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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釉下五彩创始、盛昌于湖南醴陵,故称醴陵釉下五彩。
但釉下彩与釉上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回顾中国彩瓷发展史,不难发现釉下彩特别是釉下五彩的产生和发展,较釉上彩来说则较滞后。
明清以来,釉上彩早就五彩缤纷,五彩、粉彩、珐琅彩等先后产生,开创了明清瓷业欣欣向荣的景象。
而真正意义上的釉下五彩瓷,则在20世纪初才出现。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创制成因,首先得益于醴陵所处地域资源丰富。
醴陵,位于湖南东南部,与江西接壤。
这里群山环抱,山脉盘纡,间有平野,素有“吴楚咽喉”、“湘东门户”优势,因此自古以来受朝廷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地,秦代隶属长沙郡,汉初封长沙相刘越为醴陵侯,东汉置县。
光绪年间,湖南境内第一个火车站,也就建在醴陵。
此处瓷土、陶土、耐火泥、石灰石、沙石等非金属矿产资源尤为丰富,同时,醴陵林木繁茂,农耕富余,都对陶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醴陵又是我国陶瓷重要产地。
醴陵与长沙相近,仅百余公里。
长期以来,这一地区陶瓷业发达,特别是长沙窑,是晚唐至五代中国最有作为的瓷窑,对全国瓷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醴陵长期以来虽烧制陶瓷,但早期则以烧陶为主。
至清代中期瓷业才迅速发展。
醴陵瓷器的烧制发祥于沩山。
雍正七年,广东兴宁人廖仲威向沩山寺僧智慧赁山烧制瓷器,这便是醴陵瓷业蓬勃发展的开端。
至嘉庆年间,方圆数十里的瓷器高产区便以沩山为中心建立起来,呈现了醴陵传统制瓷的鼎盛态势。
至光绪二十二年,全县已有瓷厂480余家,龙窑200余座,窑工数千人,产品多达百余种,此时采购醴陵瓷的客商云集,以满足周边的需求。
醴陵彩瓷早期以釉下青花为主。
青花瓷多见牡丹纹饰,牡丹造型有图案化的,也有写意的,虽手法不同,但都清丽、明快、雅逸。
但迅速发展的醴陵瓷出现危机,产量上去了质量则比不上景德镇产品,时人称景德镇瓷为“镇瓷”,称醴陵瓷为“土瓷”,表明了质量差异的存在。
一部分瓷窑因此倒闭,存下的则顿悟而改进。
经改良后的醴陵瓷被称为“良瓷”。
“良瓷”釉上彩绘牡丹纹饰大型瓷器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这为釉下五彩瓷的诞生,打下良好的技术和艺术扎实基础。
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的盛行,也与湖南盛产牡丹有关。
湖南是我国牡丹栽培和应用重要地区之一,二千多年前牡丹已药用。
1974年长沙西汉马王堆墓葬中出土公元前2世纪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在治疗疽病的医方中记载了芍药的应用,有一方药材用“白蔹、黄芪、芍药、甘草……”,另一方用“白蔹、黄芪、芍药、楂……”。
汉灵帝时曾任长沙守的名医张仲景(公元150―210年),著《伤寒杂病论》,在治疗肾病的“肾气丸方”中,也有“牡丹皮”一味,“五十二病方”中的芍药,即是“肾气丸方”中的牡丹皮。
湖南观赏牡丹在唐代也渐盛并见诗咏。
唐代齐已(约公元860―937年),祖籍湖南益阳县(今益阳市赫山区),为唐末五代时期著名诗僧。
齐已《湘中春兴》诗:
“两歇江明苑树干,物妍时泰恣游盘。
更无轻翠胜杨柳,尽觉浓华在牡丹。
终日去还抛寂寞,绕池回却凭栏干。
红芳片片由青帝,忍向西园看落残。
”
清代湖南牡丹栽种繁盛,许多州府地方志都有牡丹观赏、栽培牡丹的记载。
清道光《古丈坪厅志》载:
“牡丹四月花发浓艳,不减洛阳之产。
”还出现了反季节栽培,道光年间有《秋日月布园赏牡丹》、《冬日赏牡丹》诗描写了湖南牡丹秋日重开,冬日绽放的异事。
醴陵釉下五彩瓷创制引领者为清代末年持有改革思想的熊希龄、文俊铎俩人,其中熊希龄所起的作用更大。
有趣的是,他俩既不是美术家,也不是瓷艺家而是地位显赫的政界巨头。
熊希龄(公元1870―1937)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别名熊凤凰,字秉三,出生于湖南凤凰县。
