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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
宋翔风,字于庭(一作虞庭),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
嘉庆
五年举人。
宋翔凤是常州庄氏学术的传人,为庄述祖的外甥。
庄述祖曾说“吾诸甥中,刘申受可以为师,宋虞庭可以为友”。
庄述祖是庄存与从子。
刘逢禄字申受,是庄存与的外孙,故宋、刘同为庄氏之甥。
宋翔凤在《庄先生述祖行状》中曾自述学术渊源说:
“翔凤先母为先生女弟,己未岁归宁,命翔凤留常州。
先生教以读书稽古之道,家法绪论,得闻其略”。
所谓“得闻其略”的“家法绪论”就是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之学。
后来戴望拜宋翔凤为师,所学的也是《春秋公羊》之学。
但宋翔凤无专门的
春秋公羊》学著作,他以庄氏真传说《论语》,著《论语说义》。
这不但为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古往今来众多《论语》著述中最别开生面的著作。
宋翔凤关于《论语》学方面的著作有《论语郑注》十卷、《论语说义》十卷。
相关的著作还有《四书释地辨证》二卷,专为辨证阎若璩的《四书释地》而作,中间也有涉及《论语》方面的问题。
这些《论语》学的著作中,最能发挥常州之学精神,又具有自己的学术特色的著作莫过于《论语说义》一书。
据他在道光十年(1840年)五月写的《自序》说:
《论语说》日: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
微言者,性与天道之言也。
此二十篇,寻其条理,求其旨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
自
汉以来,诸家之说,时合时离,不能画一。
尝综核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因别录私说,题为《说义》。
?
r绎已久,有未著于子墨者。
年衰事益倥偬(是少)暇,恐并散佚,遂以此数万言,先付杀青。
引而申之,或俟异日(《论语说义》序)。
从这篇短《序》中,我们知道宋翔凤著作此书的宗旨和缘起,有以下几点:
一、宋氏心目中的《论语》一书,具有多孔子微言的性质。
二、在宋氏看来,汉以来儒者说《论语》有的说到点子上,有的却否。
宋氏为了整齐划一,综核古今,特作《论语纂言》。
三、《论语纂言》部头过大,故将书中宋氏自己的见解抽出来另成一书,这便是《论语说义》的由来。
今从宋翔凤著书的宗旨及其书中的论说,分析其为学特点及其书的特色。
宋氏强调《中庸》与《论语》同样重要,都是弟子述孔子之
意,目的好像是为《中庸》争地位。
其实不仅仅止于此,他是要解决历来人们认为的“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的问题。
他认为孔子的“微言”并没有随孔子之没而绝,
义”也未随七十子丧而乖。
微言保存在《论语》等书中,大义通过探求西汉家法,便可获得孔子的微言大义。
解决了这一点,等于是给他的《论语说义》等著作开了方便之门。
我们不妨看宋翔凤在此问题上的正面回答。
《论语说义》卷
,《学而篇》“父在,观其志”章,宋翔凤的解说是:
道就是治。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针对继体为政者而言。
若泛泛谈父之教
子之道,当终生没齿不忘才是,难以三年为限。
而子继父位当了人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君治道宽猛缓急,先君的这一套好的东西不能随便变易。
从这个角度上说,三年无改父之道。
语》中这一章的“大义”,只有《春秋》的今文博士传了下来。
春秋公羊解诂》中何休说,系闵公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传》日“则曷为于其封内三年称子?
缘孝子之心,
则三年不忍当也”。
所以,宋氏断言“《论语》微言与《春秋》通,明三年无改之道,以示继体为政之法,而孝道已立。
孰谓七
子丧而大义遂乖乎?
”
很显然,《论语说义》是发挥解说西汉今文经师经义的著作。
史传称宋翔风“通训诂名物”,但在宋氏看来只是学术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并非终极目标。
这也是他与乾嘉时期大部分考据学者的“通训诂名物”有别的地方,乾嘉朴学家精通的训诂名物是东汉许、郑之学。
宋氏志在西汉家法,微言大义,这种精神从首至尾一直贯穿在全书之中。
既然《论语》微言与《春秋》通,则《论语》中的大义只能求之于《春秋》了,舍此别无他途。
《春秋》有三《传》,《左氏》之学无博士所传,《公羊》、《谷梁》则为今文博士所传,这中间的高下不言自明。
《论语说义》引用发挥最多的是《公羊》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试举数例说明之。
论语?
