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 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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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化 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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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化上
先秦文化
第一节、原始文化
制造工具是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标志,而工具制造技术和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推动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同时也为人类文化的萌芽与创造,奠定了基础。
食物:
获取方式:
采集、狩猎、农耕和畜牧等;
食物品种:
天然果实、小动物、猛兽、鱼类及粟、谷、稻和牲畜(牛、羊、马、鸡、狗、猪等);
进食方法:
生食法→火→熟食法
饮食方法的改进,不仅对人类体质的进化、增强和饮食文化的产生起了促进作用,而且也对人类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服饰的起源:
三种观点:
◎护身:
出于热带地区
◎装饰:
出于寒带地区
◎遮羞:
后起的观念
服饰的功能:
◎护身
◎装饰
◎遮羞
◎标识
服饰原料:
叶、树皮,草,鱼皮、鸟兽的皮毛等,(原始社会后期)纺织物
服饰形式:
围腰带、围裙、斗蓬等。
衣服的发明直至发展成为服饰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原始交通:
交通线路:
是原始人进行采集、狩猎、迁徙及部落间交往的产物,它同人类的生存需求和生产活动有着紧密的关系。
交通设施:
陆路和水路
交通工具:
借助人力(木棍)→利用畜力→带轮的车(原始社会后期发明陶轮)。
原始交通的出现和发展,既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原始民族部落的相互交往,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原始物质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根源。
可以说,如果没有原始的物质文化,人类文化也就不存在了。
二、语言的产生
语言起源:
迄今为止,这个问题未能解决。
根本原因:
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与简单性(语言习得机制)
经典作家(恩格斯)认为:
人类“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语言便产生了。
从时间上看,语言产生于距今300万年至100万年之间,也有学者认为更晚些(100~20万年前)。
完整的语言概念中还应包括文字,它们共同成为人类和人类社会沟通的手段,并且还是人类文化得以继承、传播和发展的工具。
文字的发明是在语言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从世界范围来看,10000多年前,人类语言发展到接近现代的精微程度,在其后的四、五千年内,文字开始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出现。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一般认为,语言促成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则使语言更加趋于丰富和精密。
它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然而,语言和文化发展和变迁的轨迹并不同步,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的变迁,并非是相辅相成的。
汉语的优点:
简洁、含蓄、生动、典雅,
汉语的缺点:
精确性不够、逻辑性不强。
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都会在汉文化(中国文化、中华文化)的结构与模式中,或隐或显地反映出来。
因此,语言对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探讨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文化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原始宗教和艺术
宗教的起源:
一般认为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思维能力有限的原始人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无法解释而产生恐惧感,继而对大自然进行神化并加以崇拜,由此产生了原始宗教。
虽然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这仅仅是人们以现代观念推测得出的结论。
原始宗教崇拜的形式主要有:
◎自然崇拜(动植物、天体、性)◎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偶象崇拜等等。
原始歌舞是原始艺术的重要方面。
它往往与远古的祭祀、巫术等结合在一起,成为祭祀、巫术的重要表现形式。
从古代史籍的零星史料中可以看到原始歌舞的情形: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山海经·山经》)
“若国大旱,则帅巫舞雩”(《周官·司巫》)等。
以贵州为中心的广阔地带,包括贵州全省、云南东都、四川南部、重庆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和西南部、广西北部,时至今日仍为摊祭和傩戏流行的地区,而且保存的傩戏最多、品种最全、特色最为显著。
这一地区丰富多彩的傩戏群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即地戏、傩堂戏、变人戏。
贵州傩戏(地戏、傩堂戏、变人戏)面具
四、国家的形成
目前通行的观点认为: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然而国家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是通过各民族部落间的冲突、联盟、兼并、融合而逐步形成的。
四岳又推举舜,舜继位后想让位于尧之子丹朱,但四岳不同意,仍由舜继位,舜任用鲧之子禹治水,禹获得成功,形成自己强大的势力,舜让位于禹,禹亦想让位舜子,但最后还是服从四岳,继任帝位,这就是被后世津津乐道.广为颂扬的“禅让”制度.
