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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女性说起这种难为情有时其实有点装模作样。
相比之下,男性更倾向于为落选学生长或者被开除出学校之类的事情骄傲。
我当时成为领袖生,是由学校教职员工和五年级的“前辈”们选出来,相关记忆有点模糊。
我记得自己曾站在学校的舞台上,代表学生向即将退休的校长赠送一套socketset(套筒扳手工具组合)作为礼物,心里一点不明白啥是socketset。
今时今日,女孩子要想成为领袖生,必须写上一封充满谄媚意味的申请书。
在网上甚至能找到相应的模板和指南。
你得谈到自己种种才华,经历过的诸多挑战。
足以成为范本的领袖生申请书让人想到商业规划书,里面充斥着公关术语。
两年前我看到一份贴在Worcestershire网站上的申请书,里面使用了一种可叹的比喻。
那位雄心勃勃的申请者说,学校就像一棵大树,“老师就像树根,为我们提供知识营养,帮助我们成长。
如果我是领袖生,我希望能像肥料,园丁撒向地面滋养土壤的肥料:
多加一点点,就能带来很大改变。
”
大众偏见认为,领袖生都性格专横,喜欢发号施令,向来自鸣得意—而且非常可能是书呆子。
当人们得知玛格丽特·
撒切尔在格兰瑟姆文法学校读书时就是领袖生时,一点都不感到惊奇。
看上去一本正经的凯特·
温丝莱特(KateWinslet,演员)在戏剧学校就读时也是领袖生。
我本人也毫不含糊地意识到,在朋克风崛起的大背景下,我成功当选领袖生这件事一点都不炫酷。
这一荣耀好像给我带来了更多敌人,而非朋友,这可能是当选领袖生给我带来的最宝贵的人生一课。
家庭与事业
和那枚领袖生徽章一起,我还保存着一篇发表于1980年代末的杂志文章。
那是我读预科学校时妈妈替我撕下来的。
文章采访了一群领袖生,请她们谈谈担任此职的体会、对于人生和爱情有何构想。
当时我颇为不屑,生气地把它扔到了一边。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篇文章逐渐显得有了意义,因为上次翻出这篇文章时,我发现自己已经认识了其中两位受访者,进一步产生了了解其余几位人生之路的愿望。
文章中提到的最引人注目的学校是彻腾姆女子学院(CheltenhamLadies’College),当时它的学费是寄宿生每学期1293英镑,现在是10530英镑。
受访的维姬·
贝克(VickyBake)被教职员工和六年级的前辈选为相当于领袖生的高级学生长(seniorprefect)。
17岁的她解释说,这一身份深受所有人尊重:
“被高级学生长'
召见’的人走进我的小房间时,膝盖都在发抖。
她所在的彻腾姆女子学院因为有名,也饱受讽刺,有人称那是“一个让女孩子学会怎样翘着小手指喝茶的地方”。
维姬在采访中为自己的学校辩护,有良好的教育撑腰,她对于自身的价值很有自信。
“在过去,一位女性要想走向世界、留下自己的足迹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我认为每个人都赞同这一点:
社会像接纳女性一样接纳男性。
”她说,并对自己成年后的生活作出展望。
“我未来将致力何种事业目前还没有清晰的定位,我是会结婚还是单身要看具体的情况。
我们经常谈论这个问题,想像十年后会做什么事情。
在彻腾姆女子学院的帮助下,我在法国找到了成年之后的维姬。
说起年轻时言谈中的不确定性,她解释说:
“听上去很像我说的话,但显然其中有种矛盾的感觉,因为当时我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
我们有家庭生意要经营,后来还搬到了加拿大。
”尽管父母对她的未来早有规划,希望她进入牛津大学就读,毕业之后成为律师,但维姬的生活并非那么常规。
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了旅游行业,在西班牙组织自行车旅行。
如今她住在法国南部朗格多克的乡村,和身为葡萄酒专家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经营着一个葡萄园和旅舍。