学而篇》第五章:
子日: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是孔子发表的关于如何治理“千乘
之国”的见解或者说方法。
如不经特别指出,还真不易看出此中还有微言。
宋氏引何休《公羊解诂》,先说明十井为一乘,公侯
封方百里,凡千乘。
伯四百七十乘。
子、男二百五十乘。
此与包
指出春秋之法,尽大国之地,所赋车徒之数止此。
多于此者,则
在所损故。
到这里所解不过是何谓“千乘”之类的历史史实,接着话锋一转,说:
“《论语》言治国以千乘为大,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言。
学而不可究之于治国,其学为无本。
《大学》言平天下,在治其国。
苟能道千乘之国,则天下悉举之矣。
”
宋氏点出“道千乘之国”是治国之事,治国必由学言,则学为治国的基础。
《大学》中说国治方可平天下。
这些就是《论语》中未明言的“大义”,要好学深思,通过一番探求才能获得。
探求微言大义的途径,就是从西汉今文博士的遗说中寻找久已丢失的精义。
前举何休《公羊解诂》说与包咸《论语章句》说同,包咸所习的是《鲁论》,属今文说。
宋氏认为何、包二家之说是从前汉今文博士传下来的。
今文博士所传的是“七十子之徒”的遗说,不用说七十子是孔子后学,权威性毋庸置疑,故今文家传《春秋》、《论语》为得圣人的真意。
宋氏又说古文家所崇信的《周官》等经典出自西汉末年屋壁中,录之于中秘,假托周公所作。
凡与他经不合处,皆断之与夏、殷,显然是在批评郑玄。
历史上郑玄入室操戈,批评何休。
今宋氏扬何贬郑用意明显,目的在于强调只有今文家的说法才与《论语》的“大义”相合,直接一点
说,那就是只有《春秋公羊》解《论语》方可得《论语》之大义。
语?
八佾》中的季氏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章,季氏身为大夫却僭越用天子礼乐、礼仪,所以《论语》中斥之。
但实际上贬斥的是鲁文公,因为鲁自文公开始乱宗庙之法。
宋翔凤认为,春秋家以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之世,见治起衰乱,然僖公世,当齐桓、晋文之霸,王政犹明,制度犹在。
大夫不敢僭,四夷不敢陵。
至文公之世,先王之政乱。
继统之法荒谬惑乱,而
为君是谓不仁,《论语》孔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
仁,如乐何?
”是针对文公而发。
“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者,
由季文子始,而起于文公之世。
《论语》显斥季氏而深没文公,
崇信今文说,贬低古文说,是《论语说义》的一大特点。
《论语?
八佾篇》第一章: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按当时的礼制,八佾只有天子才可用。
季氏作为
大夫无权用,所以孔子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八佾制度,古今文解释不同。
《春秋公羊传》说,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
佾者,列也。
八佾就是以八八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
诸公六六为行,诸侯四四为行。
古文说则不同,宋氏下断语说:
谨案:
此今文家说。
春秋时皆言女乐二八,亦诸侯四四之教。
《左传》始有卿大夫四、士二之说。
服虔遂解为六八、四八、二八,此古文家说,非也(《论语说义》二)。
可见宋翔凤讲《春秋》,信的是《公羊传》,贬的是《左传》。
在另一处“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章,用《春秋》文十六《公羊传》、《谷梁传》说,指出:
“《左传》以闰月不告朔为非礼,此刘歆窜入,与两家立异。
《左氏》不传《春秋》,凡释经之处
皆歆窜人也”(《论语说义》二)。
《左氏》不传《春秋》是汉代
传》解释经的地方都是刘歆窜入的。
这是釜底抽薪的策略,既是刘歆夹带的私货,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权威性了。
宋氏仅肯定《左传》为良史,“《春秋》之义则在《公羊》、《谷梁》两家之学,然考当时诸侯、卿大夫之事,莫备于《左氏》。
其人质直有耻,孔子引与相同,故其为书宜为良史,终不可废”(《论语说义》三)。
对《左传》的态度与常州学派另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刘逢禄完全相同(《论语说义》三)。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也突出《左传》的“良史之材”,说:
“《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洽,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
左氏》不任咎也。
观其文辞赡逸,史笔精严,才如迁、固,有
所不逮。
”表面上看是褒扬《左传》“文辞赡逸,史笔精严”,
论语说义》主《春秋公羊》说,则必定要涉及《公羊》学
说中一些核心论题,如以孔子为“素王”,《春秋》继周而起,托王于鲁,所谓“据鲁亲周故殷”。
又次第发明“张三世”、“
统说”等大义。
宋翔凤将《论语》与《春秋》沟通,这无疑是《论语》学中的一大贡献。
论语?
