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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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
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
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可以分几个时期来说:
第一个时期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到志愿军入朝以前,大体上是从1950年6月到10月。
第二个时期是入朝以后,特别是停战谈判开始以后(也就是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
周总理经常讲:
我们在朝鲜打了三年,谈了两年。
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正好三年。
当美国人和南朝鲜打到三八线时,这情况对我们来说就比较严重了。
我们外交上有一句话叫“不能置之不理”。
这句话是周总理第一个讲的。
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对外斗争的风格。
我们对外常讲:
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
这也是周总理第一个讲的。
美国人打到三八线,周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带一个信息给美国,警告美国:
如果继续往前,往中国边境打,中国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我记得美军仁川登陆是9月中旬,因此,这句话大概是在9月底或10月间讲的。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延长。
我们事先向美国发出警告,打招呼,你胡来要惹祸。
潘尼迦如实地把这话传到了美国去。
当时美国总统是杜鲁门,美军总司令是麦克阿瑟,国务卿是艾奇逊。
但美国利令智昏,觉得自己军事上很得势,对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
他们以为中国刚解放(西藏还没有解放),百废待举,中国有什么力量?
有什么本事?
能和美国打?
所以根本不理。
美军过了三八线后就长驱直入。
10月初,我们就发动了抗美援朝。
这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知道中国是打了招呼的,美国闯了这个乱子。
周总理这个外交行动,起了很大的瓦解敌人、争取中间的作用,在全世界树立了这种认识:
中国人讲话不是耍外交,说了要算的。
这个重要的外交行动所起的作用、影响是很大的,很深远的。
以后,在我们的对外斗争中,一直到70年代与美国重新建立关系时,我们中国说话算数这种威信、这种声望还是很大的。
不妨看看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回忆录和文章,也都承认这一点。
中国新外交的这种风格,就是通过周总理树立起来的,在全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一方面给美国打了招呼,另一方面就争取派代表到当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诉美国干涉朝鲜、侵占台湾。
这工作也由周总理直接具体领导的,大约在1950年11月。
因为朝鲜战争6月25日一打响,27日杜鲁门就发声明,一是派兵到朝鲜,一是宣布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巡逻,实行军事上占领台湾。
周总理就决定由伍修权和我以及其他同志到安理会去控诉美国。
这个决定在当时影响很大。
我们到联合国是11月29日。
我记得那天到纽约,麦克阿瑟正在吹牛,根本不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放在眼里,在报上说圣诞节可以结束战争。
但到了12月初,我们打了入朝以后第一仗,从新义州打过清川江。
就我来说,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感到中国人光荣,真是抬起头来了。
你没有本事,人家不会尊重你的。
所以,我们讲道理控诉美国,与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两者一配合,就把中国的威望和影响极大地提高了。
举个小例子说:
英国人派头是很大的,这次就登门求教了,要求中国朋友可否考虑朝鲜停战?
这是缓兵之计,怎么可能?
这些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当然是党中央、毛主席总的决定的,但具体的执行、实施(对外工作不仅应有大的轮廓,每一个战术步骤都要经过很好的考虑),就是周总理。
有人说周总理是抗美援朝的总参谋长,这有道理,是这样。
那时,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
第一线的是总理。
大的事跟中央商量。
有人说包括部队在哪里,那个山头如何,那个首长的脾气怎样,周总理了如指掌都清楚。
周总理在志愿军中威信高极了!
