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刻及其提倡者考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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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刻及其提倡者考辨
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刻及其提倡者考辨
"诗界革命"是产生于晚清时期的一个文学口号,一个文学运动,它对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潮有过深刻的阻碍。
自从一九二三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第一次评论"诗界革命"以来,一些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乃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论著中,都有论及或提到"诗界革命"的地方。
在这些论著中,有的以为它是一次改良主义的文学运动①,有的以为它是一个进步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②,结论颇不一致。
迄今为止,由于咱们对"诗界革命"的产生及其进展的大体情形了解得不多,还流行着一些错误的观点,这些结论因此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本文拟对"诗界革命"的发生时刻及其提倡者问题从头作一番考察,同时对一些错误的观点作必要的辨正。
这些错误观点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为"诗界革命"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前由夏曾佑、谭嗣一样人提倡的。
最先如此主张的是胡适,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云:
康、梁的一班朋友当中,也很有许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
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应用的范围也更推行了。
在韵文的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
"那时所谓新诗者。
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
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活(谭嗣同)亦茶嗜之……。
"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
在这段话中,胡适以为那时夏曾佑、谭嗣同在提倡"诗界革命",并以为这"革命"是"失败"的。
尔后,陈炳堃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九二九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九三○年)二书中,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三年)中,都明确说夏、谭是"诗界革命"的开创者。
在解放后的一些高作中,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绍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一九六○年),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一九六一年)③,刘大杰《中国文学进展史》(一九六二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近代诗选》(一九六三年),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一九八○年),孟祥才《梁启超传》(一九八○年),直至最近出版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九八一年),及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重版本等,关于"诗界革命"由夏曾佑、谭嗣同在戊戌前二年,即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提倡之说,或重申,或因袭,都未提出疑问。
观点的另一方面以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提倡者。
如胡适说:
"他(指黄遵宪)关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的很早。
"他举黄遵宪"我手写吾口"之语,以为:
"这种话很能够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④。
有人举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中"新派诗"之语,以为这标志着"诗界革命"进展的新时期⑤。
此刻讨论前一方面的观点。
凡是主张"诗界革命"由夏、谭提倡的,都同胡适一样,以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以下称《诗话》)中那一段话为依照,并把它和其后的第三那么诗话联系起来。
为说明问题起见,依照那时《新民丛报》发表这几那么诗话的原状,引述如下:
复活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活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
盖那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得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
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活亦綦嗜之。
此八篇中尚少见,然"襄海惟倾毕士马",巳其类矣。
其《金陵听说法》云:
"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
"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品级之制也。
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
又贈余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苟非那时同窗者,断无从索解,盖所用者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乜。
其时夏穗卿尤好为此。
穗卿赠余诗云:
"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
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
又云:
"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按,徙看成徒)。
此皆无从臆解之语。
那时吾辈方沈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
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
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
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怪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相互期许。
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
穗卿有绝句十余章,专以隐语颂教主者。
……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经历矣。
那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假设此。
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
此类之诗,那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
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
穗卿近作殊罕有,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
浏阳如在,亮亦同情。
过渡时期,必有革命。
然革伞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
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尽管,假设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
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能够举革命之实矣。
苟能尔尔,那么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
不尔,那么徒示人以俭罢了。
侪辈中利用新名词者,麦孺博为最巧,其近作有句云:
"圣军未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
"又云:
"微闻黄祸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
"皆工绝语也。
……⑥
梁启超从壬寅(一九○二年)起陆续撰写《诗话》,并陆续发表在《新民丛报》上,每次一那么或数那么。
上面引述的四那么诗话刊载于癸卯(一九○三年)三月出版的《新民丛报》上,这一号《新民丛报》共刊出八那么诗话,在此四那么诗话前后还有四則,其内容与本文论旨无关,故不录。