5、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与其形成机制,进而探索各地区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特点、模式及其形成原因,从而达到探求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目的。
6、农业、畜牧业的起源、发展与文明起源的关系。
研究采集经济向种植经济的过渡过程,探讨稻作和粟作农业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关系。
7、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
研究制陶、琢玉、髹漆、冶铜、冶铁、纺织等各种手工业技术的产生、发展及生产组织的变化过程及其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关系。
8、城市的起源、发展与文明的演进
研究史前聚落形态的变化、城市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三代都城布局的变化等,进而探讨其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关系。
9、战争与文明起源、王权形成的关系
研究史前及夏商周时期战争对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王权的出现与强化的作用。
10、宗教信仰的起源发展及其与文明起源的关系
研究史前至春秋战国时期宗教信仰的发展过程、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变化及其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关系。
11、交流与文明
研究史前至夏商周时期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贡纳、馈赠、赐予、婚嫁、迁徙等各种形式的交流与文明因素的汇聚、传播与发展的关系。
12、中原三代王朝及其文化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
关系
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夏商周王朝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夏商周三代文明与区域文明之间的碰撞融合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其它相关课题包括:
炎黄至尧舜禹时期古史传说整理与研究。
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研究。
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历史作用研究等等。
第二节青铜文化
一、青铜艺术
由于青铜器的造型、花纹、文体、字体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因而,青铜器在制作水平及风格特征上有一个变迁过程,郭沫若在三、四十年代曾作过深入的研究,指出这一过程可分这四个时期:
⑴、鼎盛时期
造型风格“凝重、结实、绝无轻率的倾向,也无取巧的用意”,“花纹多全身施饰,否则纯素”,“器物最为高古,向来为骨董家所重视”。
⑵、颓败期
这一时期的造型风格“简陋轻率”,纹饰“异常潦草”,“普遍地呈现出颓废的倾向”,同鼎盛期相比,“花纹逐渐脱掉了原始风味”。
⑶、中兴期
造型风格“呈出精巧的气象”,且多样化,“附饰物多为现实性的动物”,“铭文及其字体成为器物之装饰成分而富有艺术意味”,铭文也从隐蔽处移至器物表面的显著地位。
⑷、衰落期
这一时期“花纹几至全废”,“铭文多刻入与前三期之出于铸入者不同”,“文体字体均简陋不堪”,“一切器物又复归于简陋”,同颓败期不同处在于“更加轻便朴素”。
青铜器的制作:
青铜器的冶铸,所用原料是氧化铜矿石和适当比例的锡,燃料用木炭,温度可高达摄氏1000度以上。
基本工艺是:
先依照模型制成各式各样的泥范(陶范),然后把炼成的青铜溶液浇注泥范中,最后研磨修整,至此,青铜器的制作就完成了。
青铜器的种类:
◎饮食器(鼎、鬲、斝、觚、爵、尊等),
◎兵器(戈、矛、戟、剑等),
◎乐器(钟、鼓等),
◎工具(斧、锛、铲等),
◎礼器:
饮食器中有许多也属礼器如鼎、鬲、尊、爵等,因此,礼器大都也是日常用的器物。
“妇好”铜方斝(商)?
凤柱斝(商代晚期)
天觚(商后期)
“旅父乙”铜觚(西周)
亚其爵(商后期)
伯丰爵(西周前期)
牛首饕餮纹尊(商代前期)
勾戟(商代)
龙纹钟(西周中期)
青铜器的纹饰:
大都是动物,可分为二类
一类是自然界存在的动物,如:
蚕、兔、龟、鱼、鸟、象、鹿、蛙、牛、羊、马、猪等,
一类是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如:
龙、凤、夔、(《说文》:
“夔,神魖也,如龙,一足”,为贪财之鬼),饕餮:
贪食的野兽,《吕氏春秋·先识览》: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如此众多的纹饰,反映了青铜艺术的丰富多彩;而以饕餮为代表的超世间的怪异形象的出现,从艺术的角度看,它是人类具有抽象思维并进行艺术创造能力的表现,从现实社会的角度看,它显示了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时代的到来。
青铜器那深沉而又凝重的造型,威严而又神秘的纹饰,使人本能地产生某种恐惧感,迫使人们去膜拜、去服从,这种借助外在的神秘力量来左右人们的行为,以维护统治权威,继而达到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目的,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想到、做到,并深信不疑的有效方式。