从1950年10月直到1951年7月谈判开始,我们打了五大战役,前线指挥是彭老总,在中央直接负责、具体负责的是周总理。
朝鲜战争第一年,先是北方向南一直冲到釜山这一带,后来美国反攻到鸭绿江,志愿军进去冲了一下,又退到三八线,稳住。
这时,已出现了僵持的形势。
大家知道,三八线就是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向日本受降的分界线。
当入朝时以及后来,党中央也估计到这个战争只能打个平手。
要把美国完全从南朝鲜赶走,从整个形势讲也不合适。
所以到1951年6月,打了一年,苏联出面提出,他们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在一个广播讲话中提出,朝鲜战争双方停火休战,脱离三八线。
这个讲话后,美国司令李奇微马上写信给金日成、彭德怀两位司令员,表示同意,由双方举行谈判。
我们方面也同意了,这就是停战谈判的开始。
大概是1951年7月初,周总理突然找我和李克农去。
我个人没有想到形势发展那样快。
他说:
你们准备一下,明天坐火车到安东,接着到平壤见金日成,准备谈判。
那时毛主席也在。
我问主席:
准备去多久。
他说:
三五个星期就够了。
主席的领导风格很值得回忆。
他说:
刚请胡乔木写了篇赞成停战谈判的社论,你改一下。
今天你别的不干,就把社论改好,明天一早走。
他的领导方法是:
我们所谓社论无非是政治主张。
你翻书先要掌握这些。
主席很客气,请我们吃了饭,喝了酒。
晚上我把社论稿写好了,就是《人民日报》7月初社论《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
当时估计,这次谈判是容易的,李奇微赞成就地停火。
毛主席这话也有根据。
周总理对主席是非常尊重的,一般都是支持主席。
他交待很细。
我的感想是主席总的战略部署,具体的实施执行是总理来抓。
比如主席说你把社论写好,把中央政策搞清楚:
然后作个大的估计,具体的由总理来谈。
第二天我和李克农带着其他几名同志,到了安东,高岗在安东等着,还有些后勤问题要东北接济。
入朝后,走路主要靠晚上,白天不安全。
晚上也不能开灯,一有情况车就停下。
从安东到平壤,再到开城,就开始谈判。
这里有一件和以后发展有关系的事。
平壤到开城是大路,敌机经常轰炸,事先我们向对方说好了,我们在从平壤到开城去的几部汽车上覆盖白旗,表示是红十字会,请不要轰炸。
同时,对方也通知我们:
他们从汉城发的几辆车也挂白旗。
开城虽说在三八线,实际上为我们控制,从板门店到开城还有十几里,美军来要经过我们盘查。
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谈判开始后,7月初,我们提出很简单的几条:
一、停火;
二、三八线为界,划非军事区;
三、释放战俘。
我们以为这样一个意见,对方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意。
双方不是已经有谅解了吗?
马立克提出撤离三八线,李奇微给中朝方面的通知中也肯定这一点。
中国提出这一点还有什么问题?
但出乎意料之外,美国马上提出:
不行,说:
三八线只反映了双方陆军力量的对比,没有反映美方海空的优势。
这是我们没想到的,马上报告中央。
周总理很快指示:
要坚决打掉这个荒谬主张。
谈判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
7月、8月,原来双方已经同意开城是停战谈判地点,中立区,不来轰炸的。
可是谈判碰到了美国阻挠后,美方就经常到开城进行骚扰。
一直发展到9月轰炸中国和朝鲜代表团住地,我们当时很气愤,报告了周总理。
总理很快指示:
你们义愤是对的,但要注意,只要美国不决心破坏谈判,我们不采取主动。
关于轰炸,你们找对方联络官将是非搞清。
在弄清是非后,采取适当措施恢复谈判。
其精神是有理有利有节。
事情很清楚,我们的飞机只过安东一点,到不了前方。
我们不能炸他们,他们能炸我们。
美国人赖不了。
我们以为搞清了可以结束了。
可是,美国又提出在开城谈判不便,因为开城深入我们地区,他们建议在双方交界处划一地点,双方不进入对方地区。
周总理很快就看出:
美国为什么要轰炸?