毛主席对这位曾任民国总理的政治家、教育家、慈善家曾这样评价:
“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做过许多好事。
”正因熊希龄是这样的人物,所以他具有振兴醴陵瓷业的驾驭能力。
熊希龄因仕途遇到曲折后,才从事实业救国,经营醴陵瓷业的。
熊希龄1891年中举人,1892年中式贡士,1894年补应试成进士,朝考后翰林院庶吉士,官至二品。
1898年助湖抚陈宝箴推行维新新政,1898年因戊戌政变被革职。
于是念起实业救国。
光绪三十年(1902),他随湖南巡抚端方前往日本,考察工商企业。
在日本,先后考察京西、大阪、濑户等地瓷业,眼见日本瓷业比中国发达,由此产生振兴中国瓷业的想法。
回国后,他即与醴陵籍大学士文俊铎到醴陵调研。
熊希龄认为,醴陵瓷业不振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和设备的落后,手工制作的瓷器产品质量不高,窑户分散,管理混乱,无法形成规模生产,无序竞争也使资源无法合理使用。
1904年他作《为创兴醴陵瓷业》上书湖南巡抚端方,提出了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成立公司,规模经营,力陈瓷业振兴主张。
他的主张得到了清政府支持,慈禧太后并拨款12万两银子。
1906年春节,官立湖南瓷业学堂开学,又采取股份公司形式,向官僚、富豪募集股份。
1906年他开办了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并出任瓷业学堂校长和瓷业公司总经理。
文俊铎出任学堂监督,主持日常。
他们从当地和景德镇引进文化、工艺、美术等方面优秀技师,还从日本引进10多位教员。
不久醴陵瓷业出现了由粗瓷向细瓷转化,由固守传统向创新转化,由分散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的新气象。
醴陵釉下五彩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06年光绪去世之前脱颖而出,艺惊四海。
宣统元年(1909年)醴陵釉下五彩瓷,获得了武汉劝业奖进会一等奖。
宣统二年,又获南洋劝业会最优奖。
1911年和1915年在国际上分别获得意大利都朗博览会最优奖、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牌奖。
据1911年4月6日《时报》报导:
赞称醴陵釉下五彩瓷“极精良”、“形式花样无不玲珑轻巧”、“名声日隆”、“销额骤增至数十倍”。
在上一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景德镇瓷业受到严重影响,醴陵则借助地处偏坳的优势,得以坚挺,瓷器生产工场由77个增加到133个,釉下彩瓷被誉为“国瓷”和“中华瓷王”,醴陵所产瓷器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醴陵与景德镇、德化享有中国三大瓷都的美名。
早期的釉下五彩瓷,绘画风格具有明显的日本风味,如釉下彩“墨色雪景瓶”、“山水瓶”、“花鸟瓶”等。
出现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瓷艺先进性的影响力起了作用。
当时日本瓷器在中国已有广泛市场,醴陵瓷的开创者熊希龄更是对日本瓷器极力推崇,还请来日本优秀技师在学堂里指导,传授技艺,这样日本艺风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创制釉下五彩的同时,颜料的开发也紧锣密鼓,学堂里成功制造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五种釉下颜料,有力助推釉下五彩的成功,随之,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瓷也就在这时问世。
醴陵釉下五彩瓷牡丹纹饰精美,釉下五彩花卉凤尾瓶最具代表性。
瓶高55.8厘米、口径27.5厘米,为大型的陈设用瓷。
制作于宣统年间,醴陵釉下五彩瓷早期产品。
器型高大,长颈鼓腹,瓶体彩绘牡丹、芙蓉、牵牛、菊花等,花卉繁密,五彩缤纷。
此凤尾瓶图案既曾似相识,体现了传统纹饰的要素;
又具立异而夺人眼球,传递了日本纹饰的新趣。
醴陵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瓷刚一出现,即赢得社会器重而成为贵重的交际礼品。
瓶器的右上方墨书“?
恃羯惺榫?
