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句式”中的主体对抗与超越性结构以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为例Word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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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脉、情感流,一气呵成,水乳交融,清晰无比。
但是,这种“流水句式”的背后,分明还有一种主体对抗与超越式的深层心理结构在。
明明是讲了“浮生若梦”,却不给人以压抑、虚无之感;
明明是写了吃喝玩乐,反倒让人见出其人性的洒脱与清雅;
明明在说形而下的快乐,却又给人以“潇洒风尘之外”(清·
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卷七)的清俊与飘逸。
这说明:
在文本的流水句式背后,一定潜隐着主体的对抗与超越。
形式上:
处处“形而下”;
内质上,却无一不指向“形而上”。
著名特级教师陈日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一次示范课中,他谈到“李白俯仰天地古今,就人与宇宙的关系,发出浮生若梦的慨叹,再转到贴合夜宴的秉烛夜游,用意颇深。
”怎么个转法呢?
陈日亮认为是“从消极转向积极,从悲观转向乐观,从虚无走向现实,从无为转向有为,从无何(无可奈何)转向有何。
”此说触及的正是主体的对抗与超越,或者说是文本的隐性意脉。
不过,陈老师以文本中的第三句“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作为诗人反抗与超越的界碑,似乎有失简单。
事实上,文本的字里行间,每一个角落,都蕴含了作者的反抗与超越。
只不过因为藏得太深,不易为人觉察罢了。
不妨先以陈日亮老师认为的体现“负能量”的第一、二句为例。
文本的第一句为“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似乎是劈空降生,实际上却有着很深厚的认知背景。
对于天地的感悟,李白之前的古人多有论述。
如“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
”(《尚书·
周书·
泰誓上》),强调的是天地的化生作用;
“天地之气,不失其序。
”(《国语·
周语上》),突出的是天地有规律、有秩序的特点;
“天无不覆,地无不载。
”(《庄子·
内篇·
德充符》)彰显的是天地浩瀚的容纳之力,全是在讲“天地”的伟力与神奇。
可是,到了李白的笔下,虽然也涉及了天地迎候、接纳万物的慈爱、博大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却是以之凸显人的渺小与短暂——“天地”成了背景,“人”成了主体,这其实隐藏了极深的叛逆、超越和淡淡的无奈,也难怪这样的生命体验一旦生成,就给人以震撼灵魂的警醒。
但是,这种清醒而深刻的参悟并没有导致诗人主体生命的绝望和萎靡,反而催生出更强劲,更自信的精神活力,生命姿态更坦然,更豁达了!
黑格尔说过:
“人要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作为对象,提升到心灵的意识面前,以便从这些对象中认识他自己。
”②李白便是把天地、光阴作为认知对象,提升到心灵的意识面前,并与之对话,从而为更好地领悟自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博大自我的视野与胸襟,使自己在世界的行走更潇洒,更幸福,开辟了道路。
这是整天沉陷于一地鸡毛的琐事,目光为种种蝇头小利所拘牵的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对于时间的体验,前贤们更是不乏论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
子罕》)“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庄子·
知北游)“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陶渊明《杂诗》)都是从生命的角度,道出了光阴短暂、珍贵、不复返的特点。
这种体验,李白当然有。
但是相较于古人,他更精粹地锁定了光阴与生命的关系。
所谓光阴,无非是很多代的匆匆过客的生命链接而成。
离开人的生命,无所谓光阴——尽管,生命是那样的短暂。
无比的客观、淡定,却又夹杂了难以言传的苍凉。
即使从表现手法上看,李白的反抗与超越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逆旅”“过客”的意象,高度统一,且意义自洽,言人之所未言,完全突破了他人的表现窠臼。
当然,李白的反抗与超越是建立在悉心容纳与高度消化的基础之上的,并非只顾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盲目解构。
因此,与先贤的同中之异便成了李白思想独立、生命在场的有力确认。
对抗与超越则成了他保持理性,审慎思考,焕发自我个性的一种方式、一种动力,一种习惯罢了。
事实上,不仅对先贤,对世俗的主流价值观,李白也是持了反抗与超越的姿态的。
这可以从陈日亮老师视为体现正能量(积极、乐观、现实、有为、有何)的第3至10句中见出。
非常吊诡的是:
从整体形式上看,这8句话似乎传递的是“负能量”。
因为意识到时空的永恒,生命的短暂,乐观者、进取者大多及时勉励,只争朝夕,力求多做事,做实事,做好事,以拓展生命的长度、高度和厚度;
悲观者、堕落者大多及时行乐,醉生梦死。
李白似乎选择了后者。
因为李白明确地说到了“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并且立马想到古人秉烛夜游的“为欢”方式,还表示出高度的认同——良有以也(的确有道理啊)!
和堂弟们的欢聚则是他为欢思想的付诸实践,且的确做到了秉烛狂欢——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
注意:
不是推杯换盏,而是“飞”杯换盏。
邀月同饮,还将月亮搞醉了——实际上是诗人和堂弟们的大醉。
完全是酒徒的醉生梦死的迹象!
明明是从俗,随大流,怎么能称得上反抗与超越呢?
也谈不上陈日亮老师所说的“积极转变”,更别说古人评价的“幽怀逸趣”“与世俗浪游有别”了(清·
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卷七)!