雍也》记载孔子的一句话: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
矣乎。
民鲜久矣。
”从字面上理解,孔子认为中庸是德中最高的
一种标准,可惜社会上长久以来就缺乏这种道德。
宋翔凤与历来
记》中的《中庸》。
认为《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作,子思作
中庸》的目的是“以昭明圣祖之德”,是为了“发《中庸》之
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是天下的“大本”,和为天下的“达
之”,贯即事,也即用的意思,孔子所贯的就是中庸之道。
孔子有“素王”之德,却居春秋衰世,所以宋氏说:
《春秋》继周而
作,百世可知求张三世之法,于所传闻世,见治起衰乱。
录内略外。
于所闻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
于所见世,治太平,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论语说义》三)。
“三世说”是何休根据《公羊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总结出来的例。
《公羊传》于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提到这个问题。
何休《解诂》于隐公元年传下说:
“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
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
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
异辞者,
见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
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
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有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麓
(角),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
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狄于函'、襄二十二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
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
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
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衰录隐,上治祖
祢。
”《公羊传》的本义是说所获得的史料有的是直接,有的是
说史料是近者详,远者略,在写法上也应该详近略远。
这本来是
止
步。
史法,何休用“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来解释,在义理上更深入何休又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牵合一体。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的一条大义。
《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
”
公羊传》解释说:
“曷为殊会吴?
外吴也。
曷为外也?
《春秋》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
”《公羊传》的这番解释是从礼制
的等级制度引申出来的,由近到远,由深到浅。
何休将前之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结合起来,据此把《春秋》十二公分成三世。
徐《疏》为之解日:
“若论象天数,则取十二,缘情制服,宜为三世。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何休《文谥例》有三科九旨之说。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
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徐彦《疏》引)。
据《公羊疏》引又有宋氏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日张三世,二日存三统,三日异同内外,是三科也。
九旨者一日时……”宋注《春秋说》与何氏《解诂》不同,后世春秋家遂不别,宋翔凤《论语说义》也不例外,无须再作深究。
论语?
为政篇》,子张问:
“十世可知也?
”子曰:
“殷因
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宋翔风《论语说义》云:
“素王受命之时,
子张能知之,故问受命作《春秋》之后,其法可以十世乎?
十世
谓三百年也。
孔子为言损益三代之礼成《春秋》之制,将百十世而不易,何止十世也?
如董生所记《三代改制质文》而所损益之
故,大可知矣。
孔子作《春秋》以当新王,而《通三统》与《论语》答颜渊问为邦因四代之礼,成制作损益之原,其道一也。
”
又《论语?
八佾篇》记孔子之言:
“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
”宋氏从《礼记》等书衍生出“射是宗庙之事”,因文献不足,足则能征之。
接着说,孔子虽观《坤》、《乾》之义、《夏时》之等,然以文献不足之故,未及笔削成书。
而周有一百二十国宝书,文献足,而《春秋》成。
“故能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礼运》一篇皆发明“志在《春秋》之义,而夏殷之礼亦可推而知之”。
凡此种种,可见宋翔凤将《公羊》学说中的这些论题发挥得淋漓尽致。
诸如此类的话,宋翔风反复其意,不止一次提到。
在宋氏看来,大学、明堂之义明则宗庙礼制明,孝悌忠信立,也即化民成俗必由学始。
宋翔凤另有《大学古义说》二卷,阐明的就是这层意思。
礼为治国之本,故仁孝忠信不能不重视。
因为宋翔凤重视
论语》一书的整体思想,故《论语》中有些内容相同的章节,他认为并不是编排上的重复,不同的地方出现具有不同思想内涵。
“三年无于改父之道,可谓孝矣。
”首出《学而篇》,《里仁》篇也有。
邢《疏》说:
“此章与《学而篇》同,当是重出”(《论语说义》四)。
宋翔凤却指出,《学而篇》里说的是“继体之君
以天子、诸侯皆视学,世子亦入学也”。
《里仁篇》说的是“人
春秋
邢氏以为重出者,非也”。
这大概是受了董仲舒的影响,繁露?
