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和三国时的官职与爵位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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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和三国时的官职与爵位四
汉末和三国时的官职与爵位(四)
大司农下属:
1.大司农丞:
一人,官秩比一千石,大司农官属,为大司农的副官。
《后汉书·百官志三》:
“丞一人,比千石。
”
2.大司农部丞:
一人,官秩六百石,大司农官属,掌管帑藏(帑为收藏财物的府库,帑藏即国库)。
西汉汉平帝时,十三州每州都有一大司农部丞,负责劝课(劝导、鼓励)农桑;东汉光武复国后全部被撤除,只留下了京城中的大司农部丞负责国库。
《后汉书·百官志三》:
“部丞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部丞主帑藏。
”
3.太仓令:
一人,官秩六百石,主管太仓。
太仓是设在京城之中的大粮仓;郡国通过运河输送到京城的粮食,全部都储藏在太仓之中。
太仓令手下有丞一人,官秩三百石,其余属吏九十九人。
《后汉书·百官志三》:
“太仓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主受郡国传漕谷。
丞一人。
”
证明太仓为京城之中粮仓的史料;《汉官仪》:
“逮至文景,国家无事,家给人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腐败而不可食。
”《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
“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谷一斛直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
(汉献)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贫人作糜,饿死者如故。
”
一八八年左右,赵韪担任太仓令。
同年,赵韪弃官更随刘焉入蜀。
《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
“董扶及太仓令赵韪皆弃官,随焉入蜀。
”
4.平淮令:
一人,官秩六百石,主要负责官府织造地纺织品的买卖,以及对官府的纺织品进行染色。
平淮令手下有丞一人,其余属吏一百九十人。
《后汉书·百官志三》:
“平准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掌知(通织)物贾(贾为买卖的意思),主练染,作采色。
丞一人。
”
5.导官令:
一人,官秩六百石,主要负责舂御米(舂;把东西放在石臼或乳钵里捣掉皮壳或捣碎。
御米;供宫廷和朝廷使用的粮食),以及制作干粮(干糒,可能为军队使用)。
导官令手下有丞一人,其余属吏一百一十二人。
《后汉书·百官志三》:
“导官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主舂御米,及作干糒。
导,择也。
丞一人。
”6.典农中郎将、校尉、都尉:
三职皆无定员,典农中郎将官秩两千石,典农校尉官秩比两千石,典农都尉官秩六百石。
凡是有军屯或者民屯的郡县,都设置典农官(中郎将、校尉、都尉);典农官职能类同于太守、县令。
《后汉书·百官志三》:
“注魏志曰:
‘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
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
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
所主如中郎。
部分别而少,为校尉丞。
’”如今的三国志抄本中并没有上面引文中的话,可能为在传抄的过程中有所佚失。
典农中郎将、校尉、都尉属下皆有司马一职。
证明典农官从属于大司农的史料。
《三国志·魏书十二·司马芝传》:
“(司马芝)后为大司农。
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
芝奏曰:
“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於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
……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
不有所废,则当素有馀力。
’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於国计为便。
”明帝从之。
又《裴注三国志·魏书九·曹爽传》注《魏略·桓范传》:
“桓范为大司农,谓爽弟羲曰:
‘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
……而大司农印章在我。
’”证明典农官不从属于郡国的史料。
《裴注三国志·魏书十五》:
“(贾)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
……魏略曰:
逵前在弘农(贾逵当时领弘农郡太守),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理,乃发愤生瘿。
”
置典农官的起因和始末。
汉末,由于连年的战乱和饥荒,各诸侯的粮草都十分短缺。
《资治通鉴第六十二卷》:
