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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历史比较
始皇陵与金字塔
埃及与中国都是世界公认的文明发祥地。
古文明之神秘,埃及当推金字塔,中国当推始皇陵。
金字塔的出现比始皇陵早两千多年。
中国没有像金字塔那么古老与宏伟的遗迹。
始皇陵是中国最早的完好建筑遗存。
在神秘性方面能与金字塔相媲美的只有始皇陵。
秦始皇陵埋有许多至今未能破解的秘密。
没有神秘力量的参与,兵马俑坑出土的铜马车的项圈,怎能将金与银焊接在一起呢?
须知,今人也没有掌握这一高难技术!
这与金字塔塔砖的抛光度同为不解之谜。
兵马俑稍大于真人,烧制如此大的陶器,极易受热不均,兵马俑却浑然一体,造之者真神手也。
金字塔与秦始皇陵的最相似的地方还不在于神秘,而在于这两个庞然大物都创造了历史之最。
胡夫金字塔之后无出其右者,其后修建的金字塔都属于“小字辈”;中国之皇陵,亦无出始皇陵之右者,后来建的陵墓也都属于“小字辈”。
埃及与中国竟然惊人地相似:
后来的帝王没有一位敢于在奢侈与残暴方面超越开山祖师——秦始皇。
似乎荒淫奢靡也是有度的,上限被专制的开创者牢牢地封顶了。
在这个问题上,埃及与中国一般无二,似乎这两个国度的统治者接受了权力主宰者的统一指令。
修建金字塔的传统延续了一千多年,由于百姓不堪其苦,修到第七十多个的时候就中止了。
中国修皇陵一直修到二十世纪初,延续两千二百多年。
与金字塔越修越小相类,中国皇陵也基本是越修越小。
接替秦的汉王朝提倡薄葬,其皇陵规模完全无法与秦始皇陵相比。
也许帝王心中有一把秤,百姓生居茆茨之舍,死无葬身之地,帝王居于宫殿,死后再无度地厚葬,其统治必不久长。
汉朝帝祚大大长于秦,与汉朝皇帝奉行薄葬不无关系。
汉皇帝土包似的陵墓,和秦始皇陵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羊毛出在羊身上,现世的权势与死后的哀荣共同分享有限的权力资源,分给死者过多,必然影响活人对权力的占有。
埃及建七十多座金字塔之后,苦于被盗,就改为在深山密林修建秘密陵墓了。
而中国却对修建公开的陵墓乐此不疲。
即使有被盗墓的前车之鉴,仍我行我素,坚信皇权能够代代相传,自己的陵墓永远有忠实守卫者。
国灭则陵破。
慈禧太后陵墓从建成到被盗,只有短短的二三十年,让人绝倒。
皇甫谧对修建皇陵作过辛辣讽刺:
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
而大为棺椁,备赠厚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
直到慈禧太后仍在做“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的蠢事,陵墓终被军阀孙殿英所掘。
东西方统治者对待陵墓的态度差异何其大也。
胡夫金字塔是埃及法老陵墓之最;中国的秦始皇陵是中国皇帝的陵墓之最,这说明各国的专制政权有很大的一致性。
埃及法老秘葬,中国皇帝选择风水宝地,大动土木而且“书表于上”,这又说明统治者各有其个性。
权力支配者一定以为权力像童话中的魔戒,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恨不得死后继续让其呈威。
他们以为权力不仅是万能的,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怎样挥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愿。
等到乱臣贼子攻城,不法之徒掘墓,才猛然憬悟:
与我朝夕相伴的权力不堪一击!
