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午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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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午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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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午后
夏日午后
1 如果我推迟一个小时往家赶,就会舒服得多。
首先阳光不会那么强,骑车会更凉快;其次可以不见那么多人,不用向每一个人都重复同一句话:
我回来了。
但事实却是,我在六点钟的时候就进了大街,这是我们小葫芦街的公共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坐在街两边槐树花的阴凉里摇着扇子。
主要是男人和小孩。
男人们三五成群扎成堆,打牌或者吹牛,小孩两腿之间夹着一根树枝相互追逐,他们在等着厨房里的老婆和妈妈喊他们回家吃晚饭。
他们都看见了我大汗淋漓的样子。
“回来啦?
”一个问。
“回来了。
”我说。
“回来啦?
”另一个问,“看热的,像从水里刚捞上来的一样。
”
“回来了。
”我说。
“哟,回来啦?
一床被子就累成这样,”又一个说。
“到底是知识分子。
”
“回来了。
”我笑笑说。
我把箱子上的被子扶了一把,自行车的速度放快了。
这是惟一可以减少重复同一句话的方法,车子嗖地从他们身边过去,等他们看到我时我已经跑远了。
这个方法行之有效。
到了曹三家的小商店处我得拐弯,还是有一伙围在小商店的雨棚下打牌的人注意到了我。
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说回来啦?
我回头看了一眼,一个个头不高的年轻人伸着脖子站在雨棚下,为了看清我只好从人堆里侧出身来,他向我举着右边的胳膊,手里的一把扑克在左右摇晃。
他的样子像是斜插在人堆里。
我认出了他是谁,初中时的同班同学,还是同桌,和我家隔三条巷子,可是我突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不过我还是十分熟悉地向他摆手:
“回来了,”我说。
“有空过来玩。
”
回头和他说话时,车轮子经过一块石子,差点把我给扔下来。
母亲正在院子门前的柳树底下给祖母剪头发。
原先我家门前也是长着一棵大槐树,夏天我们都在树底下乘凉,满身都是槐花甜丝丝的香味。
大约十年前,祖母责令父亲把槐树砍掉,她说槐树上老有吊死鬼垂下来,扭来扭去的看着心里难受。
吊死鬼是槐树上常生的一种小虫子,软体动物,像蜘蛛那样顺着自己吐出的丝坠下树来,在风里像吊床似的摇荡。
父亲舍不得长了多年的槐树,就说村庄里到处都是槐树,再说,砍了槐树栽什么呢?
祖母说随便,只要不是槐树什么都行。
父亲不得不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槐树砍了,然后栽下了这棵柳树。
我们很快就发现柳树其实也很好,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所有槐树的功能它都有,而且不生吊死鬼。
祖母就更喜欢了,凡是能在树底下做的事都拿到树底下来做。
比如现在,她就要母亲在柳树底下给她剪头发。
剪头发的原因是天太热了,头发窝成一个大抓鬏不爽快。
祖母早就抱怨天越来越热了,简直不让人活,恨不得把头皮给揭下去才凉快。
今年她终于受不了了。
“再往下剪,”祖母说。
“不能再往下了,”母亲说。
“再短就扎不起来了。
”
“剪,剪掉的头发长了还能多卖点钱。
”
“回来啦?
”母亲说,喀嚓一剪子下去,祖母花白的长头发落到她的左手里。
祖母的头发很多年没剪了。
“回来了。
”我说,把自行车停好。
“剪多了,奶奶,”我说,拿起镜子递给祖母,“你看,恐怕扎不起来了。
”
母亲说:
“不是说月底才回来吗?
”然后看了一眼我的车子,“怎么把被子也带回来了,在学校里晒晒就行了。
”
“我辞职了。
”
“什么辞职?
