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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看霍译《红楼梦》中的文化误读
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看霍译《红楼梦》中的文化误读
摘要:
在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现象普遍存在且具
有必然性。
本文借用AndrewChesterman的翻译伦理分类模式,结合例证,分析霍译《红楼梦》中的几种文化误读,从而探究其误读产生的原因。
霍译本中误读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译者自身的伦理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
翻译伦理文化误读再现的伦理基于规范的
伦理
伦理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但是由于文化的异域性和
异质性,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间,伦理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
通俗地讲,伦理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与
to
行为的秩序规范,它探讨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
在翻译理论界,认为译者有责任再现原文文本或原文作者(
considerthetranslatorresponsibleforrepresentingasourcetextorauthor)”,这一伦理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乔治?
穆南(GeorgesMounin)(Pym,2001:
130)。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理论界才真正将“应
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
贝尔曼(AntoineBerman)第
个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
在那之后,安东尼?
皮姆在
TranslationandTextTransfer一书中把注意力放在伦理问题
。
此外,贝尔曼对翻译伦理展开研究的呼声也得到了安德鲁?
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1993,1997)、皮特?
纽
马克(PeterNewmark)(1994)等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回应。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正如Pym所言,“伦理”是个不受欢迎的字眼(2001:
129)。
进入了21世纪,译界权威杂志《译者》在2001年第二期出了名为《回归到伦理问
题》的专刊,特邀编辑AnthonyPym在导言中明确指出:
“翻
129)至此,译界开始了对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在界定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领域时,安德鲁?
切斯特曼
AndrewChesterman)(2001:
139-54)的五种模式分类法
颇有借鉴意义。
Chesterman在ProposalforaHieronymicOath
文中提出了四种现行模式:
1.再现的伦理一一再现原文文本、原文作者,即“要准
确地、不作任何增加、删节或更改地,再现原文文本及原作者的意图”(Chesterman,2001:
139),这一模式凸显了忠实
fidelity)与确实(truth)。
2.服务的伦理完成与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即
译者要“遵照委托人的要求翻译,并实现由委托人制定并为译者所接受的、或由委托人与译者共同商定的翻译目标”
Chesterman,2001:
140)。
3.交际的伦理一一与“他者”进行交流,即“把‘他者'
当做‘主体’来接受并真正与之交流……这里翻译的重点不在于吸引读者,而在于与他者进行交流。
”(Chesterman,2001:
141)。
交际的伦理更强调的是人际间的而非文本间的关系,
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而不是对他者文化的描述。
4.基于规范的伦理一一满足特定文化的期待,即对译作
的产生和接受起决定或影响作用的规范的研究。
译入语文化
者的伦理行为就意味着依照规范,照读者或委托人期待的那样去做,而不是令他们惊讶。
”(Chesterman,2001:
141-42)。
另外,Chesterman还在这四种模式外又加上了第五种伦
理,即承诺的伦理一一履行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誓言。
对职业的承诺指的是“力求优秀(striveforexcellence)”(Chesterman,2001:
145)。
译者的承诺,用Chesterman的话来讲,就是“需
要成为好的译者”(2001:
146)。
一个真正的译者不应该把
商业需要当做翻译的唯一目的,还应该有许多其他的伦理承诺。
这些承诺都包括在Chesterman提出的“神圣的誓言
HieronymicOath)”(2001:
152)里。
这五种伦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重叠,而且译者不可
能同时并重。
在实践中,译者往往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或服务的伦理,造成对再现伦理的违背。
毕竟,翻译活动涉及的
是两个蕴含着不同文化的不同文本之间的语言转化,这就为
文化误读的产生留下了空间。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说翻译
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这种跨文化交
流往往是伴随着文化误读进行的。
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知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这种现象就是文化误读(乐黛云,1997:
110)。
文学翻译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转
换,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误读。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红楼梦》以其宏大精致的小说结构、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以及出色的语言艺术,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顶峰。
翻译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霍克斯先生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难免会在其译文中产生种种误读。
1.宗教文化的误读
中国文化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
其中,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和哲学,是在东汉末年正式传入中国的。
此后,许多和佛教相关的词汇也被引进汉语中,其中很多已经融入到日常用语和文学作品之
中。
西方文化起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大多数西方人信仰基督教,把上帝当做唯一的神来崇拜。
在《红楼梦》时代,佛家思想已经和中国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不但为人们普遍所接受,而且对中国人的习俗和伦理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闻得(宝玉和熙凤)吃了米汤,醒了人事,别人未开
霍译:
(Thenewsthatthesufferershadregained
consciousnesswasrelayedtothegirlsintheouterroom)‘Bless
HisHolyName!