尧舜禹德政与雅典民主
雅典民主与尧舜禹德政早早地为西方与东方政治种下夙因。
西方模式与东方模式根本区别在于:
前者把执权者当作有道德缺陷与权力欲望的监督对象,尽量不让执权者的恶德影响政治行为;后者恰恰相反,把执权者看作道德高尚的人,他自己会控制欲望,将仁德布于四方。
前者以防范为主(强调防范与制衡机制),后者以选择为主(强调伯乐与道德的作用)。
尧舜禹德政与雅典民主政治与分别予其后东西方历史以深刻影响。
不妨回顾一下雅典民主。
一位嗓音宏亮、办事负责的“传令官”召集公民开会。
按照惯例,许多重要事务都是在公民大会上决定的,公民大会大约每十日召集一次,提前五日下达会议通知。
遇到紧急情况须要商量应急对策时,传令官大声喊叫或点燃狼烟。
重要的会议——比如选举官员——传令官要逐一通知。
大会开始,首先由六名监察员点名,查点实到人数。
年满二十岁的雅典城邦公民有选举权。
由于外邦人与奴隶没有选举权,具有选举权的大约占城邦实际人口的10%。
这10%的人决定着城邦一切公共事务。
接着大会主席宣布大会开始。
第一个程序是祭祀,由祭司牵着一头猪绕场一周,然后将猪放到祭台上宰杀。
祭祀后进入实质性议程,宣读下届官员候选人名单,提交会议讨论。
谁想发言,便站起来走向主席台,向主席索取一枝月桂花冠——这枝花冠相当于发言许可证。
为保护与会者的发言权,对辱骂发言者的人给予驱逐会场的处罚。
发言是畅所欲言的,候选人偷税漏税、未完成国债等问题都可以揭发出来,一旦确认,候选人资格便被取消。
最后的程序是举手表决,由书记统计通过人数,获得多数选票者当选。
重要职务由大会选举产生,附属的官员及分工通过抽签决定。
抽签地点在寺庙。
先决定候选人(实行差额抽签)。
准备好两只箱子,一只箱子放着候选人名单,另一只箱子放着白豆与黑豆。
监票官一手抽出一位候选人名单,一手摸出一粒豆子,白豆当选,黑豆落选。
落选者第二年可以继续参加抽签。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雅典民主政治不仅避免了武力争夺,而且已经实行了厚俸养廉的原则。
当选官员可以领取到不菲的津贴。
也就是说,从经济角度考虑从政足以养家糊口,从而使政治家失去贪污的口实。
著名的“陶片放逐”,是公元前六世纪末希腊民主政治的始祖克利斯梯尼制定的一项法令:
元老可以召集公民大会进行口头表决,决定是否放逐有独裁嫌疑的执政者,同意放逐的超过六千人,给予被告“放逐十年”的处罚。
雅典民主并不是昙花一现的实验,它确确实实地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再看尧舜禹的德政,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尧不仅用人得当,制定历法节令,让百姓安心务农,而且告诫百官把各种公共事务处理好。
尧问众人,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
放齐说,你的儿子丹朱通达事理。
尧并没有顺杆爬,他说,丹朱么,他愚顽凶恶,我不能用他。
驩兜说,共工这个人团结民众,做出了业绩,可以用。
尧说,共工这个人好讲漂亮话,用心不正,貌似公正,欺骗上天,不能用。
绕了好半天圈子终于有人向尧推荐舜,特别是四岳介绍说,舜的父亲是盲人很愚昧,母亲也很固执,弟弟象更是凶残想杀害舜,而舜却能够与他们和睦相处。
经过试用,尧觉得舜不错,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了他。
尧决定传位给他。
舜先是推让,说自己的德行还不够,实在推托不了只得在文祖庙接受尧的禅让。
舜比尧做得更出色,不仅进一步修正了历法节令,而且统一了音律、长度、容量与重量的标准,修明了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规定了诸侯、卿大夫、士朝见的礼物,用流放代替了割鼻等酷刑。
尧让位之后二十八年殁。
死前,他就不传位于子嗣做了非常精辟的解释:
让位给舜,天下人得利而丹朱一人受损;传位给丹朱,天下人受损而丹朱一人得利。
不能使天下人受损而让一人得利。
尧的这番话,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日仍可以说是至高的政治境界,令人无限向往。
可惜尧的政治境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可以行于一时,难以行之久远。
尧舜禹之后中国并没出现效法的傻瓜,尧的话终于沦落成儒教的一个神话,变为刀光剑影的罅隙中透出的一丝玫瑰色光环。
舜以聪明而闻名遐迩。
许多教化都是舜发明的。
相传,舜为让自己的孩子变聪明而发明了围棋。
舜在位三十九年。
死前他早就做好了后事安排,认为儿子均不成材,决定让禹接替自己的位置。
禹为人正派,以声为律,以身为度,蓑衣芒鞋,不辞辛劳,并未因父亲受刑而沮丧,在治水过程中身先士卒,三过家门而不入,在百姓中建立了巍巍口碑。
他的治水业绩堪称政治家表率,可惜,因恩泽百姓(而非争夺)而坐上权力宝座的,中国历史上仅禹一人。