“做过领袖生这个经历只在我应聘第一份工作时发挥过作用,当时面试的人在一所类似的学校做过男领袖生。
提到年少时对性别平等的自信之情,维姬大笑。
“情况已经变得比那时好多了,但是远未达到理想。
我认识的许多女性朋友都在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但是在企业界的朋友就过得比较有挑战性。
另外一间名校是卡姆登女校(CamdenSchoolforGirls),位于伦敦北,前身是一所文法综合学校。
埃玛·
汤普森(EmmaThompso,演员、剧作家)和洁芮·
哈利维尔(GeriHalliwell,服装设计师、作家、演员)都从那里毕业。
当时接受杂志采访的领袖生是安娜·
赖特(AnnaWright),现在是我的邻居和朋友。
虽然当时才18岁,安娜已经显示出坚定的平等主义原则:
“如果一份工作要对别人发号施令,弄得别人团团转,我是不会干的。
我是去年的学生长选出来的,教职员工在这件事上毫无发言权。
学校应该是能教你社会价值观的地方,如果我去了别的学校,比如一家寄宿学校,那种环境封闭而不真实,这方面的教育我可能就会错失。
安娜后来进入剑桥大学英语专业学习。
在那之前,她到约旦首都安曼度过了一个间隔年(gapyear),做家庭护理工作。
她说,那段经历“绝对改变了我的生活。
那是艰难的一年,回来经历身份转换,重新做回一个学生,也很困难。
我当时说的话和后来做的事之间是有连贯性的,虽然我离开大学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女性剧院做政治戏剧,但我后来受雇于'
国际特赦组织’,接着又进入联合国工作。
如今安娜在卡姆登的卫生和社会福利机构工作,回顾年少时自己所说的那些话,安娜不无感慨。
“在职业选择方面,我浪费了一些时间对抗自己的本性。
从我那时说的话里,可以看到人权和国际发展,还有社会公正等,是我真正关心的事情。
”她认为,领袖生的光环对她来说是“很大的推动”,因为她觉得自己并非“明星式人物”。
在低落的日子里,这段经历鼓励着她。
“我曾经以为我应该去做某些事,比如成为一名激进的纪录片摄制者,结果经历了惨烈的失败。
但我最终找到了一条更加适合我的路。
那时的安娜谈到未来家庭时,设想自己应该会成家,但认为“家庭不会成为我自我实现的障碍,不会让我多年的积累陷入停滞。
不过,我并不是一位疯狂的女权主义者。
”现在,她是一位学者的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
提起当年自称“并非疯狂女权主义者”,她感到有点难为情,为自己在做母亲这件事上的天真而动容。
“我哪里知道生孩子这件事的影响如此巨大。
生第一个孩子前几周,我得从纽约联合国那边飞回伦敦,预产期后一周还要接受一场非常重要的采访。
我记得经历过恐怖的生产之后,我躺在医院里,打电话给人家,说我不能如期接受采访了。
从那一刻起,我的事业轨迹开始改变。
我撞到了一面巨大的墙上,没人告诉我这面墙的存在。
有两年时间,我都是在愤怒中度过,对着别人大喊大叫—比如机场工作人员,在我想带着小婴儿飞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们却不让我带着折叠式婴儿车登机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世界已经做好改变,要接纳我们职业女性,然后发现根本不是。
但我最终还是设法适应,平静下来。
我在新加坡找到了菲奥娜·
斯特拉奈克(FionaStranack)。
她曾是布里斯托尔附近的莱德梅兹学校(RedMaids’School)的领袖生。
莱德梅兹学校建于1634年,是英国最古老的女子寄宿学校,直到不久前,在一些特定场合,那里的女生还要穿着古色古香的围裙、无边帽和斗篷。
她在1980年代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表明,她很想让人满意,但对于担当领袖生这个角色感到紧张。
那么她现在有没有成长为一位自信的领袖型人物?
