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政治《专家老师教学设计》精品教案专题1回望思想品德课程 经验与反思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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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思想品德课程,其改革已经推进几年了,今天,我们有幸与朱明光老师、金利老师两位专家一起,共同反思这次课程改革的经验。
说到这次课程改革,有一个明显的、却往往被忽略的变化,那就是初中首次采用了“思想品德课”这个名称。
这使我联想到,其实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也是以课程名称的变更为标志的。
大家都知道,之前,小学和中学统称政治课,那以后,小学称思想品德课,中学则统称思想政治课。
说到这,又让我注意到,伴随着这一历程,有关“这究竟是一门什么课”的讨论,也成为一个永远的话题。
可以说,随着强化社会公德、心理品质、民主与法制等方面教育的主张日渐突显,诸如将这门课称为德育课、社会课、公民课等,都成为这门课程名称的热议选项。
似乎不这样做,就不能实至名归;
如果不实至名归,就无法取得教学实效。
那么,课程名称的这种变化,对于这次课程改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朱老师,我想,我们这次的讨论,能不能就从“名称的故事”说起呢?
【朱明光】好,这的确是个好话题。
因为,所谓“名称的故事”实际上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把握课程的本质特征。
但我想,要阐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课程设置的历史沿革。
这让金利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金利】特别同意朱老师的观点,课程名称的变化其实就是我们对这门课课程性质的再认识过程。
下面我就来试着梳理一下思想品德课课程设置的历史。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两个历程,第一个历程是1951-1964年,即形成历程,主要标志为“三个首次”;
第二个历程是1978-1997年,即发展历程,主要标注为“三个大纲一个课标”;
下面我们具体来解读一下。
据查,1951年6月,教育部发出《关于改定中学政治课名称、教学时数及教材的通知》,这是新中国首次规范中学政治课名称的文件。
依据这个《通知》,“初中三年级是《中国革命常识》。
”但此后几年,我国学校教育整体上照搬当时苏联的经验,对思想政治教育采取什么课程载体,认识并不明晰。
甚至“认为政治课的思想教育作用可以由其他所有的课来代替,不要再开政治课了”。
当时,教育部曾推荐通俗政治读物作为代用教材。
直到1957年,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
“初中、高中加政治课,编政治课本”。
并指出“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发展史”“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
同年8月,教育部发出《关于中学、师范学校设置政治课的通知》,明确课程总称为“政治课”,并规定初中一二年级开设《青少年修养》;
初中三年级开设《政治常识》。
1959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中等学校全国通用的政治课教学大纲。
据此,初中一年级开设《政治常识》和《道德品质教育》,初中二三年级开设《社会发展简史》。
1961年,教育部又对这个《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作了修改,规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初三、高一、高二试用;
《道德品质教育》供初二、初三试用。
1963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实行全日制中小学新教学计划(草案)的通知》,正式规定中学政治课按年级依次设置《做革命的接班人》、《社会发展史》、《我国革命和建设》、《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课程。
其中,《做革命的接班人》《社会发展史》、《我国革命和建设》、《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等四种课本于1964年出版。
这是全国首次使用统编课本,其前三种为初中课程。
以统编教材的出版为标志,我们可以说中学政治课走过了它的形成历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在长达十年的动乱中,政治课主要是追随错误的政治运动的需要,从而变成了所谓“运动”课。
文革后,根据1978年印发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中学政治课开设《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四门课程。
其中,《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简史》在初中开设。
1982年2月,教育部按照分科设置课程的方式,同时印发了《初级中学青少年修养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初级中学社会发展简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高级中学政治经济学常识教学大纲(试行草案)》,《高级中学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教学大纲(试行草案)》。
这是建国以来第二套中学政治课教学大纲。
原拟初中开设的《政治常识》后改为《法律常识》,但没有印发教学大纲。
1985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规定:
“在初中阶段,要进行道德、民主和法制、纪律的教育,进行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常识的教育,使学生逐步养成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了解和遵守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树立遵守法律和纪律的观念,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方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树立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
”据此,1986年6月,国家教委印发了《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试验教学大纲(初稿)》。
这是建国以来第三个重新制定的中学政治课教学大纲。
据此:
初中一年级开设《公民》,初中二年级开设《社会发展简史》,初中三年级开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
正是以这个“改革实验大纲”的颁布为标志,中学政治课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在这一进程中,小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作为中小学德育的学科课程统称,首次得到正式规范。
1992年3月,根据形势的变化,国家教委印发了《全日制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试用稿)》,可算是第四套教学大纲。
据此,中学初中和高中各年级均不再分列课名,统称“思想政治”课。
其中,初中一年级重点进行公民道德和法制教育,初中二年级重点进行社会发展常识教育,初中三年级重点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宪法常识教育。
199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全面阐述了新时期德育课程改革的要求,提出了整体规划学校德育课程体系的任务。
作为落实《若干意见》精神的重要举措,国家教委于1997年4月印发了《小学思想品德与初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试行)》。
其意义不仅在于改进了规范教学内容和要求的方式,而且在于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一个完整阶段来整体规划。
课程标准表述了这一阶段的总体目标:
“小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实际,生动具体地对学生进行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公共生活、国家民族生活中的基本道德规范教育,进行思想方法、心理品质、法律意识、社会发展常识和基本国情的教育;
逐步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文明礼貌、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
初步使学生在基本的思想观点与道德观念上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在了解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树立崇高理想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责任感。
”据此,初中三个年级的课程,分别系统实施心理教育、法律教育、社会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的教育。
以上就是这此课程改革之前本课程设置历史沿革的轨迹。
【贺军】谢谢金老师。
听了您的梳理,相信我们的老师一定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这门课程的发展轨迹。
听了您的梳理,对照我们这次课程改革的课程设置,两相比校,我有这么一个突出感受,那就是:
传统的社会发展常识的教育没有了,法律教育、心理教育也不再单独设课了。
由此,我想说,再回到原先的话题:
“名称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名称变化是否意味着课程性质发生了变化呢?