这不能不从李白对待自然、堂弟、诗歌和自我的态度说起。
在李白的诗文中,自然一直是以他的朋友或情人姿态出现的。
如“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与明月相约,见《月下独酌》);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
本文中,这种情结依然存在。
伴花而坐,邀月同饮,对用烟景召唤我的“阳春”(和煦的春光),将绚丽的文采借给我的“大块”(大自然)充满感恩,对别人熟视无睹的景色,他却很细腻,很深入地欣赏,不嫌乏味(幽赏未已),没有赤子之心,没有热爱生活的生命激情,很难做到!
联系李白晚年的诗歌,他对自然山水的这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般的痴情与爱恋从未变过,这是令人惊叹,也是极为珍贵的。
与众位堂弟相聚在清芬四溢的桃花园,家长里短的乐事,谈;
高雅、清玄的话题,也谈。
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拉上众兄弟一起作诗,吟诗,以伸雅怀。
不成,还要罚酒。
多么性情,多么飒爽!
狄德罗曾向诗人们呼吁:
“请打动我,震撼我,撕毁我;
请首先使我跳,使我哭,使我震颤,使我气愤。
”③追求的是情感的蛮野与活力。
李白与各位堂弟相聚,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的真性情、雅性情、野性情,使得他的情感活力弥满,因而极具感染力。
桃花园的美景还没赏够,众兄弟间感兴趣的热门话题就丛生起来了,而且连续不断,足见谈论的情绪相当高涨。
这也足以说明,他们之间不仅有血缘之亲,更有志趣之亲,才情之亲——群季俊秀,皆为惠连;
吾人歌咏,独惭康乐。
不仅有兄弟的随性、随情,更有知己般的默契与深入——这一点非常重要,已经与酒肉朋友的聚会、享乐彻底划清了界限。
因此,李白的这次月下酒宴满足的绝不只是口腹之欲,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悦纳,灵思上的互补与启悟,个性上的舒展和张扬。
从叙天伦之乐,到幽赏未已,到高谈转清,再到形诸佳咏,李白和亲人团聚中清雅、形上的特征越来越显豁。
还有对诗歌的钟情。
即使在酒宴上已经醉意醺醺,但是对创作诗歌竟然保持高度的清醒和热衷,并且邀众人一起作诗,这就不仅仅是一种才能上的自信,习惯上的偏好,更有对诗歌的信仰与迷恋了。
“不有佳咏,何伸雅怀?
”一个“雅怀”,道尽了李白所有的心灵秘密。
也就是说,在这次酒宴上,赏景也罢,饮酒也罢,聊天也罢,如果没有诗的在场和统领,那么一切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俗气的,包括人的情怀!
可见,在李白那里,诗歌与生活,与生命是同步的。
诗歌让李白精力充沛地融入了生活,又让他时时能超拔于生活,显示出独立不羁的精神风范。
所以,不论是对自然的态度,还是对亲人和诗歌的情怀,都能见出李白的融入、对抗和超越。
融入,让他的诗文有了地气;
对抗与超越,又让他的诗文有了灵气。
只不过,有时候他的对抗与超越或是被巧妙遁形——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一泻千里迥然不同,或是借了顺从的旗帜,用了障眼法,一般人难以识破罢了!
一如他的个性,豪气、侠气、大气、仙气、俗气、雅气,乃至匪气(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都有了,且处于相互激荡,此消彼长的动态转换中,连他自己都不一定完全觉知,更何况别人呢!
再拿很形而下的饮酒来说吧!
这在李白的诗歌中,可谓触目皆是。
“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诗之一),“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诗之三),“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将进酒》),包括本篇的“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似乎是醉生梦死的铁证了。
当下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李白的饮酒爽了自己,也害了自己,因为据说他最终是喝醉了酒,捉月而死,更害了后代——李白的后代很平庸,和陶渊明的一样,都是酒精给害的。
但是,这正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不计利害,只关注自我性情的美丽绽放。
虽然他的确有世俗的酒徒心理,认为酒可以让自己在醉中忘却生死、荣辱,“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
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
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月下独酌》其三),但是他同时也有对抗和超越的一面,即认为酒才是超越圣贤、神仙的象征: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
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月下独酌》其二)孙绍振指出:
“酒,令人兴奋,也令人迷糊。
酒能兴奋神经,又能麻醉神经。
酒在诗中的功能,就是让神经从实用规范中解脱出来,使想象和情感得以自由释放。
因此在诗中,尤其是在李白的诗中,把酒是一种进入想象空间尽情浪漫的姿态。
”④这种姿态也是李白对抗和超越时俗的姿态!
从创作追求上讲,李白的对抗与超越特征更是显明。
中国的古典诗论、文论历来都强调文的实用,诗的虚用;
文的质朴,诗的唯美。
明代吴乔在其《围炉诗话·
卷一》中,曾将这个意思表达得极为充分:
“文之词达,诗之词婉。
文以道政事,故宜词达;
诗以道性情,故宜词婉。
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
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
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噉之则饱也。
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
文为人事之实用,诏敕、书疏、案牍、记载、辨解,皆实用也。
实用则安可措词不达,如饭之实用以养生尽年,不可矫揉而为糟也。
诗为人事之虚用,永言、播乐,皆虚用也。
”宋代的司马光也认为:
“在心为志,发口为言。
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
”(《赵朝议文稿序》)分明觉得诗比文更尊贵,更高端。
虽然二人都生活在李白之后,但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诗与文的不同特征,说明在他们之前的文人一定有了类似的文体意识,以及自觉的创作追求。
可是,这些条条框框对李白来说,几乎都不存在。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是文,“词达”的特征有了,“词婉”的特征一样具备!
家事说了,性情也抒了!
你说“文之美者为诗”,我的文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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