也正是由于青铜器能给人以威严神秘之感,才产生了李泽厚所谓的“狞厉的美”(《美的历程》),从而达到青铜艺术的最高境界。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理性思潮的兴起,笼罩在青铜器上的那道神秘的光环逐渐消失了,青铜艺术也就走向了它们的末路。
父辛尊饕餮纹(殷墟出土)
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文字,当属甲骨文和金文。
甲骨文已是成熟的文字,因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而得名。
带字的甲骨于1898年最早发现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到目前共有六处:
商代:
殷墟、郑州(仅二片)
西周:
山西洪洞县坊堆,
北京昌平县白浮,
陕西长安的沣镐遗址
扶风、岐山间的周原遗址
由于西周甲骨数量不及商,加之商代甲骨上的文字较多(单字4500左右),发现的数量(约15万片)也多,故甲骨文通常是指商代甲骨文刻在甲骨文上的文字大多是卜辞。
商周时代的人非常相信占卜,许多事如田猎、出入、征伐、风雨等均由占卜来决定。
卜是用采集到的甲骨经过钻、凿等加工处理后,放在火上灼,由卜师(太卜)根据灼后龟甲或兽骨的裂痕(名曰“兆”)来判断人事的吉凶,并加以应验。
这些要记录在甲骨上,由此形成卜辞。
甲骨文是清代官员王懿荣1898年发现的,故王懿荣被誉为“甲骨文之父”。
研究甲骨文最为著名的是“四堂”:
罗振玉(1866~1940)号:
雪堂;
王国维(1877~1927)号:
观堂;
董作宾(1895~1963)字:
彦堂;
郭沫若(1892~1978)字:
鼎堂。
青铜器上的铭文(刻在器物上的文字),被称为金文(古称“铜”为“金”)、钟鼎文(青铜器中以钟鼎数量居多)或钟鼎款识(款:
阴文,识:
阳文)。
铭文的出现是商代中期的事,字数一般很少,到商晚期也没超过50字,而西周的的铭文开始加长,如毛公鼎497字,大盂鼎290字,多友鼎278字等,(甲骨文最长不过一百七、八十字),铭文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包括分封、战争、祭祀、经济、法律、赏赐等。
就字体而言,金文和甲骨文大体是一致的,不过到西周晚期,金文的字体有了新的变化,有点类似春秋战国时的大篆(也称籀文,宣王时太史籀所创),与之相对的小篆是秦的标准字体。
大篆是个体系,一般是指秦以外的文字,但六国间也存在较大差别,也有人认为西周中后期的铭文均属大篆。
汉字字体的演变
楷书
大篆(先秦)→小篆(秦)→隶书(西汉)→{行书(东汉)
草书
《赠梁任父同年》
黄遵宪
寸寸河山寸寸金,
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
精卫无穷填海心!
毛公鼎(西周晚期)
汉字的结构有一定规律,古文谓之“六书”:
⑴、“象形”,是汉字的基础,它由图画而来,经过发展并简化,才成为形象化符号──文字。
⑵、“指事”,用记号来表示事物,一般是在象形字上加上符号(记号)来构成,如上()、下()等。
⑶、“会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组合而成,具有新的含义:
如日月为明、止戈为武、双人为从。
⑷、“形声”,多由两部分组合而成,一半表形,一半表声,如“江”从水从工、“河”从水从可等。
⑸、“转注”,争议较大,清戴震认为就是互训,如老、考互训(一义多字)。
朱骏声则认为是由本义引申新义,如长(chang)→县长之长(zhang)(一字多音)。
⑹、“假借”,不造新字,借用同音字,如道(路)→道德、号令→县令(一字多义)。
“转注”、假借”在汉字中所占比例不大,甲骨文中也少,“形声”在甲骨文中约占20%,现代汉语中占80%,“会意”、“指事”在甲骨文中占40%,“象形”甲骨文中占37%。
因此,象形字是汉字的基础,而形声字造字简单,且便于识读,成为最容易的造字方式,故在汉字发展中所占比例愈来愈大。
甲骨文由于已具备“六书”形态,因此已是成熟的文字。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自己的特点:
⑴、从字形看,汉字未成为音符文字而保留了形符文字形态,并且由于每个字均有其结构,具有审美价值,因而才有可能把写字当作艺术的一种──书法,并由此而出现印章雕刻艺术。
⑵、从字音看,汉字具有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的特点。
⑶、从字义看,汉字具有一字多义或一义多字的特点。
因此,仅看不一定能理解汉字表达的意思,如孟姜女庙的一付对联: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同样仅听不一定能理解意思,如赵元任之《施氏食狮》: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
十时,适十狮适市。
氏视十狮,恃矢势,使十狮逝死。
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
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
食时,始识是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
对汉字的理解必须从形、音、义三方面综合去进行,同时还应考虑每个字在句中所处的位置和要表达的意思,并且是在经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全面地认识才能真正理解。
因而汉字具有整体直观的特征,并且这一特征也表现在其他文化现象中,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三、礼制
