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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语言禁忌化解发展流变及文化意蕴研究
本科生毕业论文
题目语言禁忌化解、发展流变及文化意蕴研究
目录
中文摘要、关键词……………………………………………………(10)
一、禁忌文化与语言禁忌的产生…………………………………(11)
(一)“万物有灵”观念下的敬畏心理……………………………(11)
(二)尊卑长幼的等级观…………………………………………(11)
(三)害羞心理和对脱粗求雅的追求………………………………(12)
(四)共通的人类情感需求…………………………………………(12)
二、语言禁忌的分类…………………………………………………(12)
(一)禁语……………………………………………………………(12)
(二)忌语…………………………………………………………(13)
三、“禁忌的化解”——婉辞…………………………………………(14)
(一)意改法…………………………………………………………(14)
(二)形改法………………………………………………………(16)
(三)音改法…………………………………………………………(16)四、语言禁忌的式微…………………………………………………(17)
五、语言禁忌的文化意蕴……………………………………………(19)
(一)人性的关怀……………………………………………………(19)
(二)美的追求………………………………………………………(19)(三)民俗的折射……………………………………………………(20)
注释…………………………………………………………………(20)
参考文献………………………………………………………………(21)
英文摘要、关键词……………………………………………………(22)
附录……………………………………………………………………(23)
语言禁忌化解、发展流变及文化意蕴研究
摘要:
语言禁忌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
“万物有灵”观念下的敬畏心理、尊卑长幼的等级观、害羞心理和对脱粗求雅的追求以及共通的人类情感需求。
它普遍的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分为禁语和忌语两类。
语言禁忌通过意改法、形改法和音改法形成对应的婉辞,通过婉辞能帮助说话人更好的表达语义。
尽管从数量、约束力和作用域上看语言禁忌在当代已经式微,但它仍能依靠禁忌原理长盛不衰。
它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不仅体现出一种人性的关怀,还反映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其在外来商标的翻译中表现尤为突出,人们更习惯选择具有吉祥意味的字。
此外,语言禁忌映射了汉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习俗。
关键词:
语言禁忌婉辞式微文化意蕴
禁忌语,英语叫做taboowords,《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禁忌”条目指出了该词的规范性含义的基本要素——犯忌讳的话或行动。
简单的说,禁忌语就是人们在语言交际时,由于某种原因,不能、不敢或不愿说出的具有某些恐怖或不愉快色彩的内容。
禁忌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已广泛引起人们注意。
众多学者也对禁忌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将“禁忌语”、“言语禁忌”和“语言禁忌”交叉或混合使用,但其实三者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
禁忌语实际是言语禁忌和语言禁忌的统称,包括了所有不该说的话。
语言禁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语言禁忌侧重于词汇,同时还包括禁忌数字和禁忌称谓等。
广义的语言禁忌包括狭义的语言禁忌的内容,还包括了诅咒语、咒骂语、污秽词等等。
索绪尔认为“语言就是语言活动减去言语”,换言之,言语实际是包括“所说的话”和“说话这种行为”两部分的。
故言语禁忌包括了语言禁忌,但更侧重于在交际中产生的所有不该说的话。
本文界定在狭义语言禁忌之内进行探究,重点是词。
一、禁忌文化与语言禁忌的产生
禁忌文化产生后,语言禁忌也就产生了。
语言禁忌是禁忌文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禁忌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生产力低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禁忌文化不断扩充,因而语言禁忌受到禁忌文化的影响,内容也不断增加。
