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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行业分析报告
中国银行行业分析报告
财管一班戴敏利10909120
一、银行业发展现状与特征
(一)、现状
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业中处于主体地位。
按照银行的性质和职能划分,中国现阶段的银行可以分为三类:
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改革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整个银行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有力的支持中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截至2010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95.3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19.9%;负债总额89.5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19.2%;所有者权益5.8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31.2%。
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市场份额进一步发生变化。
从机构类型看,资产规模较大的依次为:
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分别为49.2%、15.6%、14.9%。
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比2009年分别上升1.06、0.78、0.60、0.24、0.13个百分点;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资产份额分别下降2.11、0.71个百分点。
2011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资产规模继续稳步增长,截至2011年三季度末,总资产余额达83.3万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长16.7%;负债规模达78万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长16.2%。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将更加优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继续提升,中国宏观经济仍将保持6-8%高速增长,中国银行业将继续得益于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
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中国银行业将实施更加多元化的经营战略。
(二)、经营格局
银行业的经营格局可以从机构设置和经营特色等多个角度来考察。
从机构配置的角度看,银行业经营格局的含义主要涉及银行业机构的数目和类型的“搭配”,即全国范围内产权上相对独立的银行机构总共有多少以及不同类型或不同规模的银行机构分别有多少,并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银行业的竞争性。
我国银行机构的现状是,大型商业银行有四五家,中型商业银行有十余家,小型商业银行有上百家。
这个规模格局与许多国家的情形基本上接近,即在按规模划分的数目上呈现“三角形”或“金字塔”格局。
这种格局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
小型银行机构数目相对众多,一是因为进入门槛相对低,二是因为分散在广泛地区,三是因为它们中仅仅有少数能壮大进入大中型银行行列。
大型银行通常是全国性甚至高度国际化的机构。
它们在成立之初通常就承担了综合性全国性的功能,并与一国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门有着密切联系。
中型银行在发展之初往往有浓厚的区域或行业背景,并能依托所在区域或行业背景优势取得快速增长。
其中的佼佼者或能壮大成为大型银行。
就这些银行机构所拥有的资产或存贷业务量指标来看,它们的分布格局也呈现出类似特点,即“倒三角形”或“倒金字塔”:
大银行在全国银行总资产或存贷业务总量中占据较大份额,中型银行占据相对较小的份额,小型银行合计起来也仅占一个还要小的份额。
这种分布格局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自然规律的体现。
在自然界,高海拔的山峰总是少数。
有统计说,地球上8000米海拔以上的山峰仅有14座(亦说24座,连同非独立山峰在内),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有425座,6000米海拔以上的山峰则有数千座,再低海拔的山峰则数以万计十万计甚至不计其数。
大多数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都有相通相似性。
一个问题是,能否从上述银行业机构分布的情况推论出银行业的竞争性或垄断性的程度?
回答是既可以也不可以。
说可以,是因为判断竞争性的基本标准是同一个行业中是否有着至少两个以上的经营者,而我国银行业的机构分布情况显然符合这个判断标准;说不可以,是因为应当对“同一个行业”这个说法作进一步的细分和鉴别,以便弄清楚各个经营者的相互关系。
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几大国有银行往往也被叫做“专业银行”,这个叫法本身就体现了当时不让这些银行从事相同业务并避免相互竞争的政策意图。
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简单地说,只要有多家银行存在,它们之间就必然有竞争。
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指出,并不是说银行机构之间都必须有着面对面的直接竞争,而且这种竞争越多越好。
如果一个行业是完全竞争的,那么,该行业内各个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基本上是无差别的,它们之间的竞争主要依靠打价格战的手段。
价格战的通常结果是,“一败一胜”或“两败俱伤”。