“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
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
”连向来富庶的冀州和淮南都是如此,其余各地可见一斑,曹操的势力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建安元年(一九六年),羽林监枣祗建议曹操在各州郡设置屯田;曹操采纳了枣祗的意见,他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命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让这两人在许县周边一带设置屯田。
《资治通鉴第六十二卷》:
“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
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屯田的效果十分显著。
《三国志·魏书十六》:
“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於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官渡之战曹操之所以能击败袁绍,和屯田制的成功大有关系。
屯田官于魏元帝咸熙元年(二六四年)十月被司马昭废除,各典农中郎将、校尉皆被改为当地的太守,各典农都尉被改为当地的县令、长。
《三国志·魏书四》:
“丙午,命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司马)炎为晋世子。
是岁,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
”另,从上面的引文也可以看出,置屯田官的郡国应该不置太守,而典农中郎将、校尉、都尉之分,也只在于郡县的大小。
关于屯田。
按《辞海》:
“利用戍卒(驻军)或农民、商人垦殖荒地。
汉以后历代政府沿用此措施取得军饷和税粮。
有军屯、民屯、商屯之分。
”三国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商屯,仅有军屯和民屯。
民屯很好理解,就是组织百姓种田;而三国时的军屯要牵扯到“世兵制”的概念。
“世兵制”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世代为兵的制度。
汉末的时候,由于人口锐减,兵员严重不足,而且军中的逃兵也屡禁不止。
(《资治通鉴第六十七卷》:
“旧法:
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
而亡者犹不息。
(曹)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
”)所以曹操为了保持兵力的稳定和加强对士兵的控制,便把士兵和他的家属固定为“军户”(又称“士家”),用另外的名册登录在案,以和其余的“民户”加以区分。
凡是军户中的男丁,必须终身为兵。
而军屯就是由军户负责得屯田。
关于详细地“世兵制”在后文武官和兵制部分再叙述。
一八九年左右,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让陈登在徐州屯田。
《裴注三国志·魏书七》:
“《先贤行状》(作者不知何人)曰:
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
”这条史料可能证明了建安之前就有屯田官,屯田官并不是曹操、枣祗的发明。
一九六年,曹操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以枣祗为典农都尉(见上文),让这两人在许县周边一带屯田。
二一一年左右,曹操以谢奇为蕲春县的典农都尉,让谢奇在皖田乡一带屯田。
《三国志·吴书九》:
“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
”引文的前面为鲁肃代周瑜(二一零年),引文的后面是吕蒙劝孙权修筑濡须坞(二一二年),所以我推断时间在二一一年左右。
另,当时的蕲春县应该属于东吴。
赤壁之战后,蕲春县被东吴夺走,孙权以蕲春县为郡治,设置了蕲春郡(属扬州)。
所以谢奇屯田的场所-皖田乡不在蕲春县之中,应该在蕲春县东北的魏国扬州庐江郡皖县之中。
二一八年左右,严匡为典农中郎将,在豫州颍川郡一带屯田。
《三国志·魏书一》:
“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
”另外,西汉时,盐官、铁官从属于大司农;东汉则从属于各自的郡县。
廪牺令、洛阳市长、荥阳敖仓官(以上三个官职河南尹部分详解)也是同样,西汉从属于太司农,东汉则都从属于河南尹。
曹操设置的司盐都尉、司竹都尉、司金中郎将等职(这些官职后文详解),皆不从属于大司农。
按上文曹操以谒者仆射兼管盐官,司盐都尉很可能从属于谒者仆射。
司金中郎将直接听命于曹操,司竹都尉不知具体从属何人。
少府:
《后汉书·百官志三》: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
本注曰:
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
”
少府官秩中两千石,管理宫中的服饰、器物、珍宝、膳食等,有点类似皇室的总管家。
太后所居住的寝宫永乐宫(又称长乐宫,永乐宫坐落在北宫之中),也有少府一职,负责永乐宫中的事务,其职能类似于九卿之中的少府,官秩应和大长秋一样,为两千石。
《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