所以语言禁忌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万物有灵”观念下的敬畏心理
语言禁忌最初是由塔布(Taboo)〔1〕产生的。
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和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对自然现象认识不足,常常将一些自然现象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在巨大的自然外力的影响下产生危机感,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观念和对万物的敬畏心理。
这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际工具的语言被赋予了与神灵沟通的能力,拥有了它本身所不具备的超人的力量。
这些与神灵有关的语言不仅传递的是人的思想,还负载着神的意志。
在这种“万物有灵”的敬畏心理影响下,自然而然的导致了语言禁忌的形成。
如在封建迷信中,黄鼠狼被认为是能够招魂的,在东北和蒙古等地广泛的被尊称为黄大仙。
弗洛伊德认为“在原始民族观念里,人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所以当一个人获知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灵魂的名字时,他同时也将得到他的一部分力量”〔2〕。
因而语言禁忌的产生实际是敬畏心理下一种自我保护意识的反映。
在今天大多数人已经不关心封建迷信观念给这些重大行动带来的种种忌讳内容,但仍然避免在言行上犯忌讳,使之具有象征吉祥、幸福的因素。
(二)、尊卑长幼的等级观
早在奴隶社会,社会就已经分化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两个阶级之间有着明晰的界限。
统治阶级往往掌握了语言的书写系统,在语言的规范中占主动地位。
他们为巩固统治,逐渐有意识的利用语言来维护权威。
同时,他们还根据说话人身份,对语言进行了规范。
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儒学尊卑长幼观的推崇上。
儒家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规定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项基本道德准则”〔3〕。
后世的伦理道德观念不仅要求不同身份的人用语有别,更要通过这种语言差别反映出身份的差别。
这种由尊卑长幼等级观造成的语言禁忌主要表现在称谓禁忌上。
(三)、害羞心理和对脱粗求雅的追求
害羞心理主要与男女之事有关。
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社会,如果说情在封建社会还有一席之地的话,那“欲”是被严格禁止的。
而情也是“发乎情,止乎礼”的。
例如,性事被看成是一种不洁之事,凡是与性有关的语词都是禁忌语。
因此对性行为产生了“云雨”“合欢”“周公之礼”等等代称。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被称为“红杏出墙”,连怀孕也委婉的称作“有喜”。
中国人用语讲究文雅,因而不情愿说出一些不太文雅的词语,如屁、屎、尿等等。
这样,脱粗求雅的追求也导致大批语言禁忌产生。
如在吴语中“水”与“尿”同音,于是改“水”为“茶”,“吃水”便称为“吃茶”(实与茶叶毫无关系)。
(四)、共通的人类情感需求
语言禁忌之所以广泛的存在于世界语言中并一代代流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中的一部分表达了全人类共通的情感。
其中的大部分是出于人性考虑,表达说话人的善意。
如商场中,供残疾人使用的厕所叫“无障碍厕所”,战士的牺牲被称为“光荣了”,涨价也被称作是“调价”。
在现代,对于那些重病患者,医生及病人亲属往往将病情说轻,这种善意的谎言流露出了忌讳者对病人深深的同情和鼓励。
二、语言禁忌的分类
在《说文解字》中禁忌一词是这样表述的:
“禁,吉凶之忌也”,“忌,憎恶也”〔4〕。
在许慎那里,“禁”是与生死祸福有关,“忌”更侧重的是情感方面。
由此看来,语言禁忌可以分为禁语和忌语两个部分。
(一)、禁语
禁语是指由于受到某些政治因素和宗法因素影响而产生的语言禁忌。
主要特征是一旦触犯,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主要是指称谓禁忌。
古人往往将名字视成一种具有超人力量的符号,甚至认为灵魂依附在人的名字上。
有时称谓不仅仅等同于本人,还是其社会地位的反映。