尧舜禹为中国政治画了一张标准蓝图。
虽然后世无任何一位帝王可及其万一,然而历代帝王都在制造效法尧舜禹德政的假象。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皇帝是个苦差事,学诗习礼以达文章之伯,舞文弄墨以成翰苑之才。
魏晋之后还多了一条习禅入静,念经打坐。
这些麻烦事可以算作当皇帝的代价,作为帝王就是要内圣外王,其德不违,其仁可亲,才艺兼赅,否则难以调度翰林学士。
西方君主无须太多的附加条件,他们最初的政治框架中甚至忽略了对执权者个人修养方面的要求。
也难怪,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君王不好则换之,反正换君王是轻而易举的。
他们重视的是制约执权者,不让他有肆意乱为之可能。
在中国,尧舜禹时代是和平地“换君主”,后来,“换君主”动辄需数十万、上百万牺牲,而战争动辄要持续数年、十数年。
政治巨头杀得津津有味,百姓只得吞服战争苦果。
孟子提出过“伐放昏君”的主张,但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解决昏君、暴君的惟一手段就是以暴易暴。
雅典民主(雅典民主雏形所涵盖的地域是非常广阔的,甚至包括非洲某些地域)成为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之滥觞;尧舜禹的德治则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神话。
非洲的一些地方以杀国王作为保持王权活力的机制,有些原始部落至今保留着杀死首领的遗风。
这与雅典民主的“放逐”有异曲同工之妙。
杀死与放逐的目的相同,都是限制甚至剥夺其权力。
人类学家对此有不同解释。
一种解释是,国王半人半神,他个人身体是否健壮事关国家兴衰,所以国王一旦失去健康或性能力,应该马上让一位健康的、有性能力的新国王取代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古代高度重视繁衍后代,一旦发现国王性无能,立即将其处死,让性功能旺盛者取而代之。
非洲埃格巴人直至十九世纪末仍保留着杀国王的习俗。
国王犯有独裁等错误的时候,大臣们就会让他去“睡觉”——饮鸩自杀。
许多国家的国王都是有任期的:
瑞典国王任期为九年,古希腊国王任期为八年,巴比仑国王任期为一年,日本历史上出现过两位天皇轮流执政的政治奇观,每位天皇的执政期限只有一个月……似乎国王这一行当比其他任何行当更须要及时更换新鲜血液。
应该把“杀国王”视为一种机制,一种防止独裁与腐败的机制。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一个人大为谦卑的时候,就是他接近伟大的时候。
杀国王的机制就是强迫国王谦卑些,再谦卑些。
通过外力让国王不虚美,不隐恶,不独裁,不堕落,如此才能确保全体的利益。
作为国王,腐败并不一定表现为贪污或渎职,更多地表现在名不副实,没有朝气,不能胜任等。
国王这个职务受到严格监督,群臣虎视眈眈,作为国王认错则明,推诿则愚。
国王一方面无所不有,处于万人之上;另一方面,他又是众矢之的,处于最危险的境地——惟得失相加,福祸同在,才能够“相异者协,相反者调”,使政治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从而取得长治久安。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尧舜禹德政固然美好,但也具有极大杀伤力,压制了当时仅存的一点民主胚芽,使中国人把眼光集中到执权者个人的品德上,忽略了建立逼迫执权者就范的机制。
天下哪有如此好事,需要一位新统治者的时候,恰巧有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坐在王位的侯选席上——这简直是守株待兔。
西方普遍对国王个人品德不感兴趣,他们不相信可以通过个人品德与人格魅力让政治修明,让权力稳定。
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限制与监督,有了监督机制,哪怕国王是暴君也无妨——废之就是了。
一旦形成防范监督机制,君主就与臣民一起被纳入到全体都得遵从的规则之中,不允许任何人——包括君主——破坏。
远古时代,西方人殚思极虑地设法制约权力,防止它成为洪水猛兽,这时,中国人却沉湎于对圣王的虔诚期待,认定“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尽管期待每每落空。
暴君执政的时候,人们所做的全部努力不过是以“圣王”取代昏君,代价是血流成河。
而雅典的民主政治,要让一个昏君下台,所费戋戋,成本几乎可以小到不计。
尧舜禹是不朽的,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
但是德政意味着什么,值得我们深思,再深思!