”母亲问。
“我不教书了。
”我没有看着母亲,而是把镜子移到祖母的左后方,以便祖母看得更清楚一些。
“就是不干了。
”
祖母突然抱着头啊地叫了起来,慢慢地哭出了声。
2
我说,辞职就是不干了,就是不再当老师了,不用再去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了。
这是我的表达。
对母亲来说不是这样。
对母亲来说,辞职是指丢掉了工资和铁饭碗,好不容易从小葫芦街爬出去又自甘堕落地回来了,然后面临的问题是,为了找点事干必须整天到处乱转,就像天南那样。
母亲的嘴和手一起哆嗦起来,“就是,”她的整个身子都抖起来,“就是天南那样,蹲在家里,到处去偷鸡摸狗?
像条找不到屎吃的狗?
”
天南,我想起来了,余天南,我的初中同班同学,我最后半年的同桌,就是刚刚拿着一把扑克和我打招呼的那个。
天南的名声在小葫芦街不太好,他常会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但一点一点就把自己给坏了。
母亲用她通俗的方式基本上说明了辞职的现实含义,说不定辞职以后我在小葫芦街上众多种可能的生活之一就是母亲所描述的那样,就是像天南那样。
这是我没想到的。
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辞职以后干什么,辞职以后生活该怎样进行下去。
祖母叫了一声之后,慢慢地哭出了声。
正如母亲所说的,一剪子下去后留下的头发太短了,根本不足以重新窝出一个小鬏来,甚至扎都扎不起来。
祖母一边哭一边不懈地招拢剩下的头发,企图用她用了几十年的一根头绳把它们扎起来,没能如愿。
当她意识到无论怎样努力都是白费的时候,哭声更大了,眼泪从两个皱纹堆积成的眼窝里向不同方向流开去。
“扎不起来了,扎不起来了。
这可怎么办理?
”祖母说梦话似的蠕动着嘴,“死都不能死了。
这可怎么办理?
”
“死不了不更好?
”母亲的声音里孝敬老人的美德明显减少,有点不耐烦。
“谁让你不干了?
你说。
”
“我自己。
”
“什么不干了?
”祖母还没有从悲伤里摆脱出来,问话比刚刚更像梦话。
“你孙子要回来种地了!
”母亲没好气地说,剪子掉到地上,被无数的蝉声淹没了。
祖母一下子听懂了,停止了哭泣,站起来直直地看着我,右手捂着后脑勺上走不到一块儿的头发,看了我一会儿又看看母亲,说:
“我去做饭。
”踮着小脚进了院门,跨过门槛时被绊了一下,幸亏扶住了门框才没有摔倒。
我没法向母亲解释辞职的原因,我辞职是因为我不想再教书了。
当你不想做一件事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做,所以我决定不干了。
我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交到了校长室,校长不在。
这样最好,省得他再盘问一番。
在我们学校,主动辞职这种事还是史无前例,这份辞职报告对校长来说一定是个新鲜东西,尽管我在报告上已经写得十分详细了。
我说的详细是指我明确写了辞职的原因是不想再当老师了,其他的是否说清楚了我不敢肯定,我自己都不是很明白。
我只是不想再看到学生整天被逼着趴在课桌上的样子,都读初中了,每天还要把单词和课文抄上五十遍,不管弄明白了和记住了没有。
而我也必须这样折磨他们,如果我不这样干,学生记不住考不好,所有的责任都在我,校领导在每周两次的教师会上都要把我拎出来抖一抖。
我们的学生不可能考好,他们总是隔三差五地辍学,家里有了一点钱就来念两天书,没钱了就卷书包回家。
大部分学生是出了校门就再也回不来了。
其中因为交不起280块钱学费,初二年级一次辍学48人。
我的班上走了10个。
我去了一个学生家里,他的父亲对我说,要我儿子去念书也可以,你替他交学费吧。
我只能回来了。
在我的学校里,冬天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穿着廉价的旧黄军大衣,站在僵硬的操场上像一棵棵枯死的老树,在寒冷里面无表情。
他们不知道怎样展开自己的表情,枯燥的大衣抹杀了他们的性别。
那个时候我就打算不干了。
我觉得我不像老师,倒像个集中营的看守。
现在学期快结束了,校长在会上强调,班主任必须把辍学的学生找回来考试,否则我们的试卷数量与学籍上的人数不符,这个责任谁都担当不起。
我要在考试之前周游全镇,到所有辍学的孩子家跑一趟,和他们约好什么时候来到教室里考试,然后亲眼目睹他们如何随心所欲地交上一份只有3分或者5分的试卷。
他们过早地从中发现了生活背面的乐趣。
我在辞职报告上说,我坚持不到考试了,我必须今天就辞职。
“那你就回家种地吧。
”母亲用鼻子跟我说话。
“你还怎么出门?