“(一八八年)五月,(灵帝)以永乐少府南阳樊陵为太尉;六月,罢。
”
东汉的少府较之西汉,其所掌控的职权被大幅削减。
虽然看起来东汉少府的下属很多,但绝大部分都是文属(名义上从属于)少府,只有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是职属(实际上从属于)少府,像侍中、尚书、御史、宦官、兰台这些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权臣)的。
西汉时,少府还负责征收来自山川湖泊的赋税(打猎、捕鱼、伐木之类也必须上交赋税),这部分赋税被称为“禁钱”,用来支付宫廷的开支;东汉时,“禁钱”和其他赋税一起,由大司农统一征收。
西汉时从属于少府的考工令(见前文),东汉时转属于太仆;西汉时从属于少府的都水使者(负责灌溉和漕运,后文详解),东汉时转属于各自的郡国。
西汉时,少府属下有六丞,东汉只有一丞。
此外,西汉少府下属的很多工作,东汉时都转交给了宦官;如前面所说,宦官只是名义上从属于少府。
少府是秦官,两汉都有少府,职能却有不同,上文已经交代过。
魏晋时,原先文属于少府的侍中、尚书、御史脱离了和少府名义上的从属关系。
东晋哀帝末年,少府被并入丹阳尹(东晋京都建康在丹阳郡之中);晋孝武帝时复置。
南朝有少府一职,北朝则更名少府为太府。
隋朝有少府卿,唐宋皆无。
元朝时曾短暂地设置过少府监,之后不久便废除;此后明清皆无少府。
《宋书·百官上》:
“少府,一人。
丞一人。
掌中服御之物。
秦官也,汉因之。
掌禁钱以给私养,故曰少府。
晋哀帝末,省并丹阳尹。
孝武世复置。
”
一八九年左右,许相为少府。
同年,中常侍张让等人诛杀何进后,矫诏以许相为河南尹,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企图控制洛阳的局势。
但是,不久后,樊陵和许相就被袁绍所杀。
《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
“让、珪等为诏,以故太尉樊陆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
……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许相,斩之。
”
一九零年左右,阴修(《后汉书·袁绍传》中为阴循,《资治通鉴》中为阴修,以阴修为准。
《后汉书·卷七十四》校勘:
少府阴循至将作大匠吴循按:
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献帝纪“循”皆作“修”,魏志亦作“吴修”,当以“修”为正。
)为少府。
同年,董卓以阴修为使者,让阴修出使关东。
不久后,阴修被袁术所杀。
《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
“董卓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緕安集关东,解譬袁绍等。
……袁术亦杀阴修。
”
一九一年左右,杨彪为少府。
同年,杨彪被迁为太常。
一九五年左右,田芬为少府。
同年,田芬被李傕等人所杀。
《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
“傕等复来战,奉等大败死者甚于东涧。
……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皆死。
”
一九七年以后,孔融为少府。
二零八年,孔融于少府任上被曹操所杀,孔融死得时候还兼太中大夫。
《后汉书·卷七十》:
“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
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绵隶名而已……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
‘少府孔融……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书奏,(孔融)下狱弃市。
时年五十六。
妻、子皆被诛。
”练恕的《后汉公卿表》:
“建安二年丁丑,以将作大匠孔融为少府。
”
二一八年以前,耿纪为少府。
同年,耿纪起兵反叛,事败后被杀。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
”少府下属:
1.少府丞:
一人,官秩比一千石,少府官属,为少府的副官。
《后汉书·百官志三》:
“丞一人,比千石。
”
2.太医令:
一人,官秩六百石,掌管宫中的御医(专门给皇室看病的医生)。
太医令手下有药丞、方丞各一人,属吏(非医生)十九人,御医二百九十三人。
药丞掌管宫中的药物,方丞掌管医生开出的药方,这两人有点类似现在医院门诊部负责抓药的医生。
《后汉书·百官志三》:
“太医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掌诸医。
药丞、方丞各一人。
本注曰:
药丞主药。
方丞主药方。
”
一八六年(中平中年)左右,脂习为太医令。
《三国志·魏书十一》:
“脂习字元升,京兆人也。
中平中仕郡,公府辟,举高第,除太医令。
”
二一七年左右,吉本任太医令。
二一八年,吉本和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等人起兵反叛,企图杀掉曹操的丞相府长史王必,从而控制许县。
吉本等人事败后被杀。
《三国志·魏书一》:
“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
”
3.守宫令:
一人,官秩六百石,掌管宫中的笔墨纸砚以及尚书台的用具(包括封泥,古代装文书的袋子外加绳捆扎,在绳结处以胶泥加封,上盖印章,以防泄密、失窃。
)守宫令手下有丞一人,官秩二百石(官府中的丞如未说明石数,则大多为二百石,《汉官仪》:
“外官丞二百石,公府吏府也。
”),其余属吏六十九人。
曹魏时,守宫令属光禄勋。
《后汉书·百官志三》:
“守宫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
丞一人。
”
4.太官令:
一人,官秩六百石,掌管宫中的饮食。
太官令手下有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属吏六十九人,卫士(用来看守饮食、瓜果之类)三十八人。
左丞主要辅助太官令掌管饮食,甘丞主要掌管餐具,汤官丞主要掌管酒类,果丞主要掌管瓜果。
《后汉书·百官志三》: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掌御饮食。
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
本注曰:
左丞主饮食。
甘丞主膳具。
汤官丞主酒。
果丞主果。
”
关于太官令,应劭的《汉官仪》记载和《后汉书》中的不同,《汉官仪》:
“太官令,两梁冠,秩千石。
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聪明者,光禄上名乃召拜,皆秩四百石,三岁为令,以供养劳苦,迁左丞。
有汤官丞,掌诸甘肥;有果丞,掌果瓜菜茹薪炭。
”这里的太官令官秩一千石,手下四丞(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的官秩为四百石。
而汤官丞负责为食物调味(甘肥即美味的意思,《后汉书·百官志三》中荀绰云为误);果丞掌瓜果、蔬菜和烧菜的木炭。
5.上林苑令、鸿德苑令:
各一人,官秩六百石,分别掌上林苑和鸿德苑。
上林苑和鸿德苑的“苑”字为园林的意思,而前文太仆手下的长乐厩丞掌管苜蓿菀,这个“菀”字是牧马场的意思,这两字很容易混淆。
上林苑令手下有丞、尉各一人,属吏五十八人。
鸿德苑令的具体下属不知,可能也类似于上林苑令。
另,东汉还有广成苑,不过史书中没有提到广成苑中有令。
《后汉书·百官志三》: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主苑中禽兽。
颇有民居,皆主之。
捕得其兽送太官。
丞、尉各一人。
注汉官曰:
‘员吏五十八人。
’案桓帝又置鸿德苑令。
”
上林苑是秦始皇修建的宫苑(畜养禽兽并种植花木,供帝王及皇室贵族游玩和打猎的园林),位于长安城附近、渭水(渭河,如今的西安市北面就以渭河为界)以南,著名的阿房宫就位于上林苑之中。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於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
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
先作前殿阿房……”汉武帝时,又扩建了上林苑,其规模超级庞大。
《羽猎赋》(西汉扬雄著):
“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滨渭而东。
周袤数百里。
”东汉初年,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乱,上林苑一度荒废。
《西都赋》(东汉班固著):
“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东汉时,上林苑经过补修后,又重新回复了本来的面貌和功用。
《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
“冬,车骑校猎上林苑。
”《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
“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遂巡狩于广成苑。
十二月,还,幸太学。
”魏晋的史书中都未提到上林苑,很可能在李傕、郭汜之乱中被毁。
《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
“(一九五年)帝至傕营,傕又徙御府金帛置其营,遂放火烧宫殿、官府、民居悉尽。
”
鸿德苑应该是在汉桓帝时所修建的,其大概地址可能位于洛阳宫城以南。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
“六月,洛水溢,壤鸿德苑。
南阳大水。
注续汉志曰:
“(永寿元年,一五五年)水溢至津城门(津门是洛阳宫城的南门),漂流人物。
时梁冀专政,疾害忠良,威权震主,后遂诛灭也。
”延熹元年(一五八年)春季三月,汉桓帝始置鸿德苑令。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
“延熹元年春三月己酉,初置鸿德苑令。
”6.侍中:
无定员,官秩比两千石,是随侍在皇帝左右的顾问官。
皇帝法驾(中等规模的帝王出行,介于大驾和小驾之间,大驾见前文太仆部分)出行的时候,皇帝会挑选一名有见识的侍中参乘(在车驾中坐在皇帝的右手边),其余的侍中则骑马跟随在皇帝车驾的后面。
侍中手下有祭酒一名(西汉时名为仆射),不过并不常置。
《后汉书·百官志三》:
“侍中,比二千石。
本注曰:
无员。
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
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
本有仆射一人,中兴转为祭酒,或置或否。