称谓禁忌分为己讳和他讳两种。
己讳是指对与说话人有亲属关系者名字的避讳。
司马迁父亲名字是“谈”,因此他在《史记》中,忌用“谈”,“赵谈”也改称“赵同”。
“他讳”是指对与说话人没有亲属关系的尊长的避讳。
如为避唐太子李建忠讳,将“建成县”改称为“高安县”;“恒娥”改称“嫦娥”是避汉文帝刘恒讳。
有时甚至连姓也改掉,如敬彦博因避赵敬讳而改姓“文”。
禁语(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一般具有强制性,不能轻易触犯:
一旦触犯,如不能很好化解,后果严重,轻则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重则丢掉性命。
唐代诗人李贺满腹才华,但因其父名“晋肃”而不能参加科举;在雍正统治时,写了“止”“维”二字是要掉脑袋的。
这种强制性是禁语区别于忌语的最大不同。
(二)、忌语
既然是“万物有灵”,则须“万事禁忌”。
汉语的禁忌习俗是多种多样的,与之相对立的语言禁忌也纷纭复杂。
从内容上看,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生活禁忌语:
主要是指有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禁忌语。
如在送礼时忌讳送“钟”,因为“送钟”与“送终”同音;在吴语方言区,看病人忌送苹果,因为“苹果”与“病故”同音。
“槐”字里面含有一个禁忌字“鬼”,人们对它的避讳是不用槐木做屋门,以免被称为“鬼门关”“鬼把门”。
行业禁忌语:
主要指不同行业中存在的一些暗示不良后果的词。
如矿山工人每次下井,都忌说“憋死”、“砸死”、“埋了”之类的话;江南蚕农怕发生“污烂蚕”、“僵蚕”(色白),因此在蚕房禁提“僵”、“白”、“污”字。
在船上,失火称为“走水”。
隐私禁忌语:
主要指与男女关系、人体某些器官和排泄功能有关的词。
如现代汉语中,常用“桃色事件”指男女的不正当关系;“在松江方言区内,现在还有大片地方称女性生殖器为“豚”(俗作‘笃’)……于是女阴在现在还称‘笃’的地方,凡是与‘笃’同音的词就得让位,如‘厾脱’(丢掉)读作‘得脱’,用文火‘笃蹄膀’只好说成‘托蹄膀’”〔5〕。
动物禁忌语:
受宗教和种族习俗影响,对某些动物或厌恶或崇拜所形成的动物禁忌语。
如受伊斯兰教影响,回民禁食猪肉,进而禁提“猪”字。
在语言禁忌中,有一类较为特殊,即数字禁忌语。
数字禁忌语产生主要是由于数字的读音契合了某一语言禁忌。
谐音是数字禁忌语产生的主要途径。
如“四”。
四在产生时是具有神圣的意义的,象征着周全、平稳、安定和昌盛,故有“四象、四海升平、四书、四学等;民俗也以“四”为吉,故民间婚庆要“四礼”(即四饼、四果、四羹、四宝)等。
但是在后来,由于“四”与“死”音近,故成为禁忌。
戏班是忌讳说“三”的,因为“三”与“散”音近,戏子最怕的就是散伙走人。
有时,数字因受社会风俗的影响而被禁忌,如对数字“七”的忌讳。
古代扬州的妇女忌“七”,有“七出不顺”“逢七不出门”的说法,这是受古代妇女“七出”说的影响。
佛教徒也是忌“七”的,因为佛家替死者超度叫作“做七”,“七”是与死有关的。
老人年龄忌说七十三和八十四的,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找自己到”的说法。
这个禁忌的产生多少与孔孟去世的岁数有关,因此在回答这类问题时,一般说“我明年七十四”“去年七十二”之类的话。
在上海方言中,年龄忌说六十六,因为当地俗语有“棺材板上碌一碌”一说。
在现代,这种数字禁忌语作用广泛,例如人们在选择手机号码、车牌号码时,避免出现4、7;再如人们在买房时,受十八层地狱观念的影响,尽量不选择十八层楼。
总之,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受迷信观念的影响,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习俗。
有些原本不是禁忌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增加了负面意义,成为了禁忌语,如“四”;有些则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消失,如对君王名称的避讳;有些则处于两种状态的交界中。
现代人的禁忌一般表现在对性行为和排泄有关的不雅行为上。
近年来,受西方文化影响,“性”逐渐走向光明正大。
有些词不仅突破了禁忌范畴,更被大众媒体所宣扬,处于这种中间状态。
以“性感”一词为例,形容某人性感一方面表明此人具有刺激性感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说话人对此人“有意思”。
这样的词,在20年前是禁语,现在却赤裸裸的出现在杂志和报纸上。
从上观之,我们发现,禁忌文化是不断变化的,而语言禁忌也是动态变化的。
三、“禁忌的化解”——婉辞