”
这是父亲憋了半天才说的第一句话。
他的意思很明白,我好歹是小葫芦街上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吃国家饭的,现在饭碗丢了,这面子怕是挂不住了。
“我觉得教书很累,”我在饭桌上做了总结发言,把饭碗推开准备去自己的房间。
“比下地干活还累?
”母亲说,“不就是站着说大半个小时的话么?
百灵从来不说她累。
”我走到院子里又听到母亲说,“你回家种地,百灵怎么办?
”
我怎么知道。
百灵全名何百灵,说不清是否算是我的女朋友。
在村庄后面的小葫芦小学当老师,中学和我、余天南同学,坐在我们前排,和胖子年勇同桌。
我那时侯很喜欢她,我猜她也喜欢我,所以我们一直有来往。
做了小学教师后,没事了就来帮我父母点忙。
母亲显然早把她当成儿媳妇了,尽管我们什么都没说过,也没表示过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愿意做我老婆,不过我倒是很喜欢她,越来越喜欢了。
就这样。
祖母也跟着我出了门,踮着小脚送给我一块西瓜,“先吃了再说”,她说,一只手按住头上的用纱布改造成的白手巾。
3
祖母的白手巾成了天南的笑料。
他当着我祖母的面实话实说,说奶奶你老糊涂啦,那几根头发值几个钱,害得大热天戴头巾。
祖母没和他一般见识,骂了他老而不死的奶奶几句就给我们切开了西瓜。
祖母现在整天都在头上盖着那块自制的手巾,那么短的头发她觉得没法见人。
在小葫芦街上,只有祖母这样年纪的人还遵守着几十年前的老规矩,坚持认为老太太头发收不起来死了阎王都不要,阎王不要还怎么死,死不掉那就太可怕了。
祖母在变糊涂和爱唠叨之前就一再表示,她可不愿成为一个老不死的。
所以她用手巾盖住脑袋,把那些短发遮住。
西瓜是天南带来的。
我回家的第二天他就来找我玩了。
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午睡刚起,母亲从菜园子里回来,见到天南脸就拉下来了,什么话都没说又拎着篮子去菜园了。
天南一定是没看清母亲的脸色,在院门口就喊起了我的名字,说是送西瓜给我吃了。
我们坐在柳树底下吃起祖母切开的西瓜。
我和天南好几年没在一起玩了,他初中毕业以后就四处找钱,用母亲的话说,是瞎混。
我却读了高中,然后上大学和工作。
天南并不显得陌生,哗啦哗啦地啃着西瓜,汁水顺着手和胳膊流到地上。
我看到了他左手上剩下的那半截小指。
母亲坚持认为那半截断指是天南偷鸡摸狗的见证。
母亲昨天晚上对我说,这下好了,蹲在家里吧。
想跟天南学还不容易,手指也伸过去给人家剁掉半截。
其实我们小葫芦街的人都知道,天南的小指不是因为偷红石头村歪头家池塘里的老鳖被歪头剁掉的,恰恰相反,天南没偷,手指是他自己剁掉的。
几年前他就和我说过一次,意思是日子不好过,现在只是搭上一根手指,不定哪天小命也搭上了。
我早就知道初中毕业后他四处游荡,干过泥瓦匠,卖过水果,贩过假药,到野地里捉过黄鼠狼和黄鳝。
他的手指就是在捉黄鳝回来的途中丢掉的。
那次收获令人满意,不仅捉到了十来斤黄鳝,还在乌龙河北岸边上捡到一只老鳖。
捉黄鳝是件苦差事,半夜三更在野地里转悠,天不亮就得把头天晚上下的黄鳝笼子收起来。
太阳出来之前天南已经收拾完毕,挑着他的笼子从红石头的野地里往家走。
乌龙河的老鳖大概想到岸上来透透气,不识时务地爬到了一块石头上。
天南当然不会客气,一脚把它踢翻,拎到了口袋里。