秦始皇与亚历山大
秦始皇与亚历山大,若不是他们生活年代相差一百多年,真是一个绝妙的对比。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领远征军征服波斯之后,向印度进发。
就在此时由于亚历山大霸占波斯王妻女,奢侈腐化,引起士兵不满,险些酿成兵变。
关键时刻,亚历山大用极富煽动性的话语激励士兵,但并未转变危局,只好调头返回故里,放弃继续东征的计划。
他没有能够建立更昭著的伟业,但建立了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马其顿王国,已经很了不起。
一百年之后,东方的秦始皇一统华夏,霸业并不在亚历山大之下,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遥相呼应。
亚历山大与秦始皇所建立的王朝都是短命的。
结果却迥然不同,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王国旋即分解为一个个蕞尔小国(与先前有些变化),马其顿王国这个庞然大物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皇权专制帝国却在更换皇帝姓氏之后得以保留,延续两千多年。
从马其顿帝国解体的一刻起,欧洲小国林立、互相竞争、共同发展,中国中央集权,政出一门。
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格局就这样基本被确立下来。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因此而日益对立,互不相容。
当时还没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大国,只有中国与印度是大国,都位于东方,而西方全部是小国。
亚历山大王朝与秦王朝覆灭的原因极其相似,都是王者过于贪恋权力与富贵,没有从长计议。
亚历山大霸占波斯王的妻女,任命波斯人担任高级指挥官,疏远了子弟兵。
秦始皇则建阿房、筑皇陵,沉溺美色,耗民脂膏,百姓生活无以为继,只得铤而走险,以造反求生存。
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西方与东方对待昏君的态度极不相同。
西方是打倒之后逆之而行;中国是打倒之后,蹈其旧辙。
不是吗?
马其顿王国之后,西方再也没有出现过亚历山大那样的大一统局面。
而中国,除了极少数时间而外,全部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
一个王朝腐败,就会出现新兴力量来瓦解这个王朝,平均每隔一二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战争,以解决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危机,直至归于一统,才得宁息。
大国、小国只是表象。
剖析内部就能发现,实际上是“大国愈大”、“小国愈小”。
中国大,不仅地域大,而且大一统权力大,国家行政权力全部集于皇帝及朝廷,皇帝一言九鼎,众人喏喏而从。
欧洲国家本来就小,每一个国家再被分割为一块块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自治体,享有一定的行政或司法权,不必凡事都要看中央的脸色行事。
按照东方的理念,除非君主被造反者颠覆,遭万人骂,被视为“昏君”、“暴君”,否则君王永远是正确的,即使政治狼籍也“万方有罪,罪在下级”。
在西方某些国度却保持着放逐国王的习俗,也就是说,国王废弛政治要被被追究责任。
我想起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序言中所说的一句话,我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度,这个国家的幅员与统治者的治理能力是匹配的……。
在当时,这是一种簇新议论,现在仍然是簇新的。
现代自治体制就建立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之上。
如今自治体制已在很多国家中实行。
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中国的政治完全一元化,变为独裁者手中的玩偶。
中国逐渐丧失民主的土壤,一点可怜的民主残余只能在专制的夹缝中艰难地挣扎,随时面临中断的危险。
而在欧洲,马其顿王国崩溃之后,民主迅速地找到了自己的归依与揽系,牢牢地扎下了根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日本、印度,还有欧洲诸国,今天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注定了。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的两位顶尖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
孔子早亚里士多德一百多年,基本可以视为同时代。
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大名鼎鼎,深邃,恢宏,都是励志勤苦、德操弥厉的大家。
然而刀背贵厚,刀刃贵薄,讵可齐一?