语言禁忌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交际过程中,某些禁忌是不得不表达的,直接说必然会引起不快,于是,人们便选择一种间接的、含蓄的说法来暗示观点,我们将其称之为婉辞。
婉辞的形成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意改法
意改法是回避语言禁忌时使用最多的手段。
这些手段主要包括:
反语、借喻、借代、婉曲和隐略五类。
1、反语
中国人都有一种避祸求福的心理,厌恶一些与祸、凶相关的字眼,为讨口彩,常常用与其相反意义的词代替。
例子如下:
伞,音近于“散”,古人喜欢整忌散,故将其改称为“聚利”。
据《怀来新志》记载,永定河原名无定河,常常泛滥和改道,人们深受其害(有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为证),康熙帝想用“金口”使其安定,便将其改称为永定河。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反义替代,如过年时打碎了碗,要说“岁岁平安”;上海多见喜蛛(一种长腿蜘蛛),结婚时看见就称之为“喜从天降”。
2、借喻
借喻是指用喻体指代本体。
例如将上厕所说成“去办一点事”、“办公”,把月经称作“老朋友”,将蛇称为“小龙”等。
上海方言中,“我”与“鹅”音近,又因鹅有呆头之意,故将鹅改称为“白乌龟”。
3、借代
借代的方法指不直接说某事物或某人的名称,借同它密切相关的名称去代替。
如厕所称为“盥洗室”、“洗手间”,煤(与“没”音近)改称为“烧的”,酒被唤作“杯中物”。
有些用形象替代,如钱被称为“方孔兄”、“大团结”、“伟人头”;毒品被称为“白粉”、“冰”;胖人的大肚子被称为“将军肚”。
4、婉曲
婉曲是指有意不说明某禁忌事物,而是借用一些与其相应的同义词语句婉转曲折表达的手法。
这种手法的特点是同一语言禁忌往往对应许多婉曲语。
生、老、病、死原本是自然现象,但古人认为这是由一种神秘的力量决定的,因而围绕着生、老、病、死产生了一大批禁忌语。
以病为例,人们对病因不懂,认为是触犯神灵的结果,故尽量避免说“病”字。
根据说话对象的身份不同用语也不同:
天子有疾称不豫,诸侯称负兹,大夫称犬马,士称负薪。
程度、病因不同用语也不同:
小病称“小疾”,重病称“沉绵”,病危称“大渐”;腹泻称“河鱼之疾”,耳聋称“重听”“背听”,秃发称“谢顶”,发胖称“发福”,瞎子称“失明”等等。
在现代社会,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婉曲语。
如将犯罪称为“失足”,男女通奸称为“生活作风问题”等等。
5、隐略
隐略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方法。
有的是用谜语或歇后语的形式和代词把禁忌词隐去。
如在《醒世姻缘》中,就用“十生九”暗示死,所以说,“十生九”是死的委婉说法。
有时候,在一些场合中,一些词语不便说出,就用“那个”来代替,如“他的行为有点那个”来暗示他行为不当;再如,“我的那位在楼下等我呢”,这个“那位”大多指自己的伴侣。
(二)、形改法
汉字是表意文字,字形与意义联系紧密。
有时人们为了趋吉避凶,常将避讳字词的形体加以变化,其方法主要有拆字和改字。
1、拆字
拆字有两种,一种是将避讳字分成几个部件。
如在《三国演义》中,将“董卓”拆做“千里草”;在《小二黑结婚》中,村民将离婚称作“打八刀”;《秋江》中,艄公将陈姓说成“姓耳东”。
其二为缺笔。
缺笔是把人名字的几笔缺写,是原字残缺不全。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母亲单字“敏”,故黛玉在写字遇到“敏”字时,要减一两笔以表示尊重。
2、改字
改字是指用与避讳的字形似相关的字代替原字。
改为形近的是一类,如据《封氏见闻录》记载,韦伦出使吐蕃,随行有一姓“苟”的判官,吐蕃人是忌讳狗的,后韦伦将其改写成于“苟”形近的“荀”字,避免了交际的不快。
在唐代,人们为避玄宗李隆基的讳,曾把“基”写成“其”字。
再如宋太祖名匡胤,后来将“匡”姓改为“主”字。
有时为了避讳,还会新造字。
如今“邱”姓的人,本姓“丘”,但是为了避孔圣人的名讳,后改写成“邱”。
改为近义的又是一类,如将“死鱼死鸭”称为“文鱼文鸭”。
在书面语中,有时还用某些图形来代替禁忌语词。
例如,贾平凹所著《废都》中多处加括号注口口口口,代表作者删除多少多少字。
(三)、音改法
音改法是更侧重从读音入手,通过改变读音和谐音改字的方式化解禁忌的方法。
改读法是指在不同的语境中,改变字的读音达到尊重权威的目的的方式。
如为了尊重孔子的权威,“丘”字在诗文中读作“区”或“休”;“正”字为了避秦王嬴政的读音,改读“征”字音。
谐音的方法是指利用与禁忌词同音或音近的词语代替该词交际。
例如我们将上厕所称为“解手”,实际上,解手是“解溲”的谐音。
又如,我们将“蹲监狱”称为“蹲巴黎”,是因为“巴黎”与“篱笆”音近,而篱笆有象征着监狱的栅栏。
地名往往寄托了人们求安宁、求福寿的愿望。