然据第八那么诗话有"今年癸卯航海游亚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之语,知此四那么诗话写于一九○三年。
第一要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依照中国传统诗话的体例撰写他的《诗话》,每一那么自成一单元,其所叙事实的发生时刻与前后那么诗话不必然有连贯性。
那个地址,在上述的前三那么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丙申、丁酉间夏、谭等人作诗的情形。
他把他们的诗称为"新诗",夏曾佑所"提倡"、谭嗣同所"綦嗜"的都是这种"新体"。
他们"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关于"此类之诗,那时沾沾自喜",但并非说他们在提倡"诗界革命"。
梁启超只指出:
"盖那时昕谓新诗者,颇喜捂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新诗的要紧特点在于堆积"经典语",或"喀私德"、"巴力门"之类的"新名词"。
在第四則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诗界革命"。
其中"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一语,是指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以后提倡"诗界革命"一事,与前面所说的夏、谭在丙申、丁酉间提倡"新诗"是两码事。
那个地址所谓"近",是指梁启超写这段话的时刻--一九○三年--之前的近时期,并非包括丙申、丁酉时期。
可证明这一点的是,这一那么诗话中所引麦孟华(孺博)的诗作于庚子(一九○○年)⑦,梁启超称之为"近作"。
而在第三那么中云:
"穗卿近作殊罕有,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
"所谓"此等窠臼",是指夏曾佑在丙申、丁酉间作的新诗,梁启超把它们与"近作"相对而言,说明它们是比"近作"更早(即梁在第二那么诗话中云"那时"、"数年前",而不云"近时"、"最近几年")的作品。
由此可见,"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中的"近",显然也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
也确实是说,"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即夏、谭等人那时喜爱作这种"新体"是一回事,而"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即梁启超等人后来喜爱说"诗界革命"又是一回事。
胡适把它们看成一件事,事实上是对《诗话》原意的误解。
在这一那么诗话中,梁启超以为,"诗界革命"应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不该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
这和他上面讲的夏、谭等人"挦扯新名词"的"新诗"相联系,事实上说明他们的"新诗"与他所要求的"诗界革命"不一致,这是他以"诗界革命"的标准对这种"新诗"所作的一种批评,而并非是如某些研究者所明白得的,是"总结了先前的'诗界革命'失败的教训"⑧。
为了进一步说明夏、谭等人那时并未提倡、也不可能提倡"诗界革命",还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第一,在梁启超有关夏、谭等人作诗的记载中,从未提到他们曾提倡过"诗界革命。
"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除上述《诗话》外,还有《汗漫录》、《亡友夏穗卿先生》等,最详细的是《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
节录如下:
他(指夏曾佑)租得一个小屋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名谭复活,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街宇望尺咫",咱们几何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咱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咱们关于之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
不惟厌他,而且恨他。
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
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咱们要把那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咱们主观上以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
酒酣掷杯起,跌荡笑相视。
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
这是咱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能够想起那时咱们狂到怎么样,也能够想见咱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一辈子观,常喜爱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那时除我和谭复活外没有人能解他。
……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
"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
"谭复活和他的是:
"……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
且喜无情成摆脱,欲追前事已冥濛……。
"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那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⑨。
这篇文章以相当的篇幅表达了夏、谭的诗,诗中堆积"撒但"、"质多"之类的"经典语",它们"都是怪话","用的字句都是象征"。
这些正是《诗话》中称之为"新诗"的特点,但那个地址一句也没有提到"诗界革命"。
梁启超在这篇深情怀念夏曾佑的文章中,把夏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前驱者",又说夏的诗是他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若是夏当初确实"提倡"过"诗界革命",梁启超更应当把这件事作为夏的重要事迹加以表达,不该当只字不提。
另外,考察文中所叙夏、谭、梁那时作诗的情形,有二点尚可注意。
一、所谓谭、梁的"和作",并非他们和夏曾佑在一时一地的唱和之作,而是他们别离作于丙申、丁酉间的"和作"⑩。
梁启超此文作于夏曾佑逝世之年,即一九二四年,文中回忆三十年前旧事,将一二年间发生之事写作"那时"是极自然的。
二、他们作这种诗的动机在于表达"宇宙观人一辈子观"和"理想",而不是要以这种诗改变诗体或那时的诗风。
从夏、谭的诗集中可看到,他们在作这种新诗的同时,还写了一样不难解的旧诗11。
由此可见,他们偶然作这种诗,是出于对新思想的喜好;他们作诗不求人解,仅在于达到同志之间思想上的契合。
因此,从这些情形来看,说他们那时在进行"涛界革命"运动或有"诗界革命"的志愿,都与事实不符。
第二、从戊戌前国内思想界及改良派的思想状况来看,不可能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
第一,戊戌之前国内思想界流行的要紧观念是"变法"、"改革"及"民权"等,而不是"革命"。
孙中山于乙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事失败到日本后,开始采纳"革命"这一口号12。
但他传播革命思想对国内阻碍甚微。
壬寅(一九○二年)九月《新民丛报》载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其中表达国內思想界的情形说:
"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那么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
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略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13。
由此可见,在国內思想界有"言革命者起"仍是"一二年"内的事。
至于"一二年前",尚未"言革命者起"。
因此尚未达到"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的程度,而是"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
那个地址的"一二年前",指一九○○、一九○一年,说明国内思想界倡言"革命"至少在一九○○年以后。
梁启超又在壬寅十一月发表的《释革》一文中云:
"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那么曰'改革'罢了。
比年外祸日趋剧,内腐日趋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强逼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
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
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本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
"14从那个地址能够看出,主张"变革"是"比年"的事,侶变革论者"多习于日本",受到日本译名的阻碍,因此顺呼变革为"革命"。
据冯自由云:
"吾国学生之在日本留学,始于戊戌、己亥(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二年,其初只是寥寥数人。
……后数年,各省督抚续调派留学生,而以私费往游者亦络绛不绝。
及辛丑年(一九○一)人数已增至千五百人。
"15可见中国学生"多习于日本",发生在戊戌以后,因此顺呼"革命"的"比年"当指戊戌以后。
这段话中所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那么曰'改革'罢了",即指戊戌前他们改良派以"改革"为口号进行的变法运动。
梁启超这二段话都可证明戊戌之前国内流行的思潮是"变法"、"改革",而不是"革命"。
第二,戊戌前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有所来往,也接触到"革命",并作出不同程度的反映。
康有为在戊戌年作的《进呈突厥减弱记序》、《进呈法国革命记序》等文中16,极力渲染"革命之祸",劝清廷"维新变法",反对"革命"。
《时务报》于丁酉(一八九七年)九月载麦孟华《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与会党组织的哥老会、三合会等并称"会匪",他说:
"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煽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
……孙文之案,沙侯诘难;徒辱国体,实张彼焰耳。
"17这说明了改良派右翼对革命党及"革命"的敌视态度。
这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很是猛烈,但是未超出改良主义的"民权"的范围。
如丁酉九月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他说:
"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
所异者西人那么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那么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
……假设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名,那么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18所谓"奉一君之制"而行"民政",纯属改良主义的主张。
这说明他对"革命"是不是定的。
梁启超后来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时,仍宣传这种改良主义的民权论。
至于他在《清朝学术概论》中云:
"所言皆那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朝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
"19这"革命"一词是后来习用之语,并非梁在那时言论中有"革命"一词20。
即便后来转向革命的章炳麟,那时也不主张革命。
丁酉二月,《时务报》载其《论学会大有利于黄人,亟宜爱惜》一文云:
"……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
……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
……然那么如之何而可?
曰:
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罢了。
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
今之亟务,曰:
以革政挽革命。
"21这说明章氏的思想仍属改良主义的范围。
至于所谓提倡"诗界革命"的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戊戌前都属改良派。
夏在天津与严复等人开办《国闻报》,鼓吹维新变法,但立场比《时务报》温和。
丁酉十二月刊载《中俄交谊论》一文云:
"今日当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
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
今地球君权无穷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
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
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
以今日民智未开当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
"这表现出该报在变法运动中已转向保守。
夏与梁启超关系甚紧密,他也同意"民政"思想22,但他不属康党,改良主义立场更为软弱23。
作为改良派左翼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引用"汤、武革命"之语,并说:
"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
"这表现了反满偏向,但《仁学》的要旨仍在于"变法",所谓:
"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
唯变法能够救之"。
或所谓:
"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
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
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他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并主张通过游侠"自振拔"于"君权之世"。
他说:
"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
内和外威,号称一治。
"空想依托游侠使清王朝"内和外威,号称一治"。
这是谭嗣同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
黄遵宪那时也主张"奉主权以开民智"24,他是始终不同意"革命"的。
上述二点说明:
在戊戌前国內思想界不流行"革命"这一观念,和改良派内部反对或不同意"革命"的情形下,夏、谭等人不可能在丙申、丁酉间提出"诗界革命"。
第三、"诗界革命"是梁启超受日本译名的阻碍而提出的。
从上面引述梁启超及冯自由的话,可知倡"革命"论者"多习于日本",而且发生在戊戌以后。
而"诗界革命"及"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也是梁启超逃亡日本以后,受到日本译名的阻碍而提出的。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革命"指改朝换姓的政治变革。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宣传"革命",即包括着推翻清朝,光复汉政权之义。
而日本人译英语"Revolution"为"革命",如英人称其历史上一六八八年确立君主立宪的政变成"GloriousRevolution"(即"光荣革命")一样25,日人习称其"明治维新"为"革命"。
梁启超《释革》云:
"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期,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
"26可见那个地址"革命"一词在政治上指"变革",已失去以暴力更迭旧政权的意义。
康有为到日本不久,在《读日本松阴先生幽室文稿,题其上》一诗中,盛赞明治维新为"千年大革命"27,说明他对"革命"一词的观念已发生转变。
后来梁启超在一度革命以后转向改良主义时,确实是在这种"变革"的意义上利用"革命"一词。
由于"革命"指广义的"变革",日人译名中常显现"宗教革命"、"道德革命"等。
梁启超在《释革》申明白指出: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
以日人之译名言之,那么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
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各类名词矣。
"28一样由于受日本译名的阻碍,梁启超于己亥(一八九九年)五月赞康有为发明孔教为"宗教革命"29,于同年十一月建议"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30,于壬寅(一九○二年)九月建议"小说界革命"31。
(梁启超初至日本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32,尚未提出"小说界革命"。
)由此可证,"诗界革命"这一口号只有梁启超到日本以后才可能提出。
第四,关于"诗界革命",梁启超自己有所论述。
《汗漫录》(又称《夏威夷游记》)是梁启超在己亥(一八九九年)冬赴美途中所作的日记,其中谈到"诗界革命"。
过去一些研究者在论述"诗界革命"时,曾引用过这篇材料,由于囿于成见,轻忽了文中某些重要内容。
经初步分析,这能够看做是有关"诗界革命"的最先文献。
节录如下:
……予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
以为诗之境遇,被千馀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
)占尽矣。
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
故今日不作诗那么已,假设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
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美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
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叉须以前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那么瑰伟矣,其如不类何!