”关于法驾,蔡邕的《独断》中说到:
“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唯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侍中参乗,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乗。
北郊明堂则省诸副车。
”法驾用于郊祀,公卿不在法驾的卤簿(仪仗队)之中,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作为前导,一位侍中参乗,其余侍中在后面随行,奉车中郎将为皇帝驾车。
另外,《通典》中对于侍中和法驾的描述有所补充,《通典·职官三》:
“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负国玺,操斩白蛇剑,参乘;余皆骑,在乘舆后。
献帝即位,初置六人,赞法驾则正直一人负玺陪乘。
”从《通典》的引文可知(《汉官仪》中关于侍中的记叙和《通典》类似),参乘的那名侍中还要携带国玺(皇帝的玉玺,汉朝一共有六枚)和斩白蛇剑。
关于斩白蛇剑,我觉得不太靠谱,皇帝怎可能容许一个手持宝剑的人和他同乘一车?
有那么一两个皇帝允许非常信任的侍中带剑参乘倒是有可能,每个皇帝都是如此,则不太现实;而且我几乎没在《汉书》和《后汉书》中看到有“斩白蛇剑”这个名字。
另外,由上面《通典》的引文可知,献帝时一共有六名侍中。
侍中在朝会中的位次大致和尚书相仿,低于尚书令和尚书仆射。
此外,侍中本和宦官一样,可以在宫禁(皇帝的居所,一般的大臣是禁止入内的)中待命。
但东汉章帝之时,有个名叫郭举的侍中和皇帝的妃子偷情之时,被汉章帝撞见。
郭举拔出佩刀企图反抗,结果被章帝身边的侍卫诛杀。
汉章帝因此事吓得不轻,于是他下令让侍中在宫禁外待命;只有当有要事禀报的时候,侍中才可以进入宫禁。
之后的东汉皇帝也延续了这个制度。
《后汉书·百官志三》引蔡质的《汉官典仪》:
“侍中、常伯(常伯为京畿一带的地方官,如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之类),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
仰占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上殿称制,参乘佩玺秉剑。
员本八人,陪见旧在尚书令、仆射下,尚书上;今官出入禁中,更在尚书下。
又侍中旧与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
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
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
”
侍中和其他文散官的区别。
“散官”这一名称是唐朝才有的,指有官名而无具体职务的官员。
虽然汉朝没有“散官”一称,但是符合“散官”条件的文官却还是有的,如侍中、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议郎等。
这些官职有一些共有的特点,如都是皇帝的顾问官,经常作为其他官职的加官,都随侍于皇帝的左右。
侍中和光禄大夫在这些官职中地位最高(都为比两千石),而侍中的实际地位又高于光禄大夫,因为侍中比光禄大夫更亲近于皇帝(参乘和待诏禁中)。
魏晋的时候,光禄大夫更是干脆成了养老官。
不过,在东汉宦官当权的时期,侍中由于受到同为近侍的中常侍、小黄门排挤,其影响力被大幅削弱。
而非宦官当权的时期,侍中作为权臣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近臣,其影响力又被大幅加强。
所以官制的变通真可谓因时、因人而异。
《后汉书·卷四十三》:
“(朱)穆既深疾宦官,及在台阁,旦夕共事,志欲除之。
……后穆因进见,乃复陈(汉桓帝)曰:
‘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
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
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
’帝怒,不应。
穆伏不肯起。
”在陈列任职者的名单之前,先申明一点,魏国(汉朝诸侯国)的众多侍中不列在下文,对于不确定侍中是属魏国还是汉朝的,下文也不收入。
曹操和曹魏多以侍中兼尚书(或令或仆射),一般来说,魏国(汉朝的诸侯国)的尚书兼魏国的侍中,汉朝的尚书兼汉朝的侍中。
所以,下文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就按这个标准划分。
一八八年左右,董扶为侍中。
《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
“侍中广汉董扶〔扶学图谶,何进荐之,征拜侍中。
〕私谓焉曰:
‘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
’”
一八九年左右,伍琼为侍中。
同年,伍琼被董卓所杀。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董卓)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毖、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
”《三国志·魏书六》:
“初,卓信任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用其所举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张邈等出宰州郡。
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将以讨卓。
卓闻之,以为毖、琼等通情卖己,皆斩之。
”伍琼这个侍中存疑,《三国志集解》认为伍琼仅是城门校尉,侍中为误记。
其实伍琼是以城门校尉的身份兼侍中,类似下文的董璜。
《裴注三国志·魏书六》引《英雄记》:
“琼字德瑜,汝南人。
谢承后汉书曰:
伍孚字德瑜,少有大节,为郡门下书佐。
……后大将军何进辟为东曹属,稍迁侍中、河南尹、越骑校尉。
”另外,上面引文中的吏部尚书周毖,《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刘表列传》中记为侍中,这个应该是误记。
一八九年左右,刘岱为侍中。
同年,董卓以刘岱为兖州刺史。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髃士。
……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
一八九年左右,董卓以蔡邕为侍中。
《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
“中平六年……(蔡邕)三日之闲,周历三台。
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
一八九年,何进以陈纪为侍中。
《鸿胪陈君碑》(邯郸淳所撰写的陈纪的碑文):
“大将军何进表选名儒,君为举首,公车特征,起家拜五官中郎将,将到,迁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会孝灵晏驾,贼臣秉政云云。
”
一九一年左右,刘和为侍中,刘和是刘虞的儿子。
《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列传》:
“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献帝)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
”
一九一年,董卓以自己的侄子董璜为侍中兼中军校尉。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卓讽朝廷使光禄勋宣璠,持节拜卓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
……以弟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皆典兵事。
”
一九二年左右,王盖为侍中,王盖为王允的儿子。
同年,王盖和父亲王允等族人被李傕、郭汜等人所杀。
《后汉书卷六十六·王允列传》:
“允时年五十六。
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唯兄子晨、陵得脱归乡里。
”
一九四年左右,刘艾为侍中。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
“(兴平元年),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
”
一九四年左右,马宇为侍中。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兴平元年……时腾私有求于傕,不获而怒,遂与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前凉州刺史种劭、中郎将杜禀合兵攻傕,连日不决。
”
一九五年左右,伏完为侍中,伏完是献帝第一任皇后伏寿的父亲。
《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
“夏,四月,甲子,(献帝)立贵人琅邪伏氏为皇后;以后父侍中完为执金吾。
”
一九五年左右,朱展为侍中。
同年,朱展被李傕、郭汜等人所杀。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
“(兴平二年)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舆,战于东涧,王师败绩,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鉨。
”
一九五年左右,杨琦(《后汉书·杨震列传》中名为杨奇,应该是同一个人)为侍中,杨琦是杨震的玄孙。
杨琦于一九六年之前去世。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引《献帝起居注》:
“傕兵数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舆车前,侍中刘艾大呼云:
‘是天子也!
’使侍中杨琦高举车帷。
帝言诸兵:
‘汝漤,何敢迫近至尊邪!
’汜等兵乃漤。
既度桥,士众咸称万岁。
”
一九五年左右,种辑为侍中。
二零零年,种辑和董承等人密谋诛杀曹操,反被曹操所杀。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引袁弘《后汉纪》:
“(段)煨与杨定有隙,煨迎乘舆,不敢下马,揖马上。
侍中种辑素与定亲,乃言曰:
‘段煨欲反。
’”
一九五年左右,王立为侍中兼太史令。
《裴注三国志·魏书一》引张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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