但在旧社会,一些低贱身份的人居住地往往有着不雅的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一些不雅的地名进行了谐音改字。
“地名的谐音改字或因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改名,不仅是语音、词汇、修辞等方面的事,它跟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社会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张常清先生在《北京地名谐音改字试析》中列举了几个典型例子:
鬼门关-贵人关,大小哑巴胡同-大小雅宝胡同,猪巴巴胡同-猪八宝胡同(巴巴即粪便),屎壳郎胡同-时刻亮胡同,兔儿山-图样山(男妓称为兔子)。
早先在厦门,有一条棺柴街,后改名为光彩街。
婉辞是动态变化的。
婉辞之所以能起到避讳作用,是因为它的其他意义可以在表面上起到遮掩的作用。
“其他意义对婉辞意义有一种躲避机能……而婉辞意义一旦独占了某个形式,就会逐渐失去原形式所具有的委婉性,逐渐变成新的禁忌语”〔7〕,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婉辞长时间使用或使用过于频繁,那它将失去委婉性成为新的语言禁忌。
这样就会淘汰旧的婉辞,产生新的婉辞帮助交际。
如现在人们已经不用“上一号”代替“去厕所”。
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受新事物影响往往能产生新的婉辞,如人到晚年往往以“行将就木”、“快入土了”、“土埋半截了”等委婉语词说明自己已是桑榆暮景、时光短暂了。
随着殡葬事业的发展,火化已在大部分地区普及,于是又出现了“快进火葬场了”、“快进骨灰盒了”等新婉词。
婉辞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色彩,能够产生两种表达效果。
一种是为了减少刺激,表达善意。
另一种是为了增加刺激,表达说话人鄙夷或者调侃的态度。
如褒义色彩的死有“捐躯”、“以身殉职”、“与世长辞”、“献身”、“就义”等,贬义色彩的死有“上西天”、“翘辫子”、“回老家”等。
综上观之,形形色色的语言禁忌并没有妨碍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一个禁忌词可能有众多的婉辞。
这些婉辞与禁忌文化一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渊源。
四、语言禁忌的式微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西方民主、科学思潮不断涌入,不断冲击和销蚀传统文化。
之后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更加猛烈地批判新文化、旧道德,语言禁忌作为专制和愚昧的集中体现,首当其冲的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也正是此时,伴随着专制王权的倒塌、民主思潮的涌入和科技的进步,沿袭了几千年的语言禁忌开始剧变。
这种剧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量上看,语言禁忌的数量大幅减少。
以专制王权为依托的禁语基本消失,生活禁忌语、行业禁忌语、隐私禁忌语和动物禁忌语等仍有存在,但数量上大为减少。
不少原有的迷信色彩的禁忌逐渐减弱、淡化和消失。
其次,从约束力上看,语言禁忌的约束力在逐渐减弱。
原始先民认为,禁忌不仅关乎个人,更是关乎他人甚至全族命运的大事。
一旦有人犯禁,得罪了鬼神,鬼神往往会迁怒于他人。
原始禁忌最早作为全族社会的无形法律,对全族的人起作用,个人一旦触犯,便会遭到严重的处罚。
后来,随着神灵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下降,禁忌的约束力逐步减弱,一些禁忌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而消失,个人犯禁的成本越来越小。
再次,语言禁忌作用域的变化。
古代社会,语言禁忌披着神秘的面纱,广泛的作用于每个家庭、每个人。
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禁忌的虚妄已为大家所识破和认定,但人们却呈现出不同的态度:
一部分人对其极度藐视,另一部分人则不能自拔。
语言禁忌由最初更倾向于他律变为更倾向于自律。
“禁忌所作用的主要是‘场域’内人而非‘场域’外人。
就某一项禁忌而言,‘场域’内人与‘场域’外人对之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场域’内人惟恐冒犯某一禁忌事象的同时,‘场域’外人却可以毫无顾忌地践踏这一禁忌,而禁忌对此却无能为力。
惟禁忌的‘场域’外人才具有蔑视禁忌的勇气和胆识,这是由禁忌的原理所决定的。
”〔8〕
那何为禁忌原理呢?