换句话说,这是否如一些人诠释的那样:
这就是所谓“淡化政治”呢?
朱老师,您能为我们大家诠释一下吗?
【朱明光】好的。
对此,我的观点是:
这样的说法不对。
因为名称的变化意味深长,却没有改变我们对这门课程性质的认知;
“思想品德”取代了“思想政治”并不等于不讲政治。
这是我首先想阐述的一个观点。
就此而言,反思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改革历程,我认为有两方面经验需要汲取。
一方面,有关政治教育的内容,无论表现为“理论”还是“思想”,一向处于课程建构的主导地位和目标设置的最高层次,但这并不意味着课程所涵盖的“思想”只能是政治思想或终究要归结为政治思想;
课程所表达的“理论”只能是政治理论或注定要隶属于政治理论;
课程所联系的“实际”只能是政治问题或必须追随于时事政治。
也就是说,课程建设再也不能沿用“突出政治”的概念了。
所谓“突出政治”,是在“以阶级斗争为钢”的年代里形成的术语,具有用政治压倒一切,代替一切的泛政治化的特定含义。
实践证明,以“突出政治”来指导学科建设,丝毫不能提高学科的地位,只能破坏政治教育的声誉。
另一方面,随着课程改革不断深入,有关课程建设的探讨,又出现了所谓“淡化政治”的主张。
如有文章指出:
“政治教育不应是中小学生德育工作的重点,要突出非政治性内容,主要是做心理健康、人格完善、人际关系调整的工作”。
但从学科课程构成的角度看,问题并不在于所谓“非政治性的内容”存在与否或该不该得到加强,而在于实践表明以“政治的淡化”为代价,非但没有使那些“非政治性内容”得到加强,反而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整体上的滑坡。
从课程构成的意义上揭示“淡化政治”的特定含义,即把政治教育同其他德育任务截然分开、对立起来,实质上就是把政治教育从学校德育中排除出去了。
【金利】根据朱老师的分析,我的想法是,要从比较中去分析我们这门课程的价值,因为相对于一般学科课程,我们的课程毕竟有更为综合的课程目标和更为宽泛的学科背景,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就课程目标的整合而言,包括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律素质、心理素质,都是构成课程目标体系的要素。
●就课程的学科背景而言,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史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概念、原理和方法。
(举例:
我记得我们有位很优秀的初中思想品德学科老师在给同学上第一节思想品德课时,给孩子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请你们畅想,我们立身未来社会需要具备或掌握哪些方面的知识?
从孩子们头脑风暴式的回答中,大家一一总结出了法律、心理、经济、思维方法、道德等等,而这些知识都来源于我们的课程,所以它的学科背景非常广泛。
)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是其他任何学科课程替代不了的,也是国外相关课程无法类比的吗?
【朱明光】是的,或许正因为这门课程这一独具的综合性,才导致了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的误读。
同时,在我看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之所以能够读懂“名称的变化”,与其说应着眼于课程性质的坚守,不如说应着眼于课程建构的优化。
【贺军】我非常赞同您们二位的观点。
但是,即便如此,我想,全部问题仍然集中反映在如何看待政治教育的使命上,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想,大家一定会赞同这样的观点:
如果说对“突出政治”的检讨不应成为“淡化政治”的理由,那么对“淡化政治”的反思也不意味着回归到“突出政治”的老路。
那么,着眼于课程建构的优化,又应该如何反思以往的失误和教训呢?
换句话说,基于课程整合的方法论研究来解读课程名称的变化,其实际意义究竟何在呢?
朱老师,就此问题,想听听您的看法。
【朱明光】我认为,从政治课到思想政治课,再到思想品德课,名称变化的实际意义,概而言之,就在于我们对整体规划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德育课程目标的递进层次。
【贺军】但就此而言,我有一个担心,这是否又会走入另一个误区:
那就是把类别的划分与层次的划分混为一谈?
比如说,我们常常把学校德育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那种不注重层次的现象,描述为“倒金字塔”,并把这种成人化的问题归咎于过早的实施了政治教育。
其实,在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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