鉴,属吏晏元枢监制”,表明此瓶是下属赠送给上级的礼物。
器底书“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正是熊希龄主持醴陵瓷业如日中天的时期。
早期制作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瓷绘制十分精良,多为瓷业学堂的学员之手。
这些学员有的原是瓷厂画工,有的是招募来的社会善画人员,在学堂里他们接受系统的日本优秀教员调教,故个个都持有非同一般的技艺。
釉下五彩牡丹纹饰,在花卉题材的应用中十分广泛。
日用的碗、盘、杯、肥皂缸等等。
即使一些人物山水的大型器,也常采用牡丹纹饰作点缀。
如“釉下五彩山水人物瓶”的颈部用牡丹纹饰,牡丹一朵在瓶颈上展现,顿使这山水人物瓶神采飞扬。
醴陵釉下五彩出现后的半个世纪,一个新的发展态势不时引起人们的注目。
为了提高产量,醴陵瓷艺家在“三烧制”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二烧法”。
醴陵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多次生产国家领导人和国礼用瓷。
于是,这类优质醴陵釉下五彩瓷被誉为“红官窑”,2008年醴陵釉下彩瓷的烧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各地艺术家参与醴陵瓷器创作,也取得骄人业绩,如上海汉光瓷为在都市弘扬釉下五彩瓷艺术,创作了大量具有现代特色的优秀作品,为牡丹纹饰瓷器增添异彩。
笔者与醴陵有缘,与醴陵瓷艺家联手进行了十多年的牡丹纹饰专题瓷器创作探索。
醴陵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瓷经过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
醴陵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绘制、烧造工艺等,与以往的瓷器加工迥然不同,完美效果取决于独创的“三烧制”,即经过三次入窑烧制。
第一烧:
又称素烧,将瓷胎入窑在900°
C以下的低温烧成素胎,以增加瓷胎的硬度。
第二烧:
又称扣烧,在经一烧后的瓷胎上进行彩绘,然后入窑烧至1000°
C以上,使彩绘颜色固附在胎体上。
第三烧:
又称本烧,在二烧后的器体表面施釉,将画面覆盖釉下,再入窑用1350?
?
C以上高温烧成产品。
釉下五彩牡丹纹饰采取的是中国绘画工笔写实风格。
如《釉下五彩承露柱瓶》,花蕾和盛开的花朵、繁茂的叶片和花托、叶柄细小处都以极其写实的工笔手法描绘,一丝不拘,形象十分逼真。
然而,又与工笔技法不一样,通常工笔牡丹纹饰都是以黑线勾勒,而醴陵釉下五彩工笔勾勒却是白线。
这一特殊效果是通过“三烧制”的第二次焙烧时形成的。
绘画牡丹纹饰先用烟墨工笔勾线,然后分水着色。
因勾勒所用黑彩由乳香油调配,所以分水着色时,流质的色料遇到线条时即能受堵而止,不会渗到黑线的外面。
这黑线勾勒的线条则在第二次高温焙烧时挥发消失,于是留出奇特的、装饰性很强的白色线条。
釉下五彩牡丹纹饰采用分水法着色浓淡变化。
分水着色是将所需的薄浆状彩料填入勾勒的线条内,然而通过上下、左右的倾侧摇动,使色料在釉面上产生厚薄变化。
焙烧后就产生色料厚处色深、薄处色淡的滋润且无笔痕的艺术效果。
画工精湛技巧使多瓣牡丹纹饰的整体感和立体感生动地体现出来。
釉下五彩的牡丹纹饰因是在釉层的覆盖下呈现,故具有一般彩瓷不具备的诸多优点。
釉上彩所施颜料中常含有铅、镉等有毒物质,在低温烧制的过程中,这些有毒物质不能被有效排除而残留在瓷器表面,人们在使用这类瓷器的过程中便会侵入人体而产生不良后果。
釉下彩则在施彩之后再施釉,颜料上覆盖致密似玻璃质的釉层,有毒物质就不会渗出。
在釉层保护下的彩绘,也不易被磨损,不会被酸、碱腐蚀。
醴陵釉下五彩瓷牡丹纹饰,并不都是五彩缤纷,单一色调的表现手法则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空间。
如《釉下彩光华翠彩蛋瓶》,画面统一由蓝色调画成,用较重的蓝色绘画花叶,使主体花朵形象突出;
用较淡的蓝色绘画牡丹花朵,仅是花蕊和花托部分稍加黄彩和红彩,出使单纯的色调产生变化。
采用单一色调绘制牡丹纹饰,整体感强,更显文静典雅。
用同一色调表现牡丹纹饰,常见还有黄色、红色和墨色等。
如此平滑光亮,色泽晶莹柔润,艳丽而不俗,淡雅有神的釉下五彩牡丹纹饰瓷,也就拥有了“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馨”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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