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广义的礼是指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如西周时的分封、井田、官制、刑法等均属周礼的范畴。
狭义的礼则专指某一时代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及相应的典礼仪式。
礼的起源:
一般认为,礼是原始时期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一整套习俗,诸如图腾崇拜、巫术禁忌、长老会议等,它施行于氏族内部,可以把氏族成员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和活动,同时它又对氏族成员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从而达到维系氏族社会秩序的目的,当文明时代来到后,原始的礼也就逐渐被制度化了。
先秦时期,夏商周各有其礼,夏商之礼今已不可考,目前我们所能了解的是(西)周礼。
周礼的基本内容主要保存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人所著的三部书中,即《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其中:
《周礼》偏重于政治制度,主要解绍周代官制;
《仪礼》偏重于行为规范,主要阐述礼仪制度;
《礼记》偏重于理论诠解,主要阐明礼的作用和意义。
“三礼”是有关古代礼制的百科全书,它们是以周代礼制为蓝本,其内容实际涵盖了整个古代礼制。
从内容形式看,古代礼制内容繁杂,春秋至汉代的一些懂礼的专家着手对古礼进行系统的整理总结,把古礼(狭义的)划分为五大类,称为“五礼”。
⑴、吉礼:
即祭祀之礼。
古人认为礼“莫重于祭”(《礼记·祭统》),祭祀是“国之大事”,因此将其列为五礼之首。
吉礼共有十二个子项,分属天神(三项)、地祗(三项)、人鬼(六项)三门。
“吉”训为福,有事神致福之意。
天神三项用于祭祀上天、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其祭法为:
燔柴升烟,在火上加牲体或玉帛等。
地祗三项用于祭祀社稷(土地、谷物)、山林川泽、四方百物等,其祭法为:
有用牲血滴于地上、有用牲体或玉帛埋于地下或掷于河上、也有磔牲(撕裂动物肢体)以祭。
人鬼六项用于祭祀先祖列宗(即“宗庙”),其中有袷(xia)和谛两个大典,此外在春夏秋冬四季还各进行一次祭礼,祭法称“奉进”,即用已杀未煮或煮熟的牲体及熟饭以供,还用酒沥地等。
⑵、凶礼:
有五个子项:
丧、荒、吊、禬(gui)、恤。
前三项是对遭受天灾的国、人的哀吊,后两项是对某国或邻国及同盟国的内乱。
外侮进行援助和支持而进行的礼仪形式。
⑶、军礼:
也有五个子项:
大师(出兵征伐)、大田(狩猎)、大均(户籍普查及征税)、大役(筑城及建官殿等)、大封(勘定疆界)。
具体祭法不得而知。
⑷、宾礼:
有八个子项:
主要用于诸侯对天子的朝觐和诸侯间的聘问、会盟等,实际上就是上层贵族间相互交际往来的礼仪。
⑸、嘉礼:
有六个子项:
包括冠婚、飨燕、宾射、贺庆、称颂等,内容较为庞杂,涉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
五礼是古代礼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具体应用的规范和准则,它的外延扩展到古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中,诸如宗法、世袭、分封等,影响极大。
古礼的适用对象是有严格规定的,“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篇》)。
礼仅适用贵族阶层,而对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则完全靠强权统治,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古代礼制实际上是维系上层统治秩序的一种制度。
古礼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等级制度为原则的,它承认存在于社会贵族阶层之中的亲疏、尊卑、长幼分异的合理性,每个人只能依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选择相应的礼而决不许贱用贵礼,卑用尊礼,违者被视为大逆不道。
春秋时鲁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愤曰:
“是可忍,孰不可忍”,以此表示对僭礼行为的极大愤慨。
这也反映了礼的等级原则。
孔子在春秋“礼崩乐坏”的现状下,提出“复礼”,但并非是对周礼的简单继承,而是从理论上对周礼加以阐述,他不仅把礼纳入伦理道德范畴,使之成为儒家学说的基础,更主要的是,孔子把礼的适用范围和对象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赋予古礼以新的生命力,并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汉以后,礼与社会政治制度基本分离,成为专门的礼仪,同近现代人关于礼的概念渐趋一致,但礼的精神实质已完全融汇于儒学之中。
研究和了解古代礼制,对于全面把握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精神,有着重要作用。
四、宗法
宗法制度由来已久,其核心是血缘(亲)关系。
它萌芽于氏族社会,形成于夏商时期,到西周最后定型,春秋战国之际走向解体,然而其精神实质被长期保留并融进中国社会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所谓“宗”,《白虎通义》曰:
“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以尊也”,这说明,宗是同一亲族之主,受亲族成员(宗人)尊奉,他与宗人间存在着主从的关系。