'Dai-yumurmuredfervently‘IwasthinkinghowbusyHeoftheHolyNamemustbe,'Bao-chaisaid(.Vol.1,
Ch.25,P.506)
2)刘姥姥道:
“这倒不然。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咱
6回,168页)
霍译:
‘Iwouldn'tsaythat,saidGrannieLiu.“Man
proposes,Goddisposes.It'suptoustothinkofsomething.WemustleaveittothegoodLordtodecidewhetherHe'llhelpusornot.Whoknows,Hemightgiveustheopportunitywearelookingfor.'(Vol.1,Ch.6,P.152)
在上面两个例子中,黛玉在如释重负时脱口而出的“阿
弥陀佛”,以及刘姥姥在处理事情时对“上天”的依赖,都
反映出了佛家思想对人们头脑深层次的影响。
霍克斯先生在处理这段译文时,为了方便译入语读者的理解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用英语国家人们普遍使用的基督教术语取代了
阿弥陀佛”和“天”等,这种处理方法满足了译入语读者的期待,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但对再现的伦理造成了违背。
这种有意识的误读尽管提高了原文文本的可接受性,但同时抹去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甚至会误导英语读者,让他们以为清朝的中国人也信仰基督教。
2.
伦理文化的误读
来自群体取向(group-orientation)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分歧(潘绍中、赫迎红,2004:
12)。
近五千年来,中国
文明的发展主要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又以家庭为单位,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家庭,把家庭当做社会的基础和组成细胞。
《红楼梦》描写的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由盛而衰
的贵族大家庭中的爱情婚姻悲剧。
在这样典型的扩展家庭
视血缘宗亲关系,而且“三纲五常”、“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盛行。
西方社会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因此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其家庭构成模式属于核心家庭(nuclearfamily),家庭成员居住较分散,流动性相对较大且血缘观念相对淡薄。
在日常交往中,人们
之间往往互相直呼其名以示亲热随和。
霍译:
…andhiswifeFeng-shi,akind,goodwoman…
Vol.1,Ch.1,P.52)
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第7
回,214页)
Hawkes:
Father-in-lawpokesintheashes.Auntiehasitoff
例(3)中
withnevvy.(Vol.1,Ch.7,P.183)
的“封氏”指的是甄士隐的妻子,她虽姓封,但是名字没有给出来。
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已婚妇女在婚后只能保留自己的姓,人们通常会用她丈夫的姓加上她自己的姓再加上一个“氏”字来称呼。
由此,甄士隐的妻子就被称为“甄封氏”,这只是一种称谓。
事实上,这种对已婚妇女的称呼直接反映了“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
霍译中的“Feng-shi”会让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
就是甄士隐妻子的名字,这显然与原文不符,违背了再现的
己丈夫的弟弟的称谓,译文的“auntie”和“nevvy”则反映了霍克斯先生对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不是很清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造成了误读。
3.文化意象的误读
般说来,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
文化的结晶,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谢天振,1999:
180)。
文化意象可以有很多种表
现形式,它可以是一种植物或动物,也可以是成语、谚语、典故甚至是数字等。
然而,不同的民族由于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象,而有些文化意象,虽然为几个民族所共有,但是不同的民族又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含义。
5)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
第1卷,第3回,74页)
霍译:
Along,hightableofcarvedredsandalwood,
ornamentedwithdragons,stoodagainstthewallunderneath.Inthecentreofthiswasahugeantiquebronzeding,fullyayardhigh,coveredwithagreenpatina.(Vol.1,Ch.3,P.95)
6)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第18回,496页)
霍译:
TheirMistress,standinginthesoftsummerbreeze
例(5)
Findsquietcontentineverythingshesees(.Vol.1,Ch.18,P.370)
中的“鼎”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器皿,是权力的象征,带有明确的文化意象,含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可是在英语文化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
对于这种词汇空缺
lexicalgap)现象,霍克斯先生采用了音译,这种译法忠实
了原文,符合再现的伦理,但是让英语读者越发地困惑“ding”
到底是什么。
显然,这又违反了交际的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
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
由于地理位
国人的思维中是与冬天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考虑到这种文化因素及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性,霍克斯先生把“东风”替涣成了“summerbreeze”这样做,虽然满足了译入语读者
的期待,达到了交际的目的,但违背了再现原文的伦理要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自身的“踪迹”随时会留在翻译文
本之中,对自身的语言习惯、审美心理、民族文化特性、情感认同、文化身份、宗教信仰和价值观进行“撒播”和补充
魏家海,2003:
50)。
从上文的例证分析中,我们不难看
出,霍克斯先生虽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一些原文造成了误读,但却在客观上遵从了译入语的规范,满足了英语读者的期待,达到了交际的目的。
诚然,也有部分误读在传递原文信息方面起到了负面的作用,从而影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这样看来,文化误读现象在翻译文学中的存在是具有必然性的,要想完全避免误读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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