必须分而论之。
先看教育。
孔子的教育思想大致体现在《论语》中。
我们无从得知他给学生开了哪些课程,不过从《论语》的记载看,课程大多偏重于道德伦理方面,孔子告诫弟子如何为人处世,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用孔学“平天下”是一种虚说,但“修身、齐家、治国”这三者中,至少“修身”、“齐家”与半个“治国”是实实在在的。
孔子终生奔走呼号的不过为解决这两个半问题。
儒学成为国粹,成为文化思想的万脉之源,成为中国人精神华殿。
无论是血性武夫抑或朋党士子,都以沾溉星点儒学为荣,此传统延续两千多年。
西方的教育在内容上没有经过人为设置,其矛头对准未知领域;中国的教育经过人为选择,眼睛只盯着已经确定的领域,难越雷池半步,创造性被泯灭。
西方的教育让人提高思考能力,鼓励独立思考问题,中国教育让人接受设置好的文化体系,统一人的思想。
孔子没有想到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教育的目的,是赋予人以研究能力,而不单是完善自身(当然完善自身也是非常必要的)。
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本身没有错误,问题是,省“吾身”之外还应该省“世界”,须要研究一切我们尚不了解的问题。
孔子的“非礼勿听,非礼勿视”,与他之前的“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为中国奠定了人学与审美艺术基础,后来这二者都达到世界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高度,特别是汉字审美艺术,为世人所称道。
再看道德。
孔子修炼道德以求善,远高于亚里士多德。
孔子以仁人之心待人,以慈悲之怀悯物,“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孔子还以道德为界线,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告诫弟子怎样做才算君子。
而亚里士多德把人分为自由人与奴隶,他断定奴隶由本性决定,永远改变不了。
奴隶到底是不是人,亚氏恐未深考。
孔子建立了人学的丰碑,而人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几乎是空白。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方方面面都给予关注的话,恰恰忽视了对社会人与家庭人的关注。
严羽云:
诗有别才,非关学问(《沧浪诗话》),也许孔子创建的“人学”与诗相似,同真正的学问有些距离,但人学中蕴藏的人性之“善”,无疑是人类取之不尽的宝藏。
再看文章。
孔子是中国最早用汉字组丽造美的文章大家之一,是一位识通之才,他的文章每每未及成章,已播弟子之口。
孔子见人说人,指物论物,感事而发,触类条鬯,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笔端迈世者绝不能得此不传之妙。
相传中国许多古代经典都经过孔子的筛选、编撰、加工,得以流传后世。
孔子窥索广,评骘精,积极进取而又不失古意。
其人,其文,其思想透着一股中庸柔和之美。
孔子的“美学”思想博大精深,独绝寰宇,臻无上妙谛,不容其他民族学步。
涵泳沉酣其中,其乐无穷。
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不能与孔子比肩。
孔子也有局限性,他钟情于自己所喜欢的研究对象,对自己不喜欢的内容则嗤之以鼻。
比如学生若提出稼穑问题、怪力乱神问题、死后问题、自然现象问题等,孔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讨论与回答,并一定要责备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不务正业”。
在孔子看来,这些与修身养性不沾边的问题丝毫没有研究价值,关心这些问题只会分散精力,影响学业。
所以,从所涉及的领域看,《论语》是相当狭窄的。
孔子之短正是亚里士多德之长。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可以用一言概括之——博采兼容,来者不拒。
他给七至十四岁的弟子设置体操课、语文课、算术课、图画课、音乐课;给高年级的弟子设置历史课、哲学课、数学课、体育课等。
高年级毕业,学习成绩优异的话,还可以进“吕克昂学园”(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或研究生院)。
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非常支持亚里士多德办教育,曾给他拨款十六万金币,充作教育经费。
亚里士多德创办了一个图书馆,藏有许多自然科学及法律方面的书籍。
这些书籍对后来的社会发展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亚历山大下达过这样一个命令:
凡猎手或渔夫抓到奇特的动物,都必须送交给亚里士多德,供解剖研究。
亚里士多德发现,动物越高级生理机能越复杂。
吕雉与“法西斯”
将“法西斯”与吕雉摆放到一起有些不伦不类。
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
“法西斯”本指反专制的一种刑具——笞棒。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后半叶,塞维·图里乌统治罗马。
塞维的女婿塔克文是个野心家,一心想推翻父王统治。
一天,塔克文大摇大摆地坐到了国王宝座上,塞维斥责他时,他让打手当众打死塞维。
塔克文执政后穷兵黩武,引起朝野不满。
在一个叫齐鲁的年轻人鼓动下,纷纷造反,八方鸣镝,四面摇旗,把塔克文赶跑了。
鉴于塔克文篡权的教训,罗马元老院研究出一项防止独裁的措施:
不再设置国王一职,以两个“首脑”(执政官)取代之,两个执政官相互制约,一人可以撤消另外一人的命令。
元老院还郑重宣布,对个人专制的执权者处以死刑。
执政官有十二名侍卫,肩上荷有象征执政权力的笞棒——法西斯。
元老院被赋予财政、司法、外交等重权。
齐鲁就是两个执政官之一。
齐鲁年龄不大,却是位出色政治家。
在政局危如朝露的时候,他挽救了国家。
他得到拥戴却没有滥用权力,没有效法塔克文独揽大权。
齐鲁与元老院想到的是用分权对付集权,他们企图建立一种有效机制,彻底杜绝独裁。
抚读沧桑,感慨系之。
中国人的思路正相反。
中国的皇权专制从一建立起就不断受到颠覆。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一死,马上就出现了吕雉篡权。
吕雉滥施淫威,肆意乱为,践踏了本就不牢固的皇帝与群臣共同议事的规则,实行个人专制,还封了三个吕姓王。
吕雉是中国历史上女人篡权的第一人,由于缺乏经验,吕雉在狠毒、专权方面并不到位,后来的武则天、慈禧太后比吕雉更专断,更凶残。
吕雉大约相当于塔克文,不同的是吕雉没有杀死刘邦,最终也不是被“齐鲁”们打倒的——这些均属于枝节,本质上与塔克文如出一辙。
刘氏王朝如何防止后宫或群臣篡权?