他只想在歪头的池塘边坐下来抽根烟,折腾了一夜,被露水打得头重脚轻。
烟只吸了一半,歪头的大儿子从小屋里钻出来,他只是想撒泡尿再回去睡个回笼觉。
小歪头看到天南坐在他们家的鱼塘边上,脚边的一个蛇皮口袋里慢吞吞地爬出一只老鳖来。
他对这东西太熟悉了,鱼塘里歪头两年前投放了一百只小乌龟,还指望着老鳖长大了卖个好价钱。
谁都知道城里人尽喜欢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看到了自家的老鳖从别人的口袋里爬出来,火气就上来了。
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在自家门口偷起了东西,还心安理得地抽起了烟。
小歪头把撒尿的事忘了,转身取下篱笆门上的菜刀,大叫着冲上去揪住了天南,人赃俱获,一个都跑不掉。
天南跟他说不清楚,那只老鳖也不像话,顽强地向鱼池里爬。
红石头和我们只隔一片野地和乌龙河,大家都认识。
天南知道小歪头刚从监狱里出来不到一年,是个前杀人犯,对这种人什么都讲不清楚。
承认偷了老鳖当然不行,小歪头完全可以用拳头把他活活打死;留下来更说不清,眼看老鳖就爬进水里了,他被小歪头牢牢地抓住,脱不开身。
“我没偷,是我在乌龙河边捡的,”天南说。
“你什么没干过?
蒙我?
”小歪头说,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上。
“我知道你是小葫芦的惯偷余天南。
你跑不了。
”
口袋里的黄鳝也陆陆续续往外爬,天南急了,从小歪头的手里夺过菜刀,没等小歪头弄明白怎么回事,天南已经把他左手的小指剁下了半截。
“不是我偷的,”天南扔掉菜刀站起来说,“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举着血淋淋的手走到老鳖跟前,一脚把老鳖踢了回来。
小歪头没想到天南还有这么一手,他是见过大场景的人,知道放血意味着什么,便无话可说了。
这时候歪头穿过野地从家里过来,太阳已经升到树上了。
歪头看了一眼老鳖,对儿子说:
“不是我们家塘里的,还不找块布给人家把手扎好。
”
然后天南就回来了。
再后来就不愿在野地里游荡了,说太苦,不是人过的日子。
我听说这两年他出了远门,到哪个大城市里赚大钱了。
当然在家呆的时间也不短,像母亲说的,还是到处瞎混。
天南说他的确去外面转了一圈,就是为这个来找我的。
他想向我打听电脑的事,他想搞这个。
我以为我听错了,电脑那东西不是一个两个钱就能搞到的,再说,我们的小葫芦这样已经被世界遗忘的地方,搞来电脑干什么。
“我又没说去贩电脑卖,只是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能干什么,值多少钱。
”天南说,一副瞎聊的样子。
“我在南京和武汉跑了两年,看大城市里的人都玩这东西,也想好好折腾一下。
”
看来他的确在外面混过了,举止言谈都带上了点见过世面的痕迹。
我告诉他我也说不好,我也就是在大学里玩过几天,现在忘的差不多了,大概只会开机关机,可以上上网,玩玩游戏,查查资料,打打字,看看碟片,就这些吧。
工作以后就没碰过,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模样了。
我们的那个烂学校,一个月五百块钱的工资都要拖后小半年才发,哪来的电脑。
我也买不起,把嘴吊起来一年不吃不喝也只能买个一般的。
“这么值钱?