祭义篇》引孔子的话说:
“书之重,辞之复。
呜呼,不可
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
”
论语说义》正如书名所示,是解说《论语》中“大义”的
著作,故特别重视“言外之意”的阐发。
《论语》开篇第一章: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宋翔凤揭
示此篇之义,说:
“先王既没,明堂之政湮,太学之教废,孝悌忠信不修。
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备于《论语》,遂首言
立学之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时习即瞽宗上庠教士
来受业,也即秦汉博士相传之法。
意谓孔子的文章,可得而闻。
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谓孔子不言性命与天道。
宋翔凤认为,性与天道,正是孔子的微言。
既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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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当然看不出来,须仔细寻求。
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
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
又说孔子以
诗》、《书》、《礼》、《乐》教弟子,弟子三千。
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宋氏特别指出:
“《诗》、《书》、《礼》、《乐》者,夫子之文章也。
《易》者,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也。
”又同意班固以《易》、《春秋》为言性与天道之书的意见,“《易》明天道。
以通人事,故本隐以之显。
《春秋》纪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见至隐。
”《易》和《春秋》明明言性与天道,岂可说孔子不言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即如孔子成《春秋》,游、夏之徒
不敢赞一辞,其意正同。
盖性与天道之事高深,连高门弟子也不
可能理解很深。
秋公羊》而排斥《左传》、《周官》两部古文经典的态度中体现出来,而对《左传》的攻击尤甚。
于同为古文的《毛诗》则持肯定态度。
《论语?
八佾》:
子日: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
不伤。
”宋翔风于《论语说义》中解之云:
《关雎》者有二义:
乐而不淫,毛学之所传也;哀而不伤,鲁学之所传也。
两家皆七
子之遗学,同出孔子(《论语说义》二)。
经典释文序录》谓汉兴传《诗》者有四家,鲁人申公受《诗》
于浮丘伯,以《诗经》为训故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号日《鲁诗》。
另有《齐诗》、《韩诗》。
三家《诗》皆立于学官。
《毛诗》出白毛公,河间献王好之。
汉平帝时,一度与《左传》、《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
东汉十四博士无古文,盖不久而废。
从今古文的角度说,《鲁诗》为今文,《毛诗》为古文甚明。
今宋氏不非《毛诗》,尚不算是纯粹的今文学家。
其之所以攻击《左传》甚力,目的是抬高《春秋公羊》的地位。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宋翔风的《论语说义》在发掘和阐述《论语》大义上别具匠心,以《春秋公羊》说解释《论语》,多发前人之所未发。
其书有宗旨、有条理,持之有故,不失为一家之言。
虽然把孔看作素王,不脱今文经师的窠臼,但总算还是一个思想家的模样。
比后世认为孔子只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古代文献整理者和老教书匠来,自然有意思得多。
但我们同时也
要看到,宋翔凤在探求《论语》大义中一味求深,陈义过高,致使求深反惑,乃至附会曲说,这样的地方绝不在少数。
《子罕篇》: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从字面上看不难理解,孔子很少谈利与
命、仁方面的问题。
按照儒家的观点,孔子不谈少谈功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孔门高才生子贡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少谈性也说得过去。
仁是孔子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为何说也是“罕言”?
宋翔凤大概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故《论语
说义》说:
“子罕言(句)利与命与仁。
”在罕言处作一句读,“罕,稀也,微也。
”把罕理解为稀、微都不成问题。
如果将之连起来解“罕言”就是“微言”,明确指出是孔子《论语》中的微言,那就大有问题了。
而且还洋洋洒洒解说了一大通,断言“孔子存微言之教,以为百世之师者,备于利与命与仁矣”。
可谓极尽附会穿凿之能事。
立说精悍,却使人不敢苟同。
诚为后世学者所讥,只能看成是《易》外别传一类作品。
所以,我们认为宋翔凤的《论语说义》,不大为后世所重,非为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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