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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预流说辨析
陈寅恪“预流”说辨析
陈峰
【摘要】摘要:
陈寅恪的“预流”说是在西方汉学的直接诱导下形成的。
陈氏以西方汉学为标尺,将寄身于西方汉学的敦煌学奉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
“预流”说固然指示了学术演进的某种法则或通例,但在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上,却也不免片面和失察之处。
敦煌学虽蔚为一时之显学,但就整个世界汉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并不足以代表时代学术新潮。
1930年代以后,陈寅恪本人已对“预流”说有所匡正和超越,今人也不宜过分拘泥其说。
【期刊名称】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26)005
【总页数】9
【关键词】关键词:
陈寅恪;“预流”;西方汉学;史料
【文献来源】
陈寅恪不但是清华学派的领军人物,更是现代中国史学的巨擘。
在19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潮中,陈寅恪成为新的学术偶像,陈氏的一些代表性言论也由此在学术界广为传诵。
如论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文化问题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几乎成为时下学人的口头禅和流行语。
近来,在学术史方面,陈寅恪的“预流”说,又被视为权威论断,当作评估学术进退的重要尺度。
不过,学界在传播引用“预流”说之际,对其立说的背景、内涵及得失尚缺少详密的考究,也就是说,在还没有相对全面认识的情况下,人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将之奉为金科玉律了。
这不免潜伏下盲信滥用的风险,对今日的学术建设也可能造成误导。
本文试图稍稍弥补这一缺憾,在20世纪学术史的脉络中对陈寅恪的“预流”说作一初步的辨析和检讨。
西方汉学与“预流”说的形成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
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
此古今学术之通义。
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①陈寅恪: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此即陈氏关于“预流”说的表述。
这段话包含两个层次:
一是对世界学术潮流的认识,即“预流”说的标尺;二是敦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为“预流”之学。
第一层次为“预流”说的基本前提,第二层次是由此得出的一个具体判断。
可见,其关键在于前者,新材料与新问题是新潮流的核心要件。
陈寅恪的这一“预流”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其个人学术经历以及当时整个的学术语境和学术风气孕育生发而来。
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西方汉学的影响,“预流”说正是在西方汉学的直接诱导下形成的。
陈氏所谓“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云者,实际上源自他对西方汉学的观感。
“预流”说以默认西方汉学的先进性为前提。
陈寅恪“受西洋东方学、汉学以及广义的语言文字学影响甚深。
和清代考据学相比,这个传统的特色在于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东方的古文字,同时也重视亚洲各地域语言文化的比较”。
①陈弱水:
《一九四九年前的陈寅恪》,见《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105页。
陈氏在留德期间已与西方汉学结缘,受到西方汉学的基本方法——语文考证学的浸润熏陶。
正如后来世人所津津乐道的,陈寅恪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阅读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日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
1923年他已意识到:
“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②陈寅恪:
《与妹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1页。
1927—1932年间,他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基本上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
西方汉学家的看家本领语文考据法成为陈氏擅用的长技。
在执教清华之前,陈寅恪已大量购置“西人所著汉学及东方学书籍杂志”。
③吴学昭整理:
《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
三联书店,1998年,第84页。
他回国后任教清华之初,“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
④陈寅恪在清华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即在介绍当时欧洲的汉学,因而陈寅恪史学也自有其西方汉学家影响的踪迹。
参见汪荣祖:
《陈寅恪评传》,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0—51页。
他所在的清华研究院要求教授讲师必备的三种资格之一就是“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⑤吴宓:
《清华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
陈氏强调:
“今日治学,当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之比。
”⑥陈寅恪: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8页。
陈寅恪还与西方汉学家多有交流。
他与以敦煌文书起家的国际汉学祭酒伯希和建立了学术联系。
陈寅恪初谒伯希和应在1913年或1914年,也可能为1920年代留学德国之时。
⑦参见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2—55页。
1932年和1935年伯希和两度来华,陈寅恪都与之晤谈。
⑧王川:
《陈寅恪与伯希和的学术交往述论》,《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伯希和于1938年推荐陈寅恪就聘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职,并说:
“陈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从事他的研究,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
”⑨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
《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53页。
参见程美宝:
《陈寅恪与牛津大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可惜后来一再延迟而未果。
这种学术交游更加重了陈氏之学的汉学色彩。
可以说,这一时期陈寅恪的读书治学,基本上是步西方汉学之后尘。
陈氏的立场态度与当时国内视西方汉学为楷模的风气相一致。
学界先进不约而同地推崇和鼓吹西方汉学。
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坦言:
“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
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
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
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
”由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更与国外汉学密切相关。
193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明确指出:
“近数十年来,各国多有所谓Sinologist者,用其新眼光来研究我国的学问,贡献甚大。
日本以文字、历史、地理的关系,其所谓‘支那学’的成绩,最近二三十年,尤多可观。
老实说,近年来提倡国故整理,多少是受了这种Sinologist或‘支那学’的刺激而发的。
”[10]《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21年9月订)》,北大档案,全宗号:
1/案卷号:
274。
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史之学产生了强烈的示范作用,学者普遍以师法西方汉学作为建设发达中国学术之津梁。
不难发现,这里隐含一个预设,即西方汉学代表世界学术的先进潮流,而陈寅恪的“预流”说将这一共识明晰地表达出来了。
在这种氛围中,陈寅恪将寄身于西方汉学的敦煌学奉为国际学术的新潮流,实不足为怪。
诞生于20世纪初的敦煌学或敦煌研究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敦煌学之所以具有世界性,根源在于敦煌宝藏发现后,其文献和文物流散世界各地,大批收集品集中于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西方学者得以先行研究发表。
敦煌学肇始于域外,在其草创发轫阶段,以西方国家为大本营,以西方汉学家为先锋和主力。
其中,法国汉学家起步最早,且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以沙畹、伯希和、马伯乐为代表。
1909年,因为伯希和在敦煌所获宝藏,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特别设立“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
敦煌学初兴之际,国外汉学家用心之专、用力之勤、成果之丰,足令国内学者汗颜。
难怪陈寅恪说:
“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①陈寅恪: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1930年代以前,敦煌学的中心在欧洲、日本。
中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尾随于捷足先登的西方汉学家之后艰难起步。
1909年,法人伯希和携带一些此前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到北京,在六国饭店举行了一个小型展览会。
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
不久,罗振玉写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随后王仁俊、蒋斧刊印《敦煌石室真迹录》、《敦煌石室遗书》等敦煌文书,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序幕由此揭开。
此时国内的敦煌学对西方有较强的依赖性,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伯希和和斯坦因劫走的敦煌卷子。
所以说,早期敦煌学基本上是西方汉学的一个分支。
陈寅恪认同西方汉学为新潮流,无疑也就认同敦煌学为新潮流。
敦煌学成为中国学者“预流”世界学术的重要入口之一。
被视为世界学术潮流的敦煌学还是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家激烈争夺的一个阵地,前者投身其中带有在学术上为本国“争气”的色彩。
陈垣以“敦煌劫余录”为书名,痛切之心溢于言表。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言:
“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而“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又感叹道:
“或曰: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
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
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
”他举例说明国内敦煌文献的价值后说: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
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
”②陈寅恪: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237页。
中国学者致力于敦煌学与西方汉学家竞逐,意在“动国际而垂久远”。
陈寅恪之所以将敦煌学作为“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不仅由于敦煌学晚出,更因为它与陈氏对时代潮流的判定标准相吻合。
敦煌学确系新材料与新问题相配合的学问。
一方面,敦煌所获文献是新材料。
敦煌学是由于敦煌文献被劫掠到海外而催生,与新史料的占有和开发直接相关。
晚清兴起的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也可称为新问题。
这与西方汉学的兴趣有关,如傅斯年所说,“西洋人治中国史,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
③傅斯年:
《史料论略》,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0页。
1926—1930年,陈寅恪本人的史学研究即“以中外文化交通为大宗”。