20世纪90年代,国内几大“专业银行”陆续“越界”展开经营,在同一城市相互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大家都“高息揽存”,而这就是价格战。
国内外经验都表明,价格战会无止境地抬高银行经营成本,促使一些银行铤而走险,让它们最后必然因所承担和所累积的风险过高而不得不倒闭。
更重要的是,价格战的最终结果是给整个银行体系带来严重的不稳定的影响。
理想的状态是,银行业内部既要有竞争,又要避免价格战之类的恶性竞争、过度竞争。
从国内外经验看,维持银行业适度竞争、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有三:
进入控制,产权流动,特色经营。
进入控制包括政策准入和行业壁垒。
政府监管当局必须为银行业进入者设立最低门槛,符合条件者才能发放执业牌照。
另一方面,不能将进入控制完全寄托于政策限制,因为政策限制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行业壁垒也是一个可行之策,即银行业现有经营机构应当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尤其通过分支机构的广泛设置等手段促使潜在的进入者和竞争者面临高昂的进入成本。
产权流动是银行业内机构整合重组的必要条件。
市场经济背景下,竞争的过度性和白热化客观上都在呼唤着并购重组。
如果没有产权的流动性,并购重组要么不可能,要么困难重重。
而产权的流动性一定以产权的分散性和可交易性为前提。
在这方面,我国银行业机构还面临许多调整改革发展的任务。
特色经营是差别化发展战略的体现,是高级竞争,也是银行机构可持续发展之基础。
特色经营可以有多种含义,既包括银行产品的个性特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包括银行服务的细分和综合化。
特色经营的成就必须体现在银行客户的识别和认可上,形成客户的认同效应和持续跟随效应。
对银行机构来说,一旦在显著程度和规模上获得了客户的认同,自己也就获得了一定的定价权。
也就是说,这种定价权实质上来自于客户对自己其他选择的主动放弃,是银行经营优势的体现,不属于特许权垄断。
近年来,许多国内银行事实上都高度重视发展特色经营,不断创新,开拓新产品,提高服务质量,促使国内银行服务业有极大改观,从过去比较单一简陋的服务格局演进到目前相当多样化的并有一定精细性的服务格局。
这是国内银行业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所出现的积极的、值得庆喜的进步。
但是,也应该看到,与国外一些同类机构相比较,我国许多银行的特色经营仍需要继续发展和提高,在产品、服务和品牌效应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同时,还应该看到,在银行业经营格局的调整进程中应遵循“自然分工”原则,即不强求政策主导,也不强化政策限制,更多地发挥银行机构自身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
在这方面,尤其应当注意防范一些中小型银行机构因追求雷同化高速扩张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本世纪初,美国有一家地方银行利用当时经济景气带来的好机会,实行了超高速扩张的发展战略。
这家名为“华盛顿互助”的机构开始时仅仅为一家储贷合作社类型的机构,在获得商业银行执照后很快就开始了跨地域的扩张,从西海岸一路奔向东海岸,到本世纪之初,俨然挤入美国前十大银行之列。
该机构也有一定的经营特色,即吸收众多中小个人客户储蓄,大量发放分期偿还住房贷款。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这家银行遭遇前所未见的资金周转困难,不得不破产清算。
华盛顿互助银行的倒闭既是次贷危机的一个后果,也是后来金融危机加剧的一个因素。
总的来看,我国银行业经营格局在已经有显著改观的基础上今后还可以得到进一步改观。
银行业的改革开放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更加丰富银行机构的产权结构,允许并鼓励银行机构的多样化发展和特色经营,在控制风险的大前提下让中外银行机构在国内和国外银行市场上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二、中国银行业的监管
银行业监管的目的在于促使银行业健康运行,发挥其金融中介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储户的利益。
自从1995年《商业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以来,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有了长足的进步。
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
2003年12月27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并对《商业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作了修改,明确了银监会的监督权限和职责,从法律上把银行业监管从中央银行的职责中分离出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系统分业监管的体制。
中国银行业监管工作近年来的重点是,加强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
提高透明度,降低不良贷款率。
监管上形成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对银行的管理、资产状况及其它多项指标进行考核、监控或检测。
从2002年开始,监管部门在中国银行业推行国际上常用的贷款五级分类制度,而且从2004年开始,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原来的贷款四级分类制度,全面推行五级分类制度。
这对于提高我国银行的透明度、增加市场信心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已实行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在五级分类的基础上,规定了银行在资本充足率上必须满足的要求。
今后,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工作重点仍将是加强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管理
和风险控制,降低不良贷款率,提高资本充足率。
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要满足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消化不良资产包袱,只依靠银行自身的盈利在近期内是很难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政府的支持。