应该说部分是这样。
1980年代接受采访时,菲奥娜说将来想成为一名外交官,但结果并非如此:
她最终进入商业培训行业。
在邮件中她告诉我,如今她和丈夫及孩子住在新加坡,两个孩子都是40岁以后生的。
当年她曾表示自己会因为做妈妈而停止工作。
“我确实是那样做的,但比我当时预想的时间要晚得多。
另类领袖生
通过这些回访,我似乎发现了一个模式。
我曾经读到,上一代的领袖生中,有一位传奇人物、运动员苏·
坎贝尔女男爵(BaronessSueCampbell),英国体育总局前主席。
在她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块铭板,上面写着一句话,意思是:
“表现好的女人鲜能创造历史。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解读这句话。
”她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被挑出来成为负责任的领袖生,可能其实不是件好事,并非“赢在起跑线上”。
现实情况好像是这样:
假如你曾当过领袖生,不仅要闭口不谈,最好干脆忘掉它。
我开始怀疑,领袖生之所以获选,会不会正是因为她们“讨人喜欢”,而讨人喜欢并不会带来其他成就。
我这次回访过程中,最方便找到的一位是弗朗西丝·
斯托诺·
桑德斯(FrancesStonorSaunders),她是我大学旧友。
据桑德斯自己说,她以前在学校从来不是表现好的那种学生。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她成为作家和电台主持人。
1980年代接受杂志采访时,她在神秘的圣玛丽修道院学校(StMary’sConvent)当领袖生,至于她是怎么成为领袖生的,至今还是秘密。
当时17岁的她表示很惊讶自己会被选中:
“我想没有人想到我会被那些修女选中。
多年来我一直是班上的害群之马,让一些人真的很难受。
当校长叫我过去时,我以为是因为我做的一些事情处罚我。
我的第一反应是:
修女想把我拉拢到她们身边,而不是跟我对立。
我父母当时正在闹分居,不大好过,当我打电话给他们说我成了领袖生,他们都以为我在开玩笑。
在采访中,弗朗西丝抱怨修道院生活“与世隔绝”,但是她对到外面世界有深刻的理解力。
“我已经做好准备,但是想到下一顿饭不知道从哪儿来,还是有点害怕。
”她说。
如今置身2015年回头看,她觉得担任领袖生的短暂时光让她对权威产生了某种质疑。
“我那时就对当领袖生这事儿感到尴尬,现在依然如此。
它让我跟学校的朋友有一点疏远,因为她们全是那种顽皮孩子。
弗朗西丝觉得采访中展现的自我跟今天差别不大。
尽管如今看来,她当时对孩子的感觉显得不太真实—那时她害怕做个家庭主妇,“我讨厌自己就待在家里守着孩子,而我丈夫在外面赚钱。
”她还严肃地指出,女人在男人的世界里生活,仍然十分艰难。
她问:
“伦敦到底有多少成功女人?
”即便那时,她的文学爱好已经初露端倪。
“我喜欢写作,但这想法是否现实,我并不知道。
从政之难
当时接受采访的所有领袖生中,如今最接近权力的乃是乔安娜·
加德纳(JoannaGardner),她当年读皮姆利科学校(PimlicoSchool,现称皮姆利科学院)。
那是所综合学校,男女兼收,之前乔安娜在修道院生活,她母亲是保守党贵族,一位女男爵。
当时18岁的乔安娜说:
“我恨修道院,那里有很多欺凌行为。
这里我变了一个人,他们把你当作本来的你看待。
在新学校当选学生会副主席一职后,她十分认同这样的民主选举方式,认为可以阻止“一向存在的特殊待遇”。
拿大学学位是一种消磨时光的方式,“等我到了21岁,就可以合法竞选议员了。
我要当保守党议员。
但我已经意识到,女性要进入议会非常困难。
看看数字吧,635名议员里,只有23人是女性。
乔安娜现在是保守党在伦敦肯辛顿和切尔西区的地方议员。
2001年大选中,她在南希尔兹(SouthShields)与戴维·
米利班德(现任工党领袖)对阵。
作为一名律师,她曾服务于大型公众项目,经常与政府打交道。
1980年代末关于领袖生的那篇杂志文章刊出时,她感到难为情,现在看到它,感觉依然未变。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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