陈弱水:
《一九四九年前的陈寅恪》,见《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09页。
敦煌学以新发现的敦煌文书研治历史上的中西交通问题,正符合新潮流的标准。
由是观之,敦煌学为“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当之而无愧。
既然如此,本土学人若能在敦煌学研究方面迎立潮头,赶超欧美日本,则可在局部实现与世界学术的合流。
总之,“预流”说的形成和提出,是以西方汉学为参照和标准的。
这样,“预流”说的确当与否,主要取决于西方汉学是否能够代表国际新潮。
如果西方汉学并非时代潮流,则对“预流”说须做重新认识。
“预流”说的内涵及偏失
“预流”说论学术之发展进化,凸显新材料与新问题的重要,认为以新材料研求新问题,方为学术之新潮流。
陈氏此论,概括总结学术进化的轨则,对学术研究具有不小的指示意义。
但此论以材料为本位,以新材料为首务,有所见亦有所蔽,其中涉及的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有进一步梳理辨析的必要。
先说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的作用及关系。
陈寅恪的“预流”说首重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
陈寅恪在1929年撰写、1931年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感叹道:
“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流于域外的新资料、新发现的奇书珍本,非需高价沽之异国,即被收于私家秘不示人,不能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而已”。
①陈寅恪: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8页。
这真切反映了当时学术界重视新材料的倾向。
清季民初的史料大发现为史学的兴盛提供了重要机缘。
王国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提出“自古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并列举5项内容:
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②王国维: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见傅杰编:
《王国维论学集》,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07—211页。
这些新史料为史学发展取得令人艳羡的创获奠定了坚实基础。
姚名达评价王国维时曾谓:
“静安先生,禀二百载朴学昌盛之业,值三十年史料出现之富,其所著作,皆有发明,考证至此,极矣。
”③姚名达:
《友座私语(二则)》,见陈平原、王枫编:
《追忆王国维》,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17页。
此言实际上也道出了王国维等学者能够脱颖而出引领风骚的奥秘。
正如牟润孙所指出的,考据派“学问之凭借,唯新发现之材料”,“有材料则有发现,有发现则有文章,名成学立,唯材料之是求”。
④牟润孙:
《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见杜维运、黄进兴编:
《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2册,台北:
华世出版社,1976年,第1130页。
于是,运用新材料成为治学的终南捷径。
学者纷纷对新材料趋之若鹜,新史学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被化约为新材料的发掘和应用。
然而,唯新材料是尚必然造成对旧材料的疏离和冷落。
正史是旧史料的代表,民国学界曾一度出现“不看二十四史”的倾向。
在正统“史书”以外找史料的思路被各类学人不断扩大,如陈垣用“教外”材料治宗教史,顾颉刚用民俗材料,陈寅恪等用“殊族”材料和诗文,而李济运用不限于文字的考古材料等。
⑤参见罗志田: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许多学者不幸走入偏锋,形成“重发现轻发明”的流弊。
⑥参见桑兵:
《国学与汉学》,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30页。
有论者甚而认为:
“近代中国的史学界竟形成一种史料丰富而史学贫乏的奇怪局面。
”⑦余英时:
《中国史学的现阶段:
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
三联书店,2004年,第379页。
其实,新旧材料不能截然二分。
新材料的价值往往需要旧材料的配合才能充分显现。
王国维已认识到,“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
⑧《殷虚文字类编序》,《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195页。
即使强调发掘新材料的傅斯年也没有忽视旧材料的基础作用,他说:
“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
新史料之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
”⑨傅斯年:
《史料论略》,第25页。
顾颉刚也认为:
在“对于新材料的要求加增”时,“对于旧材料的细心整理,有同等的重要,应当同时进行。
不宜定什么轻重、分什么先后”。
①顾颉刚:
《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2页。
严耕望也注意到“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材料”,他说:
“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他主张“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
②严耕望:
《治史三书》,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2、23页。
新旧材料相互贯通才能推动史学的持续发展。
再说史学发展中问题与史料的作用及关系。
“预流”说以史料为本位,同时也顾及问题,但结合敦煌学研究来看,无疑还是材料居先,以材料发现为史学生长的原动力。
同时,这种材料本位意识也渗入了时人和后人的理解甚至误解,被进一步放大和强化。
本来,问题与材料是学术进步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问题缺席或材料不足的学术都不是健康的学术。
问题与材料存在一种连动关系,新问题可以产出新材料,新材料能够生成新问题。
二者并不容易分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
重视材料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认识到问题在学术发展中的催化剂作用。
众所周知,新材料的发现可遇而不可求,并不是我们想发现什么就能发现什么,想发现多少就能发现多少。
那么,在缺乏新材料大量发现的时代(这可能是学术发展的常态),学术如何长进呢?