”天南很遗憾地说。
“我全把他们便宜卖了,几百块钱就出手了,有时给钱就卖。
”
“哇,你出手倒是大方,哪来那么多的电脑?
”
“别问了,知道了你要害怕。
”他点了一根烟,递给我一根,我说我从不抽烟。
他脸上出现了怪异的表情,微笑挂在两个多肉的腮上。
我知道那些电脑的来路了。
“其实也没什么,大教授,”他说,用的是我们同桌时他给我取的绰号,让我看到了十年前整天混在一块儿的幸福时光。
他的口气像开玩笑,“从那些有钱人家顺手拿的。
他们出门后我再开门进去,一个大口袋半个家都装下了,还在乎一台电脑。
你不知道他们多有钱,我见过一家最多有三台电脑,四台电视,一个房间放一个。
我想他们也用不了。
”他和读书时没变,说话还是直来直去,什么都不在乎。
他的回答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说:
“跟抽根烟一样容易?
”
“比抽烟要难点儿。
不过只要想干,办法还是有的,活人哪能让尿憋死。
”他清清淡淡地踩灭了烟头,拍了一下膝盖,说,“上午我看到百灵了,告诉她你回来了。
你也不过去看看人家,不就是个教授么,牛什么,小心她被别人骗走了。
”
4
除了我家人,天南是小葫芦街上第一个知道我辞职的人。
这些天他没事干,有空就来找我。
母亲仍然不喜欢他,但态度改变了不少,她担心我老是窝在家里会出事,有个人陪着总可以让人放心。
回到家以后我才逐渐明白辞职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未考虑过的生活、未来之类的大问题这会儿全来了,躲都躲不掉。
我没有明确的后悔,但是日子变得不好过了却是明摆在眼前的,心情也跟着乱起来。
有天南嘻嘻哈哈地和我说话,我的情绪多少有点起色。
我们聊的大多是过去在一起的开心事。
比如小时侯一起去乌龙河边放鸭子放牛,一起逃课到野地里去游荡,有时还把百灵和年大胖子带上。
百灵和年勇胆小,烧土豆时听到护校的老马敲响了上课铃就哭了,害怕老师罚他们扫一个星期的教室。
那时侯百灵一哭就往我身边凑,大概就是那时候我们相互喜欢上对方的。
我们都说年勇白长了一个大憨个头了,屁大点事都扛不住,却天天闹着要跟在我们屁股后边玩。
然后聊到了现在。
十几年过去了,都变了。
天南成了方圆闻名的闲杂人员。
百灵当了小学教师,能歌善舞,长得越发漂亮了,母亲就警告过我好几次,让我赶快下手,很多年轻的小伙子都在小学校门口晃荡,错过了一天就错过了一辈子。
年勇也非昔日可比了,他叔叔成了镇上银行的头头,搞到一笔钱,让他和在派出所当什么队长的哥哥开了一家很不错的饭店,听说这几年腰包鼓起来了,肚子更大了,看人都是斜上三十度,因为个高,基本上看不见小葫芦街上的人。
天南对我什么都不隐瞒,还和同桌时一样。
他说这两年逛了一圈真是开了眼界,二十年摞一块儿也没十来个月看的东西多。
“我们算什么?
屁也不是。
当然了,他们其实也屁也不是。
”他学会了在无名指上戴上了银戒指,学会了用银戒指拨烟灰,他一直就这么在我面前拨来拨去。
“我知道这种事不光彩,可我实在找不到能够在那些地方活下去的门路。
我捡过垃圾,蹬过三轮,睡过桥洞和水泥管子,有两天我只吃了半块方便面,还是从垃圾筒里找到的。
后来还是干了,我还能干什么?