区别这种主从关系的“宗”,经世代演变,形成一定法则,即所谓“宗法”。
氏族部落中存在着血缘关系,这是无庸置疑的,之所以在中国能发展成宗法关系,这是因为夏、商、周三代的更替,是由一个部落取代一帝国(王朝)来完成的,新的王朝建立后,它的统治能依靠的力量是其原来部落的成员,由此,王朝的统治层全部由血缘关系的人所组成,形成了王朝的贵族阶层,既然有了统治权,就必然存在权力──财产的分配和继承的问题,为了解决财产与权力的分配和继承的问题,产生了宗法制度。
宗法制的最主要特征是嫡长继承制,夏商时期,嫡长继承制尚未完全成立,商采取“兄终弟及”的制度,到西周才严格规定嫡长继承,因而宗法制到西周才完全定型。
宗法最基本的有大、小宗之分,周初实行分封制,每一诸候国内,国君由嫡长继承(大宗),余子称别子,别子既无继承权,只能自立一家,成为这一家(族)的始祖,史称“别子为祖”,别子的长子长孙等也依嫡长继承,世世代代为本家族之祖,是为大宗,“大宗百世不迁”。
别子之余子称庶子,庶子自立一家,为小宗,小宗传到五世后,就不再隶属这一家族,故称“小宗五世则迁”。
由大小宗组成的整个家族中,大宗始终居于族长之位,称宗子,西周初宗子大都有卿大夫封号,而庶子有士称号,因而有人认为狭义宗法仅限于大夫、士阶层,天子、国君一般不称宗子,但由于天子和国君世袭也是依照嫡长继承的宗法原则,广义的宗法制度是推及天子与国君的。
不过,西周中后期国土基本分封完了,此时天子之别子,一般只享有卿大夫的称号而已,与国君之别子无区别了。
宗子除继承权位和财产外,还享受祭祀权,祭祖是大宗的特权,小宗没有这种权力,“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曲礼下》),“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同上)。
同样,只有天子才享有宗庙的祭祀权,在西周后的历代王朝都重视宗庙,把它与社稷等而视之,宗庙毁即社稷亡。
西周宗法制的实行,解决了王朝内的权力和财产继承的问题,使其统治得到巩固和加强,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宗法制逐步走向解体,当时连天子也不能专享其位,更何况国君、大夫,“大宗百世不迁”已成梦想,平民(庶人)阶层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力量,“士、农、工、商”的出现及其排列顺序,就反映了这一状况,而玺符、俸禄、上计等制度的出现官僚制度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度最终得到确立,宗法的制度奔溃了。
但是宗法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并没有消失,而是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宗法制的直接产物──家(宗)族制,在秦汉之际形成并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小细胞和基本单位;由宗法制下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转变为“家国同构”的态势,
表现为:
家为小国、国为大家、君权如父权、事君如事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为天理,不容怀疑;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专制政体的形成和建立,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对这种社会结构予以充分的肯定,儒家的最高理想──治国平天下,其前提条件是:
正心、修身、齐家,把人──家──国──天下,融为一体,正是先秦宗法观念的体现;此外,中国古代社会的四大绳索: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中,除神权外,余皆同宗法有关。
历代帝王皇位的继承原则依旧是嫡长继承制。
凡此种种表明:
宗法的制度尽管消失了,但宗法的特征和观念被继承、延续下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实质是宗法社会,不无道理。
因此,了解宗法制及其演变,有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把握。
五、《洪范》与《周易》
《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记载了箕子(商贵族)答周武王问天道的言论。
其中谈到了“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五行的观点在中国哲学思想上影响很大,它与阴阳的观念相配合后,形成阴阳五行说,成为古代思想哲学的基础。
《洪范》如果不是伪作,那它就是最早记载五行说的著作。
西周时是否出现了五行说,目前,尚无法确定,但《周易》中的易经可以肯定是西周的作品,阴阳的观念在易经中已经出现,五行的观念在西周出现并非不可能。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
《易经》一般认为是西周时期的作品,含64卦的卦形、卦名、卦辞、爻题和爻辞。
《易传》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作品,共7题10篇,称“十翼”,即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易传》是古代学者对《易经》的解释和研究。
《易经》的卦由爻组成,有阳爻(——)和阴爻(——)之分,3爻成一卦,最基本的有八卦,八卦两两相叠,为6爻,成64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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