政府近日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450亿美元的注资就是一例。
随着我国银行资产规模的高速增长,必须相应地增加资本,才能满足资本充足
率的要求。
所以,从监管上就必须为银行提供规范可行的融资渠道,包括有关银行如何在国内或海外市场公开或私募发行股票等等的法规。
最近,银监会发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为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几乎同时,银监会还发出通知,明确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银行次级定期债务可以计入其附属资本。
这种用次级债来充实附属资本的方式,在各国银行业中是常见的。
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利率。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实行利率制度
的改革,逐步放宽了银行贷款利率上浮的幅度。
2003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4年1月1日起进一步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的上限,在人行制定的相应的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可以上浮到基准利率的1.7倍。
放宽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将增加银行根据风险、资信情况调节利率的空间,鼓励银行提高其资信评估能力,也将有助于改善中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贷款难的问题。
人民银行制定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规划是分步进行,先本币后外币,先贷款后存款,存款中先大额长期后小额短期。
最近这次人行放宽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并没有同时改变贷款利率浮动的下限。
这种渐进的策略是明智的。
我国银行目前在内部管理机制上还存在许多缺陷,资本的约束力普遍较低,而且部分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差、流动性不足,有高息揽储的可能。
[15]在这种条件下,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或贷款利率下限需要相当慎重,否则可能出现恶性竞争的现象,对银行系统产生巨大的冲击。
但是,从长远来看,放开利率势在必行。
即使在近期,放开利率的步伐还会受到种种外在因素的影响。
比如最近已有基金管理公司获准开始发行货币市场基金。
这些货币市场基金已在流动性上达到相当程度,随着公众认知度的提高,势必会对银行存款产生压力。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出现后,引起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Savings&LoansAssociation)存款的大量流出,这种冲击促使政府放开了一直受到控制的存款利率。
利率的放开则进一步引起了存款上的恶性竞争,成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储蓄贷款协会行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期内,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将是执行加入WTO有关银行业开放
的承诺,根据WTO时间表,逐步放开现有的对外资金融机构在业务和地域等方面的限制。
在执行这项工作时,监管部门应该明确其根本目标还是要在中国银行业建立一个健康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挥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外资的进入,将为中国银行业增加新的竞争主体,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
三、中国银行行业的基本特征
中国银行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概括起来一句话,现阶段的中国银行体系尚不是完全市场化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体系。
支持这一判断的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化事实。
(一)、银行体系对风险的缓冲并不主要依靠资本机制,而主要依靠政府信用
继1999年清理不良资产之后,国有银行逐步实现了改制上市,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政府信用为依托的风险缓冲机制。
国家继续持有国有大银行绝大部分股权以及实际控制权。
另外,由于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缺乏制度化的清算退出机制,中国的银行监管实际上不能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银行倒闭。
这种事实上的政府保险背后所依托的仍然是政府信用。
如果说有限责任下的道德风险更多停留于所有者对债务人的掠夺,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资本要求加以抑制的话,政府信用导致的道德风险实际上是一种范围更大、更加制度化的预算软约束。
次贷危机期间,纳税人之所以对动用公共资源救助问题银行耿耿于怀,声讨大而不倒(TooBigtoFail),恰恰说明,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将金融危机的成本从金融体系转嫁给社会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但在政府信用提供的预算软约束中,将危机和成本转嫁全社会则是隐蔽和顺畅的。
赢了归银行,亏了归国家,这实际上是制度化的道德风险。
(二)、中国的信贷周期主要是由政府驱动,而非商业银行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信贷周期,1984年-1986,1992年-1994年,以及2008年-2010年,都是由政府推动完成的。