这就有赖于新问题的提出。
新问题、新理论对史学的推动和拓展作用非同一般。
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例。
论战不依赖稀奇罕见的新材料,而主要得力于新问题的导引。
论战围绕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三个核心议题而展开:
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三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
③林甘泉等: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在这些问题的牵引下,论战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动上,重点勘探历史的大关节、大波澜、大转折,像春秋战国时代、魏晋时代、明清时代等变化剧烈的时代,从而扩张了历史研究的规模和境界。
也正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派生出的新问题,催生和塑造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甚至当问题本身存在问题时,依然能够起到拉动学术增长的作用。
最典型的莫过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五朵金花”问题讨论,这些问题已被许多学者视为“假问题”,其学术功绩却不可抹煞。
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性质可能都是地道的、标准的“假问题,但它们结出了无数的学术硕果。
④参见王学典: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8—171页。
同时,新问题的提出扩充了史料的范围,使众多以往人们视而不见的材料被重新认识,成为次生的新材料。
譬如,旧史中不乏经济方面的记述,但由于以前人们对经济问题缺乏关注,这些材料也就湮没无闻。
正是由于一系列经济史问题的拉动,这些材料才重见天日。
聚集在《食货》半月刊周围的一批学者搜集、运用经济史资料开展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
由此可见新问题所产生的促进之功。
问题视野的转换还影响着学者处理材料的态度。
以记载古代神话传说的材料来说,“疑古”派或“古史辨”派意在探究古人历史观念的演变问题,并不把传说材料当作客观历史的载体来对待。
而唯物史观学者的问题与之不同,他们关心史前史或上古史的真面目,注意其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从而努力从传说材料中发掘史实,试图重建古史真相。
王宜昌明确指出,文学记载和神话传说也可以成为历史材料,“我们不能利用后来增造的记载传说”,但却“可从科学方法去吸取种种的记载和传说,加以理论的说明,寻出它们在当时的实在形态,和以后的增改形态的不同”。
⑤王宜昌:
《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2年3月。
齐震也提出:
“由传说的演变著作家的改写中也正映着一套活的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中反映的种种形态仍旧联系到其基础的结构——经济结构——上去。
”⑥齐震:
《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商榷》,《文史》第1卷第2期,1934年6月。
梁园东就主张从伪书中寻找历史材料。
⑦梁园东:
《中国社会各阶段的讨论》,《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月。
刘兴唐也说:
历史家的任务,“是要脱去古史上一切的神秘外衣,他并不是见到伪史料,便一脚踢开”,而是“把历史上早早晚晚的神话传说,都当作可贵的史料看待”。
①刘兴唐:
《疑古与释古的申说》,《食货》第3卷第5期,1936年2月。
吕振羽对传说材料的运用更为典型。
他认为,“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我们虽不敢完全确定,但它们反映历史上一定时代的实际,是我们敢于确定的”。
吕振羽从历来被视为怪诞神异之书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从那些人兽不分的神怪身上,发现了“人类从兽类蜕化出来的形迹”,从西王母、女子国的传说中,推寻出母系氏族社会的状况,化腐朽为神奇。
②吕振羽: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京:
三联书店,1961年,第50、63、79页。
吕振羽使传说材料与地下遗物相配合,揭示出上古神话背后隐藏着的人间世界。
吕振羽的研究“赋予神话传说以新的生命”,“几乎吸尽了神话传说可能释出的一切信息”。
③张忠培:
《立学高风世馨香——再读〈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见《吕振羽和中国历史学》,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