我想看看他们家里到底有些什么。
看了吓我一跳,乖乖,要那么多干什么。
我就帮他们用用吧。
我认识了一个安徽人,老婆跟别人跑了的三十五岁的男人,两人一块儿干。
有点害怕,干多了就没感觉了。
干一会儿歇几天,钱包瘪了又凑到一起了,跟约好了似的。
挣了一点钱,想回来找点正经事干,这不,晃过去两个月了还是没头绪。
没办法,看来还得去。
”
我无话可说,劝是没用的,他不是小孩,该懂的比我还懂。
他找不到事干,就像我现在这样,逐渐被一种莫名的焦虑占领了。
“辞了职你打算干什么?
呆在家里肯定不是个事。
”
“我也不知道。
”
我突然希望这个夏天没完没了才好,炎热和作为暑假的称谓是我呆着不动的最好借口。
可是暑假过了我该干什么呢。
没想好,也想不好。
“跟我一起到北京吧,”天南说,“九月份凉快了我想去北京看看。
有我一口饭吃就饿不死你。
”
我笑笑,没置可否。
“再说吧,”我说。
北京我没去过,陌生的大地方让我恐惧。
读大学时一个姓程的老教授说,年轻人应该出去闯闯,否则很容易早衰。
我想我现在可能是害怕去闯,我早早地老了。
我和百灵的来往在这个夏天多了起来。
她经常到我家来,比我不在家时来得更多了,街上的人都把她当成了我父母的准儿媳妇。
我不说,她也不说,我们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百灵不知道我辞职的事,母亲不让我告诉她,天南也这样告诫我,最好不要让她知道。
事实上也只有天南一个外人知道这件事。
我也常到小学校去,既是去打篮球也是去看她。
一到下午我就烦躁,不知干什么好。
天南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一个破篮球,让我和他一起去活动一下。
我知道他是让我去见百灵。
我们那地方只有小学校才有一个比天南的篮球好不到哪去的篮球场,球场正对着百灵的办公室。
好在我比较喜欢这项运动,虽然不太在行,总还有点能吓唬人的样子。
打过一次我就知道一个夏天的下午该怎么打发过去了。
天南的篮球打得很一般,只能算是知道篮球是怎么一回事。
他的兴趣也不是很大,扔了几下就坐到球场边上的树阴底下,斜着面对百灵的办公室。
他不时告诉我,百灵办公室里的老师哪个又伸出头看我了,捂着嘴的,笑着的,指点着我。
他们在替百灵审查男朋友哪。
只有我一个人在下午渐弱的阳光底下大汗淋漓地跳来跳去,流汗和疲劳的感觉让我舒展。
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在残缺不整的水泥球场上腾挪跌宕,有种正在生活的扎实的安慰之感,觉得生活就该是这个样子,脚踏实地。
但是黄昏来临,孩子们吵嚷着从简陋的教室里鱼贯而出的时候,我的心情又坏掉了,我想起了我的学生,他们那些早早麻木了的脸,还有将来的生活。
该死的将来,我该做什么呢,我又能做什么呢。
这时候百灵也忙完了,端着两大杯水从办公室里出来。
杯子是我来这里打球以后她特意准备的。
她把湿毛巾递给我,让我擦擦身上的汗。
我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个小背心,有时候干脆背心也脱掉,光着上身热出一身的油汗。
“偏心,你怎么不给我一条毛巾擦擦汗?
”天南取笑她。
“我也是在这个球场上打球的。
”“去!
你又没流汗,一直干坐在那儿,你以为我没看见。
”说话时她还和过去一样,向我身边凑了凑。
她说,“你看你,胳膊都晒脱皮了。
”从我手里接过毛巾,小心地擦那些晒脱皮的地方。
“他们都说你球打的很好,姿势也好看。
”
“乖乖,百灵同志,现在就这么说啦,脸红不红啊。
我也打球,就没人夸我一句?
”
“你那也叫打球?