答案令人遗憾:
以恶抗恶,让专制更加牢固。
经过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皇帝的通权达变,在董仲舒提议下,决定“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意味从此时起,皇权统治者开始施行两套统治术——政治上高压,文化上灌输。
一方面儒学并未因为被统治者利用而丧失其价值,另一方面统治者也并不因为沾濡学术而动摇官本位。
什么都改变不了物以人贵,人以官显的价值观。
哪里有腐尸,那里就有秃鹰。
权力像一块肥肉,有一线希望得到这块肥肉的都会争相抢夺,不惜一切代价。
独尊儒术的目的之一是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然而汉武帝之后,争权夺利愈发激烈了。
统一文化观念以使权不二出、帝祚永固的目的并没有实现,这是因为儒学对于政治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神奇(远不如对文学的作用大)。
中国远不如齐鲁及其元老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彻底与有效。
儒家强化“人治”,一方面使得中国的政治富于人情味(甚至有些人文精神),另一方面造成“人”凌驾于政治之上。
人是世间最难认知的,所以白居易才发出“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十年期”之叹。
人心隔肚皮,谁知道哪一个人身上长着反骨呢?
没有民主机制,野心家防不胜防。
儒家被供奉没有多久,就出现王莽篡位。
王莽外表输肝沥胆,实际上野心极重。
王莽之后,野心家、篡权狂层出不穷。
西方人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一个国王独裁专制,就改为两个执政官——从制度上缩小执政者的权限,或者让两个执政官互相制约,互相牵制,以防止政出一人之口。
中国的做法相反,为防止篡权,专制者把权柄握得更牢。
东方君主制与西方君主制
西方的君主有的产生于征伐,但一般场合由选举或推荐产生。
选举或推荐的场合,不动一兵一卒,瞬间就确立了一国之君。
以下是四世纪初的一个场面:
士兵们发现担架上的皇帝已死,而且发出恶臭,骚嚷起来。
这时,近卫军长官阿培尔申斥道,皇帝死了,再选一个就是了,你们叫嚷什么?
快回营房!
不服从者就地处决!
这时一个人大声说,阿培尔,你说得好轻巧,该处决的是你,你要老实交代,皇帝是怎么死的?
阿培尔定睛一看,是皇帝卫队队长戴克里。
戴克里义正词严地对阿培尔说,就是你,在一个月里连续杀死了两个皇帝!
阿培尔不等他说完,就拔剑向戴克里刺去。
戴克里精通剑术,不等阿培尔的剑出鞘,一剑结果了他。
众人当场拥护戴克里为皇帝。
就这样,一个新皇帝诞生了。
戴克里与其它皇帝一样踌躇满志,沉湎于权力带给他的怡悦之中。
然而,不久他就感到,既要防止奴隶起义,又要对付外族入侵,实在力不从心,于是他想到了“分权”。
他把西部地域的统治权交给好友马克西米安。
第二年,封他为“奥古斯都”(神圣的元首)。
这样,罗马帝国又一次同时有两个最高统治者,一切政令由他们两人共同签署。
公元293年,他们各自任命了一个副职,从此,四人共同执政,史称“四帝共治制”。
公元305年,戴克里与马克西米安同时宣布退位,原来的副职升为正职,又任命了两名副职,还是“四人共治”。
然而不久这一体制解体了。
西方的君主制经过无数次类似的摸索与试验,虽然每一次试验不尽相同,目的都是防止个人独揽大权。
(以上参考《世界五千年》)
中国的君主制并没有进行过类似的试验,中国人更关注权力如何能够平稳地世代相传。
东方的君主制实行血统承继。
日本天皇的血统万世一系,中国皇权的血统周期性地变换(两汉维持了四百多年,其余王朝十数年、数十年、数百年不等)。
由公众决定皇帝,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突发事变,由在场者推举一位新皇帝,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赵匡胤当皇帝看似推荐,实际上是政变)。
中国存在两种决定皇帝的办法:
一种是血缘继承——子继父位或兄死弟及;另一种是武力争夺——优胜劣汰,成王败贼。
以汉朝替代秦朝为例。
不知道经过多少次战争,费多少周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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