因为它是大国,尽管在朝鲜受挫折,也不愿让他们的代表到你们这里来,向你们低头。
这一点当时周总理就在电话上讲了。
后来我回到北京后,总理当面又讲:
当时我就有点担心这事,现在它果真翻悔了。
所以我们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既弄清了是非,又恢复了谈判。
从1951年底起,谈判地点从开城移到板门店。
1951年底到1952年,整个谈判处于僵持状态。
一句话:
美国人不服气不死心时,战争不会停止。
运动战结束了,在僵持局面下志愿军不断给敌人打击,使他们的死伤积累起来越来越严重。
这很重要。
很多人以为战线没移动,没有什么文章。
其实,真正使美国低头的,是停战谈判以后,志愿军和人民军毫不停息地给以杀伤。
接着,又发生了新的问题:
战俘问题。
这是很大的问题。
志愿军战俘中很大一部分给蒋介石拐去台湾了。
这构成了双方争吵中很大的问题。
但这些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美国还不甘心。
如果它没有办法了,甘心了,顷刻之间问题就会解决。
1952年冬,美国内部也争论不决。
这时美国要竞选了。
美国方面提出停止停战谈判。
中央的方针相当坚决:
我们主张谈,你们停,我们奉陪。
这时朝鲜战场上还很紧张。
美国有一派主张敌后登陆,在元山、西海岸登陆,对我们还是很大的问题。
谈判也停了。
我们作最坏的打算,但还争取谈判解决。
周总理讲过多次,要打,跟你打到底;要谈,公平合理,不能比我们高一等,强加于我,那不行。
1952年底,艾森豪威尔当权,杜鲁门下台,他们采取了一个方针:
当时美国人在朝鲜伤亡很大,准备停战了。
这时,周总理跟我们谈: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
只要美国不甘心失败,它不会同意你的。
1953年2月,美国军方有个传阅:
停战谈判可以先谈伤病俘交换问题。
周总理问我们意见。
我们觉得谈判显然是美国主动停的,也应当由他们主动恢复,我们一动不如一静,看它如何做?
到了3月底,整个形势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
斯大林去世,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也主张朝鲜问题快一点和平解决好。
所以出现了两个因素:
美国新总统上台,得采取新的方针;斯大林去世,名义上马林科夫是第一书记,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他的意见是作为苏共中央的意见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主张赶快停下来,我们党中央也同意这个意见。
到2月下旬,美国方面正式提出:
双方先交换病伤俘,同时恢复停战谈判。
出现这种转折,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战场上给了美国以打击。
话虽这么说,但到打垮了李承晚的首都师,打垮了他几个精锐师,整个局势才急转直下。
为了谈判的指导工作,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个电话直通谈判代表团。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打就不打,紧张时要临时请示就打。
这是条专用线,苏联帮助搞的。
它就在总理床头上,整个停战谈判中随时可以通话。
还有电报,每天一份,包括:
谈判情况、美军动向、美方记者的反映、我们的意见等。
每天由代表团向中央报告一次(毛、金、彭)。
电报先到周总理那里,日常工作由总理直接处理,重大问题拿到中央请示主席或常委。
因为说个提纲,几句话就完了;具体办事,不胜其麻烦。
战争停下来,事情之多,多得不得了。
我们管停战的就有几个委员会: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军事停战委员会等。
特别是谈判快结束时,除了书面报告外,每天周总理早上睡觉前,一定要给他打电话。
文字上写不清楚,就电话上报告,大小事都得请示总理。
他需要时再问主席。
有的他办了,事后送主席看。
那时,从战争一下转向和平,事情多,头绪也多,周总理处理这些事,非常尊重金日成。
我们部分同志,彭总不在内,签字时有的犯了大国主义。
周总理非常注意,对我们教育。
凡是不尊重金日成,不尊重朝鲜同志,独断专行的,他批评非常严厉。
1953年7月27日签字。
原来打算25、26日签字,因为一签字后就不能动,双方军队都要停战前取得最大成果。
原来和总理讲好了:
7月26日签字,前方都按这个准备了。
忽然有一天,对方提出要推迟一天,我们也有工作没有准备好,双方都有打算。
这时天快亮了,总理已经睡了。
要拍板。
这事授权有限。
彭总已经到开城,在这里也不能作主。
电话是我打的,杨尚昆接的。
我说很重要,不请示总理没有办法。
一般我也是不得已才找总理。
他一天常只睡几小时,刚睡下又叫起,但这涉及中朝双方几十万军队的事。
只能叫起他,请示他。
周总理被叫醒了,马上发出一系列指示。
确实战场上也好,谈判斗争中也好,跟周总理的心血操劳是分不开的。
这些工作,事情做成了,人们看外表看不出来。
我在停战后在朝鲜又呆了一年,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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