“疑古”派的“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使大量材料几乎变为废物,而以理论见长的唯物史观派对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却点石成金、变废为宝,使这些材料重获新生,进而也开辟了一条历史研究的新途径。
所以,“预流”说虽指示了学术演进的某种法则或通例,但在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上,却也不免片面和失察之处。
不但“预流”说的一般性论断存在偏颇,其具体结论敦煌学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恐也难以成立。
不可否认,敦煌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门新学问,蔚为一时之显学,并且在中外学者的联合努力下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④参见傅芸子:
《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中央亚细亚》第2卷第4期,1943年10月。
然而,确切地说,敦煌学只是欧洲传统汉学领域中一个热门,并且充当了“中国学术国际化第二波”的主力,⑤葛兆光:
《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复旦学报》2007年第2期。
若就整个世界汉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它并不能代表当时学术的新潮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汉学格局正在悄然转变,传统欧洲汉学的研究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其主流地位逐渐动摇。
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一个以葛兰言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与正统的语文考据派分庭抗礼。
更值得注意的是,代欧洲汉学而兴的美国中国学正处在上升期。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使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如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方法,研究内容也从以前的古典文献和古代历史为主,转为以当代中国问题和中国近代史为主。
当时的美国中国学“凭借雄厚,朝气弥漫,骎骎乎有凌驾欧人之势”,⑥莫东寅:
《汉学发达史》,北平:
文化出版社,1949年,第150—151页。
不久即后来居上。
二战以后,原本执学界牛耳的、重视考古和文献考证的传统汉学最终让位于趋向社会科学路线的美国中国学研究。
陈寅恪对西方学术的认识恰好慢了半拍。
陈氏自1919年起购置和阅读剑桥史,⑦《吴宓自编年谱》,北京:
三联书店,1995年,第191页。
而剑桥史系列是西方传统史学的集大成之作,正是新潮流所要挑战的目标。
既然传统欧洲汉学已成明日黄花,作为其重要分支的敦煌学也只能是落日余辉,远离“国际前沿”,⑧李伯重认为,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
与此相对照,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
参见李伯重: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但是,就广义的“清华学派”而言,清华国学院与历史系、梁与王陈之间其实存在不小的差异,不宜将他们一概归入“国际前沿”,而应作更细致的区分。
与旧潮流同调,而与新趋势无缘。
⑨参见王学典:
《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直到1944年,陈寅恪对敦煌学的认识还基本未变。
当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归来后举办展览时,陈寅恪为之著文曰:
“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
以为一时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
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
”①陈寅恪:
《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
三联书店,2002年,第446页。
这表明,在对敦煌学地位的认知上,陈寅恪不免落伍了。
陈寅恪对“预流”说的超越
1920年代的陈寅恪大致处在追步西方汉学的阶段,其学术研究基本实践了“预流”说,主要工作是以“殊族之文”治“塞外之史”。
他充分发挥熟悉多种语言文字的优势,以语言比较之法考证佛教史及西北边疆史,实际上是利用了别人无法利用的新材料而卓然有所建树的。
正如余英时所言,陈寅恪这一阶段的研究“几无一不是根据新发现的断简残篇阐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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