数据分析发现,在这三轮信贷扩张中,国有部门的净值(或所有者权益)的波动幅度远小于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波动幅度,且基本上独立于前两者。
相比之下,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内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贷款的相关性更高,且具有明显的前导性。
政府行为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导致投资和信贷周期的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在信贷供给方面,银行也倾向于更积极地满足体制内的信贷需求。
其中有风险规避的考虑,毕竟,国有部门与国有银行同属于体制内,肉烂在锅里,一旦形成不良,体制敏感性不会那么高。
另外,即使从正常的商业标准看,体制内的借款人大多为政府背景,往往带有垄断性、资源性以及基础性行业的性质,违约风险相对可控,属于“优质客户”,银行没有理由不优先支持。
除此以外,银行信贷的配合还源自宏观政策的号召和引导。
当政府认为必要时,它可以直接要求银行全力配合政府的投资计划。
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当年银行放出的大量信贷就是证明。
这是一种制度化的道德风险:
体制内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同时大量借贷,盲目扩张,债务质量恶化,风险向银行转移;接下来,银行资产质量恶化,风险向存款人转移。
最终所有这些风险都汇聚为国家风险,并且全部系于公众对政府信用的信心。
在这里,道德风险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也是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
(三)、中国银行业的基本特点是抑制有余,创新不足
金融抑制的典型表现是利率的非市场化。
非市场化利率机制带来的效率损失,和资源配置扭曲十分巨大。
人为压低存款利率,进而压低贷款利率以及保证银行利差水平,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用存款人来补贴借款人和银行,当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时,这种利益输送更接近于掠夺。
人为的低利率还使得贷款更加稀缺,相对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以及体制内借款人更容易获得贷款。
这一融资上的马太效应,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不仅制约了正常的风险定价,滋生资产泡沫,导致资源错误配置,也使得体制内外的差距持续扩大。
金融抑制的其它表现当然也包括信贷额度控制。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正式宣布,放弃长期实施的商业信贷额度管制制度,但额度控制从未真正取消。
类似的情形一直不断出现,尤其是宏观调控时期。
除传统意义上的额度控制外,监管当局针对特定借款人、特定产品、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等的额度控制实际上更加制度化和经常化。
这些以监管形式出现的额度控制,往往成为影响银行信贷活动的决定性力量。
利率和额度管制双管齐下,既管住了价格,也管住了规模。
这使得现有的银行体系在发挥融资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巨大的利益输送管道。
这在逻辑上顺理成章:
利率管制形成的租金不是谁都可以享受到,租金的分配必须按照配额的原则“有序”进行。
毫无疑问,在一个金融机构被层层捆绑和直接操控的金融体制下,真正的创新无从谈起。
(四)、金融监管与金融管制之间界限不清
这可能是当前中国金融体制中最隐蔽的问题。
金融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而金融管制却另有目标,它很可能着眼于贯彻落实特定的产业和信贷政策,实施行业和部门保护,甚至纯粹是为了设租和寻租。
金融监管可以与市场机制并行不悖,而金融管制却注定会扭曲和抑制市场机制。
另外,尽管金融管制的本意并非是要损害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结果往往如此。
现阶段中国金融的突出特点是监管与管制并存,界限模糊不清。
以银行部门为例,当前银行监管的重点是确保银行资产的安全性,这实际上是一种颇具父爱主义色彩的监管理念。
在资本市场,金融管制的色彩更加浓厚。
股票市场从一开始就沦为国有企业的提款机。
(五)、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金融体系仍将是以银行系统为基础的间接融资体系
这是前面几个特征的逻辑延伸。
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必然意味着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
问题在于,由于制度上的约束和障碍,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遇到瓶颈。
如果金融制度的核心主旨不是纯粹为了保护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不是为了促进公平竞争,发展空间必然有限。
中国股票市场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堪为明证。
尽管早期的制度设计致力于把股市办成真正的市场,但事实上一开始还是被视为第二银行,肩负起了为国有企业融资解困的神圣使命。
负责选择上市公司和投资产品的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场,而只能是政府部门。
反过来,因为不是按照保护投资者的主旨来选择上市公司和产品,上市资格必然包含巨大的政策租金,为了分配租金,又必然会要求实施进一步的管制和抑制。
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没有真正的改革,以上这些根本性的制度约束不会消失,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长足发展也不会真正到来。
既然真正的大众资本主义无法经由股票市场来实现,那么能够存在就只能是附着在银行体系上的国家资本主义:
一个庞大的银行体系,政府是银行体系最大的也是真正的股东。
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这种局面很可能会长期存在。