假设三者具有,那么能够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追新国者,莫如黄公度。
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
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
夏穗卿、谭复活,皆善选新语句。
其语句那么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
……复活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
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己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
……其不以此体为主,而偶一点缀者,常见佳胜。
文芸阁有句云:
"遥夜苦难明,它洲日方午。
"盖夜坐之作也,余甚赏之。
邱仓海《題无惧居士独立图》云:
"黄人尚昧合群理,诗界差争自主权。
"对句可谓三长兼备。
邱星洲有"以太同胞关痛痒,自由万物竞生存"之句,其境遇粗略与夏、谭相等,而遥优于余。
……吾论诗宗旨粗略如此。
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
尽管,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
此固不足怪也。
吾虽不能诗,惟将极力輸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于?
要之,支邪非有诗界革命,那么诗运殆将绝。
尽管,诗运无绝之时也。
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避世必不远矣。
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33。
在这些谈论诗歌"宗旨"的段落中,梁启超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那么诗运殆将绝"。
其理由是:
一、千馀年来诗之境遇被"鹦鹉名士"占尽,缺乏新意。
二、黄遵宪的诗"锐意欲造新国",但缺点是表达新内容的"新语句尚少"。
三、夏、谭的诗"善选新语句","可谓新绝",可是"不备诗家之资格"。
四、黄、夏、谭等"诸家"都是"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
他们诗中的"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
这无异宣告:
不仅依照千余年来鹦鹉名士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殆将绝",确实是依照夏、谭的新诗、乃至黄遵宪诗歌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一样"殆将绝"。
由此可见,梁启超并无把夏、谭的新诗、乃至黄遵宪的诗歌看成"诗界革命"看待,因此他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
"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微也,夫诗又其小焉老也。
"明确说明他上面所举的夏、谭、黄等"诸家"的作品都是诗界"革命军"的"月晕础润",而非革命军本身。
(成语"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表示风雨将临的征兆,而非风雨本身。
)
所谓"精神思想",即"欧洲真精神真思想"。
由于梁启超在日本同意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言论上大力传播西方"自由"、"平权"、"独立"等资产阶级学说,这种传播增进了那时革命思潮的进展。
因此他提出"诗界革命",要求诗歌在"革命之机渐熟"的时候,以"欧洲真精神真思想"为"诗料",开辟诗的新境遇,事实上要求诗歌起到反映,推动革命思潮的作用。
梁启超又指出,夏、谭等"诸家"的新诗之因此不符合"诗界革命"的标准,是因为中国的"学界"尚未革命。
所谓:
"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
此固不足怪也。
"换言之,只有学界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以后,"诗界革命"才能产生。
因此,"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那么诗运殆将绝",固然表示了进行这一运动的必要性,而从他"惟将极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和预言诗界哥仑布、玛赛郎"避世必不远矣"这些话来看,事实上意味着他所提倡的"诗界革命"还处于有待开展的"建议"时期。
附带指出,梁启超发出"诗界革命"的号召后,取得了普遍的响应。
如力山遁庵《宿园先生属题选诗图》云:
"骚坛近出哥仑坡(原注:
"谓任甫师"),创为新诗觅新地。
"34又如聘庵《赠別复庵》云:
"诗从革新命,书号自由篇。
"35所谓"自由篇",指梁启超那时在《清议报》上发表的《饮冰室自由书》。
这些诗在鼓吹"诗界革命"时,都把梁启超作为这一运动的提倡者而加以颂扬。
另外,如邱逢甲《论诗次铁庐韵》之二有"迩来诗界唱革命"之句36。
又如林辂存在写给潘飞声的诗中有"廿纪龙螭战斗纷,……诗界新编革命军"等句⑩。
邱诗作于辛丑、壬寅(一九○一、一九○二年)间。
林诗作于"廿纪",至少在一九○○年以后。
他们诗中的"迩来"、"新编"等语,与梁启超在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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