在树阴底下坐了半个下午,他们都说你是在这儿坐着睡午觉呢。
”
“天南在思考关于人类前途的大问题,”我说,“哪有时间打球。
”
我的玩笑开得并不成功,他们都没感觉。
“我也给你送了一杯水了,”百灵说,接下来的是对我说的,“天南经常来学校看我,还给我带过很多好吃的。
”
“喂喂,你别这样说,不要让大教授误会,”天南说。
“我只是帮着教授保护你一下,不让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你的工作和你们两个,那个,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那个什么情的。
我们是老同桌,这点忙还是要帮的。
你说是不是大教授。
”
这种话天南常说,他总喜欢把我和百灵放到一起表达出来。
百灵还是每次都红着脸低下头去,“不理你了,”她说,扭着身子站起来要走。
我本能地敏感起来,脱口而出:
“谁?
”
百灵嘟着嘴,低着头向上瞟我,小声说:
“年勇。
”然后争辩着,“他只是偶尔过来玩玩,没什么的,我只当他是同学,真的!
”她一急抓住了我的胳膊。
5
若是百灵不来,我们家的气氛一直是不冷不热的,连对现在的生活知之甚少的祖母,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句话能重复十几遍了,她老人家头上时刻盖着那块毛巾,再热也不拿下。
父亲在家总是说水稻的事,吃过饭扛一把铁锨就下地了。
在往年这种时候是很清闲的,他会到曹三家的小店和一帮闲人打牌下棋,晚饭都能一拖再拖,一直下到半夜才回家。
现在突然都戒了。
母亲变得寡言和不耐烦了,过去祖母不住的唠叨她都能忍受,现在不行了,祖母稍稍引起一个话头,母亲就说,行啦,八辈子以前的事有什么好说的。
祖母看看我,便不再说话了。
母亲也很少串门了,只在我回来一周后的某一天去了一趟外婆家,一大早天没亮就出门了,直到晚上九点钟才回来。
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到外婆家去都是步行,十几里路,母亲走路又快,通常早上七点出门,午饭之后就回来了,回来后精神一般都不错,因为外公和外婆的身体都很好。
但那次不同,回来后眼睛红红的,眼泡都肿了,我问是不是外婆他们身体出了问题,母亲说不是,他们很好,外公一顿还是两碗米饭。
母亲哭过了,毫无疑问,我去厕所时,听到她在柳树底下对着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好在百灵很快就放暑假了,一两天就来我家一次,也不是和我呆在一起,而是帮着母亲做一些家务。
母亲喜欢百灵,常常在干活时就忘了手中的事,满足地看着她理想的儿媳妇,看得百灵不好意思。
百灵在午饭后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她感觉不对劲儿。
“没有啊,能有什么事?
”我终于开了一个关于我们俩的玩笑,“妈可能是觉得你比较像她的儿媳妇。
”
“去,不理你了。
”她把一个洗过的盘子又洗了一遍。
“喂,还有一件事,说了你别瞎想。
答应不瞎想我才说。
”
“说吧,地球明天爆炸我都扛得住。
”
“早上我来的时候遇到了年勇,他说什么时候有空请我们和天南吃饭,老同学聚一聚。
”
“我们是谁?
”
“当然是你和我。
”解释完了她才发现是个圈套,跺着脚把盘子里的水往我身上泼。
我抓住了她的手,第一次,就被从外面进来的母亲看见了。
母亲看见了,转回身向院门外走去。
晚饭后百灵回家了,母亲来到我的房间。
“百灵知道你辞职了?
”
“我还没告诉她。
”
母亲长叹一声,说:
“她知道了还会再来我们家吗?
”
我也不知道。
母亲的担心在她看来是十分有道理的,围在百灵身边转的小伙子很多,有不少都是我们海陵镇上小有头脸的人物,比如年勇。
前些天我和天南在小学校里打球时见到了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年大胖子了,当然现在更胖了,但却是眼下小老板的流行的胖,看到他们不同凡响的肚子和腰身时,你会想起他们同样不同凡响的鼓鼓囊囊的大钱包。
他是小葫芦街上为数不多的皮带上武装了手机的人之一。
我们看见了他,我相信他一定也看见了我和天南。
他愣了一下转过身,走两步停住,没有回头,然后走出了小学校的大门,身上的衣服滑动着大片的阳光,然后我听到摩托车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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