银行体系以及间接融资,仍将在金融资源配置领域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
四、中国银行业和外资银行的比较
(一)、中外银行的特点之比较
首先,国外银行很快进入赢利阶段。
一般情况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国银行机构,在第二年就进入赢利阶段。
其主要原因是在非国有部门存在着很高的融资需求;另外,这些来华的外国银行大多是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主要银行,其资本化程度极高;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外银行经营区域的限制逐渐放宽,允许他们在中国沿海发达城市进行投资;同时,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为它们提供很大的市场。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银行业主要服从政府政策推行低利率和金融压制,资金优先安排到重点计划产业和项目中去,使得银行完全失去了盈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整个银行体系效率极低。
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体系和银行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政府对那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实行的保护政策未变,仍然要为这些企业和产业提供廉价的资金。
同时政府对银行还保留着很强的控制,银行自主性差,盈利困难。
另外,这些原因也使得银行进入困难,竞争不足,缺乏外部适应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其次,这些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很少,一般在1~15个,经营规模和网络远远落后于中国本地大银行,中国本地大银行一般有成千上万的分支机构,遍布几乎所有城镇。
第三,境内营业的外国银行的客户包括公司、金融机构和个体三类客户。
第一类客户一般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和达到相当规模、效益很好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第二类客户主要是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等等;第三类客户主要是高收入的白领阶层、收入稳定的政府和企业雇员。
这些外国银行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
国际结算、外汇投资、咨询服务和外币货款。
中国本地银行经营范围相对小些,目前客户总量很大,但总体质量不高。
第四,表外业务利润占总利润比例很高,达80%。
而国内银行的利润主要依靠存贷业务,表外业务利润占总利润的比例很低,如:
中国银行17%、中国建设银行8%、中国工商银行5%,中国农业银行仅有4%。
(二)、中外银行的优势比较
国外银行相比国内银行有显著的优势:
第一,管理机制灵活;第二,国外大型银行,如美国花旗、东亚银行、SHBC、标准卡特尔等大型银行机构拥有全球结算系统和全球客户系统;第三,拥有高效的营运体系、高资本率、很高的革新能力,这使得他们很容易把新的金融产品和市场方法引入到中国市场,提高市场份额;第四,具有明显的技术、资金和人才优势;第五,有很好的人才吸纳机制和环境;第六,国外银行可以根据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灵活地设立分支机构,能抢先占有优质市场的先机。
外国银行存货能力很高,资产优质。
自1995年,外国银行的货款每年递增率超过20%,优质贷款率高就意味不良资产少。
到1999年10月份止,按五级分类,外国银行的不良资产为13174%,其中完全丧失的资产只占0173%。
外国银行的批发业务和表外业务很发达,很容易获得企业的青睐。
他们自身的运作水平很高,伴随银企合作关系逐渐默契,外国银行将扩展表外业务市场。
到目前为止,外国银行已囊括了至少中国表外业务市场的40%。
除此之外,外国银行大都是综合银行,业务经营范围极宽,他们既可以进行银行业务也可以从事许多投融资业务,从而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吸引各类顾客。
除此之外,中国国内银行还必须承担较重的社会义务,完成由国务院和相关政府机构、省政府及地方机构指定的收费工作。
同时,中国国内银行经营表外业务的专门人才奇缺,对于开展表外业务存在很多困难且效益不高。
中国国内银行所面临的最不利的因素便是政府对银行直接管制,首先必须受中央政府政策控制,其次是中央银行的监管和控制,再次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影响更大且负面后果严重。
(三)、中外银行的业务比较
中外银行业务经营范围显示出国内银行弱势所在。
国内银行与国外银行的特征差异,使他们之间的经营范围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二者共同的经营范围外,国内银行还可以经营债券业务(根据《商业银行法》第5、6和7款的要求)和基于代理关系从事保险业务。
而国外银行在中国政府批准后可以在相应地区从事外汇投资、外币回汇和代理转单业务,除此之外还可以经营信用证和咨询业务。
宽广的业务范围使得外资银行获得了很大的利润来源。
除此之外,即使经营相同业务,外国银行的经营自主权远比国内银行大得多。
首先,在外汇存贷利率方面。
国内银行必须遵从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其波动幅度极为有限。
在货款业务方面不得收取管理费和委托费。
而国外银行可以不遵守中国人民银行的此类规定,他们基于风险大幅度地、更灵活地调节外汇存贷利率;同时,对贷款业务,他们要收取管理费和委托费。
其次,在地域限制方面。
国内银行的分支机构只能经营指定区域内的业务,不许跨地区从事经营。
对于国外银行,区域限制只是体现在分支机构设立之初,国外银行分支机构必须设立在中国政府允许的地区,一旦国外银行分支机构设立后,它可以以该城市作为基地跨地区从事经营活动。
第三,RMB银行间拆借业务和会计准则方面。
国内银行间拆借最长时期为4个月,而国外银行为1年;会计方面,国内银行必须服从中国财政部颁布的有关金融机构的会计规则,而国外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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