笔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变化和运动当中的,由一个阶段变成另一个阶段。
看似性质稳定的物质实际上在为下一阶段作量得积累,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质变,事物通过质变过渡到下一阶段。
量变与质变之间存在着一个临界点,处于临界点阶段事物的性质是不稳定、模棱两可的,且有多种变化方向。
而禁忌正是作用于临界点,试图阻碍质变或引导质变的方向。
换句话说,语言禁忌的作用对象往往是具有模棱两可性质的事物。
语言禁忌之所以长盛不衰正是由于禁忌原理的作用。
那些自认为处于临界点的人即为作用域内的人,他们坚信,每个人要想顺利通过这些人生旅途的临界点,就必须遵守一些禁忌,所以,他们对语言禁忌的呵护是不遗余力的。
而作用域外的人,一部分彻底不相信语言禁忌,不守禁且对其猛烈批判;另一部分人虽不守禁,却认为语言禁忌实为空穴来风。
一旦人们相信自己处于临界点,他们往往会谨言慎行,严格自律,一改先前立场。
正是这些人,成为了捍卫语言禁忌的中坚力量。
五、语言禁忌的文化意蕴
禁忌是迷信的产物,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趋吉求雅心理和封建伦理等方面影响,因此,语言禁忌有着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随着社会的进步,语言禁忌中封建迷信的一面影响逐渐减少,语讳的积极意义也越来越为人关注。
下面将主要讨论其文化意蕴。
(一)、人性的关怀
孔子说过“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9〕。
没有无原因的避讳,尽管忌讳所包含的思想感情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时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包含了对忌讳者人性的关怀。
忌与不忌和事情的发生没有必然联系的,忌讳主要出于感情上的厌恶。
古代有些人从事的工作存在着危险,为了保护自己,他们谨小慎微,连语言都有所限制。
有人去世时,我们采用委婉的表达方式,更是表现出对逝者的尊重和其家人的同情。
有时采用委婉的表达方式为了达到一种诙谐的效果。
如考了零分被称为“吃鸭蛋”,失业被称为“待业”等。
所以,语言中的禁忌是出于人性的关怀下的一种善意的考虑,是社会生活的润滑剂。
(二)、美的追求
忌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英国语言学家查弗里·利奇在他的《语义学》中对避讳的语言文化所作的精辟分析“在个人生活中,像死亡、疾病、犯罪、惩罚这类事情,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不愉快的联想,正是对于这类话题以及有关性和人体排泄那些人们忌讳的话题,委婉语是这种语言中的消毒剂……就是通过一定的措词把原来令人不悦或比较粗俗的事情说得听上去比较得体、比较文雅”。
〔10〕委婉的表达方式体现出了人们渴求解脱精神负担的心理,将不好的兆头提前防范,这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此外,减少使用汉语中的粗鄙词也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对典雅语言的追求。
禁忌文化对外来词的翻译也产生影响,尤其是一些音义兼顾的商标翻译上。
商标是商家形象的直接象征。
因此商标翻译也至关重要。
在翻译中,人们很少选择触及禁忌读音的字,更习惯选择有着吉祥意味的字。
例如香港著名品牌“Goldlion”出入大陆时,译为“金狮”,取其“威武凶猛、威风凛凛”之意。
但进入大陆后,销量并不理想。
商家究其原因,才发现“金狮”与“金失”同音,“金失”意味着破财。
后商家将其更名为“金利来”,由于商标的吉祥寓意和产品的卓越质量,一时间,该服装销量大增。
再如,将“TOEFL”译为“托福”,将“bowling”译为“保龄球”,也具有吉祥的意味。
(三)、民俗的折射
许多语言禁忌的形成是民俗的产物,例如对数字“七”的忌讳便于“七出”有关。
因此在许多语言禁忌中我们可以直观民俗,主要是婚嫁丧葬的民俗。
时至今日,民俗中还是禁忌直言那些敬惧的、厌恶鄙视的、不洁的、神秘的事物,包括宗教崇拜、祖灵崇拜、对吉凶祸福命运的信仰、迷信以及宗法等礼教规范和有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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