此書分上、下兩冊,選錄了“我國歷代有關小說的理論批評文字”,“選錄各篇,主要取其能夠提出一種主張或說明一種觀點,在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上具有一定價值或某種代表性”,“本書基本上以作者時代編次,共分上中下三編。
上編自漢至宋元,采自筆記、雜著為主,主要論及神話、傳說、筆記、傳奇、話本等,系我國小說理論批評的萌芽階段;中編明清部分,以白話長篇小說的序跋為主,主要論及各類長篇小說以及多方面的小說理論問題,是我國小說理論的發展階段;下編自清末至‘五四’,以單篇專論為主,論及問題更為廣泛和深入,系我國小說理論的成熟階段”(《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凡例》)。
此書對於研究古代小說批評及其發展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後亦重印。
一九八四年,李漢秋的《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這是我國古代小說名著的第三個會評本。
此書彙集了包括臥閑草堂本在內九個本子的《儒林外史》評語。
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還出版了李漢秋編輯的《儒林外史研究資料》。
此書分“作者生平”、“版本和序跋評點”、“創作素材”、“評論”四編,其中第二編“版本和序跋評點”所輯錄的“蘇州潘氏清抄本題識,在本書中第一次公之於世”(《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編選說明》)。
同一年,芮和師、范伯群、鄭學弢、徐斯年、袁滄洲編輯的《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書是繼魏紹昌的《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史料部分)》後的第二部關於鴛鴦蝴蝶派的研究史料書。
一九八五年初,由趙國漳、談鳳梁、李靈年、顧複生、吳錦匯輯的《王伯沆紅樓夢批語彙錄》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近人王瀣(字伯沆)以王希廉評本《紅樓夢》為底本,用五色筆手批,據統計,“朱筆批語計有一三八五條,黃筆批語計有二九六一條,綠筆批語計有二二OO條,墨筆批語共有五四一一條,紫筆批語計有四三O條。
五種顏色的批語共計為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七條”,“王瀣的批語面廣量大,細緻深入。
批語有對作品內容的評論,有人物褒貶,藝術鑒賞,事典,詞語考釋,版本校勘,文字摘誤等等。
其中有不少精闢見解,具有參考價值”(趙國漳、談鳳梁《王伯沆紅樓夢批語彙錄·前言》)。
同年夏,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
此書的編者劉德隆、朱禧、劉德平是晚清著名小說家劉鶚的曾孫、曾孫婿,所輯材料也較完備。
全書共分為五輯:
“第一輯,現存劉鶚詩、文稿。
部分曾梓行,部分則第一次公開發表。
第二揖,現存劉鶚日記、書信。
大部分從未發表過。
第三輯,研究劉鶚身世歷史等方面的有關材料和歷來研究《老殘遊記》的部分文章,第四輯,劉鶚名、字、號、筆名一覽表;劉鶚著作目錄;《老殘遊記》版本目錄;建國以來研究劉鶚及《老殘遊記》文章目錄。
第五輯,有關太谷學派的部分材料。
”(《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編輯說明》)
一九八五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梓行了侯忠義編纂的《中國文言小說參考資料》,此書共搜集一百九十六種文言小說及作家之資料,分上、下兩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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